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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的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绝地反击之年。这一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公然背叛革命，相继发动了“4.12”和“7.15”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倒在血泊之中。一些意志薄弱者纷纷脱党、忏悔甚至叛变，许多人思想混乱、迷茫、消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危机。在此危急关头，历史将早在1921年5月就加入俄共（布），有着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蕴，且最早同党内右倾思潮作斗争的瞿秋白推上了风口浪尖，由他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绝地反击，从而使这位文人成为1927年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被毛泽东尊称为老师
瞿秋白被毛泽东尊称为老师并非偶然。瞿秋白是最早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一。1919年5月，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学生会负责人和代表，带领同学们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开始其革命生涯。1920年3至4月，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邓中夏等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翻译并撰写了宣传社会主义的论著。他见过列宁，是第一个向中国人民全面、系统地报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的历史性变革和崭新面貌的中国记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他就已经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回国后，瞿秋白主编了《新青年》，发表了大量论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
1927年3月，瞿秋白来到武汉，同张国焘和谭平山在武汉组成了中共中央临时委员会，兼管宣传部的工作。他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文中的观点表示由衷的钦佩和赞赏。这部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虽然曾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过，但是在国内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191期上，仅刊出一小部分，便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彭述之停发了。瞿秋白为《报告》被停发而感到愤慨，亲自找到彭述之要求继续刊登，结果遭到彭述之的拒绝。瞿秋白愤愤地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
愤愤不平的瞿秋白决定为毛泽东的文章出单行本，并亲自撰写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阶级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救中国的却正是这些 ‘匪徒’……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恶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 ‘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 ‘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一样。”
瞿秋白是当时党内最热情洋溢又最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农民革命问题上，他与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发言强调农民革命运动的重要性，瞿秋白就将农民运动问题写进了党纲草案。他指出：“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后来，瞿秋白在党内外工作的许多报告中，都特别强调土地革命和武装农民，主张坚决领导农民革命运动。
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昌养病，住在城中心一幢楼房的三楼上。不久，他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薄薄的一本书，使毛泽东感到慰藉，他知道自己并不孤单，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并肩战斗的战友。
从此，毛泽东与瞿秋白缔结了一生深厚的革命情谊。1933年9月，王明、博古罗列罪名，突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对瞿秋白的大规模公开批判斗争，残酷地打击重病缠身的瞿秋白。瞿秋白在上海除了能得到鲁迅等人的帮助外，党中央机关几乎无人过问他的生活。次年2月，瞿秋白辗转来到瑞金，主持苏区的教育工作，兼管文学艺术工作。毛泽东常去看望他，还经常叫贺子珍送去蔬菜、白糖、大米等。毛泽东见到瞿秋白时，总是以“老师”称呼他。他们还常坐在草地上吟诗酬唱，相互慰勉。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决定撤离苏区长征北上。瞿秋白向中央提出要求，希望与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一起，跟随红军主力长征。但中央最高决策者没有批准他的请求，指令他“留守”。毛泽东得知瞿秋白被留下的消息后十分焦急，曾两次找到博古强调说：“瞿秋白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目标太大，还是将他带走吧。几万人的队伍难道就多他一个人吗？”博古均以秋白病（肺病）重为由，加以拒绝。毛泽东离开瑞金的那天，依依不舍地握着瞿秋白的手说：“瞿老师，你身体不好，我们走后，你可要多加保重啊！”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还打电报给苏区中央局，要他们妥善安排瞿秋白。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与瞿秋白竟再也没能见面。不久，瞿秋白在转移途中被捕。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慷慨就义，就义前他唱起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几年后毛泽东还惋惜地说：“长征出发的时候，像瞿秋白、刘伯坚、还有我的爱弟毛泽覃等人都应该带出来的。”
