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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有一天，我们发现村庄变得千篇一律，或者干脆，村庄消失了，那会是什么情景？故乡正在沦陷，城市化使乡村失去了本来面目，人人都喊着回归故园，我们也看到，中产阶级式的自我留恋，其实也不完全是乡村的真实想法。
我们试图找到这样的村庄：相对于城市，它更田园，但不落后；它既有来自泥土的芬芳，又有现代文明所赋予的新的生活方式；它暂停了城市对乡村的侵蚀，正在以自然主义的胸怀，改变这个社会的工业气息；它不是遥远的乌托邦，而是实实在在的桃花源。
这样的村庄可以找到，或者，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它会向我们缓缓走来……
最“残酷”的村庄：
闺女嫁出去，媳妇不上山
春日正好的4月，我来到平邑县天宝山区。此行的目的地是一个叫九间棚的小山村，这个村子我早有耳闻，在山东，它与沈泉庄、九曲蒋家村齐名，一度成为乡村建设的典范。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奔驰，路是柏油路，虽险峻却顺畅，路两旁的上坡上点缀着些许白色梨花，梨花周围，是一些掩映在树丛中的村庄。静谧的田园景象让人仿佛回到了过去。
山路走了半小时，到了龙顶山顶，便是九间棚村。如今的九间棚村，已是当地著名的旅游区，而在过去，这里不过是一个有着一百多口人的闭塞穷村。
在主人的带领下，我来到九间棚起源的地方——一处断崖下面的山洞。相传在清朝乾隆六年（即公元1741年），一户刘姓夫妇逃荒躲难，来到了龙顶山上，在这个大石棚处安家。石棚旁边有一眼泉水，可以饮用。后来，随着人口增多，石棚被用石片隔开，分成九间，九间棚自此得名。
天然石穴、简易石棚，是九间棚几百年来的两代“家”。直到1963年，村民才迁出石棚，盖房居住。
这处著名的石棚，被完好的保存下来，让人们体会到原始社会“山顶洞人”的生活面貌。
你很难想象这里的闭塞到了何种程度。在海拔640多米的龙顶山，通往山下的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村民买了自行车，没法骑到家里，只能寄放到山下亲戚家。姑娘们不肯嫁上来，光棍越来越多。上山下山唯一的运输工具是门板，猪养大了，用门板抬着下山去卖。山上产量很低的水果需要往外卖，只能肩挑人背送到山下，一路磕磕碰碰，很难卖上好价钱。有时一不小心，连人带筐跌到沟里，摔伤人的事经常发生。
一首歌谣在当地流传：
龙顶山，没龙眼。
水论瓢，
一人一天两碗半；
星当灯，
省下油钱来买盐；
闺女嫁出去，
媳妇不上山；
夜晚树下听鸟喊——
老，老天！
在山东，再也找不到另一个自然条件如此恶劣的村庄了。
17岁的少年刘嘉坤遭遇了一次劫难。一年春天，他的父亲得了急性阑尾炎，等用门板抬到医院，由于错过抢救时间，已无法救治。
刘嘉坤观察到，龙顶山上有耕地112亩，分为大小3100块，遍布在23条山梁上。上世纪80年代初，全村20多个已到婚龄的男青年有13个说不上媳妇。
小山村的大计划：
500个千万富翁
近几十年来，“离开农村”成为一股潮流，即使在“中产下乡”的当下，下乡不过是一个点缀，离开的大潮已经拉开。
九间棚则是一个反例。
在九间棚村，我见到了刘嘉坤。这个全国著名的村支书，有着农民企业家的诸多共性：思维敏捷、乐观、敢闯、豁达。刘嘉坤向我讲述了九间棚的“发家史”。
1984年，刘嘉坤开始担任村支书，开始了“架电、修路、引水、治山、种树”的大会战。
为了架电线，刘嘉坤拿出了家里的全部积蓄，村民有的下山卖猪卖羊卖鸡蛋，有的拿出了为闺女准备嫁妆的钱，60多岁的赵永兰老太太拿出了多年积攒的准备买寿衣的钱……三天时间，多半是靠变卖家当和借贷的九间棚人竟然集起了 1.26万元。
然后是修路，技术员测算完后吃了一惊：“路要穿山越涧，从悬崖上走过，全长3500多米，九间棚就几十个劳动力，在不可能有任何机械设备参与的条件下，全村就是黑白昼夜的干，光修路至少也得五年。”
从1984年12月到1985年4月，九间棚人基本上一天没歇，大年三十还在工地上打炮眼、装炸药，开山放炮。第一辆汽车沿着新修的盘山路爬上山顶，人们买了鞭炮，从山下放到山顶。
