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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少将林浩逝世后，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这样评价：“我党失去了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老战士，人民军队失去了一位优秀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军事教育家，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首长。”称赞他“在逆境时百折不屈，在顺利时不骄不躁，带兵打仗有勇有谋，治军治校勇于创新”。
从一介爱国书生成长为中共在山东地区的重要领导人
林浩，原名尹圭璋，又名尹浩林。在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时，他将“浩林”演变成了化名林浩。1916年1月6日，林浩出生在山东省牟平县（现烟台市牟平区）一个富农家庭。青少年时代他就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著作，接触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1933年10月，经在济南乡村师范工作的共产党员赵健民介绍，刚刚进入高中就读的林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国民党政府“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血腥镇压下，中共在山东的上层组织惨遭敌人两次大破坏，基层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处境十分险恶。面对白色恐怖，面对反动派带血的屠刀，林浩毫不畏惧，奋不顾身地投入殊死的战斗，先后担任中共济南高中支部书记、中共济南市工委委员。他和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同时利用“读书会”“同乡会”广交朋友，宣传进步思想，在充分了解和考验的基础上秘密发展党员，为党积蓄了一批力量。1935年底，林浩参加组织了济南高中、乡村师范、育英中学、第一中学和第一师范等学校的罢课活动，声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华北，强烈要求抗日，以实际行动声援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
1936年夏，刚刚高中毕业的林浩担任了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成为山东党内极有影响的人物，当时他年仅20岁。当年9月，他临危受命，只身来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以语文兼数学教员的职业作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他常常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和监视，积极在学生中开展工作，通过谈话、讲演会、办刊物等形式，宣传进步思想和党的抗日救国方针。
1937年春，林浩与其他同志一起，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敌后援委员会，开展募捐活动，发动抵制、焚毁日货活动，支援傅作义部在绥远抗战，把济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7月，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党中央指示：山东党组织要迅速动员组织人民，积极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把坚持抗战的责任独立自主地担当起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了“每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林浩带头响应号召，走上火热的抗日战场。
10月，中共山东省委转移到泰安，林浩担任了省委副书记。期间，他积极组织工人、学生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山东革命的发展和党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领导人到“中共胶东抗日根据地的一把手”
1938年1月，林浩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等领导同志一道，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直接领导了包括泰安、莱芜、泗水、宁阳、沂水及泰西大峰山地区的徂徕山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不久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林浩先后兼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政委。当时，参加徂徕山起义的人员来自方方面面，他们中有红军干部、工人、农民、士兵，还有学生、教职员工;服装也各式各样，有的穿棉袍、马褂，也有穿西装、制服的;手持的武器更是五花八门，有匣子枪、“汉阳造”，也有“老套筒”“土压五”，还有大刀、梭镖。在林浩的鼓励下，虽然大家穿着不一，武器破旧，但却一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武装抗日大旗一举，素有精忠爱国、抗击外侮光荣传统的齐鲁人民八方呼应，起义部队迅速扩大到700多人。1月26日，部队在泰安县寺岭村伏击，首战告捷，毙伤日军10人，击毁日军汽车1辆;2月18日，再战泰安县四槐树，炸毁日军汽车两辆，歼敌40余人，内有日军大佐1名。起义队伍随即开辟了以莱芜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打击了山东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增强了山东军民的抗战信心。1939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率部抵达沂蒙山区，听取了第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政委林浩的汇报，并扼要地向他们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称赞林浩：“你才23岁呀！了不起，了不起！”
