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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工程的主角，一个为了国家建设做出过重大牺牲和贡献的群体。30年的颠沛流离，20年的恢复重建，他们失去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如今，面对走向小康的目标，他们不得不接受新的挑战。
平民乡，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是陕西省大荔县黄河滩上一个普通的乡镇。
然而，知道底细的人都清楚，平民乡其实并不普通，因为生活在这里的许多村民，都是经历数十年颠沛流离后重新返库的移民。
在大荔黄河滩区的6个乡镇，有返库移民近10万人。其中平民乡严通村、赵渡乡赵西村和韦林镇仓西村全是由返库移民组成的村庄。
缘起三门峡
对大荔库区移民来说，1985年5月是个永生难忘的时间：国务院决定，从国营农场和部队农场使用的50多万亩土地中划出30多万亩土地，安置生活，生产困难的10万移民返回库区定居。
此时此刻，为了返回故乡，这些移民已经苦等了将近30年。
上世纪50年代初，根据国家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三门峡水库工程建设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1956年春，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工程相继在秦，豫、晋三省展开。
“我们坐着卡车去宁夏，路上走了六，七天，每到一个接待站都有人送水送饭。那是我长到18岁第一次出远门，受到如此接待，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今年已经71岁的赵渡乡新市村村民周有根回忆起当年远走他乡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平民乡严通村73岁的李青云说：“当时县里动员库区村民舍小家，保大家，支援祖国建设。我那会儿刚满20岁，急死巴活就报名去了，惟恐落在别人的后面。”
而对72岁的庄士刚来说，当年更吸引他的还是宣传中的承诺，“说我们将要去的地方有房有地，吃喝不愁。听着好像要去天堂一样。那会儿家庭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右想去还不让去呢!我是背着家人报名的。”
宁夏陶乐，这个曾经的中国最小的县(不到3万人)，已在几年前被撤销建制，从中国地图上消失了。但是，50年前，这里却是许多大荔库区移民的落脚之地。
1956年8月13日，国内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一篇题为《三门峡水库区农民开始迁移，移民得到妥善安置》的消息。一周后的8月21日，另一篇题为《陕西三门峡水库区移民到达银川》的文章称：陕西省境内三门峡水库区迁往甘肃北部黄河平原的第一批移民，已经在15日到达银川。……这批移民未到之前，当地党政机关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早已为移民安排了新居，准备了粮食，蔬菜，家具，煤炭等，当地农民还腾出房子八百间让移民居住，并且帮助移民开垦好了种蔬菜的土地。移民看到当地农民这种热情温暖的照顾，都表示要一边生产，一边安家，很快建立起新的生活……
可是，在周有根的记忆中，当时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几辆卡车把我们几十个人撂下就走了，站在一片荒芜的沙土地上，看着车辆远去的影子，我有种说不出的恐惧。我从其他人脸上看到的也都是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庄士刚也说，“那里要啥没啥，除了我们背去的被褥和碗筷，简直连一片瓦也没有，到处是盐碱地，不长庄稼。到那里没几天，我们好多人就后悔了。”
“不到两个月，我们就实在熬不下去了，几个人晚上一起偷跑了。”周有根告诉记者，从那里到银川有近百里路，几个人走了10多个小时。
漫漫返乡路
第一次从宁夏跑回大荔后，周有根很快就结了婚。但到第二年，他和妻子又一起被劝回了宁夏。“那时我有点后悔娶了她，不然她不会跟我来宁夏吃苦。但想一想就想开了，即便她不嫁给我，也会随着家人被动员到宁夏的。”周有根说，到1962年赴宁夏移民统一返陕前，他带着老婆又偷跑过两次。“那会儿年轻，没人能管得住，实在呆不住了就跑，回来再说，每次又都是连人和被褥，家具一起被送回去。”