第二年春天，大旱，村民们开始治水。村北天宝林场西面的一处悬崖陡壁上有天然石洞，洞内有一处山泉，但不知水量多少，为了测量上水量，刘嘉坤从外村借来了十二马力的抽水机做抽水实验，抽了一天没抽干。理想的水源找到了，村民们便开始引水。工程的施工难度非常大，开始的部分工程是在悬崖陡壁上进行的，需要将人用绳索吊在悬崖上完成，打炮眼、装炸药、炸通道、安管道，悬崖陡壁上响起了清脆的锤扦声和隆隆的炮声。一个月后，一座扬程102米的扬水站工程竣工了。随后，又兴建了容量4000多立方米的龙顶山天池和38个蓄水池及3500米的输水石渠。
上世纪80年代的这些创举，仅仅只是围绕村庄本身的一些运作。村庄工业化则是很多村庄接下来要走的一条路，九间棚是一个典型。
1991年，村民们走下高山进城创办企业，先后在县城开设了花岗石厂、工程机械配件厂、塑料厂等企业。90多个农民转移到城里，当了工人。但是由于当时人才匮乏、企业管理经验欠缺，在县城创办的这些企业效益不佳。
1996年，九间棚实施改革。村集体将村办企业经过公开竞标，拍卖给村民转换成私营企业；将山上零星果园收起来，按山上实有的户数，重新划分为基本均等的37份，公开竞标，承包到户。
刘嘉坤的二次创业更是将农业和工业结合在了一起。他把视线对准了老家山上遍地而生的金银花。
他的一句豪言，让我感到吃惊：“至少要创造500个千万富翁！” 他说的是金银花，并向我解释道：“先不说下游我们做药、做饮料，我希望仅仅是在上游的种植方面，至少要创造500个千万富翁吧！你想想，一个一年几十亿产值的行业，不诞生几百个千万富翁，那就不正常了！”
平邑县是“中国金银花之乡”，金银花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0%，九间棚的村民祖祖辈辈对金银花都有深厚的感情。
刘嘉坤被誉为“金银花产业的袁隆平”，他于2000年发起成立了平邑县九间棚农业科技园有限公司。2003年，他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徐常青博士一道历经13年研究的金银花优良品种大功告成，取名“九丰一号”。
一个村庄的两个极端：
“山顶洞人”VS桃花源
今天的九间棚村，已是著名的旅游景点。
自然条件最残酷的地方，往往伴随着优美的自然环境。当你专注于它的残酷，便是一派萧瑟，这里确实也曾是鸟不拉屎的所在；当条件改善，桃花源、乌托邦等字眼便鱼贯而出。
九间棚处于天宝梨乡腹地，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民居“九间棚旧址”，北海银行鲁南印钞厂旧址，罗荣桓、陈光指挥的天宝山战斗遗址，龙顶山天池等人文景观。
这里5万亩果园连成一片，春华秋实，四季宜人，尤其是阳春三月，梨花盛开，漫山遍野，铺雪堆玉，间以桃红、柳绿、松青，把天宝山区妆扮得更加绚丽多姿，置身其间，如在画中，被誉为“中国最大的天然花园”。
这里是典型的山崮地貌，整个村子位于崮顶。村民们曾经几代居住的石棚、石屋已废弃，专做旅游观光之用。
2011年，“九间棚旧址”被批准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保存最完整的原始天然民居，迄今已有270多年的历史的石棚，是九间棚村乃至整个中国农村历史发展的见证，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物保护价值。
其中一个石棚，标注为当年的村小学。刘嘉坤告诉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是在这个石窟里，完成了自己的小学学业。
作为红色金融的一部分，1944年冬，北海银行在天宝山区建立了鲁南印钞厂，开始印制发行加盖“鲁南”的北海银行币，抗战胜利后鲁南分行由农村迁至滕县城，鲁南印钞厂印制钞票不到一年即与鲁中印钞厂合并。今天，已很难看到这种货币，加盖“鲁南”的北海银行币较珍罕。
九间棚距离天宝山战斗遗址不远。天宝山战斗发生在1940年，廉德三在日特分子王功武的拉拢、煽动下，带领天宝山游击大队150余人叛变投敌，将八路军一一五师13名战士缴械后送交费城日军杀害。并裹挟千余名群众，占领天宝山。
在罗荣桓、陈光指挥下，叛军大部被歼灭，日特分子王功武被当场击毙，廉德三重伤后仓惶逃进地方日伪据点。
当然，九间棚之所以是九间棚，后两个故事，只是点缀；我试图把自己置身于石棚之内，想象当年这里的“山顶洞人”，他们的喜怒哀乐……
