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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创办经营民生实业公司，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船王”；因为主持重庆北碚乡村建设大获成功，他被誉为“北碚之父”；而更让人们不能忘记的，是他在抗日战争的危急关头，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
1938年10月，湖北宜昌。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犯和国民政府的西迁，这里遍地是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一场关乎民族危亡的大撤退正在进行。坐镇指挥的并不是什么大官要员，而是一个主张“实业救国”的航运公司总经理。他就是被称作中国船王的四川人卢作孚。
8000银元起家开航线
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一户贫苦人家。父亲卢茂林为了养家糊口，长年累月在外面贩卖麻布，被当地人称作“卢麻布”。卢作孚在18岁时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把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作为自己的志向。“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和恽代英、肖楚女等人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还利用担任《川报》主编的便利，发表了多篇宣传反帝爱国的文章，在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时川军第九师师长杨森很赏识卢作孚的才华，邀请他到沪州担任教育署长。1924年，卢作孚又被杨森聘为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可是，当时的四川，还是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不久以后，杨森被另一个军阀刘湘打败，四川又成了刘家的天下。卢作孚遭受排挤，回到故乡合川。
有了从文和从官的经历，卢作孚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四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主要是交通的不便造成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省内交通事业。他决定创办一家以经营航运为主的股份公司。
1925年10月，在朋友们的大力帮助下，民生实业公司（简称“民生公司”）诞生了。新公司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资金缺乏，卢作孚费尽周折募集到8000银元，他先用5000银元购买发电设备，再用剩下的3000银元作为定金，与造船厂签订造船合同。卢作孚为新船取名为“民生”，表示他为实现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而努力的信念。
1926年7月23日，一艘披红挂彩的轮船满载乘客，从重庆启航，当天下午便顺利到达合川，完成了65公里的处女航。这一天，对于后来的民生公司，对于后来的中国船王卢作孚，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卢作孚苦心筹划的重庆至合川航线正式开通了。
民生公司的业务兴旺发达，人们看到投资航运事业有利可图，也就纷纷入股。1927年初，民生公司增加投资5万银元，又添购了两艘轮船，开辟了自重庆到涪陵的新航线。从嘉陵江支线起步的民生公司，从此进入了长江主航线。
船王的诞生
民生公司的航线从重庆到合川，尽管只有几十公里，却跨越了两个军阀的防区，合川是军阀陈书农的防区，重庆则是军阀刘湘的防区。两个防区交界处的北碚镇，匪盗横行，却无人过问。航道通了，“人道”不通，民生公司同样无法顺利发展。所以，卢作孚想方设法打通了军阀的关节，说服刘湘在合川设立峡防局，由卢作孚担任局长。卢作孚凭着这个职务，首先以开辟航线的名义，获得了重庆到合川、重庆到长寿、重庆到涪陵等航线的专营权。
打通了航线，只是发展航运的一个方面。当时同行中的竞争也十分激烈。除了民生航运公司，还有军阀的轮船和洋人的轮船。洋轮资本雄厚，军轮有后台撑腰，都很难对付。卢作孚决定第一步先解决军轮的问题。
四川军阀虽多，最大的却是刘家，也就是刘湘和刘文辉。刘湘已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剩下的就是刘文辉了。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是驻宜宾的清乡司令兼川南税捐总办，拥有蜀通号、南通号、昭通号3艘轮船，并且垄断了从重庆到泸州和宜宾的航线，不许别家的轮船行驶。卢作孚亲自来到宜宾的刘氏庄园，送上厚礼，向刘文彩“借路”，希望能够得到自重庆至宜宾的通航权。刘文彩收下礼物，却寸步不让。后来刘湘与刘文辉军阀互斗，刘文辉兄弟吃了败仗，退出宜宾，轮船也落到刘湘手中。卢作孚乘机同刘湘商量，将3艘轮船并入民生公司。其他军阀看见这个情况，也就乐意在刘湘面前卖个人情，将自己的轮船都卖给卢作孚。
1929年，卢作孚当上了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获得了其它轮船公司所没有的优势和特权，同时也开始了同外国轮船公司的争斗。这可是一场硬仗。英国的太古、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等，都是老牌的航运公司，他们串通起来，想用大幅度降价的办法挤垮民生公司。外国客轮将船票价格降到一半以下，甚至让乘客免费乘船，还赠送一把洋伞。洋人想用这种办法，把生意都抢过去。
但是，外国老板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逞。卢作孚一方面也尽量降低票价吸引乘客另一方面又利用航务管理处的名义，收回了原来由洋人把持的航务管理权，对外轮在川江航行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限制措施，终于使外国轮船逐渐退出了川江航运。
在这场争斗中，民生公司得到了大发展。到1935年，民生公司共合并、收买了39艘轮船，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四川方面的航运业。短短10年间，民生公司发展到40多艘轮船，开辟了9条航线，西到宜宾，东到上海，在长江沿线各大中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和办事处。经过苦心经营，民生公司终于统一川江航运，将外国轮船公司逐出长江上游，自身也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
到上世纪40年代末，民生公司已拥有140艘轮船，3个附属企业和95个投资企业，成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卢作孚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船王。
坐镇“宜昌大撤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素有“川鄂咽喉”之称的峡口之城宜昌是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在此民族危亡紧要关头，这里即成为受全国关注的咽喉。
1938年春，随着国民政府的西撤，大批人流、物流冒着敌机的轰炸，从长江下游、华北、华中地区涌向四川，来到宜昌。当年10月，这股撤退潮一时达到高峰。此时，只有10.5万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3万人。