1939年夏，林浩担任了中共山东一区（即大鲁南区，含津浦路以东、胶济路以南、陇海路以北地区）党委书记、一军区（也称山东纵队后方司令部）政委，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泰安、沂蒙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工作。1940年秋，24岁的林浩担任了中共胶东区党委书记兼胶东军政委员会书记，成为“中共胶东抗日根据地的一把手”。在他的领导下，“胶东有兵工厂，可造炸弹、炮弹、步枪、机枪、掷弹筒、迫击炮，还可翻造子弹。除此之外，各区还有纺纱、织布、制革、造纸、鞋袜等小工厂。胶东、鲁南还有金矿，月产黄金12两。他们在金融流通、统制贸易等方面也有所开辟，由共产党控制的北海、鲁西银行及分行年发行新钞700万元，泰山农民合作社还发行地方票。节约、生产、金融、贸易，用以解决每年每人平均130元左右耗费的大部分，大大减轻了民众负担”。（见《徐向前传》）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制造“皖南事变”，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胶东区，赵保原、蔡晋康等顽固派与日军狼狈为奸，多次对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发动军事进攻，抢占敌后军民创建的牙山根据地，并联合向东海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消灭山东纵队第五支队。遵循党中央“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指示精神，胶东军民于1941年3月15日发起反投降战役。以许世友任指挥、林浩兼任政委、吴克华任副指挥的反投降临时指挥部，指挥一一五师第五旅、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和清河军区第三旅独立团等6个团的兵力，首先东西对进，一举收复牙山地区。接着，挥师南下海阳，直逼投降派头子赵保原据守的郭城、发城地区，展开了围困战，迫敌退回其老巢。此役，共歼灭国民党顽固派军队1.5万余人，把大小十几支顽军部队逐出胶东腹地，打通了胶东之东、西两区的联系。经过近5个月的反投降作战，进一步扩大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扭转了与顽固派斗争不利的局面，为实现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指导思想，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这次战役胜利，获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数次通电嘉奖。 搭档著名战将许世友，领导胶东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1942年7月，胶东军区成立，许世友任司令员，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兼任军区政委。当年冬，日军1.5万余人加上伪军5000余人，配备10余架飞机和26艘军舰，在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对胶东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林浩临危不惧，他同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副司令员吴克华等领导一起，组织指挥了一次又一次较大规模的作战，在40多天的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英勇作战，歼敌2000多人，
救出了被日军包围在马石山上的群众2000多名，粉碎了日、伪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最大规模的“清剿”“扫荡”。胶东军民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保存了力量，保卫了根据地，闯过了抗战时期这一最艰苦的时期。
1944年8月，为改善胶东境内东海、北海、西海、南海4个根据地的联系，林浩、许世友领导胶东军区对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秋季攻势。到9月下旬，在40多天里，歼日军5000余人，攻克、迫敌放弃据点130余处，使4个根据地完全联成了一片。
1945年春天，遵照上级指示，为了给胶东区抗战反攻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区党委和军区领导经研究决定：于2月11日发起讨伐胶东顽伪“双料”叛军头子赵保原的战役。林浩与吴克华等军区负责人一起，组织指挥了这场重要战役。经9天连续作战，共歼灭赵保原主力万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解放人口70多万。这次战役，清除了山东顽军一个重要堡垒，剪掉了日军在胶东的重要羽翼，扫除了胶东对敌大反攻的重大障碍。此后，林浩和军区参谋长袁仲贤又指挥胶东所属部队，发起了对与日军勾结并屡屡向我西海南海军分区侵袭的顽军阎珂卿、王豫民等部的讨伐，歼敌5000余人，击溃其大部。从此，胶河两岸全为八路军控制，为抗战大反攻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当年8月，抗战大反攻到来之际，胶东军区部队作为山东军区5路大军的第三路，“在前线指挥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率领下，解放威海卫、牟平、烟台、福山、蓬莱、黄县、龙口、招远、莱阳、石岛、即墨，并突破了敌之崂山防线，攻占了流亭机场，逼近青岛”。（见《罗荣桓传》）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胶东部队共对日、伪军作战7590次，攻克日、伪军据点425处，毙伤俘日、伪军13.4万余人，主力部队发展到2个师、2个警备旅，另有1个海上支队，民兵发展到22万人，自卫团达到80余万人。胶东行政公署下辖东海、北海、西海、南海、中海专署，烟台、威海卫市政府，38个县级政府。共产党员由初期的1800余人发展到6.3万多人。
抗战期间，胶东招远等县作为黄金重要产地，是日军进行经济掠夺、以战养战的必争之地。林浩领导胶东区党委带领根据地军民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黄金争夺战，并向中共中央提供了13万两黄金作为抗战经费。在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根据地的文化艺术工作也比较活跃，区党委先后组织了“国防”“前线”、孩子剧团和京剧团等文艺团体，出版发行了《大众报》等不少报刊，创作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锻炼出一批颇有名气的作家和作者……
