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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以标榜“弘扬始祖文化”为宗的河南新郑“中华第一祖龙”项目闹剧被叫停。此前,也曾有专家宣称要放弃中国国家形象的龙标志,依据于龙乃皇权与专制之物,并称国际交往日盛的今天,中国之龙与西语“Dragon”所指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不能对接。一扬一弃,或爱或怨,彰显出龙在炎黄子孙心目中的重要地位。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在几千年的文明传承中,它已经深植于这一文化的各个层面,上至帝王,下至布衣,实以影像,虚以信仰,无不镌刻着龙的痕迹。
龙之初
在龙起源问题上,人们争论颇多:一说龙是某种生物或几种生物的组合,如蛇、马、鱼、河马、蜥蜴、鳄鱼、恐龙、松树等;又说龙是某种自然现象或多种艺术化动物叠加组合而成,如云、虹、闪电、合并了的图腾、物候代表形象的组合等。如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在其《伏羲考》一书中就曾认为:“龙图腾,不拘它局部的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这表明在当初那图腾单位林立的时代,内中以蛇图腾最为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上述诸种推断,或基于对龙性的理解,或源于考古佐证,不一而足。客观地说,龙既然共识为信仰之物,又经迭代幻化,今人对龙之源头的甄别更多只会是满足龙之传人的一种追根溯源的求全心理罢了。考古发现,大约至商代,已出现完备意义上的龙形,此时之龙已是长躯、硕口,有角和足,呈飞翔之状的神性动物。而“龙”字出现的则更早一些: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有70余种龙字,这些龙字多是典型的“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象形文字,其所“象”之“形”则为长身而曲,巨头大口,多长有角,或有足或无足,呈现动物形态。最晚至汉时,龙的基本内涵已经形成:它是人神相通的助手与坐骑,如诗人屈原在《九歌》中就多有描写神人乘龙的诗句,“乘龙兮辚辚,高驼兮冲天”,“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等;龙又是司掌云雨河泽的神兽,《周易》中有“云从龙,风从虎”之说;在民众信仰中,龙更是显示吉祥灾变的灵物,《礼记·礼运》中曾有:“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淮南子》有云:“万物羽毛鳞介皆祖于龙,羽嘉生飞龙,飞龙生凤凰。”
龙袍
龙既为神物,古人早就有以龙喻人之说。如孔子就曾称老子“吾今见老子,其犹龙乎?”而主动将身世与龙相联系的帝王却是汉高祖刘邦。《史记·高祖本纪》:“其先刘媪(刘邦之母)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汉代以后,龙开始成为封建帝王的专用标识,龙纹也渐为帝王世家所垄断,这种垄断突出体现在龙袍的形制上。
龙袍是皇帝专用之袍,因袍上绣有龙纹而得名。龙袍已非简单的蔽体御寒之物,更多体现的是“严内外,明等级,辨尊卑”的社会属性。唐高祖时曾令臣民不得僭服黄色,黄袍遂为王室专用之服。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兵变称帝,于是龙袍又别称“黄袍”。龙袍多呈盘领、右枉、黄色,其上的各种龙章图案,历代有所变化,至清时,龙袍形制日臻完善。清时龙袍又称“吉服”,是皇帝在一般典礼时所穿的服装。清皇帝的服装基本上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雨服和便服等几大类。礼服包括朝袍、端罩(一种外褂)和衮服(既可与朝袍套穿,也可与龙袍和常服一起穿的衣服);吉服包括衮服、龙袍;常服则是介于礼服和便服之间的一种服装;外出或打猎要穿行服:雨雪天则穿雨服。由此看来,“龙袍”只是皇帝吉服中的一个门类而已,主要用于重大吉庆节日以及先农坛皇帝亲耕等场合。