南昌起义的“拍板人”
1927年，中国共产党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要有个交代。中共的革命，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如果这样，对莫斯科的威信影响太大。鲍罗廷认为，应由中共中央尤其是陈独秀负这个责任。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一周之后，决定由瞿秋白加入并主持临时中央常委会。临时中央常委会做了三件大事：其一，决定举行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其二，决定发动秋收起义，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确定发动农民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其三，筹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在历史转折关头为党制订新的路线、方针、政策。
中央原定的起义地点不在南昌。由于宁汉粤国民党军相继反共，唯有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与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和缓，且叶挺、周士弟、王尔琢等共产党人控制了该部七个团。此外，二十军军长贺龙也深受共产党的影响。所以，中央原定利用张发奎部回师广东之机，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但后来发现张发奎已暗中布置“清共”，于是奉命策动起义的李立三、邓中夏等人，急往庐山征询瞿秋白意见，建议中央在南昌实行独立的军事行动。因为当时国民党在南昌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共六个团约1万人，而中共在南昌掌握的军队大大超过敌方，共有十五个团两万余人。了解情况后，瞿秋白当即表示赞同，立刻赶往武汉，向中央报告和向共产国际代表请示。
当时，共产国际的新任代表罗明那兹是斯大林的同乡，根本不把瞿秋白放在眼里。他对张发奎还抱有幻想，心底里不赞成暴动。听完瞿秋白的话，罗明那兹以起义是大事，要请示莫斯科后才能决定为由，不作表态。瞿秋白强忍住对罗明那兹的不满说道：“事情已迫在眉睫，不能再拖了！我们不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张发奎身上。从目前种种迹象看，张发奎和汪精卫已形影不离，张汪协谋已成定局。南昌起义，势在必行。”罗明那兹只得请示共产国际。
7月25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同意了瞿秋白带回的关于南昌举事的提案，决定组织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成员的前敌委员会，即赴南昌负责组织起义工作。同时决定筹措经费、派遣工作人员和苏联顾问，等等。
7月26日下午，中央常委再次举行会议，罗明那兹宣布共产国际电报指示：“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共产国际的这份电报模棱两可，其背后的隐含义则是：起义如果胜利了，可以说是执行了电报指示；失败了就是没有执行电报指示。显然，将责任推给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常委会。在这种情况下作决策，是需要政治勇气的。会上，瞿秋白坚决主张在南昌进行武装起义，他说：“共产国际在电报里用了 ‘毫无’ 二字，目前看，南昌暴动，不是毫无把握，而是成功的把握很大。” 李维汉、张太雷态度明确地站在瞿秋白一边，而张国焘则闷头抽烟迟迟没有表态，后来在罗明那兹的追问下才痒痒地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见。”瞿秋白见众人同意后便说：“要迅速派人到南昌，向南昌的同志们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罗明那兹别有用心地非要张国焘前去。张国焘赶到南昌后，阳奉阴违，只传达共产国际模棱两可的意见，隐瞒了中央的最后决定。或许是前委已获悉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央常委会的真实结果，张国焘的意见遭到前委同志的一致反对并被否决。31日，前委再开会议，决定8月1日凌晨起义。
1927年8月1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所部3万指战员，在周恩来主持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组建人民军队的开始。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中提出的要建立一支“革命的正规军队”的愿望，得以实现。
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反击
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是7月12日改组的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决定，时间原定在7月28日。由于武汉形势剧变，会议未能如期举行，延迟至8月7日。之前，瞿秋白凭着政治家的敏感，已看到武汉潜在的杀机。他叮嘱宣传部同志：“我们极可能被逼上梁山，同志们要在思想上积极准备，增强党性，严守党纪，一切听从党的决定。”7月29日，汉口全城戒严，湖北省总工会被解散，《工人日报》被勒令停刊。30日，何键在汉口大肆逮捕共产党员，仅市党部就逮捕共产党人百余人，重要人员统统被枪杀。8月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各军制裁共产党。就在这一天，共产党秘密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程。
在着手筹备中央紧急会议的过程中，瞿秋白协助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尤其是参与起草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该文件主要由罗明那兹起草，瞿秋白负责将俄文译成中文。但其中涉及许多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罗并不熟悉，显然听取并采纳了瞿的意见。翻译工作很紧张，直到8月7日清晨，瞿秋白才翻译完毕。
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希贤（即邓小平）具体负责会务工作。会场的选择颇费了一番心思。由于时局险恶，为了保证与会者的安全，临时中央将会址锁定在外国人居住区，最终选择了汉口市区中心地段的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苏联援华顾问洛卓莫夫的家。这是一幢西式三层楼公寓，名为怡和新房，租赁者为外国人。一层是印度人开的百货商店，洛卓莫夫住在二层，与一层是隔断的，可以从临街雨廊直接走楼梯上二层。左右两侧也是公寓式楼房，且建筑形式完全一样。公寓前临僻静的街道，后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屋凉台相连，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撤离比较容易。
