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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民的怨气得到发泄、声音得到表达、利益得到照顾，这样才能取得人民的支持，否则只能加剧双方的冷漠和对立。而且，这种疏导不能等到矛盾爆发的时候，否则就为时已晚。
【案例】
四川绵竹市五福镇富新二小的教学楼在汶川大地震中坍塌，127名小学生遇难。5月25日上午，在绵竹通往德阳的德阿公路上，在地震中遇难的富新二小127名学生的家长组队前往德阳市委反映校舍质量问题，给死者讨公道。面对浩浩荡荡的上访人群，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一路极力挽留，劝家长们不要徒步前往德阳。行至绵竹中心广场时，他突然当众下跪，挥着手请求家长们留步，“请相信绵竹市委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走了！”面对蒋国华的下跪之举和呼喊，家长们都没有理睬而继续前进。之后，德阳市派出大巴把家长接走，该市常务副市长在对话中承诺，将一个月内查明教学楼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交锋】
书记下跪为何不动人心
刘圣中（南昌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要回答这个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明晰：书记为何下跪？这也是事件初发之际人们大量讨论的问题，纵观媒体的意见，可以归纳为几种观点：害怕论、压力论、良心论。“害怕论”是说书记心里有鬼，害怕灾民上访会引起上级政府的检查，把富新二小窝藏的豆腐渣工程查出来，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置；“压力论”是说我国政府的信访条例规定上访必须逐级上访，一旦出现越级上访，并超过了一定的人数指标，则对所辖地的领导实行“一票否决”，所以下级官僚迫于一票否决的压力，拼命制止上访的产生；“良心论”则说书记是出于对群众的关心，从道德良心上保护群众和爱护群众，以免发生更大的事故和混乱。
媒体的揣测五花八门，要真正了解书记下跪的动机，我们不妨听听当事人是如何说的。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蒋书记如此说：“我也记不得下跪的次数。当时我确实慌了，我怕他们上街，引发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严重影响绵竹的抗震救灾，最后影响几十万老百姓。我以我的诚心来给你们解决事情，但是无济于事。当时真的慌了，懵了”。“慌了、懵了”是一句实话，道出了蒋书记下跪的真实心理，那他为什么慌呢？按照他的话说是担心他们上街引发不该发生的事情。细细品读，则可以发现这句话明显不合事实。事实上从灾难爆发到25号有13天时间，这些痛苦的家长在最难过、最容易冲动的时候都没有引发所谓“不该发生的事”，十几天后泪水流干了，还会作出什么莽撞的事情吗？在街道两旁，满目可见的是悲愤的家长们做的花圈、白布条幅，上面写着“孩子不是直接死于天灾，而是死于危楼”，而就是没有发现书记所谓的“不该发生的事”。还是听听家长们的声音吧。家长们说他们在这里等了十几天就是没有得到一个说法，所以才愤然上访。上访的脚步引起了蒋书记的担心，情急之下跪倒在地。而其后所谓“不该发生的事情”、“大面积的混乱”也并未发生，那么，书记到底担心什么？这就不得不让人接受“害怕说”和“压力说”的理由，上访制度中关于越级上访的“一票否决制”给蒋书记巨大的压力，为了堵住上访队伍，这种传统时代流传下来的极端的身体语言被拿来使用，以求愤怒的家长们不要再上访。否则追究领导责任，乌纱帽难保。与“不该发生的事情”相比，这种结果的发生更有可能性，对这点书记心里比谁都要清楚。所以，“压力论”似乎更符合事实的逻辑。
根据“压力论”推出来的结果是书记带着害怕受责的私心阻止群众上访，把个人的利益置于群众痛苦之上，这是蒋书记不敢向公众公开的隐私。而这也正是“书记之跪为何不动人心”的答案。愤怒上访的家长们明白蒋书记的心理，对其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甚至有家长还对着跪倒在地的书记怒吼。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当时家长们的激愤，他们愤怒的是十几天来地方官员们对孩子们无辜遭难的痛苦无人过问，是地方官员们对他们的要求不理不睬；更令他们愤怒的是在127个逝去的鲜活生命面前，一些官僚们还不忘记自己的乌纱帽！所以说，不是家长们麻木不仁，而是跪下来的书记内藏私心，在延误多日不能给个说法的背景下试图去阻止家长们上访，以此来保护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这样的下跪如何能打动人心呢？而前面提到的所谓“良心论”在家长们的悲伤、愤怒和毫不领情面前，显得多么苍白和昏庸！所谓的良心说不过是炮制者们根据自己虚假的想象、空洞的褒扬和冷漠的心胸组成的奇怪论调，只能博得读者一笑而已。书记下跪貌似很庄重、真诚、特别，但是却在家长们的旁置下尴尬收场，平时出来说话就灵的书记却没想到群众并不买账。这恰恰道出了“权力不为民所用，就会被人民抛弃”的道理。
【纵深】