更严峻的是，从10月中旬算起，长江上游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还能勉强行驶较大吨位的轮船，40天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吨位轮船根本无法航行，而中国抗战最需要的大型兵工设备小吨位船只根本无法运载。也就是说，这批关系抗战胜负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物资必须在40天内运走。而当时，在宜昌的民生公司能在川江里航行的只有22艘轮船和两艘外轮。依运力计算，要将滞留在宜昌的所有人员物资全部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再加上天上日机频繁轰炸，地下追兵日近，一时人心惶惶，宜昌城里秩序混乱。
卢作孚到来后果断下令：停止一切交涉，马上组织安排抢运。在召开公司紧急会议后，他通宵达旦做出一份紧急运输方案。
1938年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起航，开出宜昌港。从那天开始，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850多只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川江来回穿梭。在卢作孚坐镇指挥下，关乎抗战胜负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宜昌大撤退”拉开序幕。
日军也非常清楚宜昌至重庆这一长江航线水上运输对于中国继续坚持抗战的重要意义，在不能迅速攻占宜昌的情况下，不断出动飞机对宜昌实施疯狂的轰炸，并沿川江对航行中的船只进行轰炸，宜昌至重庆航程近千公里，10多个县，险滩多达数百处，敌机不间断地在峡江航线轰炸，民生公司的船队每天都有损失的消息传来。在这次被后人称作“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大撤退运输中，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
后来有人对此评述道：“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宜昌大撤退。”
“北碚之父”的乡村实验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曾掀起过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波及十几个省的乡村建设运动，一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纷纷走出“象牙塔”，离开大城市，深入农村，甚至携家带口，在农村安家落户，进行乡村改革和乡村建设实验。其中，卢作孚在重庆北碚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取得很大成功。
卢作孚乡村建设实验的最大特点，是采取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以文化教育为重点，交通运输先行，推动乡村城市化。卢作孚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和自然环境优势，凭借自己身为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引进资金和广泛招揽政治界、经济界、知识界人才以及地方民众的力量致力于经济建设。他在乡村建设实验中，修建铁路、公路，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开发矿业，兴建工厂，开办银行，建设电站，开通邮电，建立农场，促进经贸合作等等。在地方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的同时，又注重文化教育、环境卫生、市容市貌的建设。这种建设方式在当时全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十几年间，北碚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穷乡僻壤变为具有“现代化缩影”的模范区。北碚人至今也没有忘记卢作孚开拓、建设北碚的功劳，把他誉为“北碚之父”、“北碚的奠基人”，还在北碚公园专门建造了“作孚园”，立像刻石，记其伟绩。
一代船王之死
1950年6月，经过中央党政高层领导的安排，卢作孚离开香港回到北京，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后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期间，卢作孚曾两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多次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见面。此时，卢作孚对新中国的建设，对公司的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然而，出人意外的是，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逝世，终年59岁。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卢作孚逝世的原因、经过，以及他所留下的遗嘱，无论报刊书籍或是民间口传，都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和评说。今年6月 ，卢作孚的幼子卢国纶公开在媒体上揭开了父亲卢作孚自杀之谜。
据卢国纶回忆，1950年10月，卢作孚回到重庆，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北碚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正当父亲满怀壮志，准备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时，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民生公司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层层累积以至于集中爆发，最终导致父亲无法承受而遽然离世。”
卢作孚回重庆后，相继而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已普及于全国基层包括民生公司，公司自身也顺应大势开始民主改革进程。由于基层运动的领导者执行政策有偏差，在运动中，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受到不应有的冲击，卢作孚对此甚感惶惑。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卢作孚又特别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位置。在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卢作孚的通讯员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使坐在台下前排的卢作孚十分困惑和难堪，心情极为沉重。
