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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德（公元1004—1008年）年间，宋真宗赵恒，宋太宗赵匡义的第三子、北宋的第三个皇帝，随手把他正在使用的景德年号，赐给了离京师千里之外的江南东路饶州管辖下的昌南镇。
　　赐名事件发生的缘起，具体时间与地点，现在已不可考。也许是在君臣议事的文成殿，皇帝当着百官的面，对着奉旨前来觐见的江南东路安抚使随口颁布了这一口谕，以嘉奖多年来昌南镇对朝廷的供应——整个大宋宫廷，从御膳房到垂拱殿到文成殿，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个南方小镇生产呈送的贡品。也有可能，这一赐予不过是写在饶州知州呈上的一道奏章上的一句简短批示，是深夜依然伏案工作的皇帝耳听蜡烛烛芯“噼啪”作响的，灵机一动之下的，比绝句更短的诗意书写。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被中书舍人拟成圣旨，由快马越过千里传至饶州，就进入了国家话语体系，变成了皇帝管理国家的一道命令，让地方官员诚惶诚恐的一声棒喝，让这个叫昌南的南方小镇重新纪年的一个标识。
　　然而这件事可能是赵恒在景德年间做出的最小的一个决定。一进入景德年间，经过咸平之治，原本颇有盛世气象的大宋一下子变得危机重重。一是天灾不断。景德元年正月开始，整个大宋地震不止：一月，京师连续三次地震。二月，冀（今河北冀州市）、益（今四川成都）、黎（今四川汉源）、雅（今四川雅安）诸州发生地震。四月，邢州（今河北邢台）、瀛洲（今河北河间）亦地震。十一月，石州（今山西离石）地震。二是强兵压阵，景德元年秋高马肥之时，20万契丹铁骑跨越北宋数十州县兵临黄河北岸的澶州（河南濮阳）城下，大有随时要将大宋掀翻的架势。天灾人祸，让赵恒在景德年间比咸平年间要忙碌得多。遭遇地震，他要组织救灾，召集大臣们议事，频频颁布诏书以安抚财产受损心惊胆战的百姓，该减免田赋的要减免田赋，该免去军粮运送劳役的也要办理，倒伏的城墙要拨付钱粮组织兵卒修复。强兵压阵，他要紧急筹备战争物质。要御驾亲征，披战袍，驾战车，经卫南，过黄河，颠簸300里，登上澶州城门，把黄龙旗插在门头，鼓舞前方将士士气。要与前线将士一起制订作战计划——从京城到澶渊，那300里路的颠簸肯定让他的骨头难受。战场上的床，哪里会有京师宫殿里的床榻舒适，军营里的饭菜绝对没有他的御厨们做得可口。可作为皇帝，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他唯有忍耐和操劳，才能让他的父辈打下的，貌似强大实则脆弱的大宋江山免于伤害，最终回到安全的轨道上。
　　皇帝御驾亲征鼓舞了北宋将士，辽军受挫转而议和。是战是和主意要他拿，他选择了和，以给契丹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区区代价，与契丹达成和议，结为兄弟之国，完成“澶渊之盟”，指望着能为整个大宋赢得绝好的休养生息的机会。“澶渊之盟”后，许多臣子并不理解，他要考虑如何安抚更多误把“澶渊之盟”当作城下之盟的人们的心。假托天书降临然后实施古代盛世才有的泰山封禅是大中祥符年间的事，可是整个计划的酝酿，是在景德年间完成的。
　　不止景德年间，就是赵恒执政的25年内，他要忙碌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比如：他要寻思，如何找到最好的吏治之法，让整个大宋政治清明，人人思进？如何发展经济，壮大农业，扩大整个国家的人口与税收？引入的暹罗良种水稻在大宋土地上是不是大幅增产？他要过问，那条用来阻止敌方骑兵的运河挖得如何？那些臣子们从四面八方送来的奏折他要批阅。那些美丽的妃子，他要时时临幸。那些有功的臣子，他要以各种方式经常进行封赏。他还有写诗的爱好，偶有闲暇，他还想写上几行。