代表由秘密交通员分批带入会场，入场后不再外出。三餐以干粮就白开水充饥，夜晚席地而卧。为了保密，门窗不能打开，整个会场像一个火炉。尽管如此，代表们的情绪已一扫前些时候的阴霾和沉闷，看到了新的希望。由于白色恐怖，交通阻隔，音讯不通，许多代表无法通知或虽已通知却无法赶到，直到8月7日，出席会议的人仍不齐，中央委员也不过半数。时不我待，临时中央只好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负责人等20多人开会。
由于环境险恶，“八七”会议仅开了一天，中午只休息了半小时。主要议程有三项：一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作报告，瞿秋白担任翻译。罗强调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就《告全党党员书》的内容作长篇发言。在讨论中，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等做了重要发言，一致表示拥护国际决议。二是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瞿强调，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我们包办国民党或国民党消灭我们两条路，我们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过去党的领导机关犯了错误，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的手段来争得民权，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夺民权。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武装，有这极好的机会，这极多的力量，我们必须要点燃这爆发的火线。与会代表坚决拥护并一致通过了报告及一系列议决案。三是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散会时天还没有黑，但为了安全，每隔半小时左右才走一个人。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选出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提名的，由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瞿秋白正式开始主持中央工作。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危急关头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八七”会议以坚定的革命方针，重新团聚了受到重创的队伍，扭转了党员和工农群众中弥漫的悲观主义情绪，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因而也深深地刺痛了国民党右派。瞿秋白被捕后，国民党右派坚持要杀瞿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八七”会议后暴动不息，认为瞿是动乱的罪魁祸首。这恰恰从反面说明了瞿秋白的革命功绩。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产生了“左倾”盲动错误，虽然有客观的历史原因，但作为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确实应当承担责任，后来他本人亦认可这一点。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共产国际代表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把苏俄革命的一套简单搬到中国来，并对中国共产党指手画脚。瞿秋白的错误既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顺从国际代表的责任。之后，瞿秋白被错误打击，横遭贬谪。然而，正如毛泽东在为《瞿秋白文集》题词中写道的：“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勇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编辑：韩铁马
被毛泽东尊称为老师
瞿秋白被毛泽东尊称为老师并非偶然。瞿秋白是最早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一。1919年5月，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学生会负责人和代表，带领同学们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开始其革命生涯。1920年3至4月，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邓中夏等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翻译并撰写了宣传社会主义的论著。他见过列宁，是第一个向中国人民全面、系统地报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的历史性变革和崭新面貌的中国记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他就已经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回国后，瞿秋白主编了《新青年》，发表了大量论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
1927年3月，瞿秋白来到武汉，同张国焘和谭平山在武汉组成了中共中央临时委员会，兼管宣传部的工作。他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文中的观点表示由衷的钦佩和赞赏。这部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虽然曾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过，但是在国内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191期上，仅刊出一小部分，便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彭述之停发了。瞿秋白为《报告》被停发而感到愤慨，亲自找到彭述之要求继续刊登，结果遭到彭述之的拒绝。瞿秋白愤愤地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
愤愤不平的瞿秋白决定为毛泽东的文章出单行本，并亲自撰写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阶级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救中国的却正是这些 ‘匪徒’……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恶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 ‘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 ‘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一样。”