据资料显示，截至1960年底，国家在银川、陶乐，贺兰等市县共建立了74个生产基地，集中安置来自陕西的移民3万多人。多年后，移民工作专家任茂泉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移民浪潮：“那时候我们没有经验，政府的干部没有人存心欺骗移民，我们是靠着昂扬的革命斗志，动员当时充满激情的人民。1956年9月，第一批移民先遣队5208名青壮年，怀着为国家建设做出牺牲的自豪。怀着对新家园美好的向往，到达宁夏陶乐县。由于安置地地处沙漠边缘地带，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当月便出现逃跑返乡情况。为了制止这种情况发生，安置区政府采取民兵治安警戒、迁出区民兵治安防范和动员移民中党员、团员干部起表率作用等手段稳定移民。”
但是，所有的措施都没能挡住移民的返乡潮，到1962年春，已有1万多移民昼夜兼程返回库区。“我们一回来就开始搭建窝棚，空旷的平原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简易窝棚。虽然条件仍然艰苦，但感觉心里踏实了，这里毕竟是我们的家。”党创幸老人说。
1962年夏，经国务院批准，陕西，宁夏两省区作出决定：愿意返陕的移民全部返陕，由陕西省进行二次安置，经费由陕西省负担。
党克法老人说，“我们回到库区后，好像是3个月后黄河滩发了场大水，上面下来人将我们安置到了合阳县城关镇，在各村插队落户。”资料显示，当时的返陕移民被分别安置在了渭南地区的白水，合阳，澄城、蒲城，富平等县。
虽然大多数移民的生活得到了妥善安置，但仍有一部分移民不愿离开库区，1964年，三门峡水库改变运行方式，移民们看到他们的土地并未被淹没，仍然可以耕种，于是，分散在渭南各地的移民再次掀起返乡潮。1981年，有些移民还秘密成立了“移民返库总指挥部”，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返库活动。
1984年11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派出联合调查组到三门峡库区进行调查，据说在目睹了移民的困苦生活后，有调查组的官员忍不住流出了眼泪。12月29日，调查组在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现在，许多移民的经济状况远不及在库区的时候。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安置区的生产有所发展，移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现在部分移民生产，生活仍然相当困难，因此，他们强烈要求返回库区。这种态势如果任其继续发展下去，可能失控……”
1985年5月，多年执著返迁的移民终于得到了福音：国务院决定，从国营农场和部队农场使用的50多万亩土地中划出30多万亩土地，安置生活，生产困难的10多万移民返回库区定居。从1986年到90年代初，一个又一个村落重新在渭河边形成。
经过多次迁移，这些移民的生活一次次从零开始，又一次次归零。这一次虽然也是从零开始，但移民们的心里却是踏实的，因为他们脚下的土地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目前有1/4强的移民返回库区定居，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正在逐渐走向富足。”平民乡政府纪检书记周丛英女士告诉记者。
移民新生活
相关资料显示，自1986年7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利部关于抓紧处理水库移民问题报告的通知》下发后，国家全力帮扶库区移民的工作便拉开了序幕。过去20多年，各级政府先后投资数亿元在大荔库区实施防洪，交通、饮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所有库区移民(2006年6月30日前出生)包括入赘人员均领到了移民后期扶持直补金，每人每年600元，连续补助20年。
记者在赵渡乡采访时看到，村村户户都盖起了整齐的房屋，不少人家还购置了拖拉机和摩托车。“经过20多年的不断努力，虽说我们这里目前还属于贫困村，但村民们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赵渡乡新市村支书雷天赐对记者说，“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的负担着实减轻了许多。但随着农资价格的逐年攀升，单纯种地还是收不回成本，加之库区地少人多，仅凭种地根本吃不饱肚子，所以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