　　平心而论，在整个中国的皇帝中，宋真宗赵恒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皇帝。后人说他胆子小，“澶渊之盟”就是他畏惧辽朝的结果。也有人说他爱故弄玄虚，假托天降祥符一事就是明证。可是他勤政，并且爱民。他不糊涂，不昏庸，懂得选拔贤能，容纳异己。即位之后，他颁布了一系列有效的利于国计民生的举措，北宋因此经济繁荣，边疆稳定，朝廷上下政治清明，国家管理完善，人口和田地较唐代剧增，文化也还鼎盛。整个中原，有了難得的安宁。百姓称他是仁义天子，有史学家称他为有为的守成之君。
　　赵恒管理着国家的方方面面。他做下的哪一件事，会不比将他“景德”年号赐给那位于江南东路饶州的昌南镇这件事要大？就是他昨夜做的一个稍显离奇的梦，都比这件事值得向内臣或百官讲一讲。就是他任何一次对有功大臣的封赏，都要比这件事的成本高（赐名之事，除了一道圣旨，无须任何花销）。就是高丽赠送的良马、日本国赠送的酒，也会比这件事让他更兴趣盎然一些。然而时间有着自己的逻辑。至今，皇帝所做的梦早已影像全无。他赏赐给臣子的珠宝绫罗，要么糜烂在时间的深处，要么失落在深远的民间，成为来路不明的物品。他挖的那条用于阻止敌方骑兵的运河也已面目全非。他全力经营的太平盛世，早已经过无数次的改头换面。他庞大的王宫，就像元代散曲家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写的那样，“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与他作对的强大部族契丹早已莫名消失，杳无踪影。他的姓氏赵早已成为平民的姓氏。他的后裔散落在人群之中，难以辨认。他曾经办的那些大事，都已经蜷缩在史书发黄的页码里，被少量的研究者翻阅。他写的诗句“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至今依然被人诵读，只是人们并不认为那是享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所写，觉得更像是一个名叫赵恒的和颜悦色的邻家老伯的劝勉之辞。
　　整个中国历史上有494位皇帝，赵恒不算是很有名气的皇帝。他没有商纣那么残暴，也没有唐太宗那么纵横四海。他没有秦始皇汉武帝他的伯父宋太祖那样有开国皇帝的传奇英勇，也没有汉献帝和他的晚辈宋徽宗宋钦宗被人劫持的窝囊，更没有落到晋安帝司马德宗被属下勒死崇祯皇帝国破家亡悬梁自杀那样的悲惨下场。他不像唐玄宗李隆基那么有才通晓音乐，有与杨贵妃的生死爱情为后人熟知，也不像明代万历皇帝那样15年不上朝。如果让这494位皇帝站在一起，宋真宗赵恒，也许就是人群中默不作声，不显山不露水，眼神有些狡黠，脾气可能有几分温和的那个人。
　　然而赵恒还是留下了他醒目的标记。他当年不经意间下达的那道封赏南方小镇昌南镇的圣旨，自景德年间离开北宋宫廷，经陆路、水路向南方驶去，其实也就开始了它对时间的突围之旅。从景德年间至今一千多年来，江山经过多少度换手，京城的地址也一变再变，宫阙成土，荒野造城，河流改道，山川移形，可那道圣旨依然有效。那座以制瓷为业的南方小镇，一千多年来一直以宋真宗的景德年号为名——虽然景德这一年号在宋代只存在了区区4个年头，可这座因此得名的小镇却让这一年号在这人间大地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活了一千多年。因为这一赐予，那带着宋真宗印记的年号，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皇帝使用的数千个年号中独树一帜，脱颖而出。 　　那因宋真宗的赐予得名的景德镇，从此开始了新的纪年。这个中国南方民间的瓷器生产基地，因为赵恒的封赏，进入了皇家的话语体系，仿佛一个并无显赫身世的平头百姓，因为皇帝的册封，成为地位高贵的皇亲国戚。获得重生的它从此开始了一意孤行的艺术探索，在岁月长河中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美学体系。那经过高温练就的盛开在瓷壁上的景德镇青花，成为摇曳在全世界瞳孔中的、让人心旌摇荡永开不败的东方文明之花。