清时龙袍通身绣九条金龙:四条正龙绣在龙袍最显要的位置——前胸、后背和两肩,四条行龙在前后衣襟下摆部位,襟里藏一条,这样前后望去都是五条龙,寓意“九五至尊”;正龙绣得正襟危坐,一团威严,行龙绣得极富活力,似动非动。此外,龙袍在龙纹之间还绣以五彩云纹、蝙蝠纹、十二章纹等吉祥图案。五彩云纹是龙袍上不可缺少的装饰图案,既表现祥瑞之兆又起衬托作用;红色蝙蝠纹即红蝠也是龙袍必备之纹,取“洪福”谐音;在龙袍下摆排列着代表深海的曲线,称为“水脚”,水脚上装饰有波涛翻卷的海浪,挺立的岩石,这种纹样被称为“海水江崖”,寓意“福山寿海”。据称,清时做成一件龙袍,期间要用绣工近500人,绣金工40余人,画样过粉10余人等。
龙王
龙本有司职云雨之能,但龙真正成为“王”应该与佛道二教的传播、附会有关。宋赵彦卫《云麓漫钞》曰:“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释氏书入,中土有龙王之说,而河伯无闻矣。”佛教中有各式各样的龙,其职“莫不勤力兴云布雨,令诸众生热恼消灭”。道教参照佛教也创造出诸如四海龙王、五方龙王、诸天龙王等,同样司职行云布雨。如《太上护国祈雨消魔经》所言,遇到百姓苦于炎旱之时,天帝就派遣各位大龙王“兴动云雾,施绕世间”,让江河溪涧、上下四畴“皆得滂沛”,草木丛林、花果五谷之类“悉皆生成,枝叶茂盛”。
在佛道二教的传播过程中,史书中又多有古代帝王祭龙的记述:如《文献通考》记唐玄宗“诏祠龙池”,大肆祭祀;《宋会要辑稿》载,宋徽宗赵佶将天下的五龙神都诏封以王爵;清代帝王对龙王也颇为重视,仅康熙皇帝就数次到北京西山北部的黑龙潭龙王庙“祷雨”,并拨款“鼎新庙宇,御制碑文以纪之”,乾隆皇帝则加封黑龙潭龙神为“昭灵沛泽龙王之神”等。
佛道二教的传播,加之封建帝王的鼓噪,龙王作为司雨之神进入民众的信仰序列便是情理中事了。在民众信仰中,凡是水泽之地,无论江河湖海,都有龙王驻守。龙王能生风雨,兴雷电,司职一方水旱丰歉。如遇久旱不雨,地方乡民必先到龙王庙祭祀祈雨,再则把龙王神像抬出,暴晒于烈日下,直到天降大雨为止。因此,解放前的大江南北,村寨多置龙王庙。
龙舞
龙舞,又称“舞龙”。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记载,汉时就已经存在形式完备的龙舞:龙有五至九条,龙身长达数丈;春舞青龙,夏舞赤龙、黄龙,秋舞白龙,冬舞黑龙。此时“舞龙”有“祈年”、“求雨”之意,以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延至后来,龙舞逐渐衍化成一种独特的民间舞蹈表演形式。
在两千年的传承过程中,中国民间龙舞积累了相当高的扎制技术、表演技巧,表演形式更是丰富多彩。如火龙,又称金龙、龙灯,用竹篾和绸布扎成龙头、龙身和龙尾,彩绘龙鳞,每节龙身中都装有烛灯。起舞时,一人持彩灯(象征宝珠)在前领舞,其他多人持龙头、龙身和龙尾下的木柄随舞,表演“二龙戏珠”、“金龙蟠玉柱”等。龙灯多在节庆之夜表演,以锣鼓、唢呐伴奏,同时施放烟花爆竹,蔚为壮观。又如草龙,则主要兴盛于南方数省,每至夏历五六月间,乡民用柳条、青藤、稻草等扎成龙形,龙身上插满香火,傍晚以后在田间场院舞弄,看起来星火点点、香烟缭绕。旧时多在闹虫灾或干旱时的祭祀活动中舞弄,有驱虫、祈雨之意。
除了上述诸种舞龙之外,尚有人龙、纸龙、花龙、筐龙、段龙、烛龙、醉龙、竹叶龙、荷花龙、板凳龙、扁担龙、滚地龙、七巧龙、大头龙、夜光龙、焰火龙等近百种之多。龙舞已成为中国传统节日中传布最广的民间舞蹈之一。
