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八月，大将李光弼奉命镇守太原，以抗击安禄山叛军。到任之初，他就杀掉了一个恃宠犯法的侍御史崔众。这本来是一个很平常的历史事件，可是三种史书的记载却颇有不同。
　　《资治通鉴》的记载最为简单：“光弼怒，收（崔众）斩之，军中股栗。”
　　《新唐书·李光弼传》则详细多了：“会使者至，拜（崔）众御史中丞。光弼曰：‘众有罪，已前系，今但斩侍御史。若使者宣诏，亦斩中丞。’使者内诏不敢出，乃斩众以徇，威震三军。”
　　《旧唐书·李光弼传》的记叙最为完整：“倾之，中使至，除（崔）众御史中丞。光弼曰：‘众有罪，系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中使惧，遂寝之而还。翌日，以兵仗围众，至碑堂下斩之，威震三军。”
　　原来，在崔众被杀之前，还有这么一段小插曲：皇帝的使者来了，当他听说皇帝要提升的崔众因为犯了罪而被拘押时，就捧出圣旨让李光弼看，说是皇上已提升崔众为御史中丞了。哪知李光弼根本不买账，冷冷地回答：我今天只想杀一个侍御史；如果宣读了圣旨，那我就杀一个御史中丞吧；如果圣旨拜崔众为宰相，我也只好杀一个宰相了。总之，崔众因为犯了罪，非死不可！而那个使者呢，也被吓坏了，根本就不敢再拿“圣旨”来压李光弼，只得灰溜溜地回去了。
　　一段普普通通的史料，在这几个著名的史学家手中，为何越写越少呢？我想，或许是一个“讳”字。
　　本朝人写本朝史需要讳，当代人写当代人尤其需要讳，刘昫与欧阳修、司马光都是写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的史事，为什么刘昫不讳而欧阳修与司马光要讳呢？何况刘昫在名声、才气、成就等方面都远远不如后两人。思来想去，只找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欧阳修与司马光是在为“神圣”的君权讳，为至高无上的皇权讳。
　　刘昫生活在五代，五代是一个乱世，皇权被相对削弱了，君权自然也没那么“神圣”了。乱世，不但皇权被削弱，士民百姓更是饱受战祸之苦，纷纷慨叹：“宁为太平犬，不为离乱人。”然而，乱世，老百姓不必为一句话而身陷囹圄，读书人也不必为一篇文章而惨遭灭族。皇权不那么强大了，文网也不那么严密了，记下一段李光弼蔑视皇权、怒斩崔众的史实，打什么紧？
　　然而在欧阳修的时代可不同了。北宋政权虽然未能像唐朝那样完成真正的“大一统”，但毕竟结束了五代十国时的分裂割据局面，皇权大大加强了。无论修史还是写诗词文章，怎能与神圣的皇权相抵牾？欧阳修或许会想：崔众犯了罪，固然该杀，皇上不知内情，提拔他升官，错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照杀无误。你李光弼照杀无误，我欧阳修就不能照记无误？可是你说什么“若拜宰相，亦斩宰相”，这就太过分了。你李光弼不过是一个节度副使，一介赳赳武夫，凭什么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你还把不把皇上放在眼中？若不是“将在外”，若不是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岂能容得这种“狂悖”之言，谁能保证你李光弼不遭致杀身之祸！欧阳修显然是很为自己的这一删得意的：既保留了李光弼敢作敢当的个性，又维护了赫赫皇权。
　　而到了司马光那里，此时的北宋政权更加腐败，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当然也就更加需要维护“神圣”的皇权。或许司马光已深有体会，自己就因为反对变法的言论过于激烈而遭贬抑。总之，司马光连那“亦斩中丞”也容不得了——因为即使你李光弼有理，也不该公然违抗皇上的意旨，不是说“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吗？那么君要臣活，你却不让他活，能算忠吗？不过，司马光毕竟是一个出色的史学家，他深知，李光弼是大唐名将，平定安史之乱，客观上已经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皇权，这段杀崔众的史料，不记是不行的。为了维护神圣的君权，也为了替李光弼这位名将讳一讳——讳掉其“目无君父”的言行，司马光毫不犹豫地挥起了砍刀，砍得一段丰富的史料只剩下“光弼怒，收斩之”六个字！
　　（作者单位：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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