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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服务动机是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一项新课题，其正式概念由佩里和怀斯于1990年提出，随后便受到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和持续关注。近十年左右，我国学者对不同组织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骤增，本文主要探索国内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因素和结果导向两个方面的文章，并对总体研究的优势和两方面研究的不足做出总结。
【关键词】：公共服务动机 公共服务动机影响因素 公共服务动机结果导向
1.国内公共服务动机的前因变量研究
Perry在组织在培育培育公共服务动机中的作用一文中写到，组织环境、专业资格认定、繁文缛节、组织的改革倾向、获得组织成员资格的时间长短等均会对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产生影响。
1.1国内公共服务动机前因变量的研究现状
王亚华和舒全峰（2018）发现中国乡村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在年龄、性別、学历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收入认知和工作满意度等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和因果关系，原因在于收入认知是对收入水平的一个相对评价，即主观上认为收入水平的相对高低程度。叶菲菲和刘碧强（2016）认为不能否认的是物质诱因机制能够使以金钱为工作目标的政府公职人员更加努力工作。同时提出，虽然党政干部受“复合利益”驱使，但如果仅仅只是依靠其工作上的兴趣，而无法做到有效的绩效奖酬，可能诱发“钱权交易”等现象。另外，在更早期，也有不少学者根据对不同主体的考察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叶先宝、赖桂梅发现管理者的行政级别不同往往会导致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值不同，但是并不存在同升同降的正比关系。张廷君认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民主治理的认同性越高。寸晓刚则发现新一代大学生的公共服务动机是一个随个体社会化进程而发展的多因动机。
1.2对国内公共服务动机前因变量的研究述评
随着最近十年左右国内对公共服务动机影响因素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的视角也不断发生着变化，早期来看研究仅仅局限于影响因素是什么的探讨，通过对某一特定群体的调查研究，做出统计和分析，进而得出结论，近些年开始探索传统公共服务动机中的维度是否符合我国本土，开始根据历史、文化、社会等环境，通过质性发现影响公共服务动机的因素等。但在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因素方面，国内学者大多关注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而对组织内部领导风格等微观变量则缺少充分的关注。
2.国内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果导向研究
2.1国内公共服务动机结果导向的研究现状
在对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面满意度的关系的研究中，朱春奎（2012）发现公共政策制定吸引力与自我奉献两个维度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在对公共服务动机与社会联系的研究中，王浦劬（2018）探究结果显示公务员非自利性的公共服务动机与联系群众的偏好呈正相关，公务员对政府干预的偏好与公务员联系企业的偏好页呈正相关。在对公共服务动机与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中，邱茜（2017）的研究显示组织认同在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公务员的高公共服务动机将导致高水平的组织认同，进而会参与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来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在对公共服务动机与职业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中，郑楠（2017）、周恩毅（2017）发现公共参与吸引、公共价值承诺、同情心和自我牺牲对职业幸福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公共价值承诺对职业幸福感的预测力最佳。
2.2国内对公共服务动机结果导向的研究述评
总体而言，国内对公共服务动机结果导向的研究范围广，研究面较大，基本都是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探索两者基本要素的一些相关度。但这些研究由于时间和控件的限制，基本上样本都只来源于一小部分地区，虽然研究数量众多，但都没有形成普遍意义上的研究结论，同时样本所选择群体的差异也导致结论的形成不便于推广。另外，在结果导向的研究中，国内学者的关注焦点又集中于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以及个体绩效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去发掘公共服务动机与其结果变量之间调节变量的作用。
3.对国内公共服务动机影响因素及结果导向研究的述评
我国目前对于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无论是从样本的选取主体还是从研究的问题本身来看，涉及面都比较广，从单纯的研究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逐渐也开始探索各个维度本身在中国本土的适用性，同时开始不断探索两者之间存在关系的原因和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但与此同时，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样本的来源范围较窄，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大部分的研究样本只来自于某一个地区的某一个特定部门，因此受到该地区的文化环境、政策制度以及该部门独有的组织环境限制，研究的结果具有局限性。
其次，根据研究的结果，学者们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但这些政策建议基本上都属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建议，很难从实际出发得到落实，这可能是因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多偏向于定量化的研究，因此对于最终结果的质性讨论会略有不足。
最后，我国的研究基本上是直接用Perry提出的量表，很少从我国本土或根据研究的样本情况做出一些具体的调整，导致了研究结果无法充分立足我国的实情，也很难从根源上探索我国的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1】王亚华，舒全峰.中国乡村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定量测度与影响因素[J].管理世界，2018，34（02）：93-102+187-188.
【2】叶菲菲，刘碧强.公共服务动机及其对党政干部争竞性选拔工作的启示[J].行政与法，2016（09）：10-16.
【3】叶先宝，赖桂梅..公共服务动机：测量、比较与影响—基于福建省样本数据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1.（8） .
【4】 王浦劬，孙响.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与社会联系偏好的关联性研究——基于我国四地级市的实证调查[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22（05）：89-99.
