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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初以来，政府债务危机开始在欧元区蔓延，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纷纷沦陷。在陆续推出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后，美国政府的债务风险也开始抬头，联邦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63.7%激增至2011年的101%，总额高达14.79万亿美元。
政府债务及与之相关联的包括居民和企业在内的国家资产负债可持续性问题浮出水面，而这又是传统经济学中很少涉及的问题，它警醒世人必须高度关注国家资产负债的可持续性。
中国显性的国家负债规模并不大，但在地方债、铁道债和社保缺口等隐性负债方面却规模庞大。一旦这些隐性负债转化为显性的，就会严重冲击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的冲击。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如果现行的社保制度不变的话，未来的社保支出缺口会是一个天文数字——估计二十年后这一缺口占GDP的比重可能达38.7%，远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的缺口比重。而且人口老龄化还会对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多米诺骨牌”相继倒下
金融危机是资产负债危机
此次金融危机及后续问题均源自不牢固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所谓国家资产负债表（National Balance Sheet）是指包括了政府、居民、非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等所有经济部门在内的资产负债信息。它反映了整个国民经济在某一特定时点上的资产和负债的总量规模、分布、结构和国民财富及总体经济实力的状况和水平。资产负债表不牢固主要表现为结构错配、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
首先是结构错配。在这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中，居民、金融机构和政府三大部门的负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结构错配，并且这种错配还在部门之间相互传染。以美国为例，在居民部门“寅吃卯粮”式的负债消费模式下，住房按揭贷款和消费信贷不断提升，其资产负债结构严重失衡。随着房价泡沫破裂和次贷危机的发生，居民开始降低消费，修复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而金融机构为降低自身的杠杆率也开始收缩信用。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出现衰退。政府为了应对衰退，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扩大政府投资，提高政府部门资产负债的杠杆水平，使得结构错配传染到了政府部门，放大了政府债务的风险。私人部门的债务危机最终演变成为政府债务危机。
其次是货币错配，其典型表现就是资金来源与使用的币种不一致。国内金融机构用外币借入资金，却以本币形式投放国内，甚至还出现国内企业用外币为其国内业务融资，居民用外币进行存款等。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以波罗的海三国为代表的中东欧所谓“里加流感”充分说明了货币错配对经济的伤害。以拉脱维亚为例，该国曾是东欧经济明星，经济增长一度长期维持在9%左右，被视为经济转轨的典型。但是由于在经济转轨中，国内的金融体系几乎全部为外资所取代，国内的金融活动几乎全部以外币形式进行，货币严重错配。而在金融危机中，外资银行为帮助其母行脱离困境，抽回资金，使这些明星国家迅速陷入困境。金融危机外部冲击导致了这些国家国内金融与经济的全面危机。
最后是期限错配。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新兴国家虽难以独善其身，但受伤程度的深浅却与其包括居民在内的外债期限错配程度相关。那些短期外债占比较高的国家极易因国际流动性不足，导致清偿力不足。当债权人得知该国缺乏足够的清偿能力时，就有可能发起抛售冲击，最终沿着“期限错配—流动性不足—融资受限—抛售冲击—危机爆发”的链条，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为货币危机。
综上所述，此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次贷，使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千里大堤溃于“蚁穴”。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不仅使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出现危机，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的资产负债表又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于是危机相互传染并相互激荡。恰如“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全球经济出现严重衰退。为防止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和深化，各国政府一致性地采取抢救性的财政货币扩张政策。其结果，又导致政府债务负担加重，而使政府的资产负债难以为继。
因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问题导致金融危机，又因金融危机使国家资产负债表难以持续。这种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局面凸现了建立跨代际可持续的健康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管理国家资产负债的能力建设至关重要。
人口老龄化危机
社保缺口无底洞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目前，中国政府债务规模不大，整体水平似远在警戒线以下，但如果考虑到一些隐性的、或有的债务，中国政府的债务规模亦不可小觑。
为此，我们依照世界银行专家Hana Polackov的财政风险矩阵，构建中国政府的财政风险框架（见表1），分类考察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显性、直接隐性、或有显性以及或有隐性四类债务。