瞿秋白是当时党内最热情洋溢又最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农民革命问题上，他与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发言强调农民革命运动的重要性，瞿秋白就将农民运动问题写进了党纲草案。他指出：“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后来，瞿秋白在党内外工作的许多报告中，都特别强调土地革命和武装农民，主张坚决领导农民革命运动。
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昌养病，住在城中心一幢楼房的三楼上。不久，他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薄薄的一本书，使毛泽东感到慰藉，他知道自己并不孤单，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并肩战斗的战友。
从此，毛泽东与瞿秋白缔结了一生深厚的革命情谊。1933年9月，王明、博古罗列罪名，突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对瞿秋白的大规模公开批判斗争，残酷地打击重病缠身的瞿秋白。瞿秋白在上海除了能得到鲁迅等人的帮助外，党中央机关几乎无人过问他的生活。次年2月，瞿秋白辗转来到瑞金，主持苏区的教育工作，兼管文学艺术工作。毛泽东常去看望他，还经常叫贺子珍送去蔬菜、白糖、大米等。毛泽东见到瞿秋白时，总是以“老师”称呼他。他们还常坐在草地上吟诗酬唱，相互慰勉。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决定撤离苏区长征北上。瞿秋白向中央提出要求，希望与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一起，跟随红军主力长征。但中央最高决策者没有批准他的请求，指令他“留守”。毛泽东得知瞿秋白被留下的消息后十分焦急，曾两次找到博古强调说：“瞿秋白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目标太大，还是将他带走吧。几万人的队伍难道就多他一个人吗？”博古均以秋白病（肺病）重为由，加以拒绝。毛泽东离开瑞金的那天，依依不舍地握着瞿秋白的手说：“瞿老师，你身体不好，我们走后，你可要多加保重啊！”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还打电报给苏区中央局，要他们妥善安排瞿秋白。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与瞿秋白竟再也没能见面。不久，瞿秋白在转移途中被捕。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慷慨就义，就义前他唱起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几年后毛泽东还惋惜地说：“长征出发的时候，像瞿秋白、刘伯坚、还有我的爱弟毛泽覃等人都应该带出来的。”
南昌起义的“拍板人”
1927年，中国共产党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要有个交代。中共的革命，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如果这样，对莫斯科的威信影响太大。鲍罗廷认为，应由中共中央尤其是陈独秀负这个责任。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一周之后，决定由瞿秋白加入并主持临时中央常委会。临时中央常委会做了三件大事：其一，决定举行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其二，决定发动秋收起义，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确定发动农民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其三，筹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在历史转折关头为党制订新的路线、方针、政策。
中央原定的起义地点不在南昌。由于宁汉粤国民党军相继反共，唯有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与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和缓，且叶挺、周士弟、王尔琢等共产党人控制了该部七个团。此外，二十军军长贺龙也深受共产党的影响。所以，中央原定利用张发奎部回师广东之机，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但后来发现张发奎已暗中布置“清共”，于是奉命策动起义的李立三、邓中夏等人，急往庐山征询瞿秋白意见，建议中央在南昌实行独立的军事行动。因为当时国民党在南昌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共六个团约1万人，而中共在南昌掌握的军队大大超过敌方，共有十五个团两万余人。了解情况后，瞿秋白当即表示赞同，立刻赶往武汉，向中央报告和向共产国际代表请示。
当时，共产国际的新任代表罗明那兹是斯大林的同乡，根本不把瞿秋白放在眼里。他对张发奎还抱有幻想，心底里不赞成暴动。听完瞿秋白的话，罗明那兹以起义是大事，要请示莫斯科后才能决定为由，不作表态。瞿秋白强忍住对罗明那兹的不满说道：“事情已迫在眉睫，不能再拖了！我们不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张发奎身上。从目前种种迹象看，张发奎和汪精卫已形影不离，张汪协谋已成定局。南昌起义，势在必行。”罗明那兹只得请示共产国际。
7月25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同意了瞿秋白带回的关于南昌举事的提案，决定组织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成员的前敌委员会，即赴南昌负责组织起义工作。同时决定筹措经费、派遣工作人员和苏联顾问，等等。
7月26日下午，中央常委再次举行会议，罗明那兹宣布共产国际电报指示：“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共产国际的这份电报模棱两可，其背后的隐含义则是：起义如果胜利了，可以说是执行了电报指示；失败了就是没有执行电报指示。显然，将责任推给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常委会。在这种情况下作决策，是需要政治勇气的。会上，瞿秋白坚决主张在南昌进行武装起义，他说：“共产国际在电报里用了 ‘毫无’ 二字，目前看，南昌暴动，不是毫无把握，而是成功的把握很大。” 李维汉、张太雷态度明确地站在瞿秋白一边，而张国焘则闷头抽烟迟迟没有表态，后来在罗明那兹的追问下才痒痒地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见。”瞿秋白见众人同意后便说：“要迅速派人到南昌，向南昌的同志们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罗明那兹别有用心地非要张国焘前去。张国焘赶到南昌后，阳奉阴违，只传达共产国际模棱两可的意见，隐瞒了中央的最后决定。或许是前委已获悉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央常委会的真实结果，张国焘的意见遭到前委同志的一致反对并被否决。31日，前委再开会议，决定8月1日凌晨起义。