有一天，我们发现村庄变得千篇一律，或者干脆，村庄消失了，那会是什么情景？故乡正在沦陷，城市化使乡村失去了本来面目，人人都喊着回归故园，我们也看到，中产阶级式的自我留恋，其实也不完全是乡村的真实想法。
我们试图找到这样的村庄：相对于城市，它更田园，但不落后；它既有来自泥土的芬芳，又有现代文明所赋予的新的生活方式；它暂停了城市对乡村的侵蚀，正在以自然主义的胸怀，改变这个社会的工业气息；它不是遥远的乌托邦，而是实实在在的桃花源。
这样的村庄可以找到，或者，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它会向我们缓缓走来……
最“残酷”的村庄：
闺女嫁出去，媳妇不上山
春日正好的4月，我来到平邑县天宝山区。此行的目的地是一个叫九间棚的小山村，这个村子我早有耳闻，在山东，它与沈泉庄、九曲蒋家村齐名，一度成为乡村建设的典范。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奔驰，路是柏油路，虽险峻却顺畅，路两旁的上坡上点缀着些许白色梨花，梨花周围，是一些掩映在树丛中的村庄。静谧的田园景象让人仿佛回到了过去。
山路走了半小时，到了龙顶山顶，便是九间棚村。如今的九间棚村，已是当地著名的旅游区，而在过去，这里不过是一个有着一百多口人的闭塞穷村。
在主人的带领下，我来到九间棚起源的地方——一处断崖下面的山洞。相传在清朝乾隆六年（即公元1741年），一户刘姓夫妇逃荒躲难，来到了龙顶山上，在这个大石棚处安家。石棚旁边有一眼泉水，可以饮用。后来，随着人口增多，石棚被用石片隔开，分成九间，九间棚自此得名。
天然石穴、简易石棚，是九间棚几百年来的两代“家”。直到1963年，村民才迁出石棚，盖房居住。
这处著名的石棚，被完好的保存下来，让人们体会到原始社会“山顶洞人”的生活面貌。
你很难想象这里的闭塞到了何种程度。在海拔640多米的龙顶山，通往山下的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村民买了自行车，没法骑到家里，只能寄放到山下亲戚家。姑娘们不肯嫁上来，光棍越来越多。上山下山唯一的运输工具是门板，猪养大了，用门板抬着下山去卖。山上产量很低的水果需要往外卖，只能肩挑人背送到山下，一路磕磕碰碰，很难卖上好价钱。有时一不小心，连人带筐跌到沟里，摔伤人的事经常发生。
一首歌谣在当地流传：
龙顶山，没龙眼。
水论瓢，
一人一天两碗半；
星当灯，
省下油钱来买盐；
闺女嫁出去，
媳妇不上山；
夜晚树下听鸟喊——
老，老天！
在山东，再也找不到另一个自然条件如此恶劣的村庄了。
17岁的少年刘嘉坤遭遇了一次劫难。一年春天，他的父亲得了急性阑尾炎，等用门板抬到医院，由于错过抢救时间，已无法救治。
刘嘉坤观察到，龙顶山上有耕地112亩，分为大小3100块，遍布在23条山梁上。上世纪80年代初，全村20多个已到婚龄的男青年有13个说不上媳妇。
小山村的大计划：
500个千万富翁
近几十年来，“离开农村”成为一股潮流，即使在“中产下乡”的当下，下乡不过是一个点缀，离开的大潮已经拉开。
九间棚则是一个反例。
在九间棚村，我见到了刘嘉坤。这个全国著名的村支书，有着农民企业家的诸多共性：思维敏捷、乐观、敢闯、豁达。刘嘉坤向我讲述了九间棚的“发家史”。
1984年，刘嘉坤开始担任村支书，开始了“架电、修路、引水、治山、种树”的大会战。
为了架电线，刘嘉坤拿出了家里的全部积蓄，村民有的下山卖猪卖羊卖鸡蛋，有的拿出了为闺女准备嫁妆的钱，60多岁的赵永兰老太太拿出了多年积攒的准备买寿衣的钱……三天时间，多半是靠变卖家当和借贷的九间棚人竟然集起了 1.26万元。
然后是修路，技术员测算完后吃了一惊：“路要穿山越涧，从悬崖上走过，全长3500多米，九间棚就几十个劳动力，在不可能有任何机械设备参与的条件下，全村就是黑白昼夜的干，光修路至少也得五年。”
从1984年12月到1985年4月，九间棚人基本上一天没歇，大年三十还在工地上打炮眼、装炸药，开山放炮。第一辆汽车沿着新修的盘山路爬上山顶，人们买了鞭炮，从山下放到山顶。
