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希伯来语作家阿格农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展示了二十世纪初到七十年代犹太社会与文化的剧变。国内学者基本上将阿格农定位为弘扬犹太传统的作家，但实际上阿格农并没有将自己禁锢在犹太文化传统的藩篱之内，而是时常以小说来参与犹太世界的现实变革。他在194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昨日未远》便呈现了第二次阿里亚这一现代犹太民族的重要历史进程，并敏锐地洞悉了其中蕴涵的矛盾与悖论。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希伯来语作家阿格农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展示了二十世纪初到七十年代犹太社会与文化的剧变。国内学者基本上将阿格农定位为弘扬犹太传统的作家，但实际上阿格农并没有将自己禁锢在犹太文化传统的藩篱之内，而是时常以小说来参与犹太世界的现实变革。他在194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昨日未远》便呈现了第二次阿里亚这一现代犹太民族的重要历史进程，并敏锐地洞悉了其中蕴涵的矛盾与悖论。
其他文献
盖尔·琼斯的《抱歉》通过揭示澳大利亚一个白人移民家庭的创伤经历来折射历史遗留问题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被偷走的孩子”是二十世纪初澳大利亚政府实行种族同化政策的产物,1997年《带他们回家》报告公布,引发了公众对该现象的深切反思并触发了一系列“被偷走的孩子叙述”的面世。由于身份的限制,该类叙述一向是具有土著血统的作家的专属领域。作为白人女作家,琼斯大胆闯入这一禁区,她的小说反映了作为曾是加害者的白人的后裔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民族和解的期盼,同时也透露出多元文化主义指引下的澳大利亚社会对于文化融合的不断思索。
莎士比亚后期浪漫剧《暴风雨》是一部以被颠覆的秩序最终得到恢复为主题的作品。剧中普洛斯彼罗用以“恢复秩序”——亦即夺回自己的公国、迫使昔日的敌人忏悔并与之达成和解——的工具是他的魔法，普洛斯彼罗通过它得以在强迫对手悔过向善的同时使他们的道德自新如同自然发生的一样。人人自发向善是神话中黄金时代的一个特点，普洛斯彼罗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重现了黄金时代的景象。而这一乌托邦幻景对魔法的依赖也揭示出一个悖论：关于黄金时代的神话虽然从不提“王权”，但黄金时代实质上却是王权运用到极致情况下的产物。
本文试图探讨欧美及俄罗斯的现代主义文学的伦理态度问题。首先，本文梳理了“现代化”概念的词源学和文献学内涵，以主体性和自由为维度确立现代化的伦理含义。然后，本文以《恶之花》、《巴黎的忧郁》、《魔山》、《荒原》、《穿裤子的云》、《变形记》、《世界之战》、《尤利西斯》、《奥兰多传》及《追忆似水年华》为例，从现代伦理危机的隐喻、现代人的伦理境遇、现代主义文学的道德造就这三个方面展开研究。最后，本文提出现代主义文学是以死亡、物性人、经济客体、可疑的现代性身份、神话循环、同体性、反思性怀旧为伦理向度标记，以文学经验的
关于上海钱庄的起源学术界众说纷纭，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比较、映证、甄别和对照分析，认为上海钱庄最早于乾隆初期由绍兴煤炭肆商人所创，具体时间应在1740—1750年代前后。上海钱庄业在行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货币兑换到信用放款，从兼营到专营，以及内部等级分化的三次分离。
俄罗斯带给康拉德的不仅有创伤性记忆，更有窥探的诱惑。其《在西方目光下》中的俄罗斯有着多重形象：它是侵入“中心”、需要被驱散的幽灵，但作为“自尊心受辱”的民族的代表，它又被想象为一个能够部分抵抗西方欲望的独立世界。不同的文明价值与模式在被专制制度挤压的空间里发生激烈碰撞，最终为康拉德呈现人类生活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提供了绝佳范本；而对俄罗斯的书写，也反过来推动作家发掘出一些更为隐秘的自我意识。
本文结合1707年英苏联合至1815年间的历史语境，对司各特《红酋罗伯》中苏格兰草根费尔塞维斯的“自由贸易者”形象进行阐释。本文认为，在英格兰派往苏格兰的收税官帮助联合政府以英格兰税收模式在苏格兰征收名目繁多的税种这一历史语境中，费尔塞维斯的非法贸易被美化成公平贸易或者自由贸易，被视作一种对于古老的苏格兰的自由的“忠诚”，它表达了苏格兰民众对自由市场的渴望，费尔塞维斯的英文名Fairservice（公平服务）也因此代表了当时苏格兰人心目中的公平贸易。
弗·雷·利维斯的语言观是其诗歌批评的核心，也是支撑其批评大厦的支柱。通过考察利维斯对英国诗歌史的“重新评价”，尤其是他为帮助英语现代主义诗歌在理论上摆脱维多利亚时代诗歌遗风的桎梏所进行的批评实践，本文分析了利维斯所提倡的理想的诗歌语言即口语化和生活化的“鲜活的语言”的内涵和特征。通过将语言与生活相联系，利维斯发展出了融合道德、哲学和文化元素的整体语言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一再指责伊迪丝·华顿是一位种族主义作家，但这样的指责值得商榷：一则华顿熟悉并推崇的达尔文进化论，特别是达尔文有关人类种族起源的论述，并不支持种族主义；二则批评者往往以《欢乐之家》中的白人种族至上主义和反犹主义观念为文本依据批评华顿的种族观念，但这样的文本依据反映的并非华顿本人的种族观念，事实上，《欢乐之家》中的种族主义观念应该是华顿试图通过人物刻画和情节安排所要质疑和对抗的对象。
日本进入平安时代之后，基于感叹词“哀”发展而来的“物哀”才逐渐具有了相对稳定的内涵，并随着紫式部《源氏物语》的传播而渐渐广为人知。后经本居宣长的整理升华，“物哀”从歌论扩展为系统的物语论，但并未占据文坛与思想的主流地位。进入近代后，因军国主义理论需求，宣长理论中的“国体”论被经典化，而“物哀”论则被边缘化。到了现代，“物哀”被发展为日本建构国家认同的工具，并一度被通俗化为贯穿日本古今文艺的“情操性”观念，由此逐步成为了日本的国家表征并不断得到加强。
“客体化”和“真诚”原则的提出反映了客体派诗人对以象征诗学为代表的西方诗学传统及其深层伦理危机的反思和应对。借助创新的客体化形式深挖语言的物质性并遏制移情机制和修辞话语，客体派试图削弱主体意识对意义生成机制的统制，重建语言与世界的直接性，以挑战形而上学传统下西方诗学话语的主体意识崇拜及其工具化语言观。这不仅是客体派诗人探索美学创新的需要，更是他们倡导真诚原则的伦理实质。基于特定社会语境及自身的阶级、族裔认同，客体派诗人更早地意识到主体意识崇拜所隐含的对他者的话语暴力，从而意在通过客体化策略探索一套新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