中国的社保支出缺口是直接隐性债务。中国从1997年开始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即“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但由于养老金支付规模远远大于积累规模，个人账户尚未做实，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日益增大，形成政府对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
中国人口老龄化正在不断加速，这将会使社保缺口进一步加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年末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499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3.7%，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3.37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年抚养比大幅提高，养老保险支出大幅增加，这将带来一系列人口和社会经济问题，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形成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老年抚养比呈现先缓慢下降后逐步上升的趋势，2011年末已上升至12.23%。有关部门测算，2015年中国劳动人口将开始下降，2035年65岁以上人口约有2.9亿，劳动人口约有8.1亿，减去接受高等教育、失业和低收入劳动人口，将出现不足2个纳税人供养1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
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退休人员数量越来越多，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的时间越来越长，导致国家的养老保险支出越来越庞大。1989-2010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总额逐年攀升，2010年已达到9429亿元，占当年GDP的比例达2.35%。
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居民依法领取养老金的权益是国家财政的必需支出，本质上是国家的一项负债。由于这种负债不像国债那样有明确的数额，习惯上称其为隐性负债。由于中国从1997年开始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向“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转变，国家需要支付给一部分实际上是空账的个人账户支付养老金，形成了转轨成本。
此前的许多相关研究对于隐性负债、转轨成本的定义不同，用法无统一标准，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将国家养老保险负债定义为养老金权益净责任（Net Pension Benefit Obligation或NPBO），研究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下，未来国家养老保险负债的变化情况。
如同其他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项一样，养老金权益净责任在某一时点上的规模是一个存量的概念，其数值等于居民未来领取的养老金精算现值与未来缴纳的养老金精算现值之差，注意这里已经考虑了未来缴纳养老金的现金流入，因此称为净责任。居民的养老金由社保基金中的养老保险基金来支付，当养老保险基金在某一时点上的累积额（Fund Balance）小于养老金权益净责任时，就会出现缺口（Fund Gap），给国家财政带来额外负担。
养老金缺口=养老保险基金累积额-养老金权益净责任
这里，养老保险基金累积额为养老保险基金从起始测算时点（本文取2012年）起，以其投资收益率累积到未来测算时点的余额。注意这里的累积是指以投资收益率累积，并不考虑未来缴纳养老金给基金带来的增加额，因为未来缴纳养老金的精算现值已在养老金权益净责任中扣减。度量缺口的关键在于对养老金权益净责任的测算。
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在目前养老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往后的年份缺口逐年放大，假设GDP年增长率为6%，到2033年时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8.7%（见图2）。当然，由于测算期限长，上述模型中的利率、死亡率、工资增长率等关键参数也会发生变化，影响测算结果的绝对数值。但根据情景分析的结果，如果现行养老制度不变，养老金缺口放大对财政造成巨大负担这一总体趋势是确定的。
地方政府债务已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稳定的最大风险点之一。据2011年6月国家审计署发布的第104号公告中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万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万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7万亿元，占15.58%。
综合现有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举债不透明、管理缺乏规范。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无法独立发债，各地纷纷通过设立融资平台绕开相关规定。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底全国共有6576家融资平台公司，其中有1033家出现了虚假出资、注册资金未到位，地方和部门违规注资、抽走资金等情况。
第二，债务短期化，投资长期化，造成期限错配。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多依赖银行贷款，以短期债务为主。从目前来看，2010年底的10.7万亿元债务中，2011-2013年到期偿还金额分别为26246.49亿元、18402.48亿元和12194.94亿元，分别占债务余额的24.49%、17.17%和11.37%。从这些债务形成的投资来看，均是一些基建项目，其中市政建设和交通运输两项合计占债务的61.6%，这些投资产生的现金流覆盖期限长，年均现金流少，极易造成期限错配。而随着“十二五”期间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经济增长速度面临放缓，部分运作不够规范、偿还能力不够强的地方融资平台出现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在加大，从而加大了政府的偿还责任。
