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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8日至27日,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率领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挺进大西南时路过常德,在此停留近20天。我当时作为南下干部、常德支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亲自接待了他们,并聆听了邓小平的教诲。回想那段经历,至今还难以忘怀。
1949年8月8日,地委书记乔晓光通知我说,二野部队准备在常德住一段日子,要求成立支前司令部,做好服务工作。8月15日,支前司令部宣告成立,常德地区专员王含馥兼支前司令部司令员,时任常德地区副专员的我兼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常德军分区政委孙卓夫兼支前司令部政委。我们当时的分工是:王含馥抓地区专署的工作,孙卓夫抓剿匪工作,我全面负责支前司令部的工作。支前司令部驻地在常德美孚石油公司,位置恰好在长沙至常德的轮船码头上。
一天,乔晓光告诉我,刘伯承、邓小平将于11月8日到达常德。由于常德刚解放不久,社会情况复杂,为保密起见,省委通知,直接由我负责迎接,同时做好保卫工作。我接到命令后,立即组织力量,研究部署迎接和保卫工作。我找到常德地区公安处赵玉处长及常德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吩咐他们做好保卫工作。与此同时,还要求时任常德市市长的赵墨轩对欢迎人群的选择和排列做了精心安排。工作部署停当后,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期待着首长们的到来。
8日下午3时得到消息,刘伯承、邓小平乘汽车已从长沙出发,即将抵达常德。我马上和二野三兵团参谋长王蕴瑞等有关同志一起赶到轮船码头等候。下午4时许,看见从沅水河南岸来的一艘渡轮靠近了轮船码头,轮船上有三辆美式吉普车,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下了车,站在轮船上,聚精会神地看着宛延曲折的沅水和岸边这座湘西首府——常德市。轮船靠岸后,我们马上上船迎接。我们走到他们面前,王蕴瑞参谋长认识他们,便把我介绍给刘伯承、邓小平首长。介绍完后,刘伯承、邓小平和我们一一握手,之后我们陪着他们下了船上了码头。这时从下南门一直到白云中学(当时是二野临时司令部驻地),常德驻军和地市县机关干部及广大市民,排成长队,手持写有“欢迎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等口号的红、绿三角小旗夹道欢迎。锣鼓喧天,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两位首长为感谢常德人民盛情,临时决定弃车步行到白云中学。此时天空中下着小雨,警卫员忙把伞打开准备给邓小平遮雨。邓小平把手一摆,说:“群众都在雨中站着。”邓小平当时穿着一件普通战士的灰军装,满脸微笑,精神抖擞地迈着稳健的步伐向两边夹道欢迎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一直走到了白云中学。到了白云中学院内,二野三兵团负责人陈锡联、谢富治出来迎接。我们刚进到房间一落座,邓小平就关心地问我是冀南哪个县的,担任什么工作?我答道:“我是巨鹿县人,曾在广宗县件只区战委会任主任。”接着我又对他说,刘伯承当年在广宗县件只村“郭四狗”(当地大地主)家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时,会场就是我布置的。他听后笑着对我说:“那我们还是老熟人嘛!”随后我向他汇报了支前工作的情况。汇报完后,王蕴瑞又补充了几句,说支前司令部对部队帮助很大,什么都不缺了,支前工作做得好。这时,邓小平站了起来,握着我的手说:“常德是鱼米之乡,支前工作做得好,部队休整得好,你们对解放大西南作出了贡献。”
11月10日上午,地委书记乔晓光接到通知,到邓小平那里汇报并介绍接管工作的经验。乔晓光叫我也一同前往。我们去后,乔晓光首先向邓小平汇报了南下常德队伍的基本情况。当说到“南下干部到常德的有2000余人,地、县、区三级领导班子齐全,连县的部长、局长、干事、科员和区里的书记、区长、助理员都基本上是成套配备的,每个县都配了100多名干部”时,邓小平插话说:“你们工作搞得很快,很好,很顺利,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我这次到大西南带的干部不多,到那里主要靠地下党。”
乔晓光随后又向邓小平介绍了常德匪情。邓小平插话道:“湘西土匪有许多年的历史,股多,人多,他们如果和这里的土匪、国民党残余势力结合起来,你们在常德就会坐不稳,你们不消灭土匪,就不算真正接管常德。”乔晓光忙解释:“我们剿匪没有力量,各县人多,枪少,部队少。”邓小平听到这个情况,沉思片刻后说:“你们力量不够,可以跟省委打报告,叫他们派兵。”