林浩还狠抓根据地和党的各项建设，通过在斗争实践中磨炼及办抗大胶东分校、胶东党校、胶东公学、胶东建国学校等，培养和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干部。他们中有的跟随主力部队转战南北，血洒疆场;有的在当地或调到外地领导政权建设。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刻，胶东地区培养造就的干部在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上大显身手，有相当一部分成了党、国家和军队的中高级干部。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山东“整风审干”时，胶东党校和整风训练班中很大一部分党员被打成了“特务”，许多人跑到区党委书记林浩那里哭鼻子。林浩坚信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就向罗荣桓作了报告。罗荣桓指示：“不能再这样搞了，整风不能没有领导，不能搞逼供信，要他们迅速停止错误的做法，把搞的那些错误材料全都烧掉，干部还照样使用。”（见《罗荣桓传》）
从领导胶东解放战争到投身军事院校教育
1945年8月起，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去，林浩又投身于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他继续担任胶东区委书记兼胶东军区政委，先后抽调10个团的兵力和大批干部，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协助抢占东北的战略任务。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胶东地区先后有近50万人参军，20余万民兵协同部队作战，上百万民工支援前线”，“这片只有800万人口的根据地，竟组建了4个野战军，有的民兵整连、整营地加入正规军行列。胶东人民组成的一个又一个担架营、小车队等随军参战，车轮滚滚，随军南下，跨淮河、渡长江，参加解放大上海”。作为党在胶东地区相当长时间内的最高领导人，林浩的功劳不可抹杀。
1947年1月，胶东军区部队奉命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兼任纵队政委、党委书记，参加指挥了胶济路东段自卫战役、掖县沙河镇阻击战和胶东保卫战，“和许世友一起度过了山东解放战争中最艰苦的日子”。
1947年底，内线作战刚结束，林浩奉命参加中共中央华东局土地改革会议。在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和康生的主持下，会议错误地批判黎玉、林浩所谓土改“富农路线”，免去了林浩胶东区党委书记、胶东军区政委和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政委等一切职务，整整让他坐了大半年的冷板凳。回忆往事，林浩感慨地说：“1945年4月下旬，毛主席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讲，‘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是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的。阿Q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我的所谓‘问题’不清不楚，却近似于被开除党籍了！”因为这一打击，人民军队于1955年9月第一次评授军衔时，威望、资历、战功都堪称突出的林浩，仅仅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8年6月，林浩被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3个月后又调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的两年半时间里，他没有把“学习”当作组织上对自己的“处理”，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他认真阅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和毛泽东著作，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使他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又有了新的飞跃，为他以后在军事院校担任领导工作和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1年春天，在胶东办过抗大胶东分校、胶东党校的林浩，被安排到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先后担任政治部教育部长、宣教部长、政治部副主任、院党委常委等职，在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的直接领导下，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军队院校的教育工作，做出重要贡献。难得的是，他常年坚持亲自授课，先后讲授过哲学、中共党史和军队政治工作等课程，被军事学院授予授课工作甲等奖。1956年1月15日，军事学院建院5周年时，又被授予教育工作二等奖。
1957年8月22日，高等军事学院在北京成立（院长刘伯承），林浩又被调到高等军事学院工作，历任过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院党委常委。在此期间，林浩和学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改革政治教学，开门办学，邀请专家学者来院讲学。如杨献珍、艾思奇等多次讲过哲学;许涤新、薛暮桥等讲过政治经济学;有关国内外大事，曾请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作报告;农业部长廖鲁言、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也应邀来院作过报告。学员对此反映很好，认为拓宽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发挥了来京学习的优势。