第三，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银行贷款，“绑架”房地产和银行。在地方政府有责任偿还的债务中，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为2.55万亿元，占38%；在全部地方政府债务中，银行贷款为8.47万亿元，占79.01%。在此背景下，在地方政府、房地产和银行三个利益相关方之间，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央宏观调控难度增加。
发挥国家资产负债表桥梁作用
构建全新宏观调控体系
从此次金融危机中，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哪些启发和借鉴呢？经济政策有长短之分，短期的目标是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的稳定，长期的目标则是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优化。着眼于长期来调控短期宏观经济，从而实现长短期的动态平衡是经济政策所要追求的方向。
而国家资产负债表恰恰是可以连接长期和短期的最有效工具。它揭示了部门间资产负债表的内在联系，从而可以考察金融风险在不同部门乃至国家之间的传导途径。
从部门间资产负债相互转化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从居民到政府，从非金融部门到金融机构再到政府的传导链条。
首先，居民部门资产负债情况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到来而引起的居民部门储蓄率的下降、负债率的上升，意味着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可能无法支撑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需要向社会养老模式转变，进而增加政府对社会养老支出、医疗保险支出等隐性债务负担，居民部门负债率的上升将直接导致政府部门负债率的上升。
其次，居民、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错配以及国外部门的货币错配将导致金融机构（银行或中央银行）的错配，进而演变为政府债务。例如，通过房地产价格变动对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质量所产生的影响，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错配传导至银行部门；企业资金的周转困难和流动性紧张局面将使银行不良贷款上升，进而引发其资产负债错配；国外部门在外币方面的期限错配会导致展期风险，而本国经济部门中以外币计值的资产和负债不匹配可能导致资本流动的逆转，从而导致中央银行储备资产的损失（这在新兴市场货币危机中尤为普遍）。当政府为解决银行的资产负债错配或货币错配而对其进行国有化时，也意味着政府支出的大幅上升，潜藏银行债务危机向政府债务危机转化的风险。
国家资产负债管理将对宏观经济、社会政治产生影响。从国家资产负债管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对政府债务的考察不能仅看政府本身，而应将居民、企业、金融机构和国外部门等所有经济部门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内加以考虑。
理解这一点对宏观经济管理乃至社会政治体制具有深刻意义。例如，当人口再生产模式从传统型（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现代型（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人口老龄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时，将对宏观经济、社会、文化、政治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会对储蓄、税收、投资与消费、社会福利体系、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形成冲击；在社会层面，人口老龄化将对卫生与医疗保障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并影响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住房与迁徙等；在文化与政治上，老龄化不仅会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且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甚至政治力量格局。因此，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不仅涉及宏观经济领域的各项措施，还涉及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从而不仅对居民部门产生深刻影响，还将影响企业投资行为、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乃至政府债务水平。
要实现国家资产负债的持续管理，第一步要弄清楚各个经济部门的负债（包括隐性的、或有的）有哪些？规模有多大？每个部门拥有哪些资产？规模有多大？能不能覆盖自身的债务？为此，需要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全面反映各经济部门信息的、具有连续性的国家资产负债表。
通过国家资产负债表，可以监测某一时点上各经济部门详细的资产负债情况，评估每个部门的偿债能力、举债筹资能力，并且发现各部门之间是否存在结构错配、货币错配以及期限错配，了解国家内部经济运行情况及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债权或债务地位，发挥“显微镜”式的监测功能。不仅如此，还可以在资产负债表存量基础上引入流量冲击（例如地方融资平台偿债要求、人口老龄化可能造成的额外财政负担），估算出未来政府负债规模变化趋势，找出负债超过资产承受范围的临界点，从而揭示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及其规模，发挥“望远镜”式的预测功能。
