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家企业想从另一家企业引进一项关键技术，历经波折，输出方终于同意转让这项关键技术，这是否意味着技术引进方从此就可以增强核心能力，从而最终摆脱对输出方的技术依赖？假如您供职于某企业的研发部门或一家研究机构，研究小组的负责人从不真正关心您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潜质，小组成员彼此间很少充分交流和分享研究心得，您是否还有必要留在这个部门或机构？在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假如我们把过去针对纸媒和广播电视媒体的那一套做法统统搬到互联网上来，是否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信息流动，过滤掉我们认定的有害信息，从而趋利避害，使互联网像“上帝”一样正确、如玛丽亚一般纯洁？
　　要准确而全面地回答这些问题，《知识资产——在信息经济中赢得竞争优势》一书刚好可以提供别具一格的理论视角。
　　在信息经济时代，对知识资产的有效管理已成为组织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在这部极富创新意义的著作中，作者博伊索特教授以信息经济为背景，提供了一个在逻辑上浑然一体又简约有力的概念性分析框架——信息空间，用以考察实物资产与知识资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信息生产和流动的具体特点、知识资产在信息空间中的运动规律，帮助读者了解知识在组织中和组织间的流动，以及通过编码、抽象和扩散而发挥的作用。
　　作者秉持多元的认识论，把信息流动、社会学习过程、知识管理和组织形态演化融为一体，既提出了一种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又为在信息经济时代构建关于信息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概念框架的基础。本书视角新颖，内容丰富，其主题和理论工具涵盖了从认识论、经济学、管理学到组织理论和系统科学的广阔的知识谱系，是知识管理领域中难得一见的佳作。
　　这本书对中国读者具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身处正值社会和经济制度巨变中的当代中国，关心企业命运的管理者无一例外必须努力理解和研究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究竟是什么？若考虑到有史以来社会进化过程不同阶段的具体特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中国进行的变革存在着不同以往的新历史背景，那就是从工业化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型。
　　在19世纪中叶，英国以先进的制造业成为世界工业化经济体系的领跑者。现在中国正在成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同样可以获得类似英国曾得到的那种经济利益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信息经济时代，收购西方国家逐步放弃的工业，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持续压低劳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以此来维持制造业的低成本，那绝不是可以长久维系、值得称道的优势。
　　信息经济的崛起带来了难得一遇的发展机会。和早期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作为后发者，中国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迅速建立起现代的信息和知识基础设施。不过，这个任务暗含着不小的挑战。有人说知易行难，但知又谈何容易？博伊索特指出，如果一个新兴经济体想要充分地获得后发优势，就必须掌握与它进行现代化所处的那个时代相切合的范式。可是，在中国还有许多人继续用工业化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化。而在信息时代里，依赖工业化的范式，只能使一个国家得以在某种程度上赶上别人，却无法最终超越别人。
　　在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上，《知识资产》一书对于中国和其他后发国家来说，无疑具有非同一般的启示意义。读者从中可更充分地理解实物资产和知识资产之间的关系、信息和知识流动的规律、社会学习过程和组织形态的演化，从而认识到积极适应所处产业的具体特点，扮演合适的行业角色，构建独具特色的知识资产并从中获取价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会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组织其实也是实现知识增长的一种有效手段。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在信息化条件下实现高水平的工业化，就得依赖这无数个富有活力的组织细胞；而要使组织可以从它的想法和知识中获取最大价值，关键是要遵循本书中所谈到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准则。
　　读过《知识资产》一书就会明白，本文开头提出的那几个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输出技术的企业转让了自己的某项关键技术，很可能不仅不会削弱它的竞争优势，反而会使引进技术的一方陷入技术依赖的困境之中；不关心发掘下属之潜能的课题主持人，不愿与其他人分享研究经验和心得的小组成员，全都违背了这种组织学习形式的内在要求，最终将危及发展已知、发现新知的研究创新活动。随意宰割信息技术，也许根本无法从新技术中获益，反而有可能使它沦为《1984》中“老大哥”用来监视每一个人的无所不在的电幕；要想真正在信息经济中赢得竞争优势，就必须认真踏实地去研究信息流动的规律，充分了解组织学习过程不同阶段的特性，弄懂知识资产何以产生、如何发挥作用、怎样收获利润。
　　
　　作者为本书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知识资产：在信息经济中赢得竞争优势》，参见“7月本刊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