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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叫余秀华的诗人，因为《诗刊》微信公号的推荐，忽然在自媒体上走红，并迅速延伸到了公共媒体，一夜之间，网上出现了铺天盖地的诗歌爱好者。有关余秀华的话题，终于跃出了诗歌这一场域，发酵成一个公共事件。早已高度边缘化、缺少读者的诗歌，难得地通过余秀华这样一位诗人，得到了一次社会关注。
但是，众多媒体在热烈评价余秀华的时候，给她戴上的桂冠却并不是“诗人”，而是“农民诗人”，甚至不惜触犯社会伦理规范，以其曾经得过的病而将其称为“脑瘫诗人”。杭州的著名社会评论家魏英杰就余秀华的走红写了一个短文发表在报纸上，不料有网站转载时将标题擅自改为“‘脑瘫诗人’为什么一夜走红”，这不免让他大惊失色，赶忙联系网站将文章撤下。但是，评论家可以管好署着自己名字的文章，却无法阻挡更多的媒体接过这个称号，一时间“脑瘫诗人”已经成为热词。
这种在“诗人”之前加上的身份识别符号，在对余秀华作品的评判中占有了很高的权重，但已经对正常的鉴赏活动产生了扭曲。农民，甚至脑瘫病人的形象，与人们习惯印象中诗歌的优雅气质产生了巨大的差别，因此而使人们对她的诗作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对她的同情成了盛赞其作品的理由。但是，虽然我们对余秀华在艰苦的生活中将诗歌当作心灵的寄托，10多年矢志不移的努力应该表达一份敬佩之情，但阅读诗歌，还是应该回到诗歌艺术的本身。
诗歌，作为与小说、散文、戏剧并肩而立的四大文学品种，在文学性上具有最高的要求。与小说着重于叙述一个好的故事不同的是，诗歌重在心灵的抒发；与散文在传达情感上不同的是，诗好的故事不同的是，诗歌重在心灵的抒发；与散文在传达情感上不同的是，诗歌对语言的运用有非常高的要求；与戏剧需要借助舞台来完成“发表”不同的是，诗歌的写作程序又是最简单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诗歌曾经被认为是最容易掌握的一种写作体裁，以致人人都可以将一些句子分行排列后以诗人自居。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错觉，诗歌固然是诗人心灵的自我抒发，但只有能够引起外界的强烈共鸣，才称得上是一首好诗。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诗国”，但回顾中国的诗史，从《诗经》到李杜，从徐志摩到海子，他們的诗歌之所以能够不断被传诵，无一不是拨动了读者内心深处那根最为敏感的“和弦”，才能称得上是好诗。
当我们将余秀华的“农民”乃至“脑瘫病人”的标签拿去以后，再来欣赏她的诗歌，不得不承认，她的这些诗作很难激起广泛的共鸣。当然，在余秀华走红之后，已经有多位我不算陌生的评论家对其进行了热情的赞扬，但是他们的这种赞扬却基本上是从社会学的意义来加以阐发的，至于真正的艺术分析，至少就目前来说，除了《诗刊》微信平台上热情洋溢的推荐以外，似乎还未见一位评论家来完成这项工作。也许我们可以认为，身处农村的余秀华难以进入诗歌评论家的圈子，她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给自己说几句好话的评论家发出足够的红包。但是，当社会评论家热情洋溢地为余秀华的作品点赞的时候，真正的诗歌评论家的失语，未免让这位女诗人显得有点“孤芳自赏”。
余秀华的诗歌有其独到之处，特别是在意境选择、语言铺叙等方面确实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是，如果像一些社会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她的诗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那无疑也是言过其实的。而一定要将其比为外国的某著名诗人，更难免方枘圆凿，因为诗歌本是一种植根于本民族语言的文学品种，两种语言之间的诗歌，其比较是很不可靠的。2011年，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诗作全集很快被介绍进中国，却难以吸引中国读者的眼光，尽管语言的隔阂已经通过翻译家之手得以解决，但他用瑞典语创作他的诗歌时所表现的神韵却随着语言的转换而消失了，使得其诗歌语言一下子显得十分平淡。余秀华的诗，更多运用的是通过词语的超常规重组来打破读者日常阅读经验，从而给人以新奇的感受，但这只是汉语读者在他们所熟悉的汉语基础上得出的感觉。打破人们熟悉的词语组合规律，用超常规的重组来将本来没有关联的词语排列组合在一起，这正是目前一些诗人熟练的创作手法，但这种创作的滥觞，正在使诗歌远离它应有的读者。在这方面，余秀华的作品并不是登峰造极，但也并不少见。
诗歌在中国当代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小草在歌唱》、《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等作品曾经传遍中国，也使诗歌这个艺术门类鼎盛一时。但是，这是在社会发生激烈转型时期才能产生的情况，而在当下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社会已经进入平稳运行，诗歌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产品，与人们世俗的追求并不很合拍，因此它已经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少数人仰望星空的产品。当人们不再读诗的时候，忽然见到一首由自媒体推出来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就会感到新奇，媒体也需要这种切合了当下社会语言粗鄙化风尚的诗歌来撩拨挑逗已经疲软的眼球。翻开当下的一些诗歌报刊，类似的作品其实比比皆是，但它们却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很显然，余秀华之忽然走红，其实是借助了媒体粘贴在她身上的身份标签，与诗歌本身并无多少关系。
由媒体制造的这一场诗的泡沫，终将因为媒体不断追逐新鲜话题的本性而迅速冷却。这一场诗歌的狂欢，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农民诗人，但它并不能引起人们对诗歌的热情。真正的诗人，都只能在安静的一隅从事艺术的追求，他们其实是用不着这种热闹纷呈的泡沫涂饰的。自然，余秀华也难以例外，这种浮华的炒作给一个真正的诗人带来的，至多是“一帘幽梦”。
