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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逝世，享年105岁。在中国人的认识里，这是喜丧，不必过于悲切。更让亲者欣慰的是，即便是百岁以后，杨先生也没有常年卧病在床，她依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写作，打官司，整理出版钱锺书笔记，妥置家中财物……静下常思：一位高龄老人，特别是在丈夫、女儿去世以后，是如何保持那样好的身体与精神状态的？近日翻阅书籍，在其生前亲朋故友的一些文字中，倒是读出了一二，录之或可供参考。
【“我最大的愿望是无疾而终”】
杨先生去世，很多悼文习惯性地说她是“病逝”，其实，去世前她也没有大病，最后时刻是在睡梦中平静安详地离开的。人到暮年，杨先生常“考”他人年龄问题：“我多少岁？”她的算法有些不一样，她把自己在母亲肚里十月怀胎的时间也算上了。2016年2月4日立春，她对人说：“我今年已实106岁，也是开始了我的第107个年头，如果今年我去世了，我在世上生活了105年，也就是享年105岁。”她还反复对人说：“我最大的愿望是无疾而终！”“能无疾而终，就是天大的幸运；或者病得干脆利索，一病就死，也都称好福气。”（《杨绛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谁知一语成谶。
在漫长的晚年岁月中，杨绛的身子大体上能保持健康，没有重大疾病，头脑清楚，身手灵活，记忆力惊人，日常还关心时事。但随着时间的流转，她也没能阻止身体逐渐自然衰老的现实，所谓“健康”也是相对而言的。她的血压一直要以药物来维持，血压一上来便头晕，不敢动脑筋，怕中风。以前还能喝10片左右的茶叶，后来喝了睡不着。她长期严重失眠，每晚10点多躺下能睡一会儿，半夜醒来再也难以入眠。剩五颗牙齿，互相对不上。嗅觉也逐渐退化，食物馊了都不知道，得外人提醒她。去世前10年，杨绛的双耳逐渐失聪，但她拒绝质量好点的助听器，而喜欢与人笔谈，要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的表情和口型。
一般人可能以为，如杨先生这般长寿的人，一生应该都是健康的，其实也不然。上海解放前后，先生身体很不好，经常发低烧，体重下降，但查不出什么病因。钱锺书很是焦虑，想着换换空气或许会好一些，说：“换换空气吧，也许换了地方，你的病就好了。”（《我们仨》）正好母校清华大学到上海招聘，他们就商量一同应聘到清华外文系，北上京城。
上世纪60年代，半百之年时，杨绛得了场大病。1961年3月，她被检查出胸部有瘤，当时还不能判断为良性还是恶性，医生嘱咐先观察一段时期。1962年9月，她住北京医院，“切去腺瘤”。这个手术显然是成功的，对其以后生活毫无影响。这场病，杨先生在文字中很少提及。
1993年，杨先生在《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写下：“我得冠心病，又患左心室劳损。”（《杨绛全集》第9卷）当时她82岁，这是让人意外的事，也是一般老人担心害怕的病。这病有时会胸闷或心痛，但她从未当回事：“没什么。心脏病嘛我是宝贝的，我要藏在那里的。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医生说我血管硬化，心电图做出来不正常，还说我严重缺钙，给我开了药……”她强调：“是心衰，不是心脏衰竭喔，每天吃半片保护心脏的药就够了。”“心衰是老年人最理想的病了，因为心衰有三好：一是干净，二是不传染，三是干脆，走得快！”（《杨绛：永远的女先生》）她说最怕瘫在床上，自己受罪，别人受累。钱锺书的外甥女石定果说，舅母经常引用《庄子·天地》中“寿则多辱”一语，她看重生命的尊严。
【“食草动物”】
钱锺书和杨绛夫妇，一生都对吃保持了浓厚兴趣。杨先生曾说：“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先想想有什么好吃的可以吃。”但人到晚年，他们在饮食习惯上发生了很大改变，基本以素食为主。一次，好友徐燕谋让女婿给钱、杨送去一块金华火腿。钱锺书复函致谢，并戏言：愚夫妇早已由“食肉动物”改为“食草动物”了，承蒙馈赠高级金华火腿，犹如以精致象牙梳子赠予和尚，令其顿生蓄发还俗之念。钱先生去世后，杨绛曾在家请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吃午饭，是“香喷喷的五谷粥和新鲜蔬菜”，还特别为客人准备了生菜叶子，都是素食。