　　一道圣旨，一匹快马，宋真宗赵恒因此成为景德镇这一艺术王国的始皇帝，这是赵恒干的最为漂亮的一件事。它远比“澶渊之盟”的成本低廉，却远比“澶渊之盟”的有效期要长久。他获得了景德镇的命名权，从此神闲气定地端坐在景德镇历史的源头，享受着这个制瓷的艺术王国的至尊王者的地位。在这个王国里，他根本无须担心有外敌兵临城下武力对他敲诈勒索，也无须害怕有一场连一场的地震让他的江山惊恐不已。在这个王国里，江山如画，青花无敌，全世界都愉快地向他俯首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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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距灭掉南宋，统一中国还有一年时间，才创建7年的崭新王朝元朝的最高主宰忽必烈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在景德镇设置全国唯一的瓷局——浮梁瓷局，设置大使、副使各一员，全面掌管景德镇的瓷器烧造，为他的帝国生产皇家用瓷、朝廷祭器和商品瓷。这也是景德镇成为皇家瓷业的开始。
　　忽必烈的帝国太庞大了，到1279年，他的元朝面积达到1300多万平方公里，北到西伯利亚南部，越过贝加尔湖，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包括库页岛，都是他的私家领地。这是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陆地强国，已经接近发展扩充的极限。治理好这样一个世界上空间庞大、人口和民族众多、文化差异巨大、跨越洲际的帝国，这对于马上武力征服经验远远大于治理经验的忽必烈来说，的确不是一件易事。
　　可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拥有一颗与祖父一模一样的不可一世的心。他以成吉思汗家族特有的雄心勃勃和牧人特有的强悍与刻苦，精心管理着这个硕大无朋的国家。他定都大都（北京），因为这里辐射宽广，虽然此处炎热的气候让这个习惯漠北草原凉爽的皇帝难以忍受，每年在暮春及初秋之间，他都要去上都避暑，数月方返。他破除历代中国皇帝在人才使用上的种族偏见，大量聘任波斯人、回纥人、东欧人等成为政府的要员（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在政府任职，甚至常被忽必烈派往各地执行机密任务），同时精心调和诸族之间的平衡，不让他的蒙古族人因人数过少而吃亏。他的政府，官员们面目迥异却配合有致，呈现出少见的国际色彩——这构成了13世纪中国政治的奇异景观。
　　为了将以前各朝代留下来的碎片粘合成一个整体新秩序的零件，忽必烈企图找到一种与他的庞大帝国相匹配的，能在全国通行的精神上的信仰力量。为此他容许所有宗教的存在，他曾经央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为他折回到意大利教皇身边，请求他们的教皇派遣100个精通基督之法的明哲之士来中国传教和帮助他管理中国。当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空手而归，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每逢基督教的重大庆祝会，他让隶属于他的斡耳朵的聂思托里安教牧师把福音书放在他面前，虔诚地敬香供奉，并亲吻其封面。1289年，他甚至建立专门机构崇福司，管领全国的基督教事务。他同时接受喇嘛教，不仅任命藏传佛教喇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吐蕃萨斯迦（今西藏萨迦）人八思巴为帝国国师，还命令南宋在杭州降元的小皇帝和他的母亲同去西藏进修喇嘛教——他是不是想利用这年幼的先朝旧主依然被亡宋遗臣所爱戴这一点，将这可怜的孩子培养成宗教领袖，成为他的帝国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至今已经无人能够猜测到忽必烈做出这一举动的目的何在。当然，他对中国汉文化也给予了相当的尊重。