基层治理困境亟待破题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这里有一个基层政府管治能力低下的问题。一般认为，管治能力由三个方面组成，也就是所谓的预警机制、处置技术和问责制度。
首先，我们来分析预警机制存在的问题。这种机制的最重要的意义应是建立社情民意的快速反应机制，决策者真实快捷地获取信息是这种快速反应机制的前提和基础。现在的情况恰恰是，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往往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知道下面的真实情况，搞信息隔绝。信访“销号”就是典型。比如河南省某县就公开下文，要求下面的人到上级信访部门搞勾兑，把本县的上访信息销掉，不让中央知道。因为这种信息隔绝，中央决策者最后获得的信息往往是不真实的，根据这些不实信息建立的所谓预警机制，往往只能是形式主义的。
其次，我们再来看处置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总体来讲，目前地方政府在处置社会冲突方面的水平比较有限，许多完全可以化解的事情，由于处置不当而产生了严重后果。这些不当主要表现在：
事情刚发生时不重视，错过最佳处理时机。如在重庆万州事件中，当双方发生争执并引起民愤、民警赶到现场欲将当事人带上接警车时，围观群众不满，把警车围住不许警车通行。僵持3个半小时后，3个当事人才被公安机关带离现场，随后便发生了损失惨重的骚乱。如果在这3个半小时中，当地政府能有效处置，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事态升级后，试图强硬解决。在目前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体制下，基层政府为了完成上级分派的各项任务及众多的一票否决指标，不得不采用强化政权机器等手段来填补社会动员资源的缺失，其行为出现强硬化趋向，缺乏弹性。
最后来看看问责制。应该说，在社会管治方面，目前中国是存在较为严厉的问责制的。但这种问责主要是政治性的，众多的一票否决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追究。而且规定了所谓责任倒查制度。问题是，各级政府与官员是一种非常强的政绩共同体。这就决定，许多事件最终都是大事化小，变成不了了之。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我认为，当下的管治能力是滞后的。
对社会群体事件进行科学分类十分重要，如果不能科学分类，就很难有正确的处置。而要做到科学分类则很复杂，这不仅是因为目前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上迅速增加，在参与规模上显著扩大及社会后果更趋严重，也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选择的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各有不同。
正因为如此，虽然在政策研究领域多有努力，但学术界却很少有真正的建树。在已有的少数分类研究中，分类的标准也多是从“人民内部矛盾”与“违法犯罪”的单一传统纬度来进行的。我则根据参与者的身份特征及事件发生机制、发展逻辑及社会后果等方面，把目前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分为维权抗争、社会纠纷、有组织犯罪和泄愤性质的社会骚乱等四类。对于前三类均有所研究，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理论成果。有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把中国所有群体性事件都称为社会骚乱，这显然是不准确的。
总之，在我看来，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西方国家过去二百年所遇到的问题的总和。我们要认识和理解中国，一方面要看到它经济的飞速发展，而这个发展是建立在工业化、城镇化及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发展仍在现有政治框架内运行。而市场经济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现有政治框架不能很好地调节这些利益。这也许正是目前中国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存在的最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
【对策】
除了下跪还能做些什么