晚年时，杨先生对饮食比较克制，食材比较简单，认为“活了这么久，这辈子该吃的东西已经吃够了，得少吃”。口味也发生了变化：“我不能吃辣，吃的菜都淡而无味，而且和别的老人不同，一般老人爱吃甜，我不爱吃甜，爱吃酸的、苦的。水果也专吃酸且苦的。”（2010年1月20日，杨绛致钟叔河函）吃的种类也不算多，有些食物几乎天天吃。百岁之前，她喜欢吃一些坚果，据夏衍之女沈宁介绍，杨先生天天吃黑木耳，饭后吃一些开心果。（《杨绛：永远的女先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回忆，杨先生“喜欢每天吃一块鱼、一碗木耳、一个苹果、多吃蔬菜”。杨绛认为银杏很补脑，每天吃八颗银杏，吃了几十年，这些银杏也不是买的，就是在小区的银杏树下捡的。后来，为了易于吸收和保证营养，保姆就把各种食材打成糊糊煮给她吃，这引起了老人的“抱怨”：“吃糊糊，不需要唾液。没味道，闭着眼睛吃。”
很长一段时间里，杨先生颇依赖徐燕谋女婿潘兆平送给她的“绿粉”和“黄粉”。她曾对潘兆平说，在你伯伯去世那段时间，我身体几乎崩溃，若无你的“绿粉”支撑，我或许已经垮掉了。所谓“绿粉”，是指潘兆平在中科院某公司要到的螺旋藻粉，开始是提供给钱锺书做鼻饲用的。“黄粉”也是由潘兆平购得的蛋黃卵磷脂，是高档动物蛋白质。杨先生食用这些后，觉得脑力大增，原来记不清的人与事，甚至八位数的电话号码都记起来了，这对她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帮助。由于对绿粉、黄粉的“迷信”，杨先生不止一次地戏称潘兆平是“最最信得过的保健医生”。
【“摇头摆尾去心火”】
除了饮食，一些好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对杨先生的健康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她独居以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三里河家里，她不觉得寂寞，也没把身体憋出问题，而且尽可能让每一天过得不完全相同。她说每天即使没有大的意外，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八段锦早课，感受舒筋活络的愉悦；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要求自己待人更宽容些，对人更了解些，相处更和洽些，这方面总有新体会”。（《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文汇报》2011年7月8日） 杨绛早年练大雁功，晚年开始改练较轻松的健身气功八段锦。八段锦，即八段动作。古人认为这八段动作美如画锦，故曰八段锦。据说，这套功法特别适宜年老体弱及患有慢性疾病者，如坚持每天练习，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杨绛每天早上打八段锦，直到2016年春因病住院才停。她熟稔八段锦口诀，有时边练边说：“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似射雕。调理脾胃须单举，五劳七伤往后瞧。摇头摆尾去心火，两手攀足固肾腰。攒拳怒目增气力，背后七颠百病消。”吴学昭回忆，后期杨先生“十趾抓地”还能站稳；“两手托天”仍有顶天立地之感；“摇头摆尾”勉强蹲下；“两手攀足”做不到就弯弯腰；“两手按地”则只能离地两三寸了。状态好时，她喜欢表演直立前弯，双手碰地。
晚年在南沙沟，钱锺书与杨绛都保持了散步的习惯。一个人以后，她仍然坚持走路。为保持脚力，每天“下楼走走”的步数，从2008年的七千步减为五千步、三千步，由健步而变成慢慢一步步走；哪怕不再下楼，退到屋里也“鱼游千里”——在屋里不停地转圈儿，也坚持走步不偷懒。
杨绛每天练毛笔字一到两张纸。她练字是从结婚后开始的，钱锺书让她每天写完后交他批改，写得好的就在旁边画个圈，从未停止过。晚年写字，她还尽量做到像老师指导的那样，“指实、掌虚、腕灵、肘松、力透纸笔”，少有间断。只是练字时间由原来的每天90分钟，慢慢减为60、30、20分钟，直到后来无力悬腕握笔。因她后期右手患腱鞘炎，也影响了写字。大约至2016年初，她还坚持每天写一篇小楷，只是手已不稳，字写得不愿让人看了。
【“打扫现场”】
钱锺书去世后，杨先生曾说：“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自嘲当了十多年“未亡人”和“钱锺书办公室”光杆司令，“将自己的余生当作三个人的继续，她的使命是处理好一家人未竟之事”。她给自己制订了极为严格紧张的工作计划，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艰辛的写作与整理出版钱锺书著作中。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让她暂时忘却悲痛，生命力变得强大、坚韧。
高龄之下，她翻译了柏拉图对话录之《斐多》，为完成钱瑗的心愿，写下《我们仨》（92岁），还写作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96岁）、《洗澡之后》（103岁）等重要作品。在保持旺盛创作力的同时，她还主持、推动出版了《钱锺书手稿集》《钱锺书集》《宋诗纪事补正》《宋诗纪事补订》《钱锺书英文文集》《围城（汉英对照版）》《复堂师友手札菁华》《杨绛文集》《杨绛全集》等大部头著作。另外，《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钱瑗《实用英语文体学》（英文版）、《我们的钱瑗》等，也在她的主导下出版。这些成果，就连精力旺盛的中青年也难以企及吧。
