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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当人民共和国即将举行开国大典的前两天,中共中央办公厅驻旅大办事处主任徐德明,和大连轮船公司副经理魏震东等,一大早就登上海岸边的山岗。他们举着望远镜,向东南方向的海面,不停地搜索。
海面的晨雾逐渐散去,随着东方晨曦的升起,忽然看到远处果然有一艘远洋轮船,吐着一缕黑烟冉冉出现,桅杆上悬挂的“我要进港加水”的国际信号旗也看清楚了。他们便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安东尼亚!安东尼亚!”
“安东尼亚”这个巴拿马籍的船名,为什么此时令他们如此惊喜呢?提起这个在航运界口口相传的振奋人心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1949年5月初,当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后,国民党大势已去,赶紧向台湾撤退时,原设在上海受国民党控制的具有77年航運历史的全国最大的轮船招商局,其董事长徐学禹奉命撤到台北成立总管理处,他已向蒋介石立了“军令状”,要把招商局的全部海轮劫往台湾。
在此之前,美国驻沪领事馆曾写信给招商局,说什么中国“向美国航务委员会购买之船只,因船价尚未付清,不应留置军事危险地带。十艘自由轮和六艘N3型轮,在沪者立即离沪,免蹈郑和轮在京(指南京)被毁之覆辙。不在沪者,亦应停止来沪,以策安全。”
与此同时,美国柯慎思公使也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广州,他赶紧前往其外交部交涉说“中国向美方购买的船只,价款计美金约1 600余万元,已付百分之二十五,未付数以这些船舶为抵押。查这些船舶,中国政府以八艘拨交招商局。美方希望中国主管机关训令各该船长,不得将这些船舶驶赴或接近共产党控制区域,以防备为他们扣留使用。我们已向招商局负责人提出,这些船舶倘有上述情事发生,美国政府得依旧约要求对这些船舶的权利。”
在国民党及其美国主子的胁迫、驱使下,到5月中旬招商局约有80艘(计22万总吨)海轮被劫往台湾。国民党为维持其东南沿海的军运以及少数海外航运,便对这些海轮上的海员,实行严密的控制和迫害。从5月20日开始,在台湾实行全面戒严,基隆、高雄两港晚上21时到翌晨5时实行宵禁,其余港口全部封闭。对违抗军运和调度的船员,进行严厉镇压。中106登陆艇轮机长龙伯陵在机舱检修主机,国民党军队硬说他破坏机器,对他辱骂、殴打,“呯”地一声枪响,子弹从他身边飞过,险些送了他的老命。二管轮的卧室受到军方搜查,说他看进步书,不仅把他禁闭起来,而且轮机部全体船员都受到监视;中103登陆艇某练习生受不了国民党军队的污辱,说了句不满的话,就遭到毒打,以后就失踪了。
海员在台湾受迫害愈烈,思念大陆亲人的心情更加迫切。有的冒着生命危险从台湾潜逃到舟山,然后再偷逃回大陆与亲人团聚。于是国民党便强迫海员实行五人联保,如有一人逃跑,即拿另外四人问罪。同时国民党又派军舰和布放水雷封锁长江口,使劫台的招商局海轮更难驶回上海。在这种高压下,海员们都希望把船开到香港去,因为到了香港,便可以与大陆通邮、通航,探知大陆亲人的信息,可以把工钱汇回家。
另一方面,台湾国民党的监控网,也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漏洞,就是供应这许多海轮的燃料不足,只能让部分海轮开到香港去补给燃料。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基隆港,在停泊的许多轮船中,有一艘3 400吨级的远洋货轮“海辽”号,年正32岁、血气方刚的船长方枕流,近日显得格外心焦,天天到局管理总处探听开航的消息。忽然,8月下旬的一天,他终于接到开航令,命他把海辽轮,先开到香港补装燃料和给养,然后去汕头应军差,运蒋军去海南榆林港。
“这真是个蛟龙出海显身手的好机会!”方船长极力按捺住内心的喜悦,许多难忘的往事,闪电般地在他脑海中转动。他暗自忖度:这次就有机会与平生最知己的刘双恩同志见面了。记得十年前他和刘同在四川万县海关船上同事。刘任船长,他当大副,两人朝夕相处,友谊日深,那时他已暗中知道刘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曾向刘表达也要走革命道路的决心。抗战胜利后,他俩虽不在一起工作,但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不久前,刘双恩通过秘密交通告诉方枕流,他受组织派遣,在香港开设航运公司,为解放区转运物资,希望方船长寻找机会把船开到香港举事,让海辽轮首先升起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方船长想到这里,浑身热血涌动起来,于是他迅速命令全船作好开航准备。他急切地在没有引水和拖轮的情况下,亲自引领海辽轮驶离基隆港,直航香港。