乔晓光向邓小平汇报了工商业、物价等方面的工作。邓小平最后指出:“工厂接管后就要立即开工,要把商业搞好,使物资流通。工厂不生产,商业就不能正常运营。另外还要掌握住粮食。粮食掌握不住,物价就稳定不了。”
汇报结束后,我们回到地委,马上开会研究贯彻落实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会后对工作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部署。首先给省委打报告,要求派部队到常德来剿匪。很快,解放军一六0师师长朱子休带队到常德来剿匪,没过多久,几股土匪都被消灭。其次我们就接管工厂专门开了工厂厂主会,跟他们讲明政策,鼓励他们继续生产。随后又开了工人大会,号召工人赶快生产。另外还依靠当地吉春堂(药店)的老板,召集一些商业资本家开会,动员他们立即开门营业,使货物畅通。再就是征收粮食4亿斤,把光洋兑换成人民币等等。采取这些措施后,常德社会秩序稳定,物资充足,物价渐稳,呈现出一派祥和的景象。
邓小平在常德停留期间,非常关心和及时指导地方工作,曾于11月11日在市民众戏院(今市人民电影院)给常德地区党、政、军领导及其机关干部作过形势和新区工作报告。他精神焕发,站在讲台上,没有讲稿,也没有麦克风,声音洪亮,一口四川话,但吐字清楚。他中间不休息,一直讲了近三个小时,字字入耳,语重心长,使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邓小平在报告中,首先讲了长沙解放以来的军事、政治形势。当时除西南、华南外,全国已大部分解放,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他讲了新时期的任务和方针政策,他讲了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国民党起义人员采取宽大政策,并按“立功受赏”的原则,对他们委以重任。还讲了实行这个政策的重大意义。最后他对地委几个月来的新区工作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常德地委乔晓光到新区几个月时间,抓了三项主要工作:一是接管城乡政权,二是剿匪反霸,三是筹粮支前。南下干部同地下党一起通力合作,初步打开了新区的局面。这些具体经验对西南新区工作是值得参考的。在讲到干部问题时,邓小平对发挥地下党的作用,大胆培养起用本地干部做了明确的指示。
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常德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西南局设在常德军分区(现市第一中医院)。就在这里,邓小平和刘伯承两位领导向盘踞在云、贵、川的国民党残部发出通告,促使西南数十万国民党官兵举行起义。
2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率前线指挥部全体成员离开常德,奔赴大西南。
1949年8月8日,地委书记乔晓光通知我说,二野部队准备在常德住一段日子,要求成立支前司令部,做好服务工作。8月15日,支前司令部宣告成立,常德地区专员王含馥兼支前司令部司令员,时任常德地区副专员的我兼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常德军分区政委孙卓夫兼支前司令部政委。我们当时的分工是:王含馥抓地区专署的工作,孙卓夫抓剿匪工作,我全面负责支前司令部的工作。支前司令部驻地在常德美孚石油公司,位置恰好在长沙至常德的轮船码头上。
一天,乔晓光告诉我,刘伯承、邓小平将于11月8日到达常德。由于常德刚解放不久,社会情况复杂,为保密起见,省委通知,直接由我负责迎接,同时做好保卫工作。我接到命令后,立即组织力量,研究部署迎接和保卫工作。我找到常德地区公安处赵玉处长及常德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吩咐他们做好保卫工作。与此同时,还要求时任常德市市长的赵墨轩对欢迎人群的选择和排列做了精心安排。工作部署停当后,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期待着首长们的到来。
8日下午3时得到消息,刘伯承、邓小平乘汽车已从长沙出发,即将抵达常德。我马上和二野三兵团参谋长王蕴瑞等有关同志一起赶到轮船码头等候。下午4时许,看见从沅水河南岸来的一艘渡轮靠近了轮船码头,轮船上有三辆美式吉普车,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下了车,站在轮船上,聚精会神地看着宛延曲折的沅水和岸边这座湘西首府——常德市。轮船靠岸后,我们马上上船迎接。我们走到他们面前,王蕴瑞参谋长认识他们,便把我介绍给刘伯承、邓小平首长。介绍完后,刘伯承、邓小平和我们一一握手,之后我们陪着他们下了船上了码头。这时从下南门一直到白云中学(当时是二野临时司令部驻地),常德驻军和地市县机关干部及广大市民,排成长队,手持写有“欢迎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等口号的红、绿三角小旗夹道欢迎。锣鼓喧天,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两位首长为感谢常德人民盛情,临时决定弃车步行到白云中学。