仅《钱锺书手稿集》的出版，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自2000年开始到2015年底结束，前后长达15年。单此一项，就足以让人对杨先生肃然起敬。《手稿集》包括《容安馆札记》（全3册）、《中文笔记》（全20册）、《外文笔记》（全48册，附1册），共皇皇72卷册。这中间要耗去一个老人多少心力，已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在所有成果中，《手稿集》分量之重是绝对的。这也是支撑杨先生顽强生活下去的一个精神支柱——她要争取在有生之年，看到手稿全部出齐。2015年底，最后一辑《外文笔记》出版，钱锺书手稿全部出齐。2016年5月初去世当月，杨绛在医院清醒地对人说：“我要做的事都做完了，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很牛的，可以打架的”】
杨先生一直以温婉、恬静示人，但在晚年尤其是钱锺书去世后，却展示了她“战斗”的一面，令世人另眼相看。为维护丈夫钱锺书和自己的声誉与形象，也为维护知识分子的合法权益，她不惜与人打笔仗、打官司，毫不示弱，颇有乃父遗风。
1997年，钱锺书病重期间，杨先生在范旭仑、牟晓朋的《记钱锺书先生》一书出版两年后，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控告该书侵权。最终，出版社被迫停止发行该书并公开道歉。1998年，钱锺书先生去世，杨绛又与冯友兰之女宗璞打了一场笔墨官司。起因是上世纪70年代末，钱锺书访美时对老师冯友兰“文革”中的表现，无意间说的几句点评。1999年，杨绛撰文《从“掺沙子”到“流亡”》，细说“文革”中家里如何搬入“革命青年”一家，又是如何与他们打架之事，在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文章一出，不仅引得当年的“革命青年”撰文反驳，还引起两边看客的附议，文坛久久未有停息。但这篇文章，最终没有收入《杨绛全集》。
杨先生对个人作品的版权极其看重，并不因为年龄的增大而放弃。如2009年9月，中国出版集团未经其授权许可，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编为《杨绛散文选》，收入他们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库”中。杨先生收到样书后才知道此事，立即致函该集团，让其停止侵权行为。随后，中国出版集团派员上门道歉。
即使到了百岁以后，杨先生仍然敢和人打官司，并以胜利收场。2013年，有公司要公开拍卖他们一家三口百余封私信及部分手稿，杨先生得知后，立即找当事人交涉，还请清华大学帮忙打官司，她对接手此事的清华法学院院長王振民说：“我很牛的，可以打架的。”言语间，还伸出自己的胳膊，攥起拳头，证明自己依然强壮。她强调：“我将坚决战斗到底，决不妥协。这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全体文化界人士，为了天下所有读书人的面子！”她坚决不同意调解，不愿意和稀泥，一定要在法律上弄个水落石出，不容丝毫模糊。最终，这次拍卖及以后几场涉钱、杨书信的拍卖，皆以流产告终。
2013年，百岁老人引发的那场官司打得“轰轰烈烈”，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要知道，那时候杨绛已经102岁了，如若平常的高龄老人，恐怕也不想如此大动肝火吧。正是这种无惧一切、抛弃年龄暗示的心态，让她老而弥坚。而即使知道自己将要离开这个世界，她也仍然要将维权之事托付于人。2014年，杨绛手书一委托书，授权王振民与清华法学院，不仅在她活着的时候为她和家人维权，而且在她逝后，仍要维护其一家三口的合法权益。 【“祝你比我长寿”】
杨先生喜欢这样祝福别人：“我要祝你比我长寿、比我健康、比我幸福快乐！”她愿意把自己的健康心经传递给别人，可是，又有几个人能超过她呢？
她一生无任何“恶习”，不仅如此，还尤其牵挂晚辈朋友的健康，时常苦口婆心地劝别人戒除不好的习惯。她曾劝“两位小王”——保姆的丈夫和钱锺书的司机戒烟，并使他们成功地戒掉。她对司机“小王”说：“小王，你的烟是不是戒了？你家里生火吧，烟筒是什么做的？”“是铁。”“对呀，铁的烟筒最后都能被腐蚀掉、烂掉，人的肉体能受得了烟熏吗？你好好想想，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家人的幸福，也看在钱老的份儿上，你应该把烟戒掉。”这一说，“小王”果真戒了。后来，杨先生在给司机“小王”的信中，高兴地说：“我常年劝人戒烟，而听了我的劝告立即戒掉了香烟的，只有你们两位小王，你俩的毅力颇足以自豪吧！”