两天以后,海辽轮便抵达香港,于是方船长便和刘双恩秘密会晤了。方船长首先汇报了海辽轮船员都急切盼望早日回归大陆的心情。他与船上的积极分子报务主任马骏以及大、二、三副组成了核心组。他们五人对胆小怕事的船员,分头做思想鼓动工作,全船举义回归的信心大增。唯独年长的轮机长情况有些特别,他的老伴和子女都在南方,他准备独自先离船,潜逃回家比较容易。他对天发誓,决不把举事的消息透露出去,赌咒罚愿地表了态。这样就不担心船员内部会出问题。
过了几天,海辽轮接到招商局香港分局转来台北总管理处的命令:“9月19日从香港起航,开往汕头装运国军驶援舟山。”
9月18日上午,方枕流再次和刘双恩秘密碰头,对整个行动方案及细节,慎重而又细致地再理了一遍。方枕流告诉刘双恩,海辽轮已在香港加足了燃料和给养,可以连续航行十天无虞。两人又详细地研究了北归的航线:为了避开国民党海空军的监控,不走台湾海峡,改道菲律宾北面的巴士海峡,绕道西太平洋,再穿过南朝鲜海面和黄海北部直驶大连港。刘双恩告诉方枕流:“海辽轮明天晚上离开香港后,他将利用自己船上的电台,跟踪收听海辽轮发出的电讯,当他收到海辽轮向汕头和基隆电台发出的‘抛锚修理主机’的电报,我就会用别的秘密线路电告中共中央,九天以后在大连迎接你们!到大连的联系人是徐德明。你们船上悬挂的国际信号旗是:‘我要进港加水’。”最后,方枕流郑重地向刘双恩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两人紧紧握手告别。
翌日,方船长故意挨到夕阳西下,指挥海辽轮悄然起航。下午8时香港鲤鱼门讯号台发出灯语,询问出港的船是何船名?驶往何处?方船长用手电筒有意把灯语打得模糊不清,蒙过了鲤鱼门。他急步来到驾驶台命令舵工调转航向,把本来要朝东北行驶的航向,改为朝东南的航向,直驶巴士海峡。
9时,召开全船大会,方船长庄严宣布我们这次不去汕头,决定起义,脱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开往解放区的大连,博得了全体船员的举手拥护。方船长看了下手表说:“现在是1949年9月19日晚上9点,这是我们海辽轮解放的时刻。”
于是全体船员紧急动员,连夜伪装船貌。方船长首先命令水手长把烟囱上的招商船公司标志——黄圈用黑漆涂掉。患病卧床的船员,也主动起来参加油漆。大家又用钢锯、电钻和锉刀,把4只救生筏铁架割断,推入大海。舵工孙新祚吊在舷外,把“海辽”两个斗大的汉字船名涂掉,把船名改漆为“MARYMOLLER”(玛丽玛拉)。
从香港航行至汕头,只需18个小时。而绕道西太平洋航至大连,需八天九夜。为不使敌人觉察,马骏等日夜监听汕头、台北、香港3处招商局电台,并发出“主机损坏,途中抛锚修理”等谬报和假船位电报,以迷惑敌人。
9月26日,海辽轮穿过琉球群岛北端,驶向南朝鲜济州岛南面海域,海辽轮又作了第二次船貌的改妆,把“玛丽玛拉”船名涂掉,漆上巴拿马籍的“ANTONIA”(安东尼亚)。
9月28日晨,海辽轮胜利抵达大连港,中共中央代表徐德明亲自登轮热烈欢迎,向全体起义船员亲切慰问。大连轮船公司副经理魏震动送来大批慰问品。
1949年10月1日,海辽轮汽笛长鸣,庄严地升起五星红旗。大连港内响起人们的欢呼声、锣鼓声和爆竹声……
海辽轮船员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亲手制作了救生圈和舵盘的模型,在标牌上精心雕刻道:“敬献毛主席,您是新中国的舵手!您是人民的大救星!”方枕流把这件礼物,双手捧给徐德明,请他转呈毛主席。全体船员还向毛主席发了致敬电。
10月24日,毛主席发电报给海辽轮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起义船员,予以嘉勉。电文如下:
海辽轮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同志们:
祝贺你们在海上起义,并将海辽轮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你们为着人民国家的利益,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脱离反动派而站在人民方面,这种举动,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是还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控制下的一切船长、船员们所应当效法的。
海辽轮光荣起义的信息,便传遍了海内外,有力地鼓舞着还处在国民党控制下原招商局和许多流转海外的广大海员。他们纷纷群起效仿,通过秘密串连,1950年1月15日,停泊在香港的13艘海轮,在香港招商分局的组织下,同时升起五星红旗,脱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由此又激起滞留在港、澳和南洋的中兴、民生、海鹰、中华等民族私营航业的21艘海轮的北归。广大海员和私方航业人员回到大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都为新中国的海运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
海面的晨雾逐渐散去,随着东方晨曦的升起,忽然看到远处果然有一艘远洋轮船,吐着一缕黑烟冉冉出现,桅杆上悬挂的“我要进港加水”的国际信号旗也看清楚了。他们便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安东尼亚!安东尼亚!”