1927年8月1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所部3万指战员，在周恩来主持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组建人民军队的开始。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中提出的要建立一支“革命的正规军队”的愿望，得以实现。
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反击
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是7月12日改组的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决定，时间原定在7月28日。由于武汉形势剧变，会议未能如期举行，延迟至8月7日。之前，瞿秋白凭着政治家的敏感，已看到武汉潜在的杀机。他叮嘱宣传部同志：“我们极可能被逼上梁山，同志们要在思想上积极准备，增强党性，严守党纪，一切听从党的决定。”7月29日，汉口全城戒严，湖北省总工会被解散，《工人日报》被勒令停刊。30日，何键在汉口大肆逮捕共产党员，仅市党部就逮捕共产党人百余人，重要人员统统被枪杀。8月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各军制裁共产党。就在这一天，共产党秘密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程。
在着手筹备中央紧急会议的过程中，瞿秋白协助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尤其是参与起草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该文件主要由罗明那兹起草，瞿秋白负责将俄文译成中文。但其中涉及许多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罗并不熟悉，显然听取并采纳了瞿的意见。翻译工作很紧张，直到8月7日清晨，瞿秋白才翻译完毕。
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希贤（即邓小平）具体负责会务工作。会场的选择颇费了一番心思。由于时局险恶，为了保证与会者的安全，临时中央将会址锁定在外国人居住区，最终选择了汉口市区中心地段的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苏联援华顾问洛卓莫夫的家。这是一幢西式三层楼公寓，名为怡和新房，租赁者为外国人。一层是印度人开的百货商店，洛卓莫夫住在二层，与一层是隔断的，可以从临街雨廊直接走楼梯上二层。左右两侧也是公寓式楼房，且建筑形式完全一样。公寓前临僻静的街道，后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屋凉台相连，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撤离比较容易。
代表由秘密交通员分批带入会场，入场后不再外出。三餐以干粮就白开水充饥，夜晚席地而卧。为了保密，门窗不能打开，整个会场像一个火炉。尽管如此，代表们的情绪已一扫前些时候的阴霾和沉闷，看到了新的希望。由于白色恐怖，交通阻隔，音讯不通，许多代表无法通知或虽已通知却无法赶到，直到8月7日，出席会议的人仍不齐，中央委员也不过半数。时不我待，临时中央只好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负责人等20多人开会。
由于环境险恶，“八七”会议仅开了一天，中午只休息了半小时。主要议程有三项：一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作报告，瞿秋白担任翻译。罗强调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就《告全党党员书》的内容作长篇发言。在讨论中，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等做了重要发言，一致表示拥护国际决议。二是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瞿强调，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我们包办国民党或国民党消灭我们两条路，我们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过去党的领导机关犯了错误，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的手段来争得民权，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夺民权。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武装，有这极好的机会，这极多的力量，我们必须要点燃这爆发的火线。与会代表坚决拥护并一致通过了报告及一系列议决案。三是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散会时天还没有黑，但为了安全，每隔半小时左右才走一个人。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选出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提名的，由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瞿秋白正式开始主持中央工作。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危急关头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八七”会议以坚定的革命方针，重新团聚了受到重创的队伍，扭转了党员和工农群众中弥漫的悲观主义情绪，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因而也深深地刺痛了国民党右派。瞿秋白被捕后，国民党右派坚持要杀瞿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八七”会议后暴动不息，认为瞿是动乱的罪魁祸首。这恰恰从反面说明了瞿秋白的革命功绩。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产生了“左倾”盲动错误，虽然有客观的历史原因，但作为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确实应当承担责任，后来他本人亦认可这一点。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共产国际代表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把苏俄革命的一套简单搬到中国来，并对中国共产党指手画脚。瞿秋白的错误既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顺从国际代表的责任。之后，瞿秋白被错误打击，横遭贬谪。然而，正如毛泽东在为《瞿秋白文集》题词中写道的：“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勇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编辑：韩铁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