杨先生除了劝人戒掉恶习，还毫无保留地向别人传授保健心得。她听说夏衍的女婿赵少伟身体不太好，就写信给沈宁，让她教丈夫如何按摩保健，还细心地在信中画了图。她听说董衡巽（有杨绛“关门弟子”之稱）体衰，行动不便，就请保姆转告他，要其加强营养，还要买营养粉、壮骨粉给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百岁生日时，杨先生很得意地对人说：“长寿不是我自己努力的，如今我100岁了，真不容易，100岁的老太婆不多的！”“老而不死，是为贼，如今我是贼了！”她常开玩笑说：“俗话说‘好人不寿，坏人不死’，这坏人的行列可不包括我喔！”即使后来因病多次进了协和医院，她还会很得意地说：“我可是协和医院最老的病人了！”她笑称自己是ChinaLady，既是“中国女士”，又是“瓷娃娃”，因为摔不得，一摔就碎。
人到老年，都讳言死亡、病痛，但杨绛一点儿也不在乎。陈奎元说：“她不在意也不讳言生与死，认为生是责任，死是归宿，她早年就患有心脏病，她不惧怕心脏发生意外，多次谈到心脏病的死法最痛快。”（《杨绛：永远的女先生》）她对死亡的乐观态度，对其最后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身体状况都产生了正面影响——一个天天恓惶不安、畏惧死亡的老人，与一个笑对疾病和死亡的老人，其理论意义上的生命抵抗力肯定不在一个水平上。但杨先生是不是真的不惧死亡呢？她曾在自己的书中，引用过英国18世纪约翰生博士的一句话，或许正透露了她的心迹：“这么多的诗人文人做诗写文章表示死并不可怕，正好说明死是可怕的。”
实际上，钱锺书逝世后，杨先生是认真思考过生死问题的。在“百岁答问”中，她说，丈夫和女儿去世后，为了逃避悲痛，她特意找了一件需要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所以她选定翻译《斐多》。之所以选《斐多》，原因之一是这部作品是讨论生死问题的，切合她的境遇，而她自己年事已高，也正是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死亡”这个问题困扰着这位走到人生边上的老人——这又何尝不是困扰所有人的普遍问题呢？
从2005年开始，到2007年结束，整整两年时间里，她严肃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从此我好像着了魔，给这个题目缠住了，想不通又甩不开。我寻寻觅觅找书看，从曾经读过的中外文书籍——例如《四书》《圣经》，到从未读过的，手边有的，或请人借的——例如美国白璧德的作品，法国布尔热的《死亡的意义》。读书可以帮我思索，可是我这里想通了，那里又堵死了”。（《杨绛全集》第4卷）她将思考的过程化成文字，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在这本只有四万字的书中，她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思考，认真探讨了“鬼神的存在”“人类灵魂的有无”“人的命与天命”“人生的价值”“灵魂的去向”“人类的文明”“人生的苦乐”等重大问题，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她是如何自我解脱的。
杨绛思考的重要结论是：人有灵魂；人都得死，人死就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人生的价值在于锻炼灵魂，因为人死之后，肉体没有了，但灵魂仍在，锻炼或不锻炼的结果也就仍在。她明确地说：“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既然灵魂不灭，那肉体的死亡也没什么可怕的了——她找到了精神的寄托。
周国平先生认为，杨先生的结论遵循的仍是苏格拉底的思路，即把灵魂不灭作为确定人生价值何在的根据。姑且不论“灵魂不灭”的真假，当纠缠思考者的结解开了，也就释然了，恐惧也就放下了。肉体的“死亡”不再是件令人沮丧、绝望的事，而只是完成了一场灵魂的锻炼。“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她摒弃惧怕，开始坦然准备着“回家”前的各项准备，处处体味肉体“死亡”到来的气息。
吴学昭曾听杨先生说过“病”与“老”的不同：她以为“病是外加的，临时性的，不论久病、多病，可以治愈。‘老’却是自身的，是生命日渐萎弱，以至熄灭”，“老人的日子特别短，过得也特别快。这个经验，谅你还不能体会”，“人是一息一息死的”。