此外，林浩还和大家一起，自己动手，编写了《抗登陆政治工作》《阵地战政治工作》《运动战政治工作》《防空战政治工作》等一系列教材，继承和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我是政治学院院长，讲话当然要讲政治”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浩遭受错误打击。1978年底，在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举荐下，邓小平重新起用了林浩，他被任命为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党委第二书记，领导政治学院大张旗鼓地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认真纠正林彪、“四人帮”对军队院校工作的干扰破坏，为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有关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推动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当时，受总政治部的委托，政治学院举办了正军职以上领导干部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培训班，一连搞了3个月。林浩以亲身经历，向正军职以上领导干部讲述“左”倾路线的祸害，阐述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收到了极好的教育效果，得到了邓小平的赞扬。面对表扬，林浩淡然一笑：“我是政治学院院长，讲话当然要讲政治！”
林浩在任政治学院院长的5年间，几乎不分星期天和各种节假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院的各项工作中去。保健医生劝他注意休息，他说，我很多年没有为党工作了，年龄也不小了，应利用不多的时间为党多做工作。为此，他家里到晚上10点钟吃晚饭，是常有的事情。
在担任政治学院院长期间，林浩还为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莫须有罪名的干部战士平反昭雪。在上下班途中，他只要见到站在路旁，拿着申诉材料等候他的部队人员，总是停下车来，亲自收下这些申诉材料，并积极为这些遭受不白之冤的同志平反。为此，当时的《人民日报》曾经写过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我们党多些这样的干部该多好啊》。
林浩一生酷爱读书，这是有口皆碑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并没有因为参与指挥千军万马而放松看书学习。他身边的同志们都知道，林浩有一个小书箱，行军打仗都随身带着，走到哪里学到哪里。1978年底，复出担任政治学院院长后，他在该院大会上的第一次讲话，就博得广大中高级干部的热烈掌声：“中高级干部要认真看书学习，‘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既是他对干部学习的要求，也是他个人的读书体会。1983年6月，年近七旬的林浩退居二线。他在全院大会上发表的卸任讲话，仍然强调大家要加强学习。他说：“我虽然退下来了，但我的身体还好，我要向在座的同志们发出挑战，我们来个学习竞赛好不好？”台下又一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1996年11月14日，林浩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80岁。当时，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了“胶东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林浩将军逝世”的消息。
（责任编辑：张文军）
从一介爱国书生成长为中共在山东地区的重要领导人
林浩，原名尹圭璋，又名尹浩林。在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时，他将“浩林”演变成了化名林浩。1916年1月6日，林浩出生在山东省牟平县（现烟台市牟平区）一个富农家庭。青少年时代他就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著作，接触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1933年10月，经在济南乡村师范工作的共产党员赵健民介绍，刚刚进入高中就读的林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国民党政府“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血腥镇压下，中共在山东的上层组织惨遭敌人两次大破坏，基层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处境十分险恶。面对白色恐怖，面对反动派带血的屠刀，林浩毫不畏惧，奋不顾身地投入殊死的战斗，先后担任中共济南高中支部书记、中共济南市工委委员。他和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同时利用“读书会”“同乡会”广交朋友，宣传进步思想，在充分了解和考验的基础上秘密发展党员，为党积蓄了一批力量。1935年底，林浩参加组织了济南高中、乡村师范、育英中学、第一中学和第一师范等学校的罢课活动，声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华北，强烈要求抗日，以实际行动声援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
1936年夏，刚刚高中毕业的林浩担任了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成为山东党内极有影响的人物，当时他年仅20岁。当年9月，他临危受命，只身来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以语文兼数学教员的职业作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他常常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和监视，积极在学生中开展工作，通过谈话、讲演会、办刊物等形式，宣传进步思想和党的抗日救国方针。
1937年春，林浩与其他同志一起，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敌后援委员会，开展募捐活动，发动抵制、焚毁日货活动，支援傅作义部在绥远抗战，把济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7月，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党中央指示：山东党组织要迅速动员组织人民，积极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把坚持抗战的责任独立自主地担当起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了“每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林浩带头响应号召，走上火热的抗日战场。