卢国纶说，“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此刻，他很难理解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他？父亲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毛泽东在回顾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过程时，谈到我国实业界有4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卢作孚作出了政治结论，结论中说：“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938年10月，湖北宜昌。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犯和国民政府的西迁，这里遍地是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一场关乎民族危亡的大撤退正在进行。坐镇指挥的并不是什么大官要员，而是一个主张“实业救国”的航运公司总经理。他就是被称作中国船王的四川人卢作孚。
8000银元起家开航线
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一户贫苦人家。父亲卢茂林为了养家糊口，长年累月在外面贩卖麻布，被当地人称作“卢麻布”。卢作孚在18岁时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把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作为自己的志向。“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和恽代英、肖楚女等人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还利用担任《川报》主编的便利，发表了多篇宣传反帝爱国的文章，在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时川军第九师师长杨森很赏识卢作孚的才华，邀请他到沪州担任教育署长。1924年，卢作孚又被杨森聘为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可是，当时的四川，还是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不久以后，杨森被另一个军阀刘湘打败，四川又成了刘家的天下。卢作孚遭受排挤，回到故乡合川。
有了从文和从官的经历，卢作孚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四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主要是交通的不便造成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省内交通事业。他决定创办一家以经营航运为主的股份公司。
1925年10月，在朋友们的大力帮助下，民生实业公司（简称“民生公司”）诞生了。新公司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资金缺乏，卢作孚费尽周折募集到8000银元，他先用5000银元购买发电设备，再用剩下的3000银元作为定金，与造船厂签订造船合同。卢作孚为新船取名为“民生”，表示他为实现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而努力的信念。
1926年7月23日，一艘披红挂彩的轮船满载乘客，从重庆启航，当天下午便顺利到达合川，完成了65公里的处女航。这一天，对于后来的民生公司，对于后来的中国船王卢作孚，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卢作孚苦心筹划的重庆至合川航线正式开通了。
民生公司的业务兴旺发达，人们看到投资航运事业有利可图，也就纷纷入股。1927年初，民生公司增加投资5万银元，又添购了两艘轮船，开辟了自重庆到涪陵的新航线。从嘉陵江支线起步的民生公司，从此进入了长江主航线。
船王的诞生
民生公司的航线从重庆到合川，尽管只有几十公里，却跨越了两个军阀的防区，合川是军阀陈书农的防区，重庆则是军阀刘湘的防区。两个防区交界处的北碚镇，匪盗横行，却无人过问。航道通了，“人道”不通，民生公司同样无法顺利发展。所以，卢作孚想方设法打通了军阀的关节，说服刘湘在合川设立峡防局，由卢作孚担任局长。卢作孚凭着这个职务，首先以开辟航线的名义，获得了重庆到合川、重庆到长寿、重庆到涪陵等航线的专营权。
打通了航线，只是发展航运的一个方面。当时同行中的竞争也十分激烈。除了民生航运公司，还有军阀的轮船和洋人的轮船。洋轮资本雄厚，军轮有后台撑腰，都很难对付。卢作孚决定第一步先解决军轮的问题。
四川军阀虽多，最大的却是刘家，也就是刘湘和刘文辉。刘湘已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剩下的就是刘文辉了。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是驻宜宾的清乡司令兼川南税捐总办，拥有蜀通号、南通号、昭通号3艘轮船，并且垄断了从重庆到泸州和宜宾的航线，不许别家的轮船行驶。卢作孚亲自来到宜宾的刘氏庄园，送上厚礼，向刘文彩“借路”，希望能够得到自重庆至宜宾的通航权。刘文彩收下礼物，却寸步不让。后来刘湘与刘文辉军阀互斗，刘文辉兄弟吃了败仗，退出宜宾，轮船也落到刘湘手中。卢作孚乘机同刘湘商量，将3艘轮船并入民生公司。其他军阀看见这个情况，也就乐意在刘湘面前卖个人情，将自己的轮船都卖给卢作孚。
1929年，卢作孚当上了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获得了其它轮船公司所没有的优势和特权，同时也开始了同外国轮船公司的争斗。这可是一场硬仗。英国的太古、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等，都是老牌的航运公司，他们串通起来，想用大幅度降价的办法挤垮民生公司。外国客轮将船票价格降到一半以下，甚至让乘客免费乘船，还赠送一把洋伞。洋人想用这种办法，把生意都抢过去。
但是，外国老板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逞。卢作孚一方面也尽量降低票价吸引乘客另一方面又利用航务管理处的名义，收回了原来由洋人把持的航务管理权，对外轮在川江航行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限制措施，终于使外国轮船逐渐退出了川江航运。
在这场争斗中，民生公司得到了大发展。到1935年，民生公司共合并、收买了39艘轮船，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四川方面的航运业。短短10年间，民生公司发展到40多艘轮船，开辟了9条航线，西到宜宾，东到上海，在长江沿线各大中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和办事处。经过苦心经营，民生公司终于统一川江航运，将外国轮船公司逐出长江上游，自身也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
到上世纪40年代末，民生公司已拥有140艘轮船，3个附属企业和95个投资企业，成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卢作孚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船王。
坐镇“宜昌大撤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素有“川鄂咽喉”之称的峡口之城宜昌是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在此民族危亡紧要关头，这里即成为受全国关注的咽喉。
1938年春，随着国民政府的西撤，大批人流、物流冒着敌机的轰炸，从长江下游、华北、华中地区涌向四川，来到宜昌。当年10月，这股撤退潮一时达到高峰。此时，只有10.5万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3万人。