杨绛曾平静地说：“老人的前途是病和死。我还得熬过一场病苦，熬过一场死亡的苦，再熬过一场炼狱里烧炼的苦。老天爷是慈悲的。但是我没有洗炼干净之前，带着一身尘浊世界的垢污，不好‘回家’。”当她散尽一切身外物，做完未竟之事，她觉得可以干干净净地上路了——“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先生在睡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面容安详，神情慈和，就跟睡着了一样”。
（作者系文史学者）
【“我最大的愿望是无疾而终”】
杨先生去世，很多悼文习惯性地说她是“病逝”，其实，去世前她也没有大病，最后时刻是在睡梦中平静安详地离开的。人到暮年，杨先生常“考”他人年龄问题：“我多少岁？”她的算法有些不一样，她把自己在母亲肚里十月怀胎的时间也算上了。2016年2月4日立春，她对人说：“我今年已实106岁，也是开始了我的第107个年头，如果今年我去世了，我在世上生活了105年，也就是享年105岁。”她还反复对人说：“我最大的愿望是无疾而终！”“能无疾而终，就是天大的幸运；或者病得干脆利索，一病就死，也都称好福气。”（《杨绛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谁知一语成谶。
在漫长的晚年岁月中，杨绛的身子大体上能保持健康，没有重大疾病，头脑清楚，身手灵活，记忆力惊人，日常还关心时事。但随着时间的流转，她也没能阻止身体逐渐自然衰老的现实，所谓“健康”也是相对而言的。她的血压一直要以药物来维持，血压一上来便头晕，不敢动脑筋，怕中风。以前还能喝10片左右的茶叶，后来喝了睡不着。她长期严重失眠，每晚10点多躺下能睡一会儿，半夜醒来再也难以入眠。剩五颗牙齿，互相对不上。嗅觉也逐渐退化，食物馊了都不知道，得外人提醒她。去世前10年，杨绛的双耳逐渐失聪，但她拒绝质量好点的助听器，而喜欢与人笔谈，要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的表情和口型。
一般人可能以为，如杨先生这般长寿的人，一生应该都是健康的，其实也不然。上海解放前后，先生身体很不好，经常发低烧，体重下降，但查不出什么病因。钱锺书很是焦虑，想着换换空气或许会好一些，说：“换换空气吧，也许换了地方，你的病就好了。”（《我们仨》）正好母校清华大学到上海招聘，他们就商量一同应聘到清华外文系，北上京城。
上世纪60年代，半百之年时，杨绛得了场大病。1961年3月，她被检查出胸部有瘤，当时还不能判断为良性还是恶性，医生嘱咐先观察一段时期。1962年9月，她住北京医院，“切去腺瘤”。这个手术显然是成功的，对其以后生活毫无影响。这场病，杨先生在文字中很少提及。
1993年，杨先生在《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写下：“我得冠心病，又患左心室劳损。”（《杨绛全集》第9卷）当时她82岁，这是让人意外的事，也是一般老人担心害怕的病。这病有时会胸闷或心痛，但她从未当回事：“没什么。心脏病嘛我是宝贝的，我要藏在那里的。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医生说我血管硬化，心电图做出来不正常，还说我严重缺钙，给我开了药……”她强调：“是心衰，不是心脏衰竭喔，每天吃半片保护心脏的药就够了。”“心衰是老年人最理想的病了，因为心衰有三好：一是干净，二是不传染，三是干脆，走得快！”（《杨绛：永远的女先生》）她说最怕瘫在床上，自己受罪，别人受累。钱锺书的外甥女石定果说，舅母经常引用《庄子·天地》中“寿则多辱”一语，她看重生命的尊严。
【“食草动物”】
钱锺书和杨绛夫妇，一生都对吃保持了浓厚兴趣。杨先生曾说：“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先想想有什么好吃的可以吃。”但人到晚年，他们在饮食习惯上发生了很大改变，基本以素食为主。一次，好友徐燕谋让女婿给钱、杨送去一块金华火腿。钱锺书复函致谢，并戏言：愚夫妇早已由“食肉动物”改为“食草动物”了，承蒙馈赠高级金华火腿，犹如以精致象牙梳子赠予和尚，令其顿生蓄发还俗之念。钱先生去世后，杨绛曾在家请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吃午饭，是“香喷喷的五谷粥和新鲜蔬菜”，还特别为客人准备了生菜叶子，都是素食。
晚年时，杨先生对饮食比较克制，食材比较简单，认为“活了这么久，这辈子该吃的东西已经吃够了，得少吃”。口味也发生了变化：“我不能吃辣，吃的菜都淡而无味，而且和别的老人不同，一般老人爱吃甜，我不爱吃甜，爱吃酸的、苦的。水果也专吃酸且苦的。”（2010年1月20日，杨绛致钟叔河函）吃的种类也不算多，有些食物几乎天天吃。百岁之前，她喜欢吃一些坚果，据夏衍之女沈宁介绍，杨先生天天吃黑木耳，饭后吃一些开心果。（《杨绛：永远的女先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回忆，杨先生“喜欢每天吃一块鱼、一碗木耳、一个苹果、多吃蔬菜”。杨绛认为银杏很补脑，每天吃八颗银杏，吃了几十年，这些银杏也不是买的，就是在小区的银杏树下捡的。后来，为了易于吸收和保证营养，保姆就把各种食材打成糊糊煮给她吃，这引起了老人的“抱怨”：“吃糊糊，不需要唾液。没味道，闭着眼睛吃。”