刘圣中（南昌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下跪并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认同，反而遭到人民的抛弃。因此，书记所要选择的肯定不是在危机来临的时候矫情地跪在道路边上，阻挠人民表达自己的声音。古人早就给我们作了示范，大禹治水疏而不堵，结果天下水患大治。书记面临家长上访，不该是堵，即使采取了看起来很感人的下跪方式；而应该是疏导，让人民的怨气得到发泄、声音得到表达、利益得到照顾，这样才能取得人民的支持。否则，只能加剧双方的冷漠和对立。而且，这种疏导不仅仅是等到大水来临的时候再来疏导，如果这样就为时已晚。绵阳的事例就足以说明这一道理。疏导应该是日常化的、及时的。如果在家长们表示不满的十几天的时间内，蒋书记能够亲临现场、或者派代表来疏通协调，相信这样的上访会得到疏解。正是平时的疏懒导致了人民的积怨。当然，大灾救治各方面都需要救援，的确难以面面俱到。但是，从各方面提供的消息来看，对于伤亡人数最集中、且都是少年儿童的学校，绵阳市官方没有理由不早关注到，也没有理由不早关注到豆腐渣工程的问题。而且绵阳市官方早就需要主动向人民做交待，承诺彻底查处豆腐渣工程背后的腐败问题。这样家长们才会心服口服，而不至于长途跋涉去德阳上访搬救兵。实际上，一些家长反映的救治拖延等问题并不是无理取闹，而是确有其事。对此，书记应该首先自责，而不是下跪。
绵阳市委书记下跪的事件已经过去了，但是留给我们的反思却是长久的。我们所得出的启示在哪里呢？启示在于：下跪式危机处理可以休矣。下跪式危机处理也许是中国特有的，这是因为很多人的头脑里下跪来哀求已经是最大的人情，对方没有理由不接纳下跪方的要求。在农村、工厂、学校以及其他地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下跪的画面。然而，面对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共的危机，难道只有下跪式的危机处理方式吗？答案是否定的。下跪的身体语言包含着苦情、哀求、自我贬损的情感要素，还包含着奴性、等级差别、臣服等历史文化要素，让人们看到的是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旧文化残渣泛起的复杂场景，也引起人们的惊慌、甚至厌恶的情绪。一个堂堂的市委书记下跪更加强化了人们的这种情感，所以下跪不但唤醒不了家长们的理解，甚至遭到白眼，还引起网络上的一片挞伐声。
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从传统农业等级时代遗传而来的中国式的下跪危机处理方式早已不得人心、不合时宜。人们必须尽快转变观念，站直自己的身体，用脑袋而不是用身体来交流，用良心而不是用私心来处理各类危机事件。对公共领域中的行动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严格遵照法律法规，互相尊重、平等、包容、共存的、理性的公务员。他们面对危机，能够泰然自若，有条不紊，心底无私，救死扶伤；他们面对危机，能够审时度势，未雨绸缪，细心关照，妥善处理；他们面对危机，能够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利人民之所利。他们是人民的朋友、伙伴，而不是人民的阻拦者、统治者。他们永远和人民同一个方向，共同行走在公共领域的阳光大道上。
【案例】
四川绵竹市五福镇富新二小的教学楼在汶川大地震中坍塌，127名小学生遇难。5月25日上午，在绵竹通往德阳的德阿公路上，在地震中遇难的富新二小127名学生的家长组队前往德阳市委反映校舍质量问题，给死者讨公道。面对浩浩荡荡的上访人群，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一路极力挽留，劝家长们不要徒步前往德阳。行至绵竹中心广场时，他突然当众下跪，挥着手请求家长们留步，“请相信绵竹市委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走了！”面对蒋国华的下跪之举和呼喊，家长们都没有理睬而继续前进。之后，德阳市派出大巴把家长接走，该市常务副市长在对话中承诺，将一个月内查明教学楼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交锋】
书记下跪为何不动人心
刘圣中（南昌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要回答这个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明晰：书记为何下跪？这也是事件初发之际人们大量讨论的问题，纵观媒体的意见，可以归纳为几种观点：害怕论、压力论、良心论。“害怕论”是说书记心里有鬼，害怕灾民上访会引起上级政府的检查，把富新二小窝藏的豆腐渣工程查出来，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置；“压力论”是说我国政府的信访条例规定上访必须逐级上访，一旦出现越级上访，并超过了一定的人数指标，则对所辖地的领导实行“一票否决”，所以下级官僚迫于一票否决的压力，拼命制止上访的产生；“良心论”则说书记是出于对群众的关心，从道德良心上保护群众和爱护群众，以免发生更大的事故和混乱。