10月，中共山东省委转移到泰安，林浩担任了省委副书记。期间，他积极组织工人、学生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山东革命的发展和党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领导人到“中共胶东抗日根据地的一把手”
1938年1月，林浩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等领导同志一道，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直接领导了包括泰安、莱芜、泗水、宁阳、沂水及泰西大峰山地区的徂徕山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不久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林浩先后兼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政委。当时，参加徂徕山起义的人员来自方方面面，他们中有红军干部、工人、农民、士兵，还有学生、教职员工;服装也各式各样，有的穿棉袍、马褂，也有穿西装、制服的;手持的武器更是五花八门，有匣子枪、“汉阳造”，也有“老套筒”“土压五”，还有大刀、梭镖。在林浩的鼓励下，虽然大家穿着不一，武器破旧，但却一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武装抗日大旗一举，素有精忠爱国、抗击外侮光荣传统的齐鲁人民八方呼应，起义部队迅速扩大到700多人。1月26日，部队在泰安县寺岭村伏击，首战告捷，毙伤日军10人，击毁日军汽车1辆;2月18日，再战泰安县四槐树，炸毁日军汽车两辆，歼敌40余人，内有日军大佐1名。起义队伍随即开辟了以莱芜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打击了山东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增强了山东军民的抗战信心。1939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率部抵达沂蒙山区，听取了第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政委林浩的汇报，并扼要地向他们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称赞林浩：“你才23岁呀！了不起，了不起！”
1939年夏，林浩担任了中共山东一区（即大鲁南区，含津浦路以东、胶济路以南、陇海路以北地区）党委书记、一军区（也称山东纵队后方司令部）政委，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泰安、沂蒙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工作。1940年秋，24岁的林浩担任了中共胶东区党委书记兼胶东军政委员会书记，成为“中共胶东抗日根据地的一把手”。在他的领导下，“胶东有兵工厂，可造炸弹、炮弹、步枪、机枪、掷弹筒、迫击炮，还可翻造子弹。除此之外，各区还有纺纱、织布、制革、造纸、鞋袜等小工厂。胶东、鲁南还有金矿，月产黄金12两。他们在金融流通、统制贸易等方面也有所开辟，由共产党控制的北海、鲁西银行及分行年发行新钞700万元，泰山农民合作社还发行地方票。节约、生产、金融、贸易，用以解决每年每人平均130元左右耗费的大部分，大大减轻了民众负担”。（见《徐向前传》）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制造“皖南事变”，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胶东区，赵保原、蔡晋康等顽固派与日军狼狈为奸，多次对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发动军事进攻，抢占敌后军民创建的牙山根据地，并联合向东海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消灭山东纵队第五支队。遵循党中央“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指示精神，胶东军民于1941年3月15日发起反投降战役。以许世友任指挥、林浩兼任政委、吴克华任副指挥的反投降临时指挥部，指挥一一五师第五旅、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和清河军区第三旅独立团等6个团的兵力，首先东西对进，一举收复牙山地区。接着，挥师南下海阳，直逼投降派头子赵保原据守的郭城、发城地区，展开了围困战，迫敌退回其老巢。此役，共歼灭国民党顽固派军队1.5万余人，把大小十几支顽军部队逐出胶东腹地，打通了胶东之东、西两区的联系。经过近5个月的反投降作战，进一步扩大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扭转了与顽固派斗争不利的局面，为实现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指导思想，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这次战役胜利，获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数次通电嘉奖。 搭档著名战将许世友，领导胶东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1942年7月，胶东军区成立，许世友任司令员，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兼任军区政委。当年冬，日军1.5万余人加上伪军5000余人，配备10余架飞机和26艘军舰，在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对胶东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林浩临危不惧，他同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副司令员吴克华等领导一起，组织指挥了一次又一次较大规模的作战，在40多天的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英勇作战，歼敌2000多人，