但是，众多媒体在热烈评价余秀华的时候，给她戴上的桂冠却并不是“诗人”，而是“农民诗人”，甚至不惜触犯社会伦理规范，以其曾经得过的病而将其称为“脑瘫诗人”。杭州的著名社会评论家魏英杰就余秀华的走红写了一个短文发表在报纸上，不料有网站转载时将标题擅自改为“‘脑瘫诗人’为什么一夜走红”，这不免让他大惊失色，赶忙联系网站将文章撤下。但是，评论家可以管好署着自己名字的文章，却无法阻挡更多的媒体接过这个称号，一时间“脑瘫诗人”已经成为热词。
这种在“诗人”之前加上的身份识别符号，在对余秀华作品的评判中占有了很高的权重，但已经对正常的鉴赏活动产生了扭曲。农民，甚至脑瘫病人的形象，与人们习惯印象中诗歌的优雅气质产生了巨大的差别，因此而使人们对她的诗作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对她的同情成了盛赞其作品的理由。但是，虽然我们对余秀华在艰苦的生活中将诗歌当作心灵的寄托，10多年矢志不移的努力应该表达一份敬佩之情，但阅读诗歌，还是应该回到诗歌艺术的本身。
诗歌，作为与小说、散文、戏剧并肩而立的四大文学品种，在文学性上具有最高的要求。与小说着重于叙述一个好的故事不同的是，诗歌重在心灵的抒发；与散文在传达情感上不同的是，诗好的故事不同的是，诗歌重在心灵的抒发；与散文在传达情感上不同的是，诗歌对语言的运用有非常高的要求；与戏剧需要借助舞台来完成“发表”不同的是，诗歌的写作程序又是最简单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诗歌曾经被认为是最容易掌握的一种写作体裁，以致人人都可以将一些句子分行排列后以诗人自居。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错觉，诗歌固然是诗人心灵的自我抒发，但只有能够引起外界的强烈共鸣，才称得上是一首好诗。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诗国”，但回顾中国的诗史，从《诗经》到李杜，从徐志摩到海子，他們的诗歌之所以能够不断被传诵，无一不是拨动了读者内心深处那根最为敏感的“和弦”，才能称得上是好诗。
当我们将余秀华的“农民”乃至“脑瘫病人”的标签拿去以后，再来欣赏她的诗歌，不得不承认，她的这些诗作很难激起广泛的共鸣。当然，在余秀华走红之后，已经有多位我不算陌生的评论家对其进行了热情的赞扬，但是他们的这种赞扬却基本上是从社会学的意义来加以阐发的，至于真正的艺术分析，至少就目前来说，除了《诗刊》微信平台上热情洋溢的推荐以外，似乎还未见一位评论家来完成这项工作。也许我们可以认为，身处农村的余秀华难以进入诗歌评论家的圈子，她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给自己说几句好话的评论家发出足够的红包。但是，当社会评论家热情洋溢地为余秀华的作品点赞的时候，真正的诗歌评论家的失语，未免让这位女诗人显得有点“孤芳自赏”。
余秀华的诗歌有其独到之处，特别是在意境选择、语言铺叙等方面确实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是，如果像一些社会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她的诗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那无疑也是言过其实的。而一定要将其比为外国的某著名诗人，更难免方枘圆凿，因为诗歌本是一种植根于本民族语言的文学品种，两种语言之间的诗歌，其比较是很不可靠的。2011年，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诗作全集很快被介绍进中国，却难以吸引中国读者的眼光，尽管语言的隔阂已经通过翻译家之手得以解决，但他用瑞典语创作他的诗歌时所表现的神韵却随着语言的转换而消失了，使得其诗歌语言一下子显得十分平淡。余秀华的诗，更多运用的是通过词语的超常规重组来打破读者日常阅读经验，从而给人以新奇的感受，但这只是汉语读者在他们所熟悉的汉语基础上得出的感觉。打破人们熟悉的词语组合规律，用超常规的重组来将本来没有关联的词语排列组合在一起，这正是目前一些诗人熟练的创作手法，但这种创作的滥觞，正在使诗歌远离它应有的读者。在这方面，余秀华的作品并不是登峰造极，但也并不少见。
诗歌在中国当代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小草在歌唱》、《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等作品曾经传遍中国，也使诗歌这个艺术门类鼎盛一时。但是，这是在社会发生激烈转型时期才能产生的情况，而在当下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社会已经进入平稳运行，诗歌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产品，与人们世俗的追求并不很合拍，因此它已经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少数人仰望星空的产品。当人们不再读诗的时候，忽然见到一首由自媒体推出来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就会感到新奇，媒体也需要这种切合了当下社会语言粗鄙化风尚的诗歌来撩拨挑逗已经疲软的眼球。翻开当下的一些诗歌报刊，类似的作品其实比比皆是，但它们却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很显然，余秀华之忽然走红，其实是借助了媒体粘贴在她身上的身份标签，与诗歌本身并无多少关系。
由媒体制造的这一场诗的泡沫，终将因为媒体不断追逐新鲜话题的本性而迅速冷却。这一场诗歌的狂欢，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农民诗人，但它并不能引起人们对诗歌的热情。真正的诗人，都只能在安静的一隅从事艺术的追求，他们其实是用不着这种热闹纷呈的泡沫涂饰的。自然，余秀华也难以例外，这种浮华的炒作给一个真正的诗人带来的，至多是“一帘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