据当地村民介绍，1956年移民前，库区人均耕地7亩，而现在人均耕地只有两亩，除去道路交通和水渠等设施建设占地，实际人均耕地为1.8亩。“1987年返滩(库)后，我和老伴分得3.6亩耕地，因为土地少，大儿子去新疆打工，小儿子去了上海。要不是近两年身体不行了，我还要包地种呢。”周有根老人说。
记者调查发现，库区移民在国营农场和部队农场包地租种的现象十分普遍，平民乡严通村接受记者采访的5位老人，每家包租的土地少的有6亩，多的30余亩。“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包租了10亩地种包谷，另一个包租了20亩种棉花。今年棉花有市无价(每市斤不足2元)，只好窝在手里不敢卖。”党创幸老人说。
有移民告诉记者，返滩这么多年的积蓄，大多用在了建房上，想扩大生产规模，手头缺乏流动资金，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们村正在谋划一项让村民人均收入过万元的计划。”在与严通村支书王海军交谈时，他向记者展示出一幅宏伟的蓝图——种万亩麦，种万亩玉米、养万头猪、养千头牛，为了说得更清楚，他对记者一五一十地算了一笔账：在库区包租一亩地不足500元，种一茬小麦亩产800斤，按每斤0.8元计算，收入600元左右；再种一茬玉米，亩产约1200斤，按每斤0.7元算，收入为800元左右；1200斤玉米养猪两头，每头卖价1200元，两头2400元。也就是说，每包一亩地至少可产出2400元，这还没有算玉米杆喂养奶牛和牛粪，猪粪上地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如果每户包租50亩，每亩可赚2400元，每年就是12万元，一户按4人计算，人均收入3万元。
这笔账听起来很诱人，但摆在村干部面前的最大困难仍然是资金不足。“从银行贷不出款，大多数村民还很穷，拿不出东西可以抵押。”王支书无奈地说。
平民乡政府相关人士也告诉记者，库区许多部队农场和国营农场的土地都被河南人包种着，他们都是银行的人随同而来，只要双方签订包租合同，银行方面马上就放贷。而我们却空有美好的设想，捧着金饭碗在讨饭……
不难看出，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小康梦想已经成为大荔移民追求的新目标，如今，王支书还在到处奔走着，他希望政府能出台相关政策，帮村民们从银行贷款，这样，他的“万元计划”就能顺利实施了。
平民乡，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是陕西省大荔县黄河滩上一个普通的乡镇。
然而，知道底细的人都清楚，平民乡其实并不普通，因为生活在这里的许多村民，都是经历数十年颠沛流离后重新返库的移民。
在大荔黄河滩区的6个乡镇，有返库移民近10万人。其中平民乡严通村、赵渡乡赵西村和韦林镇仓西村全是由返库移民组成的村庄。
缘起三门峡
对大荔库区移民来说，1985年5月是个永生难忘的时间：国务院决定，从国营农场和部队农场使用的50多万亩土地中划出30多万亩土地，安置生活，生产困难的10万移民返回库区定居。
此时此刻，为了返回故乡，这些移民已经苦等了将近30年。
上世纪50年代初，根据国家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三门峡水库工程建设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1956年春，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工程相继在秦，豫、晋三省展开。
“我们坐着卡车去宁夏，路上走了六，七天，每到一个接待站都有人送水送饭。那是我长到18岁第一次出远门，受到如此接待，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今年已经71岁的赵渡乡新市村村民周有根回忆起当年远走他乡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平民乡严通村73岁的李青云说：“当时县里动员库区村民舍小家，保大家，支援祖国建设。我那会儿刚满20岁，急死巴活就报名去了，惟恐落在别人的后面。”
而对72岁的庄士刚来说，当年更吸引他的还是宣传中的承诺，“说我们将要去的地方有房有地，吃喝不愁。听着好像要去天堂一样。那会儿家庭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右想去还不让去呢!我是背着家人报名的。”