“安东尼亚”这个巴拿马籍的船名,为什么此时令他们如此惊喜呢?提起这个在航运界口口相传的振奋人心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1949年5月初,当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后,国民党大势已去,赶紧向台湾撤退时,原设在上海受国民党控制的具有77年航運历史的全国最大的轮船招商局,其董事长徐学禹奉命撤到台北成立总管理处,他已向蒋介石立了“军令状”,要把招商局的全部海轮劫往台湾。
在此之前,美国驻沪领事馆曾写信给招商局,说什么中国“向美国航务委员会购买之船只,因船价尚未付清,不应留置军事危险地带。十艘自由轮和六艘N3型轮,在沪者立即离沪,免蹈郑和轮在京(指南京)被毁之覆辙。不在沪者,亦应停止来沪,以策安全。”
与此同时,美国柯慎思公使也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广州,他赶紧前往其外交部交涉说“中国向美方购买的船只,价款计美金约1 600余万元,已付百分之二十五,未付数以这些船舶为抵押。查这些船舶,中国政府以八艘拨交招商局。美方希望中国主管机关训令各该船长,不得将这些船舶驶赴或接近共产党控制区域,以防备为他们扣留使用。我们已向招商局负责人提出,这些船舶倘有上述情事发生,美国政府得依旧约要求对这些船舶的权利。”
在国民党及其美国主子的胁迫、驱使下,到5月中旬招商局约有80艘(计22万总吨)海轮被劫往台湾。国民党为维持其东南沿海的军运以及少数海外航运,便对这些海轮上的海员,实行严密的控制和迫害。从5月20日开始,在台湾实行全面戒严,基隆、高雄两港晚上21时到翌晨5时实行宵禁,其余港口全部封闭。对违抗军运和调度的船员,进行严厉镇压。中106登陆艇轮机长龙伯陵在机舱检修主机,国民党军队硬说他破坏机器,对他辱骂、殴打,“呯”地一声枪响,子弹从他身边飞过,险些送了他的老命。二管轮的卧室受到军方搜查,说他看进步书,不仅把他禁闭起来,而且轮机部全体船员都受到监视;中103登陆艇某练习生受不了国民党军队的污辱,说了句不满的话,就遭到毒打,以后就失踪了。
海员在台湾受迫害愈烈,思念大陆亲人的心情更加迫切。有的冒着生命危险从台湾潜逃到舟山,然后再偷逃回大陆与亲人团聚。于是国民党便强迫海员实行五人联保,如有一人逃跑,即拿另外四人问罪。同时国民党又派军舰和布放水雷封锁长江口,使劫台的招商局海轮更难驶回上海。在这种高压下,海员们都希望把船开到香港去,因为到了香港,便可以与大陆通邮、通航,探知大陆亲人的信息,可以把工钱汇回家。
另一方面,台湾国民党的监控网,也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漏洞,就是供应这许多海轮的燃料不足,只能让部分海轮开到香港去补给燃料。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基隆港,在停泊的许多轮船中,有一艘3 400吨级的远洋货轮“海辽”号,年正32岁、血气方刚的船长方枕流,近日显得格外心焦,天天到局管理总处探听开航的消息。忽然,8月下旬的一天,他终于接到开航令,命他把海辽轮,先开到香港补装燃料和给养,然后去汕头应军差,运蒋军去海南榆林港。
“这真是个蛟龙出海显身手的好机会!”方船长极力按捺住内心的喜悦,许多难忘的往事,闪电般地在他脑海中转动。他暗自忖度:这次就有机会与平生最知己的刘双恩同志见面了。记得十年前他和刘同在四川万县海关船上同事。刘任船长,他当大副,两人朝夕相处,友谊日深,那时他已暗中知道刘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曾向刘表达也要走革命道路的决心。抗战胜利后,他俩虽不在一起工作,但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不久前,刘双恩通过秘密交通告诉方枕流,他受组织派遣,在香港开设航运公司,为解放区转运物资,希望方船长寻找机会把船开到香港举事,让海辽轮首先升起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方船长想到这里,浑身热血涌动起来,于是他迅速命令全船作好开航准备。他急切地在没有引水和拖轮的情况下,亲自引领海辽轮驶离基隆港,直航香港。
两天以后,海辽轮便抵达香港,于是方船长便和刘双恩秘密会晤了。方船长首先汇报了海辽轮船员都急切盼望早日回归大陆的心情。他与船上的积极分子报务主任马骏以及大、二、三副组成了核心组。他们五人对胆小怕事的船员,分头做思想鼓动工作,全船举义回归的信心大增。唯独年长的轮机长情况有些特别,他的老伴和子女都在南方,他准备独自先离船,潜逃回家比较容易。他对天发誓,决不把举事的消息透露出去,赌咒罚愿地表了态。这样就不担心船员内部会出问题。