救出了被日军包围在马石山上的群众2000多名，粉碎了日、伪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最大规模的“清剿”“扫荡”。胶东军民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保存了力量，保卫了根据地，闯过了抗战时期这一最艰苦的时期。
1944年8月，为改善胶东境内东海、北海、西海、南海4个根据地的联系，林浩、许世友领导胶东军区对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秋季攻势。到9月下旬，在40多天里，歼日军5000余人，攻克、迫敌放弃据点130余处，使4个根据地完全联成了一片。
1945年春天，遵照上级指示，为了给胶东区抗战反攻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区党委和军区领导经研究决定：于2月11日发起讨伐胶东顽伪“双料”叛军头子赵保原的战役。林浩与吴克华等军区负责人一起，组织指挥了这场重要战役。经9天连续作战，共歼灭赵保原主力万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解放人口70多万。这次战役，清除了山东顽军一个重要堡垒，剪掉了日军在胶东的重要羽翼，扫除了胶东对敌大反攻的重大障碍。此后，林浩和军区参谋长袁仲贤又指挥胶东所属部队，发起了对与日军勾结并屡屡向我西海南海军分区侵袭的顽军阎珂卿、王豫民等部的讨伐，歼敌5000余人，击溃其大部。从此，胶河两岸全为八路军控制，为抗战大反攻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当年8月，抗战大反攻到来之际，胶东军区部队作为山东军区5路大军的第三路，“在前线指挥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率领下，解放威海卫、牟平、烟台、福山、蓬莱、黄县、龙口、招远、莱阳、石岛、即墨，并突破了敌之崂山防线，攻占了流亭机场，逼近青岛”。（见《罗荣桓传》）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胶东部队共对日、伪军作战7590次，攻克日、伪军据点425处，毙伤俘日、伪军13.4万余人，主力部队发展到2个师、2个警备旅，另有1个海上支队，民兵发展到22万人，自卫团达到80余万人。胶东行政公署下辖东海、北海、西海、南海、中海专署，烟台、威海卫市政府，38个县级政府。共产党员由初期的1800余人发展到6.3万多人。
抗战期间，胶东招远等县作为黄金重要产地，是日军进行经济掠夺、以战养战的必争之地。林浩领导胶东区党委带领根据地军民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黄金争夺战，并向中共中央提供了13万两黄金作为抗战经费。在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根据地的文化艺术工作也比较活跃，区党委先后组织了“国防”“前线”、孩子剧团和京剧团等文艺团体，出版发行了《大众报》等不少报刊，创作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锻炼出一批颇有名气的作家和作者……
林浩还狠抓根据地和党的各项建设，通过在斗争实践中磨炼及办抗大胶东分校、胶东党校、胶东公学、胶东建国学校等，培养和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干部。他们中有的跟随主力部队转战南北，血洒疆场;有的在当地或调到外地领导政权建设。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刻，胶东地区培养造就的干部在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上大显身手，有相当一部分成了党、国家和军队的中高级干部。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山东“整风审干”时，胶东党校和整风训练班中很大一部分党员被打成了“特务”，许多人跑到区党委书记林浩那里哭鼻子。林浩坚信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就向罗荣桓作了报告。罗荣桓指示：“不能再这样搞了，整风不能没有领导，不能搞逼供信，要他们迅速停止错误的做法，把搞的那些错误材料全都烧掉，干部还照样使用。”（见《罗荣桓传》）
从领导胶东解放战争到投身军事院校教育
1945年8月起，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去，林浩又投身于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他继续担任胶东区委书记兼胶东军区政委，先后抽调10个团的兵力和大批干部，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协助抢占东北的战略任务。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胶东地区先后有近50万人参军，20余万民兵协同部队作战，上百万民工支援前线”，“这片只有800万人口的根据地，竟组建了4个野战军，有的民兵整连、整营地加入正规军行列。胶东人民组成的一个又一个担架营、小车队等随军参战，车轮滚滚，随军南下，跨淮河、渡长江，参加解放大上海”。作为党在胶东地区相当长时间内的最高领导人，林浩的功劳不可抹杀。
1947年1月，胶东军区部队奉命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兼任纵队政委、党委书记，参加指挥了胶济路东段自卫战役、掖县沙河镇阻击战和胶东保卫战，“和许世友一起度过了山东解放战争中最艰苦的日子”。
1947年底，内线作战刚结束，林浩奉命参加中共中央华东局土地改革会议。在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和康生的主持下，会议错误地批判黎玉、林浩所谓土改“富农路线”，免去了林浩胶东区党委书记、胶东军区政委和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政委等一切职务，整整让他坐了大半年的冷板凳。回忆往事，林浩感慨地说：“1945年4月下旬，毛主席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讲，‘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是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的。阿Q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我的所谓‘问题’不清不楚，却近似于被开除党籍了！”