很长一段时间里，杨先生颇依赖徐燕谋女婿潘兆平送给她的“绿粉”和“黄粉”。她曾对潘兆平说，在你伯伯去世那段时间，我身体几乎崩溃，若无你的“绿粉”支撑，我或许已经垮掉了。所谓“绿粉”，是指潘兆平在中科院某公司要到的螺旋藻粉，开始是提供给钱锺书做鼻饲用的。“黄粉”也是由潘兆平购得的蛋黃卵磷脂，是高档动物蛋白质。杨先生食用这些后，觉得脑力大增，原来记不清的人与事，甚至八位数的电话号码都记起来了，这对她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帮助。由于对绿粉、黄粉的“迷信”，杨先生不止一次地戏称潘兆平是“最最信得过的保健医生”。
【“摇头摆尾去心火”】
除了饮食，一些好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对杨先生的健康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她独居以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三里河家里，她不觉得寂寞，也没把身体憋出问题，而且尽可能让每一天过得不完全相同。她说每天即使没有大的意外，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八段锦早课，感受舒筋活络的愉悦；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要求自己待人更宽容些，对人更了解些，相处更和洽些，这方面总有新体会”。（《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文汇报》2011年7月8日） 杨绛早年练大雁功，晚年开始改练较轻松的健身气功八段锦。八段锦，即八段动作。古人认为这八段动作美如画锦，故曰八段锦。据说，这套功法特别适宜年老体弱及患有慢性疾病者，如坚持每天练习，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杨绛每天早上打八段锦，直到2016年春因病住院才停。她熟稔八段锦口诀，有时边练边说：“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似射雕。调理脾胃须单举，五劳七伤往后瞧。摇头摆尾去心火，两手攀足固肾腰。攒拳怒目增气力，背后七颠百病消。”吴学昭回忆，后期杨先生“十趾抓地”还能站稳；“两手托天”仍有顶天立地之感；“摇头摆尾”勉强蹲下；“两手攀足”做不到就弯弯腰；“两手按地”则只能离地两三寸了。状态好时，她喜欢表演直立前弯，双手碰地。
晚年在南沙沟，钱锺书与杨绛都保持了散步的习惯。一个人以后，她仍然坚持走路。为保持脚力，每天“下楼走走”的步数，从2008年的七千步减为五千步、三千步，由健步而变成慢慢一步步走；哪怕不再下楼，退到屋里也“鱼游千里”——在屋里不停地转圈儿，也坚持走步不偷懒。
杨绛每天练毛笔字一到两张纸。她练字是从结婚后开始的，钱锺书让她每天写完后交他批改，写得好的就在旁边画个圈，从未停止过。晚年写字，她还尽量做到像老师指导的那样，“指实、掌虚、腕灵、肘松、力透纸笔”，少有间断。只是练字时间由原来的每天90分钟，慢慢减为60、30、20分钟，直到后来无力悬腕握笔。因她后期右手患腱鞘炎，也影响了写字。大约至2016年初，她还坚持每天写一篇小楷，只是手已不稳，字写得不愿让人看了。
【“打扫现场”】
钱锺书去世后，杨先生曾说：“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自嘲当了十多年“未亡人”和“钱锺书办公室”光杆司令，“将自己的余生当作三个人的继续，她的使命是处理好一家人未竟之事”。她给自己制订了极为严格紧张的工作计划，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艰辛的写作与整理出版钱锺书著作中。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让她暂时忘却悲痛，生命力变得强大、坚韧。
高龄之下，她翻译了柏拉图对话录之《斐多》，为完成钱瑗的心愿，写下《我们仨》（92岁），还写作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96岁）、《洗澡之后》（103岁）等重要作品。在保持旺盛创作力的同时，她还主持、推动出版了《钱锺书手稿集》《钱锺书集》《宋诗纪事补正》《宋诗纪事补订》《钱锺书英文文集》《围城（汉英对照版）》《复堂师友手札菁华》《杨绛文集》《杨绛全集》等大部头著作。另外，《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钱瑗《实用英语文体学》（英文版）、《我们的钱瑗》等，也在她的主导下出版。这些成果，就连精力旺盛的中青年也难以企及吧。