更严峻的是，从10月中旬算起，长江上游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还能勉强行驶较大吨位的轮船，40天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吨位轮船根本无法航行，而中国抗战最需要的大型兵工设备小吨位船只根本无法运载。也就是说，这批关系抗战胜负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物资必须在40天内运走。而当时，在宜昌的民生公司能在川江里航行的只有22艘轮船和两艘外轮。依运力计算，要将滞留在宜昌的所有人员物资全部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再加上天上日机频繁轰炸，地下追兵日近，一时人心惶惶，宜昌城里秩序混乱。
卢作孚到来后果断下令：停止一切交涉，马上组织安排抢运。在召开公司紧急会议后，他通宵达旦做出一份紧急运输方案。
1938年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起航，开出宜昌港。从那天开始，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850多只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川江来回穿梭。在卢作孚坐镇指挥下，关乎抗战胜负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宜昌大撤退”拉开序幕。
日军也非常清楚宜昌至重庆这一长江航线水上运输对于中国继续坚持抗战的重要意义，在不能迅速攻占宜昌的情况下，不断出动飞机对宜昌实施疯狂的轰炸，并沿川江对航行中的船只进行轰炸，宜昌至重庆航程近千公里，10多个县，险滩多达数百处，敌机不间断地在峡江航线轰炸，民生公司的船队每天都有损失的消息传来。在这次被后人称作“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大撤退运输中，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
后来有人对此评述道：“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宜昌大撤退。”
“北碚之父”的乡村实验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曾掀起过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波及十几个省的乡村建设运动，一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纷纷走出“象牙塔”，离开大城市，深入农村，甚至携家带口，在农村安家落户，进行乡村改革和乡村建设实验。其中，卢作孚在重庆北碚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取得很大成功。
卢作孚乡村建设实验的最大特点，是采取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以文化教育为重点，交通运输先行，推动乡村城市化。卢作孚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和自然环境优势，凭借自己身为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引进资金和广泛招揽政治界、经济界、知识界人才以及地方民众的力量致力于经济建设。他在乡村建设实验中，修建铁路、公路，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开发矿业，兴建工厂，开办银行，建设电站，开通邮电，建立农场，促进经贸合作等等。在地方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的同时，又注重文化教育、环境卫生、市容市貌的建设。这种建设方式在当时全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十几年间，北碚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穷乡僻壤变为具有“现代化缩影”的模范区。北碚人至今也没有忘记卢作孚开拓、建设北碚的功劳，把他誉为“北碚之父”、“北碚的奠基人”，还在北碚公园专门建造了“作孚园”，立像刻石，记其伟绩。
一代船王之死
1950年6月，经过中央党政高层领导的安排，卢作孚离开香港回到北京，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后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期间，卢作孚曾两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多次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见面。此时，卢作孚对新中国的建设，对公司的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然而，出人意外的是，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逝世，终年59岁。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卢作孚逝世的原因、经过，以及他所留下的遗嘱，无论报刊书籍或是民间口传，都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和评说。今年6月 ，卢作孚的幼子卢国纶公开在媒体上揭开了父亲卢作孚自杀之谜。
据卢国纶回忆，1950年10月，卢作孚回到重庆，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北碚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正当父亲满怀壮志，准备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时，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民生公司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层层累积以至于集中爆发，最终导致父亲无法承受而遽然离世。”
卢作孚回重庆后，相继而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已普及于全国基层包括民生公司，公司自身也顺应大势开始民主改革进程。由于基层运动的领导者执行政策有偏差，在运动中，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受到不应有的冲击，卢作孚对此甚感惶惑。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卢作孚又特别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位置。在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卢作孚的通讯员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使坐在台下前排的卢作孚十分困惑和难堪，心情极为沉重。
卢国纶说，“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此刻，他很难理解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他？父亲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毛泽东在回顾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过程时，谈到我国实业界有4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卢作孚作出了政治结论，结论中说：“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