第二年春天，大旱，村民们开始治水。村北天宝林场西面的一处悬崖陡壁上有天然石洞，洞内有一处山泉，但不知水量多少，为了测量上水量，刘嘉坤从外村借来了十二马力的抽水机做抽水实验，抽了一天没抽干。理想的水源找到了，村民们便开始引水。工程的施工难度非常大，开始的部分工程是在悬崖陡壁上进行的，需要将人用绳索吊在悬崖上完成，打炮眼、装炸药、炸通道、安管道，悬崖陡壁上响起了清脆的锤扦声和隆隆的炮声。一个月后，一座扬程102米的扬水站工程竣工了。随后，又兴建了容量4000多立方米的龙顶山天池和38个蓄水池及3500米的输水石渠。
上世纪80年代的这些创举，仅仅只是围绕村庄本身的一些运作。村庄工业化则是很多村庄接下来要走的一条路，九间棚是一个典型。
1991年，村民们走下高山进城创办企业，先后在县城开设了花岗石厂、工程机械配件厂、塑料厂等企业。90多个农民转移到城里，当了工人。但是由于当时人才匮乏、企业管理经验欠缺，在县城创办的这些企业效益不佳。
1996年，九间棚实施改革。村集体将村办企业经过公开竞标，拍卖给村民转换成私营企业；将山上零星果园收起来，按山上实有的户数，重新划分为基本均等的37份，公开竞标，承包到户。
刘嘉坤的二次创业更是将农业和工业结合在了一起。他把视线对准了老家山上遍地而生的金银花。
他的一句豪言，让我感到吃惊：“至少要创造500个千万富翁！” 他说的是金银花，并向我解释道：“先不说下游我们做药、做饮料，我希望仅仅是在上游的种植方面，至少要创造500个千万富翁吧！你想想，一个一年几十亿产值的行业，不诞生几百个千万富翁，那就不正常了！”
平邑县是“中国金银花之乡”，金银花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0%，九间棚的村民祖祖辈辈对金银花都有深厚的感情。
刘嘉坤被誉为“金银花产业的袁隆平”，他于2000年发起成立了平邑县九间棚农业科技园有限公司。2003年，他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徐常青博士一道历经13年研究的金银花优良品种大功告成，取名“九丰一号”。
一个村庄的两个极端：
“山顶洞人”VS桃花源
今天的九间棚村，已是著名的旅游景点。
自然条件最残酷的地方，往往伴随着优美的自然环境。当你专注于它的残酷，便是一派萧瑟，这里确实也曾是鸟不拉屎的所在；当条件改善，桃花源、乌托邦等字眼便鱼贯而出。
九间棚处于天宝梨乡腹地，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民居“九间棚旧址”，北海银行鲁南印钞厂旧址，罗荣桓、陈光指挥的天宝山战斗遗址，龙顶山天池等人文景观。
这里5万亩果园连成一片，春华秋实，四季宜人，尤其是阳春三月，梨花盛开，漫山遍野，铺雪堆玉，间以桃红、柳绿、松青，把天宝山区妆扮得更加绚丽多姿，置身其间，如在画中，被誉为“中国最大的天然花园”。
这里是典型的山崮地貌，整个村子位于崮顶。村民们曾经几代居住的石棚、石屋已废弃，专做旅游观光之用。
2011年，“九间棚旧址”被批准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保存最完整的原始天然民居，迄今已有270多年的历史的石棚，是九间棚村乃至整个中国农村历史发展的见证，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物保护价值。
其中一个石棚，标注为当年的村小学。刘嘉坤告诉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是在这个石窟里，完成了自己的小学学业。
作为红色金融的一部分，1944年冬，北海银行在天宝山区建立了鲁南印钞厂，开始印制发行加盖“鲁南”的北海银行币，抗战胜利后鲁南分行由农村迁至滕县城，鲁南印钞厂印制钞票不到一年即与鲁中印钞厂合并。今天，已很难看到这种货币，加盖“鲁南”的北海银行币较珍罕。
九间棚距离天宝山战斗遗址不远。天宝山战斗发生在1940年，廉德三在日特分子王功武的拉拢、煽动下，带领天宝山游击大队150余人叛变投敌，将八路军一一五师13名战士缴械后送交费城日军杀害。并裹挟千余名群众，占领天宝山。
在罗荣桓、陈光指挥下，叛军大部被歼灭，日特分子王功武被当场击毙，廉德三重伤后仓惶逃进地方日伪据点。
当然，九间棚之所以是九间棚，后两个故事，只是点缀；我试图把自己置身于石棚之内，想象当年这里的“山顶洞人”，他们的喜怒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