延至今天,龙袍已成历史旧迹,龙王也只保留在民间传说故事中,即便源起于娱神、媚神的龙舞,也只是以一种民俗活动的形式存在了下来。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的龙,在褪去历史的虚妄色彩后,更多是以一种文化符号的形式存续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里,深植于炎黄子孙的文化认同中。
责任编辑 姜 冰
龙之初
在龙起源问题上,人们争论颇多:一说龙是某种生物或几种生物的组合,如蛇、马、鱼、河马、蜥蜴、鳄鱼、恐龙、松树等;又说龙是某种自然现象或多种艺术化动物叠加组合而成,如云、虹、闪电、合并了的图腾、物候代表形象的组合等。如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在其《伏羲考》一书中就曾认为:“龙图腾,不拘它局部的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这表明在当初那图腾单位林立的时代,内中以蛇图腾最为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上述诸种推断,或基于对龙性的理解,或源于考古佐证,不一而足。客观地说,龙既然共识为信仰之物,又经迭代幻化,今人对龙之源头的甄别更多只会是满足龙之传人的一种追根溯源的求全心理罢了。考古发现,大约至商代,已出现完备意义上的龙形,此时之龙已是长躯、硕口,有角和足,呈飞翔之状的神性动物。而“龙”字出现的则更早一些: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有70余种龙字,这些龙字多是典型的“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象形文字,其所“象”之“形”则为长身而曲,巨头大口,多长有角,或有足或无足,呈现动物形态。最晚至汉时,龙的基本内涵已经形成:它是人神相通的助手与坐骑,如诗人屈原在《九歌》中就多有描写神人乘龙的诗句,“乘龙兮辚辚,高驼兮冲天”,“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等;龙又是司掌云雨河泽的神兽,《周易》中有“云从龙,风从虎”之说;在民众信仰中,龙更是显示吉祥灾变的灵物,《礼记·礼运》中曾有:“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淮南子》有云:“万物羽毛鳞介皆祖于龙,羽嘉生飞龙,飞龙生凤凰。”
龙袍
龙既为神物,古人早就有以龙喻人之说。如孔子就曾称老子“吾今见老子,其犹龙乎?”而主动将身世与龙相联系的帝王却是汉高祖刘邦。《史记·高祖本纪》:“其先刘媪(刘邦之母)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汉代以后,龙开始成为封建帝王的专用标识,龙纹也渐为帝王世家所垄断,这种垄断突出体现在龙袍的形制上。
龙袍是皇帝专用之袍,因袍上绣有龙纹而得名。龙袍已非简单的蔽体御寒之物,更多体现的是“严内外,明等级,辨尊卑”的社会属性。唐高祖时曾令臣民不得僭服黄色,黄袍遂为王室专用之服。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兵变称帝,于是龙袍又别称“黄袍”。龙袍多呈盘领、右枉、黄色,其上的各种龙章图案,历代有所变化,至清时,龙袍形制日臻完善。清时龙袍又称“吉服”,是皇帝在一般典礼时所穿的服装。清皇帝的服装基本上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雨服和便服等几大类。礼服包括朝袍、端罩(一种外褂)和衮服(既可与朝袍套穿,也可与龙袍和常服一起穿的衣服);吉服包括衮服、龙袍;常服则是介于礼服和便服之间的一种服装;外出或打猎要穿行服:雨雪天则穿雨服。由此看来,“龙袍”只是皇帝吉服中的一个门类而已,主要用于重大吉庆节日以及先农坛皇帝亲耕等场合。
