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是个头脑灵活，却出口无忌的学生。那时候，老师在课堂上是很反对这样的学生的。也难怪，我确实是挺烦人的。
　　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说：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能理解吗?还没等老师点名让谁回答，我马上就跟话说：能理解，很简单，如此这般就列出式子了……
　　有时，即便是我说对了，数学老师也会对我翻白眼，表示对我“抢头说话”的不满。
　　有一次上语文课。语文老师教我们背古诗《静夜思》。大家都开始背。我却这样大声背“床前有日光，疑是黄金霜，举头望明日，低头思起床”。我不但将古诗改背得乱七八糟，还故意将声音提到最高，让周围的人听到。结果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其中包括语文老师。于是语文老师将我臭批一顿，说我是米缸里的老鼠，要多胡闹有多胡闹。语文老师还生气地将我的语文书扔出教室，然后也将我扭出了教室。我为自己的胡闹承担了很多类似的代价。
　　升入小学四年级，原先教我的老师都换掉了。那时我在课堂上胡闹的“本性”虽然有收敛，却没有完全改掉——还偶尔在课堂上出口无忌地乱讲乱说。
　　那节语文课，我们的新语文老师执教《小英雄雨来》一课。语文老师将课文分解成许多小部分进行朗读，然后让我们在听读的过程中体会课文含义。
　　老师读这一段课文：雨来低头一看，原来刚才一阵子挣扎，识字课本从怀里露出来了。鬼子一把抓在手里，翻看了看，问他：“谁给你的?”雨来说：“捡来的!”
　　鬼子露出满口金牙，做了个鬼脸，温和地对雨来说：“不要害怕!小孩，皇军是爱护的!”说着，就叫人给他松绑。雨来把手放下来。觉得胳膊发麻发痛，扁鼻子军官用手摸着雨来的脑袋，说：“这本书谁给你的，没有关系，我不问了。别的话要统统告诉我!刚才有个^跑进来，看见没有?”雨来用手背抹了一下鼻子，嘟嘟嚷嚷地说：“我在屋里，什么也没看见。”
　　扁鼻子军官把书扔在地上，伸手往皮包里掏。雨来心里想：“掏什么呢?找刀子?鬼子生了气要挖小孩眼睛的!”只见他掏出来的却是一把雪白的糖块。
　　扁鼻子军官把糖往雨来手里一塞。说：“吃!你吃!你得说出来，他在什么地方?”他又伸出那个戴金戒指的手指，说：“这个，金的，也给你!”
　　雨来没有接他，的糖。也没有回答他。
　　老师读完了之后，问同学们：“听过这段课文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这时我胡闹的本性在刹那间就爆发出来，我大声喊道：“鬼子很可爱呀。”
　　等我自己喊完了之后，我立即就后悔了。教室里静得出奇，我害怕同学们给我扣上“叛徒”“走狗”“汉奸”之类的帽子，我更害怕语文老师将我“绳之以法”。身处静静的教室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低了头，再低了头，惊惶地等待语文老师带着同学们将我“围而歼之”。
　　正在这时，传来语文老师和蔼的询问声：“噢，鬼子挺可爱?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会呢?能说说原因吗?”
　　这或许是老师要“整治”我的前奏吧，我只好硬了头皮站起来回答老师：“原因都在课文里写着嘛，又是给松绑，又是给糖吃，还给黄金戒指，一团和气的样子，能不可爱吗?”
　　回答完了，我等待更大的风暴来袭击我。但是等来的仍旧是语文老师和蔼的询问声：“看来你听课文听得很仔细。这样看来，鬼子确实有些可爱。但你想过没有，鬼子这么可爱，有什么样的目的?”
　　我说：“应该是为了讨好小雨来，欺骗小雨来上当，让小雨来说出秘密吧。” 语文老师引导我：“很好，你把鬼子的黑心给看透了。想一想，假如小雨来上了当，说出了秘密会有什么结果呢?”
　　我有些放松了，很自然地回答：“鬼子当然就会抓人，杀人了。”
　　语文老师问：“这样一来，你觉得鬼子还可爱吗?”
　　我很不好意思地更正自己的结论：“不可爱，一点也不可爱了。”
　　语文老师面对所有同学说：“鬼子的可爱是一种伪善，背后是狡猾凶残。幸亏这种伪善和狡猾凶残被英雄的小雨来识破了。在这样的基础上再体会课文的含义，你会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我们一起郑重地回答：“小雨来是聪明勇敢的，小鬼子是狡猾凶残的。”
　　说完了这些话，我忽然感觉心里特别明净——这完全不是胡闹所得的结果，而是语文老师引领我走正路所寻找到的一种心理感觉。
　　事后，语文老师找我谈话。语文老师仍旧是和蔼地对我说：“我发现你的思想活跃，加上出口无忌，在课堂上喊出‘鬼子也挺可爱’这样的话并不是什么罪过。但是，在课堂上说出经过思考的话要比随意喊出的话要多一份智慧的。希望你用你聪明的头脑思考更多的、更有价值的问题。好吗?”
　　我使劲地点头——我的确是在胡闹，但语文老师并没有以“主流正义”简单地压制我，而是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与我进行着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在无声无息中修正了我的胡闹。语文老师的和蔼，语文老师的宽容，语文老师的智慧成为我永远无法忘记的教师符号。由此，我信服了语文老师，并认定语文老师是一个伟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