因为这一打击，人民军队于1955年9月第一次评授军衔时，威望、资历、战功都堪称突出的林浩，仅仅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8年6月，林浩被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3个月后又调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的两年半时间里，他没有把“学习”当作组织上对自己的“处理”，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他认真阅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和毛泽东著作，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使他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又有了新的飞跃，为他以后在军事院校担任领导工作和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1年春天，在胶东办过抗大胶东分校、胶东党校的林浩，被安排到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先后担任政治部教育部长、宣教部长、政治部副主任、院党委常委等职，在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的直接领导下，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军队院校的教育工作，做出重要贡献。难得的是，他常年坚持亲自授课，先后讲授过哲学、中共党史和军队政治工作等课程，被军事学院授予授课工作甲等奖。1956年1月15日，军事学院建院5周年时，又被授予教育工作二等奖。
1957年8月22日，高等军事学院在北京成立（院长刘伯承），林浩又被调到高等军事学院工作，历任过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院党委常委。在此期间，林浩和学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改革政治教学，开门办学，邀请专家学者来院讲学。如杨献珍、艾思奇等多次讲过哲学;许涤新、薛暮桥等讲过政治经济学;有关国内外大事，曾请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作报告;农业部长廖鲁言、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也应邀来院作过报告。学员对此反映很好，认为拓宽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发挥了来京学习的优势。此外，林浩还和大家一起，自己动手，编写了《抗登陆政治工作》《阵地战政治工作》《运动战政治工作》《防空战政治工作》等一系列教材，继承和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我是政治学院院长，讲话当然要讲政治”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浩遭受错误打击。1978年底，在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举荐下，邓小平重新起用了林浩，他被任命为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党委第二书记，领导政治学院大张旗鼓地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认真纠正林彪、“四人帮”对军队院校工作的干扰破坏，为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有关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推动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当时，受总政治部的委托，政治学院举办了正军职以上领导干部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培训班，一连搞了3个月。林浩以亲身经历，向正军职以上领导干部讲述“左”倾路线的祸害，阐述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收到了极好的教育效果，得到了邓小平的赞扬。面对表扬，林浩淡然一笑：“我是政治学院院长，讲话当然要讲政治！”
林浩在任政治学院院长的5年间，几乎不分星期天和各种节假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院的各项工作中去。保健医生劝他注意休息，他说，我很多年没有为党工作了，年龄也不小了，应利用不多的时间为党多做工作。为此，他家里到晚上10点钟吃晚饭，是常有的事情。
在担任政治学院院长期间，林浩还为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莫须有罪名的干部战士平反昭雪。在上下班途中，他只要见到站在路旁，拿着申诉材料等候他的部队人员，总是停下车来，亲自收下这些申诉材料，并积极为这些遭受不白之冤的同志平反。为此，当时的《人民日报》曾经写过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我们党多些这样的干部该多好啊》。
林浩一生酷爱读书，这是有口皆碑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并没有因为参与指挥千军万马而放松看书学习。他身边的同志们都知道，林浩有一个小书箱，行军打仗都随身带着，走到哪里学到哪里。1978年底，复出担任政治学院院长后，他在该院大会上的第一次讲话，就博得广大中高级干部的热烈掌声：“中高级干部要认真看书学习，‘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既是他对干部学习的要求，也是他个人的读书体会。1983年6月，年近七旬的林浩退居二线。他在全院大会上发表的卸任讲话，仍然强调大家要加强学习。他说：“我虽然退下来了，但我的身体还好，我要向在座的同志们发出挑战，我们来个学习竞赛好不好？”台下又一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1996年11月14日，林浩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80岁。当时，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了“胶东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林浩将军逝世”的消息。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