清时龙袍通身绣九条金龙:四条正龙绣在龙袍最显要的位置——前胸、后背和两肩,四条行龙在前后衣襟下摆部位,襟里藏一条,这样前后望去都是五条龙,寓意“九五至尊”;正龙绣得正襟危坐,一团威严,行龙绣得极富活力,似动非动。此外,龙袍在龙纹之间还绣以五彩云纹、蝙蝠纹、十二章纹等吉祥图案。五彩云纹是龙袍上不可缺少的装饰图案,既表现祥瑞之兆又起衬托作用;红色蝙蝠纹即红蝠也是龙袍必备之纹,取“洪福”谐音;在龙袍下摆排列着代表深海的曲线,称为“水脚”,水脚上装饰有波涛翻卷的海浪,挺立的岩石,这种纹样被称为“海水江崖”,寓意“福山寿海”。据称,清时做成一件龙袍,期间要用绣工近500人,绣金工40余人,画样过粉10余人等。
龙王
龙本有司职云雨之能,但龙真正成为“王”应该与佛道二教的传播、附会有关。宋赵彦卫《云麓漫钞》曰:“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释氏书入,中土有龙王之说,而河伯无闻矣。”佛教中有各式各样的龙,其职“莫不勤力兴云布雨,令诸众生热恼消灭”。道教参照佛教也创造出诸如四海龙王、五方龙王、诸天龙王等,同样司职行云布雨。如《太上护国祈雨消魔经》所言,遇到百姓苦于炎旱之时,天帝就派遣各位大龙王“兴动云雾,施绕世间”,让江河溪涧、上下四畴“皆得滂沛”,草木丛林、花果五谷之类“悉皆生成,枝叶茂盛”。
在佛道二教的传播过程中,史书中又多有古代帝王祭龙的记述:如《文献通考》记唐玄宗“诏祠龙池”,大肆祭祀;《宋会要辑稿》载,宋徽宗赵佶将天下的五龙神都诏封以王爵;清代帝王对龙王也颇为重视,仅康熙皇帝就数次到北京西山北部的黑龙潭龙王庙“祷雨”,并拨款“鼎新庙宇,御制碑文以纪之”,乾隆皇帝则加封黑龙潭龙神为“昭灵沛泽龙王之神”等。
佛道二教的传播,加之封建帝王的鼓噪,龙王作为司雨之神进入民众的信仰序列便是情理中事了。在民众信仰中,凡是水泽之地,无论江河湖海,都有龙王驻守。龙王能生风雨,兴雷电,司职一方水旱丰歉。如遇久旱不雨,地方乡民必先到龙王庙祭祀祈雨,再则把龙王神像抬出,暴晒于烈日下,直到天降大雨为止。因此,解放前的大江南北,村寨多置龙王庙。
龙舞
龙舞,又称“舞龙”。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记载,汉时就已经存在形式完备的龙舞:龙有五至九条,龙身长达数丈;春舞青龙,夏舞赤龙、黄龙,秋舞白龙,冬舞黑龙。此时“舞龙”有“祈年”、“求雨”之意,以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延至后来,龙舞逐渐衍化成一种独特的民间舞蹈表演形式。
在两千年的传承过程中,中国民间龙舞积累了相当高的扎制技术、表演技巧,表演形式更是丰富多彩。如火龙,又称金龙、龙灯,用竹篾和绸布扎成龙头、龙身和龙尾,彩绘龙鳞,每节龙身中都装有烛灯。起舞时,一人持彩灯(象征宝珠)在前领舞,其他多人持龙头、龙身和龙尾下的木柄随舞,表演“二龙戏珠”、“金龙蟠玉柱”等。龙灯多在节庆之夜表演,以锣鼓、唢呐伴奏,同时施放烟花爆竹,蔚为壮观。又如草龙,则主要兴盛于南方数省,每至夏历五六月间,乡民用柳条、青藤、稻草等扎成龙形,龙身上插满香火,傍晚以后在田间场院舞弄,看起来星火点点、香烟缭绕。旧时多在闹虫灾或干旱时的祭祀活动中舞弄,有驱虫、祈雨之意。
除了上述诸种舞龙之外,尚有人龙、纸龙、花龙、筐龙、段龙、烛龙、醉龙、竹叶龙、荷花龙、板凳龙、扁担龙、滚地龙、七巧龙、大头龙、夜光龙、焰火龙等近百种之多。龙舞已成为中国传统节日中传布最广的民间舞蹈之一。
延至今天,龙袍已成历史旧迹,龙王也只保留在民间传说故事中,即便源起于娱神、媚神的龙舞,也只是以一种民俗活动的形式存在了下来。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的龙,在褪去历史的虚妄色彩后,更多是以一种文化符号的形式存续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里,深植于炎黄子孙的文化认同中。
责任编辑 姜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