仅《钱锺书手稿集》的出版，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自2000年开始到2015年底结束，前后长达15年。单此一项，就足以让人对杨先生肃然起敬。《手稿集》包括《容安馆札记》（全3册）、《中文笔记》（全20册）、《外文笔记》（全48册，附1册），共皇皇72卷册。这中间要耗去一个老人多少心力，已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在所有成果中，《手稿集》分量之重是绝对的。这也是支撑杨先生顽强生活下去的一个精神支柱——她要争取在有生之年，看到手稿全部出齐。2015年底，最后一辑《外文笔记》出版，钱锺书手稿全部出齐。2016年5月初去世当月，杨绛在医院清醒地对人说：“我要做的事都做完了，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很牛的，可以打架的”】
杨先生一直以温婉、恬静示人，但在晚年尤其是钱锺书去世后，却展示了她“战斗”的一面，令世人另眼相看。为维护丈夫钱锺书和自己的声誉与形象，也为维护知识分子的合法权益，她不惜与人打笔仗、打官司，毫不示弱，颇有乃父遗风。
1997年，钱锺书病重期间，杨先生在范旭仑、牟晓朋的《记钱锺书先生》一书出版两年后，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控告该书侵权。最终，出版社被迫停止发行该书并公开道歉。1998年，钱锺书先生去世，杨绛又与冯友兰之女宗璞打了一场笔墨官司。起因是上世纪70年代末，钱锺书访美时对老师冯友兰“文革”中的表现，无意间说的几句点评。1999年，杨绛撰文《从“掺沙子”到“流亡”》，细说“文革”中家里如何搬入“革命青年”一家，又是如何与他们打架之事，在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文章一出，不仅引得当年的“革命青年”撰文反驳，还引起两边看客的附议，文坛久久未有停息。但这篇文章，最终没有收入《杨绛全集》。
杨先生对个人作品的版权极其看重，并不因为年龄的增大而放弃。如2009年9月，中国出版集团未经其授权许可，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编为《杨绛散文选》，收入他们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库”中。杨先生收到样书后才知道此事，立即致函该集团，让其停止侵权行为。随后，中国出版集团派员上门道歉。
即使到了百岁以后，杨先生仍然敢和人打官司，并以胜利收场。2013年，有公司要公开拍卖他们一家三口百余封私信及部分手稿，杨先生得知后，立即找当事人交涉，还请清华大学帮忙打官司，她对接手此事的清华法学院院長王振民说：“我很牛的，可以打架的。”言语间，还伸出自己的胳膊，攥起拳头，证明自己依然强壮。她强调：“我将坚决战斗到底，决不妥协。这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全体文化界人士，为了天下所有读书人的面子！”她坚决不同意调解，不愿意和稀泥，一定要在法律上弄个水落石出，不容丝毫模糊。最终，这次拍卖及以后几场涉钱、杨书信的拍卖，皆以流产告终。
2013年，百岁老人引发的那场官司打得“轰轰烈烈”，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要知道，那时候杨绛已经102岁了，如若平常的高龄老人，恐怕也不想如此大动肝火吧。正是这种无惧一切、抛弃年龄暗示的心态，让她老而弥坚。而即使知道自己将要离开这个世界，她也仍然要将维权之事托付于人。2014年，杨绛手书一委托书，授权王振民与清华法学院，不仅在她活着的时候为她和家人维权，而且在她逝后，仍要维护其一家三口的合法权益。 【“祝你比我长寿”】
杨先生喜欢这样祝福别人：“我要祝你比我长寿、比我健康、比我幸福快乐！”她愿意把自己的健康心经传递给别人，可是，又有几个人能超过她呢？
她一生无任何“恶习”，不仅如此，还尤其牵挂晚辈朋友的健康，时常苦口婆心地劝别人戒除不好的习惯。她曾劝“两位小王”——保姆的丈夫和钱锺书的司机戒烟，并使他们成功地戒掉。她对司机“小王”说：“小王，你的烟是不是戒了？你家里生火吧，烟筒是什么做的？”“是铁。”“对呀，铁的烟筒最后都能被腐蚀掉、烂掉，人的肉体能受得了烟熏吗？你好好想想，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家人的幸福，也看在钱老的份儿上，你应该把烟戒掉。”这一说，“小王”果真戒了。后来，杨先生在给司机“小王”的信中，高兴地说：“我常年劝人戒烟，而听了我的劝告立即戒掉了香烟的，只有你们两位小王，你俩的毅力颇足以自豪吧！”