宁夏陶乐，这个曾经的中国最小的县(不到3万人)，已在几年前被撤销建制，从中国地图上消失了。但是，50年前，这里却是许多大荔库区移民的落脚之地。
1956年8月13日，国内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一篇题为《三门峡水库区农民开始迁移，移民得到妥善安置》的消息。一周后的8月21日，另一篇题为《陕西三门峡水库区移民到达银川》的文章称：陕西省境内三门峡水库区迁往甘肃北部黄河平原的第一批移民，已经在15日到达银川。……这批移民未到之前，当地党政机关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早已为移民安排了新居，准备了粮食，蔬菜，家具，煤炭等，当地农民还腾出房子八百间让移民居住，并且帮助移民开垦好了种蔬菜的土地。移民看到当地农民这种热情温暖的照顾，都表示要一边生产，一边安家，很快建立起新的生活……
可是，在周有根的记忆中，当时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几辆卡车把我们几十个人撂下就走了，站在一片荒芜的沙土地上，看着车辆远去的影子，我有种说不出的恐惧。我从其他人脸上看到的也都是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庄士刚也说，“那里要啥没啥，除了我们背去的被褥和碗筷，简直连一片瓦也没有，到处是盐碱地，不长庄稼。到那里没几天，我们好多人就后悔了。”
“不到两个月，我们就实在熬不下去了，几个人晚上一起偷跑了。”周有根告诉记者，从那里到银川有近百里路，几个人走了10多个小时。
漫漫返乡路
第一次从宁夏跑回大荔后，周有根很快就结了婚。但到第二年，他和妻子又一起被劝回了宁夏。“那时我有点后悔娶了她，不然她不会跟我来宁夏吃苦。但想一想就想开了，即便她不嫁给我，也会随着家人被动员到宁夏的。”周有根说，到1962年赴宁夏移民统一返陕前，他带着老婆又偷跑过两次。“那会儿年轻，没人能管得住，实在呆不住了就跑，回来再说，每次又都是连人和被褥，家具一起被送回去。”
据资料显示，截至1960年底，国家在银川、陶乐，贺兰等市县共建立了74个生产基地，集中安置来自陕西的移民3万多人。多年后，移民工作专家任茂泉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移民浪潮：“那时候我们没有经验，政府的干部没有人存心欺骗移民，我们是靠着昂扬的革命斗志，动员当时充满激情的人民。1956年9月，第一批移民先遣队5208名青壮年，怀着为国家建设做出牺牲的自豪。怀着对新家园美好的向往，到达宁夏陶乐县。由于安置地地处沙漠边缘地带，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当月便出现逃跑返乡情况。为了制止这种情况发生，安置区政府采取民兵治安警戒、迁出区民兵治安防范和动员移民中党员、团员干部起表率作用等手段稳定移民。”
但是，所有的措施都没能挡住移民的返乡潮，到1962年春，已有1万多移民昼夜兼程返回库区。“我们一回来就开始搭建窝棚，空旷的平原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简易窝棚。虽然条件仍然艰苦，但感觉心里踏实了，这里毕竟是我们的家。”党创幸老人说。
1962年夏，经国务院批准，陕西，宁夏两省区作出决定：愿意返陕的移民全部返陕，由陕西省进行二次安置，经费由陕西省负担。
党克法老人说，“我们回到库区后，好像是3个月后黄河滩发了场大水，上面下来人将我们安置到了合阳县城关镇，在各村插队落户。”资料显示，当时的返陕移民被分别安置在了渭南地区的白水，合阳，澄城、蒲城，富平等县。
虽然大多数移民的生活得到了妥善安置，但仍有一部分移民不愿离开库区，1964年，三门峡水库改变运行方式，移民们看到他们的土地并未被淹没，仍然可以耕种，于是，分散在渭南各地的移民再次掀起返乡潮。1981年，有些移民还秘密成立了“移民返库总指挥部”，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返库活动。
1984年11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派出联合调查组到三门峡库区进行调查，据说在目睹了移民的困苦生活后，有调查组的官员忍不住流出了眼泪。12月29日，调查组在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现在，许多移民的经济状况远不及在库区的时候。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安置区的生产有所发展，移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现在部分移民生产，生活仍然相当困难，因此，他们强烈要求返回库区。这种态势如果任其继续发展下去，可能失控……”