目前，世界经济仍在动荡之中，以结构调整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再平衡正在进行，中国难以独善其身。与此同时，与过去30年相比，中国经济的内部增长条件也正在发生变化。通过观测未来风险来制定今日的政策，通过国家资产负债的可持续性来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日显重要。因此，有必要将国家资产负债表及其管理能力纳入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把宏观审慎管理放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作者工作单位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政府债务及与之相关联的包括居民和企业在内的国家资产负债可持续性问题浮出水面，而这又是传统经济学中很少涉及的问题，它警醒世人必须高度关注国家资产负债的可持续性。
中国显性的国家负债规模并不大，但在地方债、铁道债和社保缺口等隐性负债方面却规模庞大。一旦这些隐性负债转化为显性的，就会严重冲击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的冲击。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如果现行的社保制度不变的话，未来的社保支出缺口会是一个天文数字——估计二十年后这一缺口占GDP的比重可能达38.7%，远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的缺口比重。而且人口老龄化还会对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多米诺骨牌”相继倒下
金融危机是资产负债危机
此次金融危机及后续问题均源自不牢固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所谓国家资产负债表（National Balance Sheet）是指包括了政府、居民、非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等所有经济部门在内的资产负债信息。它反映了整个国民经济在某一特定时点上的资产和负债的总量规模、分布、结构和国民财富及总体经济实力的状况和水平。资产负债表不牢固主要表现为结构错配、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
首先是结构错配。在这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中，居民、金融机构和政府三大部门的负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结构错配，并且这种错配还在部门之间相互传染。以美国为例，在居民部门“寅吃卯粮”式的负债消费模式下，住房按揭贷款和消费信贷不断提升，其资产负债结构严重失衡。随着房价泡沫破裂和次贷危机的发生，居民开始降低消费，修复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而金融机构为降低自身的杠杆率也开始收缩信用。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出现衰退。政府为了应对衰退，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扩大政府投资，提高政府部门资产负债的杠杆水平，使得结构错配传染到了政府部门，放大了政府债务的风险。私人部门的债务危机最终演变成为政府债务危机。
其次是货币错配，其典型表现就是资金来源与使用的币种不一致。国内金融机构用外币借入资金，却以本币形式投放国内，甚至还出现国内企业用外币为其国内业务融资，居民用外币进行存款等。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以波罗的海三国为代表的中东欧所谓“里加流感”充分说明了货币错配对经济的伤害。以拉脱维亚为例，该国曾是东欧经济明星，经济增长一度长期维持在9%左右，被视为经济转轨的典型。但是由于在经济转轨中，国内的金融体系几乎全部为外资所取代，国内的金融活动几乎全部以外币形式进行，货币严重错配。而在金融危机中，外资银行为帮助其母行脱离困境，抽回资金，使这些明星国家迅速陷入困境。金融危机外部冲击导致了这些国家国内金融与经济的全面危机。
最后是期限错配。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新兴国家虽难以独善其身，但受伤程度的深浅却与其包括居民在内的外债期限错配程度相关。那些短期外债占比较高的国家极易因国际流动性不足，导致清偿力不足。当债权人得知该国缺乏足够的清偿能力时，就有可能发起抛售冲击，最终沿着“期限错配—流动性不足—融资受限—抛售冲击—危机爆发”的链条，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为货币危机。
综上所述，此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次贷，使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千里大堤溃于“蚁穴”。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不仅使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出现危机，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的资产负债表又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于是危机相互传染并相互激荡。恰如“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全球经济出现严重衰退。为防止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和深化，各国政府一致性地采取抢救性的财政货币扩张政策。其结果，又导致政府债务负担加重，而使政府的资产负债难以为继。
因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问题导致金融危机，又因金融危机使国家资产负债表难以持续。这种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局面凸现了建立跨代际可持续的健康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管理国家资产负债的能力建设至关重要。
人口老龄化危机
社保缺口无底洞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目前，中国政府债务规模不大，整体水平似远在警戒线以下，但如果考虑到一些隐性的、或有的债务，中国政府的债务规模亦不可小觑。
为此，我们依照世界银行专家Hana Polackov的财政风险矩阵，构建中国政府的财政风险框架（见表1），分类考察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显性、直接隐性、或有显性以及或有隐性四类债务。
中国的社保支出缺口是直接隐性债务。中国从1997年开始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即“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的养老保险制度，但由于养老金支付规模远远大于积累规模，个人账户尚未做实，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日益增大，形成政府对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