媒体的揣测五花八门，要真正了解书记下跪的动机，我们不妨听听当事人是如何说的。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蒋书记如此说：“我也记不得下跪的次数。当时我确实慌了，我怕他们上街，引发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严重影响绵竹的抗震救灾，最后影响几十万老百姓。我以我的诚心来给你们解决事情，但是无济于事。当时真的慌了，懵了”。“慌了、懵了”是一句实话，道出了蒋书记下跪的真实心理，那他为什么慌呢？按照他的话说是担心他们上街引发不该发生的事情。细细品读，则可以发现这句话明显不合事实。事实上从灾难爆发到25号有13天时间，这些痛苦的家长在最难过、最容易冲动的时候都没有引发所谓“不该发生的事”，十几天后泪水流干了，还会作出什么莽撞的事情吗？在街道两旁，满目可见的是悲愤的家长们做的花圈、白布条幅，上面写着“孩子不是直接死于天灾，而是死于危楼”，而就是没有发现书记所谓的“不该发生的事”。还是听听家长们的声音吧。家长们说他们在这里等了十几天就是没有得到一个说法，所以才愤然上访。上访的脚步引起了蒋书记的担心，情急之下跪倒在地。而其后所谓“不该发生的事情”、“大面积的混乱”也并未发生，那么，书记到底担心什么？这就不得不让人接受“害怕说”和“压力说”的理由，上访制度中关于越级上访的“一票否决制”给蒋书记巨大的压力，为了堵住上访队伍，这种传统时代流传下来的极端的身体语言被拿来使用，以求愤怒的家长们不要再上访。否则追究领导责任，乌纱帽难保。与“不该发生的事情”相比，这种结果的发生更有可能性，对这点书记心里比谁都要清楚。所以，“压力论”似乎更符合事实的逻辑。
根据“压力论”推出来的结果是书记带着害怕受责的私心阻止群众上访，把个人的利益置于群众痛苦之上，这是蒋书记不敢向公众公开的隐私。而这也正是“书记之跪为何不动人心”的答案。愤怒上访的家长们明白蒋书记的心理，对其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甚至有家长还对着跪倒在地的书记怒吼。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当时家长们的激愤，他们愤怒的是十几天来地方官员们对孩子们无辜遭难的痛苦无人过问，是地方官员们对他们的要求不理不睬；更令他们愤怒的是在127个逝去的鲜活生命面前，一些官僚们还不忘记自己的乌纱帽！所以说，不是家长们麻木不仁，而是跪下来的书记内藏私心，在延误多日不能给个说法的背景下试图去阻止家长们上访，以此来保护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这样的下跪如何能打动人心呢？而前面提到的所谓“良心论”在家长们的悲伤、愤怒和毫不领情面前，显得多么苍白和昏庸！所谓的良心说不过是炮制者们根据自己虚假的想象、空洞的褒扬和冷漠的心胸组成的奇怪论调，只能博得读者一笑而已。书记下跪貌似很庄重、真诚、特别，但是却在家长们的旁置下尴尬收场，平时出来说话就灵的书记却没想到群众并不买账。这恰恰道出了“权力不为民所用，就会被人民抛弃”的道理。
【纵深】
基层治理困境亟待破题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这里有一个基层政府管治能力低下的问题。一般认为，管治能力由三个方面组成，也就是所谓的预警机制、处置技术和问责制度。
首先，我们来分析预警机制存在的问题。这种机制的最重要的意义应是建立社情民意的快速反应机制，决策者真实快捷地获取信息是这种快速反应机制的前提和基础。现在的情况恰恰是，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往往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知道下面的真实情况，搞信息隔绝。信访“销号”就是典型。比如河南省某县就公开下文，要求下面的人到上级信访部门搞勾兑，把本县的上访信息销掉，不让中央知道。因为这种信息隔绝，中央决策者最后获得的信息往往是不真实的，根据这些不实信息建立的所谓预警机制，往往只能是形式主义的。
其次，我们再来看处置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总体来讲，目前地方政府在处置社会冲突方面的水平比较有限，许多完全可以化解的事情，由于处置不当而产生了严重后果。这些不当主要表现在：
事情刚发生时不重视，错过最佳处理时机。如在重庆万州事件中，当双方发生争执并引起民愤、民警赶到现场欲将当事人带上接警车时，围观群众不满，把警车围住不许警车通行。僵持3个半小时后，3个当事人才被公安机关带离现场，随后便发生了损失惨重的骚乱。如果在这3个半小时中，当地政府能有效处置，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事态升级后，试图强硬解决。在目前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体制下，基层政府为了完成上级分派的各项任务及众多的一票否决指标，不得不采用强化政权机器等手段来填补社会动员资源的缺失，其行为出现强硬化趋向，缺乏弹性。
最后来看看问责制。应该说，在社会管治方面，目前中国是存在较为严厉的问责制的。但这种问责主要是政治性的，众多的一票否决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追究。而且规定了所谓责任倒查制度。问题是，各级政府与官员是一种非常强的政绩共同体。这就决定，许多事件最终都是大事化小，变成不了了之。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我认为，当下的管治能力是滞后的。
对社会群体事件进行科学分类十分重要，如果不能科学分类，就很难有正确的处置。而要做到科学分类则很复杂，这不仅是因为目前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上迅速增加，在参与规模上显著扩大及社会后果更趋严重，也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选择的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各有不同。