此时天空中下着小雨,警卫员忙把伞打开准备给邓小平遮雨。邓小平把手一摆,说:“群众都在雨中站着。”邓小平当时穿着一件普通战士的灰军装,满脸微笑,精神抖擞地迈着稳健的步伐向两边夹道欢迎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一直走到了白云中学。到了白云中学院内,二野三兵团负责人陈锡联、谢富治出来迎接。我们刚进到房间一落座,邓小平就关心地问我是冀南哪个县的,担任什么工作?我答道:“我是巨鹿县人,曾在广宗县件只区战委会任主任。”接着我又对他说,刘伯承当年在广宗县件只村“郭四狗”(当地大地主)家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时,会场就是我布置的。他听后笑着对我说:“那我们还是老熟人嘛!”随后我向他汇报了支前工作的情况。汇报完后,王蕴瑞又补充了几句,说支前司令部对部队帮助很大,什么都不缺了,支前工作做得好。这时,邓小平站了起来,握着我的手说:“常德是鱼米之乡,支前工作做得好,部队休整得好,你们对解放大西南作出了贡献。”
11月10日上午,地委书记乔晓光接到通知,到邓小平那里汇报并介绍接管工作的经验。乔晓光叫我也一同前往。我们去后,乔晓光首先向邓小平汇报了南下常德队伍的基本情况。当说到“南下干部到常德的有2000余人,地、县、区三级领导班子齐全,连县的部长、局长、干事、科员和区里的书记、区长、助理员都基本上是成套配备的,每个县都配了100多名干部”时,邓小平插话说:“你们工作搞得很快,很好,很顺利,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我这次到大西南带的干部不多,到那里主要靠地下党。”
乔晓光随后又向邓小平介绍了常德匪情。邓小平插话道:“湘西土匪有许多年的历史,股多,人多,他们如果和这里的土匪、国民党残余势力结合起来,你们在常德就会坐不稳,你们不消灭土匪,就不算真正接管常德。”乔晓光忙解释:“我们剿匪没有力量,各县人多,枪少,部队少。”邓小平听到这个情况,沉思片刻后说:“你们力量不够,可以跟省委打报告,叫他们派兵。”
乔晓光向邓小平汇报了工商业、物价等方面的工作。邓小平最后指出:“工厂接管后就要立即开工,要把商业搞好,使物资流通。工厂不生产,商业就不能正常运营。另外还要掌握住粮食。粮食掌握不住,物价就稳定不了。”
汇报结束后,我们回到地委,马上开会研究贯彻落实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会后对工作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部署。首先给省委打报告,要求派部队到常德来剿匪。很快,解放军一六0师师长朱子休带队到常德来剿匪,没过多久,几股土匪都被消灭。其次我们就接管工厂专门开了工厂厂主会,跟他们讲明政策,鼓励他们继续生产。随后又开了工人大会,号召工人赶快生产。另外还依靠当地吉春堂(药店)的老板,召集一些商业资本家开会,动员他们立即开门营业,使货物畅通。再就是征收粮食4亿斤,把光洋兑换成人民币等等。采取这些措施后,常德社会秩序稳定,物资充足,物价渐稳,呈现出一派祥和的景象。
邓小平在常德停留期间,非常关心和及时指导地方工作,曾于11月11日在市民众戏院(今市人民电影院)给常德地区党、政、军领导及其机关干部作过形势和新区工作报告。他精神焕发,站在讲台上,没有讲稿,也没有麦克风,声音洪亮,一口四川话,但吐字清楚。他中间不休息,一直讲了近三个小时,字字入耳,语重心长,使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邓小平在报告中,首先讲了长沙解放以来的军事、政治形势。当时除西南、华南外,全国已大部分解放,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他讲了新时期的任务和方针政策,他讲了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国民党起义人员采取宽大政策,并按“立功受赏”的原则,对他们委以重任。还讲了实行这个政策的重大意义。最后他对地委几个月来的新区工作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常德地委乔晓光到新区几个月时间,抓了三项主要工作:一是接管城乡政权,二是剿匪反霸,三是筹粮支前。南下干部同地下党一起通力合作,初步打开了新区的局面。这些具体经验对西南新区工作是值得参考的。在讲到干部问题时,邓小平对发挥地下党的作用,大胆培养起用本地干部做了明确的指示。
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常德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西南局设在常德军分区(现市第一中医院)。就在这里,邓小平和刘伯承两位领导向盘踞在云、贵、川的国民党残部发出通告,促使西南数十万国民党官兵举行起义。
2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率前线指挥部全体成员离开常德,奔赴大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