杨先生除了劝人戒掉恶习，还毫无保留地向别人传授保健心得。她听说夏衍的女婿赵少伟身体不太好，就写信给沈宁，让她教丈夫如何按摩保健，还细心地在信中画了图。她听说董衡巽（有杨绛“关门弟子”之稱）体衰，行动不便，就请保姆转告他，要其加强营养，还要买营养粉、壮骨粉给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百岁生日时，杨先生很得意地对人说：“长寿不是我自己努力的，如今我100岁了，真不容易，100岁的老太婆不多的！”“老而不死，是为贼，如今我是贼了！”她常开玩笑说：“俗话说‘好人不寿，坏人不死’，这坏人的行列可不包括我喔！”即使后来因病多次进了协和医院，她还会很得意地说：“我可是协和医院最老的病人了！”她笑称自己是ChinaLady，既是“中国女士”，又是“瓷娃娃”，因为摔不得，一摔就碎。
人到老年，都讳言死亡、病痛，但杨绛一点儿也不在乎。陈奎元说：“她不在意也不讳言生与死，认为生是责任，死是归宿，她早年就患有心脏病，她不惧怕心脏发生意外，多次谈到心脏病的死法最痛快。”（《杨绛：永远的女先生》）她对死亡的乐观态度，对其最后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身体状况都产生了正面影响——一个天天恓惶不安、畏惧死亡的老人，与一个笑对疾病和死亡的老人，其理论意义上的生命抵抗力肯定不在一个水平上。但杨先生是不是真的不惧死亡呢？她曾在自己的书中，引用过英国18世纪约翰生博士的一句话，或许正透露了她的心迹：“这么多的诗人文人做诗写文章表示死并不可怕，正好说明死是可怕的。”
实际上，钱锺书逝世后，杨先生是认真思考过生死问题的。在“百岁答问”中，她说，丈夫和女儿去世后，为了逃避悲痛，她特意找了一件需要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所以她选定翻译《斐多》。之所以选《斐多》，原因之一是这部作品是讨论生死问题的，切合她的境遇，而她自己年事已高，也正是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死亡”这个问题困扰着这位走到人生边上的老人——这又何尝不是困扰所有人的普遍问题呢？
从2005年开始，到2007年结束，整整两年时间里，她严肃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从此我好像着了魔，给这个题目缠住了，想不通又甩不开。我寻寻觅觅找书看，从曾经读过的中外文书籍——例如《四书》《圣经》，到从未读过的，手边有的，或请人借的——例如美国白璧德的作品，法国布尔热的《死亡的意义》。读书可以帮我思索，可是我这里想通了，那里又堵死了”。（《杨绛全集》第4卷）她将思考的过程化成文字，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在这本只有四万字的书中，她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思考，认真探讨了“鬼神的存在”“人类灵魂的有无”“人的命与天命”“人生的价值”“灵魂的去向”“人类的文明”“人生的苦乐”等重大问题，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她是如何自我解脱的。
杨绛思考的重要结论是：人有灵魂；人都得死，人死就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人生的价值在于锻炼灵魂，因为人死之后，肉体没有了，但灵魂仍在，锻炼或不锻炼的结果也就仍在。她明确地说：“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既然灵魂不灭，那肉体的死亡也没什么可怕的了——她找到了精神的寄托。
周国平先生认为，杨先生的结论遵循的仍是苏格拉底的思路，即把灵魂不灭作为确定人生价值何在的根据。姑且不论“灵魂不灭”的真假，当纠缠思考者的结解开了，也就释然了，恐惧也就放下了。肉体的“死亡”不再是件令人沮丧、绝望的事，而只是完成了一场灵魂的锻炼。“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她摒弃惧怕，开始坦然准备着“回家”前的各项准备，处处体味肉体“死亡”到来的气息。
吴学昭曾听杨先生说过“病”与“老”的不同：她以为“病是外加的，临时性的，不论久病、多病，可以治愈。‘老’却是自身的，是生命日渐萎弱，以至熄灭”，“老人的日子特别短，过得也特别快。这个经验，谅你还不能体会”，“人是一息一息死的”。
杨绛曾平静地说：“老人的前途是病和死。我还得熬过一场病苦，熬过一场死亡的苦，再熬过一场炼狱里烧炼的苦。老天爷是慈悲的。但是我没有洗炼干净之前，带着一身尘浊世界的垢污，不好‘回家’。”当她散尽一切身外物，做完未竟之事，她觉得可以干干净净地上路了——“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先生在睡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面容安详，神情慈和，就跟睡着了一样”。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