中国人口老龄化正在不断加速，这将会使社保缺口进一步加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年末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499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3.7%，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3.37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年抚养比大幅提高，养老保险支出大幅增加，这将带来一系列人口和社会经济问题，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形成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老年抚养比呈现先缓慢下降后逐步上升的趋势，2011年末已上升至12.23%。有关部门测算，2015年中国劳动人口将开始下降，2035年65岁以上人口约有2.9亿，劳动人口约有8.1亿，减去接受高等教育、失业和低收入劳动人口，将出现不足2个纳税人供养1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
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退休人员数量越来越多，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的时间越来越长，导致国家的养老保险支出越来越庞大。1989-2010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总额逐年攀升，2010年已达到9429亿元，占当年GDP的比例达2.35%。
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居民依法领取养老金的权益是国家财政的必需支出，本质上是国家的一项负债。由于这种负债不像国债那样有明确的数额，习惯上称其为隐性负债。由于中国从1997年开始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向“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转变，国家需要支付给一部分实际上是空账的个人账户支付养老金，形成了转轨成本。
此前的许多相关研究对于隐性负债、转轨成本的定义不同，用法无统一标准，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将国家养老保险负债定义为养老金权益净责任（Net Pension Benefit Obligation或NPBO），研究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下，未来国家养老保险负债的变化情况。
如同其他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项一样，养老金权益净责任在某一时点上的规模是一个存量的概念，其数值等于居民未来领取的养老金精算现值与未来缴纳的养老金精算现值之差，注意这里已经考虑了未来缴纳养老金的现金流入，因此称为净责任。居民的养老金由社保基金中的养老保险基金来支付，当养老保险基金在某一时点上的累积额（Fund Balance）小于养老金权益净责任时，就会出现缺口（Fund Gap），给国家财政带来额外负担。
养老金缺口=养老保险基金累积额-养老金权益净责任
这里，养老保险基金累积额为养老保险基金从起始测算时点（本文取2012年）起，以其投资收益率累积到未来测算时点的余额。注意这里的累积是指以投资收益率累积，并不考虑未来缴纳养老金给基金带来的增加额，因为未来缴纳养老金的精算现值已在养老金权益净责任中扣减。度量缺口的关键在于对养老金权益净责任的测算。
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在目前养老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往后的年份缺口逐年放大，假设GDP年增长率为6%，到2033年时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8.7%（见图2）。当然，由于测算期限长，上述模型中的利率、死亡率、工资增长率等关键参数也会发生变化，影响测算结果的绝对数值。但根据情景分析的结果，如果现行养老制度不变，养老金缺口放大对财政造成巨大负担这一总体趋势是确定的。
地方政府债务已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稳定的最大风险点之一。据2011年6月国家审计署发布的第104号公告中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万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万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7万亿元，占15.58%。
综合现有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举债不透明、管理缺乏规范。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无法独立发债，各地纷纷通过设立融资平台绕开相关规定。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底全国共有6576家融资平台公司，其中有1033家出现了虚假出资、注册资金未到位，地方和部门违规注资、抽走资金等情况。
第二，债务短期化，投资长期化，造成期限错配。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多依赖银行贷款，以短期债务为主。从目前来看，2010年底的10.7万亿元债务中，2011-2013年到期偿还金额分别为26246.49亿元、18402.48亿元和12194.94亿元，分别占债务余额的24.49%、17.17%和11.37%。从这些债务形成的投资来看，均是一些基建项目，其中市政建设和交通运输两项合计占债务的61.6%，这些投资产生的现金流覆盖期限长，年均现金流少，极易造成期限错配。而随着“十二五”期间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经济增长速度面临放缓，部分运作不够规范、偿还能力不够强的地方融资平台出现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在加大，从而加大了政府的偿还责任。