正因为如此，虽然在政策研究领域多有努力，但学术界却很少有真正的建树。在已有的少数分类研究中，分类的标准也多是从“人民内部矛盾”与“违法犯罪”的单一传统纬度来进行的。我则根据参与者的身份特征及事件发生机制、发展逻辑及社会后果等方面，把目前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分为维权抗争、社会纠纷、有组织犯罪和泄愤性质的社会骚乱等四类。对于前三类均有所研究，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理论成果。有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把中国所有群体性事件都称为社会骚乱，这显然是不准确的。
总之，在我看来，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西方国家过去二百年所遇到的问题的总和。我们要认识和理解中国，一方面要看到它经济的飞速发展，而这个发展是建立在工业化、城镇化及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发展仍在现有政治框架内运行。而市场经济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现有政治框架不能很好地调节这些利益。这也许正是目前中国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存在的最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
【对策】
除了下跪还能做些什么
刘圣中（南昌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下跪并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认同，反而遭到人民的抛弃。因此，书记所要选择的肯定不是在危机来临的时候矫情地跪在道路边上，阻挠人民表达自己的声音。古人早就给我们作了示范，大禹治水疏而不堵，结果天下水患大治。书记面临家长上访，不该是堵，即使采取了看起来很感人的下跪方式；而应该是疏导，让人民的怨气得到发泄、声音得到表达、利益得到照顾，这样才能取得人民的支持。否则，只能加剧双方的冷漠和对立。而且，这种疏导不仅仅是等到大水来临的时候再来疏导，如果这样就为时已晚。绵阳的事例就足以说明这一道理。疏导应该是日常化的、及时的。如果在家长们表示不满的十几天的时间内，蒋书记能够亲临现场、或者派代表来疏通协调，相信这样的上访会得到疏解。正是平时的疏懒导致了人民的积怨。当然，大灾救治各方面都需要救援，的确难以面面俱到。但是，从各方面提供的消息来看，对于伤亡人数最集中、且都是少年儿童的学校，绵阳市官方没有理由不早关注到，也没有理由不早关注到豆腐渣工程的问题。而且绵阳市官方早就需要主动向人民做交待，承诺彻底查处豆腐渣工程背后的腐败问题。这样家长们才会心服口服，而不至于长途跋涉去德阳上访搬救兵。实际上，一些家长反映的救治拖延等问题并不是无理取闹，而是确有其事。对此，书记应该首先自责，而不是下跪。
绵阳市委书记下跪的事件已经过去了，但是留给我们的反思却是长久的。我们所得出的启示在哪里呢？启示在于：下跪式危机处理可以休矣。下跪式危机处理也许是中国特有的，这是因为很多人的头脑里下跪来哀求已经是最大的人情，对方没有理由不接纳下跪方的要求。在农村、工厂、学校以及其他地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下跪的画面。然而，面对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共的危机，难道只有下跪式的危机处理方式吗？答案是否定的。下跪的身体语言包含着苦情、哀求、自我贬损的情感要素，还包含着奴性、等级差别、臣服等历史文化要素，让人们看到的是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旧文化残渣泛起的复杂场景，也引起人们的惊慌、甚至厌恶的情绪。一个堂堂的市委书记下跪更加强化了人们的这种情感，所以下跪不但唤醒不了家长们的理解，甚至遭到白眼，还引起网络上的一片挞伐声。
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从传统农业等级时代遗传而来的中国式的下跪危机处理方式早已不得人心、不合时宜。人们必须尽快转变观念，站直自己的身体，用脑袋而不是用身体来交流，用良心而不是用私心来处理各类危机事件。对公共领域中的行动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严格遵照法律法规，互相尊重、平等、包容、共存的、理性的公务员。他们面对危机，能够泰然自若，有条不紊，心底无私，救死扶伤；他们面对危机，能够审时度势，未雨绸缪，细心关照，妥善处理；他们面对危机，能够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利人民之所利。他们是人民的朋友、伙伴，而不是人民的阻拦者、统治者。他们永远和人民同一个方向，共同行走在公共领域的阳光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