过了几天,海辽轮接到招商局香港分局转来台北总管理处的命令:“9月19日从香港起航,开往汕头装运国军驶援舟山。”
9月18日上午,方枕流再次和刘双恩秘密碰头,对整个行动方案及细节,慎重而又细致地再理了一遍。方枕流告诉刘双恩,海辽轮已在香港加足了燃料和给养,可以连续航行十天无虞。两人又详细地研究了北归的航线:为了避开国民党海空军的监控,不走台湾海峡,改道菲律宾北面的巴士海峡,绕道西太平洋,再穿过南朝鲜海面和黄海北部直驶大连港。刘双恩告诉方枕流:“海辽轮明天晚上离开香港后,他将利用自己船上的电台,跟踪收听海辽轮发出的电讯,当他收到海辽轮向汕头和基隆电台发出的‘抛锚修理主机’的电报,我就会用别的秘密线路电告中共中央,九天以后在大连迎接你们!到大连的联系人是徐德明。你们船上悬挂的国际信号旗是:‘我要进港加水’。”最后,方枕流郑重地向刘双恩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两人紧紧握手告别。
翌日,方船长故意挨到夕阳西下,指挥海辽轮悄然起航。下午8时香港鲤鱼门讯号台发出灯语,询问出港的船是何船名?驶往何处?方船长用手电筒有意把灯语打得模糊不清,蒙过了鲤鱼门。他急步来到驾驶台命令舵工调转航向,把本来要朝东北行驶的航向,改为朝东南的航向,直驶巴士海峡。
9时,召开全船大会,方船长庄严宣布我们这次不去汕头,决定起义,脱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开往解放区的大连,博得了全体船员的举手拥护。方船长看了下手表说:“现在是1949年9月19日晚上9点,这是我们海辽轮解放的时刻。”
于是全体船员紧急动员,连夜伪装船貌。方船长首先命令水手长把烟囱上的招商船公司标志——黄圈用黑漆涂掉。患病卧床的船员,也主动起来参加油漆。大家又用钢锯、电钻和锉刀,把4只救生筏铁架割断,推入大海。舵工孙新祚吊在舷外,把“海辽”两个斗大的汉字船名涂掉,把船名改漆为“MARYMOLLER”(玛丽玛拉)。
从香港航行至汕头,只需18个小时。而绕道西太平洋航至大连,需八天九夜。为不使敌人觉察,马骏等日夜监听汕头、台北、香港3处招商局电台,并发出“主机损坏,途中抛锚修理”等谬报和假船位电报,以迷惑敌人。
9月26日,海辽轮穿过琉球群岛北端,驶向南朝鲜济州岛南面海域,海辽轮又作了第二次船貌的改妆,把“玛丽玛拉”船名涂掉,漆上巴拿马籍的“ANTONIA”(安东尼亚)。
9月28日晨,海辽轮胜利抵达大连港,中共中央代表徐德明亲自登轮热烈欢迎,向全体起义船员亲切慰问。大连轮船公司副经理魏震动送来大批慰问品。
1949年10月1日,海辽轮汽笛长鸣,庄严地升起五星红旗。大连港内响起人们的欢呼声、锣鼓声和爆竹声……
海辽轮船员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亲手制作了救生圈和舵盘的模型,在标牌上精心雕刻道:“敬献毛主席,您是新中国的舵手!您是人民的大救星!”方枕流把这件礼物,双手捧给徐德明,请他转呈毛主席。全体船员还向毛主席发了致敬电。
10月24日,毛主席发电报给海辽轮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起义船员,予以嘉勉。电文如下:
海辽轮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同志们:
祝贺你们在海上起义,并将海辽轮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你们为着人民国家的利益,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脱离反动派而站在人民方面,这种举动,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是还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控制下的一切船长、船员们所应当效法的。
海辽轮光荣起义的信息,便传遍了海内外,有力地鼓舞着还处在国民党控制下原招商局和许多流转海外的广大海员。他们纷纷群起效仿,通过秘密串连,1950年1月15日,停泊在香港的13艘海轮,在香港招商分局的组织下,同时升起五星红旗,脱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由此又激起滞留在港、澳和南洋的中兴、民生、海鹰、中华等民族私营航业的21艘海轮的北归。广大海员和私方航业人员回到大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都为新中国的海运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