1985年5月，多年执著返迁的移民终于得到了福音：国务院决定，从国营农场和部队农场使用的50多万亩土地中划出30多万亩土地，安置生活，生产困难的10多万移民返回库区定居。从1986年到90年代初，一个又一个村落重新在渭河边形成。
经过多次迁移，这些移民的生活一次次从零开始，又一次次归零。这一次虽然也是从零开始，但移民们的心里却是踏实的，因为他们脚下的土地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目前有1/4强的移民返回库区定居，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正在逐渐走向富足。”平民乡政府纪检书记周丛英女士告诉记者。
移民新生活
相关资料显示，自1986年7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利部关于抓紧处理水库移民问题报告的通知》下发后，国家全力帮扶库区移民的工作便拉开了序幕。过去20多年，各级政府先后投资数亿元在大荔库区实施防洪，交通、饮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所有库区移民(2006年6月30日前出生)包括入赘人员均领到了移民后期扶持直补金，每人每年600元，连续补助20年。
记者在赵渡乡采访时看到，村村户户都盖起了整齐的房屋，不少人家还购置了拖拉机和摩托车。“经过20多年的不断努力，虽说我们这里目前还属于贫困村，但村民们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赵渡乡新市村支书雷天赐对记者说，“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的负担着实减轻了许多。但随着农资价格的逐年攀升，单纯种地还是收不回成本，加之库区地少人多，仅凭种地根本吃不饱肚子，所以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
据当地村民介绍，1956年移民前，库区人均耕地7亩，而现在人均耕地只有两亩，除去道路交通和水渠等设施建设占地，实际人均耕地为1.8亩。“1987年返滩(库)后，我和老伴分得3.6亩耕地，因为土地少，大儿子去新疆打工，小儿子去了上海。要不是近两年身体不行了，我还要包地种呢。”周有根老人说。
记者调查发现，库区移民在国营农场和部队农场包地租种的现象十分普遍，平民乡严通村接受记者采访的5位老人，每家包租的土地少的有6亩，多的30余亩。“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包租了10亩地种包谷，另一个包租了20亩种棉花。今年棉花有市无价(每市斤不足2元)，只好窝在手里不敢卖。”党创幸老人说。
有移民告诉记者，返滩这么多年的积蓄，大多用在了建房上，想扩大生产规模，手头缺乏流动资金，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们村正在谋划一项让村民人均收入过万元的计划。”在与严通村支书王海军交谈时，他向记者展示出一幅宏伟的蓝图——种万亩麦，种万亩玉米、养万头猪、养千头牛，为了说得更清楚，他对记者一五一十地算了一笔账：在库区包租一亩地不足500元，种一茬小麦亩产800斤，按每斤0.8元计算，收入600元左右；再种一茬玉米，亩产约1200斤，按每斤0.7元算，收入为800元左右；1200斤玉米养猪两头，每头卖价1200元，两头2400元。也就是说，每包一亩地至少可产出2400元，这还没有算玉米杆喂养奶牛和牛粪，猪粪上地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如果每户包租50亩，每亩可赚2400元，每年就是12万元，一户按4人计算，人均收入3万元。
这笔账听起来很诱人，但摆在村干部面前的最大困难仍然是资金不足。“从银行贷不出款，大多数村民还很穷，拿不出东西可以抵押。”王支书无奈地说。
平民乡政府相关人士也告诉记者，库区许多部队农场和国营农场的土地都被河南人包种着，他们都是银行的人随同而来，只要双方签订包租合同，银行方面马上就放贷。而我们却空有美好的设想，捧着金饭碗在讨饭……
不难看出，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小康梦想已经成为大荔移民追求的新目标，如今，王支书还在到处奔走着，他希望政府能出台相关政策，帮村民们从银行贷款，这样，他的“万元计划”就能顺利实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