【5】寸晓刚.新一代大学生群体公共服务动机的实证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3）
作者简介：田曼璐（1995—），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公共服务动机 公共服务动机影响因素 公共服务动机结果导向
1.国内公共服务动机的前因变量研究
Perry在组织在培育培育公共服务动机中的作用一文中写到，组织环境、专业资格认定、繁文缛节、组织的改革倾向、获得组织成员资格的时间长短等均会对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产生影响。
1.1国内公共服务动机前因变量的研究现状
王亚华和舒全峰（2018）发现中国乡村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在年龄、性別、学历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收入认知和工作满意度等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和因果关系，原因在于收入认知是对收入水平的一个相对评价，即主观上认为收入水平的相对高低程度。叶菲菲和刘碧强（2016）认为不能否认的是物质诱因机制能够使以金钱为工作目标的政府公职人员更加努力工作。同时提出，虽然党政干部受“复合利益”驱使，但如果仅仅只是依靠其工作上的兴趣，而无法做到有效的绩效奖酬，可能诱发“钱权交易”等现象。另外，在更早期，也有不少学者根据对不同主体的考察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叶先宝、赖桂梅发现管理者的行政级别不同往往会导致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值不同，但是并不存在同升同降的正比关系。张廷君认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民主治理的认同性越高。寸晓刚则发现新一代大学生的公共服务动机是一个随个体社会化进程而发展的多因动机。
1.2对国内公共服务动机前因变量的研究述评
随着最近十年左右国内对公共服务动机影响因素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的视角也不断发生着变化，早期来看研究仅仅局限于影响因素是什么的探讨，通过对某一特定群体的调查研究，做出统计和分析，进而得出结论，近些年开始探索传统公共服务动机中的维度是否符合我国本土，开始根据历史、文化、社会等环境，通过质性发现影响公共服务动机的因素等。但在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因素方面，国内学者大多关注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而对组织内部领导风格等微观变量则缺少充分的关注。
2.国内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果导向研究
2.1国内公共服务动机结果导向的研究现状
在对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面满意度的关系的研究中，朱春奎（2012）发现公共政策制定吸引力与自我奉献两个维度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在对公共服务动机与社会联系的研究中，王浦劬（2018）探究结果显示公务员非自利性的公共服务动机与联系群众的偏好呈正相关，公务员对政府干预的偏好与公务员联系企业的偏好页呈正相关。在对公共服务动机与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中，邱茜（2017）的研究显示组织认同在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公务员的高公共服务动机将导致高水平的组织认同，进而会参与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来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在对公共服务动机与职业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中，郑楠（2017）、周恩毅（2017）发现公共参与吸引、公共价值承诺、同情心和自我牺牲对职业幸福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公共价值承诺对职业幸福感的预测力最佳。
2.2国内对公共服务动机结果导向的研究述评
总体而言，国内对公共服务动机结果导向的研究范围广，研究面较大，基本都是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探索两者基本要素的一些相关度。但这些研究由于时间和控件的限制，基本上样本都只来源于一小部分地区，虽然研究数量众多，但都没有形成普遍意义上的研究结论，同时样本所选择群体的差异也导致结论的形成不便于推广。另外，在结果导向的研究中，国内学者的关注焦点又集中于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以及个体绩效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去发掘公共服务动机与其结果变量之间调节变量的作用。
3.对国内公共服务动机影响因素及结果导向研究的述评
我国目前对于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无论是从样本的选取主体还是从研究的问题本身来看，涉及面都比较广，从单纯的研究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逐渐也开始探索各个维度本身在中国本土的适用性，同时开始不断探索两者之间存在关系的原因和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但与此同时，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样本的来源范围较窄，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大部分的研究样本只来自于某一个地区的某一个特定部门，因此受到该地区的文化环境、政策制度以及该部门独有的组织环境限制，研究的结果具有局限性。
其次，根据研究的结果，学者们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但这些政策建议基本上都属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建议，很难从实际出发得到落实，这可能是因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多偏向于定量化的研究，因此对于最终结果的质性讨论会略有不足。
最后，我国的研究基本上是直接用Perry提出的量表，很少从我国本土或根据研究的样本情况做出一些具体的调整，导致了研究结果无法充分立足我国的实情，也很难从根源上探索我国的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1】王亚华，舒全峰.中国乡村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定量测度与影响因素[J].管理世界，2018，34（02）：93-102+187-188.
【2】叶菲菲，刘碧强.公共服务动机及其对党政干部争竞性选拔工作的启示[J].行政与法，2016（09）：10-16.
【3】叶先宝，赖桂梅..公共服务动机：测量、比较与影响—基于福建省样本数据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1.（8） .
【4】 王浦劬，孙响.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与社会联系偏好的关联性研究——基于我国四地级市的实证调查[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22（05）：89-99.
【5】寸晓刚.新一代大学生群体公共服务动机的实证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3）
作者简介：田曼璐（1995—），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