第三，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银行贷款，“绑架”房地产和银行。在地方政府有责任偿还的债务中，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为2.55万亿元，占38%；在全部地方政府债务中，银行贷款为8.47万亿元，占79.01%。在此背景下，在地方政府、房地产和银行三个利益相关方之间，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央宏观调控难度增加。
发挥国家资产负债表桥梁作用
构建全新宏观调控体系
从此次金融危机中，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哪些启发和借鉴呢？经济政策有长短之分，短期的目标是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的稳定，长期的目标则是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优化。着眼于长期来调控短期宏观经济，从而实现长短期的动态平衡是经济政策所要追求的方向。
而国家资产负债表恰恰是可以连接长期和短期的最有效工具。它揭示了部门间资产负债表的内在联系，从而可以考察金融风险在不同部门乃至国家之间的传导途径。
从部门间资产负债相互转化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从居民到政府，从非金融部门到金融机构再到政府的传导链条。
首先，居民部门资产负债情况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到来而引起的居民部门储蓄率的下降、负债率的上升，意味着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可能无法支撑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需要向社会养老模式转变，进而增加政府对社会养老支出、医疗保险支出等隐性债务负担，居民部门负债率的上升将直接导致政府部门负债率的上升。
其次，居民、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错配以及国外部门的货币错配将导致金融机构（银行或中央银行）的错配，进而演变为政府债务。例如，通过房地产价格变动对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质量所产生的影响，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错配传导至银行部门；企业资金的周转困难和流动性紧张局面将使银行不良贷款上升，进而引发其资产负债错配；国外部门在外币方面的期限错配会导致展期风险，而本国经济部门中以外币计值的资产和负债不匹配可能导致资本流动的逆转，从而导致中央银行储备资产的损失（这在新兴市场货币危机中尤为普遍）。当政府为解决银行的资产负债错配或货币错配而对其进行国有化时，也意味着政府支出的大幅上升，潜藏银行债务危机向政府债务危机转化的风险。
国家资产负债管理将对宏观经济、社会政治产生影响。从国家资产负债管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对政府债务的考察不能仅看政府本身，而应将居民、企业、金融机构和国外部门等所有经济部门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内加以考虑。
理解这一点对宏观经济管理乃至社会政治体制具有深刻意义。例如，当人口再生产模式从传统型（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现代型（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人口老龄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时，将对宏观经济、社会、文化、政治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会对储蓄、税收、投资与消费、社会福利体系、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形成冲击；在社会层面，人口老龄化将对卫生与医疗保障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并影响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住房与迁徙等；在文化与政治上，老龄化不仅会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且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甚至政治力量格局。因此，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不仅涉及宏观经济领域的各项措施，还涉及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从而不仅对居民部门产生深刻影响，还将影响企业投资行为、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乃至政府债务水平。
要实现国家资产负债的持续管理，第一步要弄清楚各个经济部门的负债（包括隐性的、或有的）有哪些？规模有多大？每个部门拥有哪些资产？规模有多大？能不能覆盖自身的债务？为此，需要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全面反映各经济部门信息的、具有连续性的国家资产负债表。
通过国家资产负债表，可以监测某一时点上各经济部门详细的资产负债情况，评估每个部门的偿债能力、举债筹资能力，并且发现各部门之间是否存在结构错配、货币错配以及期限错配，了解国家内部经济运行情况及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债权或债务地位，发挥“显微镜”式的监测功能。不仅如此，还可以在资产负债表存量基础上引入流量冲击（例如地方融资平台偿债要求、人口老龄化可能造成的额外财政负担），估算出未来政府负债规模变化趋势，找出负债超过资产承受范围的临界点，从而揭示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及其规模，发挥“望远镜”式的预测功能。
目前，世界经济仍在动荡之中，以结构调整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再平衡正在进行，中国难以独善其身。与此同时，与过去30年相比，中国经济的内部增长条件也正在发生变化。通过观测未来风险来制定今日的政策，通过国家资产负债的可持续性来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日显重要。因此，有必要将国家资产负债表及其管理能力纳入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把宏观审慎管理放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作者工作单位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