他選择帝国的国名为“元”就证明了这一点，取国名为“元”的灵感源自中国经典《易经》，其含义是“乾元——天地万物的起源”或者“原始力”。他建造汉人的祭坛太庙，并且制作祭奠祖先所需的祖宗牌位。在朝廷中他实行传统的儒家礼仪以及伴随礼仪的乐舞。他热衷技术上的革新和猛进：中国的造船技术，在元代达到了高峰;中国的很多桥梁，多系元代所造，尤以长江以南为甚;影响亿万中国人温饱的农作物棉花与高粱，为忽必烈所引进和推广。他还设立“司农司”“劝农司”等专管农业的机构，以劝农成绩作为考核官吏的主要标准，并钦定编修《农桑辑要》颁行全国。他还多次发兵日本、安南、占城、爪哇等国，以逼迫它们的君主效忠于他，虽然数次都以失败告终。他还设立市舶司招徕海商从事海上贸易，发行纸钞以改革财政，建立10个行省以革新管理体制，颁行“至元新格”法律以构建严密的法律体系……
　　“号称大汗或众王之王的忽必烈是一个中等身材，不高不矮，四肢匀称，整体协调的人。他面貌清秀，有时红光满面，色如玫瑰，这更使他的仪容增色不少，他的眼睛黑亮俊秀，鼻子端正高挺。”在马可·波罗的笔下，忽必烈简直就是一位相貌堂堂的美男子。马可·波罗对忽必烈历史功勋的评价之辞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称他是“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人类自始祖亚当以来，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拥有广土、众民以及巨大财富的强大君主。”对忽必烈的赞美历史上何止一人，《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十二月，明太祖朱元璋给北元兀纳失里大王的信中，对忽必烈进行了如此评价：“太祖（成吉思汗）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加拿大史学家斯塔夫里·阿塔斯对忽必烈创立的元朝也是夸赞有加：“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
　　除了努力探寻能在全国通行的精神上的信仰力量，寻找他的庞大帝国的强力黏合剂，忽必烈还希望大量的皇家用器与朝廷祭器甚至流通的商品的制造能充分体现他的帝国的气质与精神。蒙古族崇尚的白（北方的雪、天上的云和草原上的蒙古包的色泽）需要反映，帝国的巨无霸需要体现，因为跨越洲际造成的多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也要有所表达。这可能是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瓷局的原因所在。相比当时名声显赫的浙江龙泉窑的青瓷，景德镇烧制出来的吉祥高洁的青白瓷既与蒙古人尚白的精神契合，又不至于让以白为忌讳的汉人反感，也乐于被信奉伊斯兰教、佛教与喇嘛教的各色人等接受。 　　忽必烈下令设置的浮梁瓷局给景德镇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那是远比宋真宗的那道更名圣旨来得真切的赐予。景德镇的瓷匠不无惊愕地发现，景德镇操着各种口音的外乡人多了起来，其中前所未见的隆鼻凹眼的异国人也有了不少，原本狭窄的景德镇街道顿时变得拥挤不堪。烧造各式器型的窑一建再建，景德镇到处是火焰熊熊的景象。过去大多由当地瓷匠设计的产品造型和装饰图样现在主要由朝廷供养着许多御用艺人的作院提供，其风格大都高大雄浑，所谓装饰丰富器型宏伟，为景德镇的造瓷传统所未见，却正与元代的庞大与威武对应。适用于骑在马上饮酒的酒盏的生产量多了起来，过去闻所未闻的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的顶尖造瓷原料，成了景德镇的常见之物。许多新型技法在景德镇得到广泛应用，比如釉下彩绘技术据说是磁州窑秘不示人的配方，现在频繁出现在景德镇的产品中。南宋后期出现的景德镇瓷土匮乏问题得到解决，因为有一种蕴藏丰富品质优良的瓷土恰逢其时地在本地一个叫高岭村的村庄得到了发现和开采。各种瓷艺探索都得到鼓励，景德镇的瓷匠们不断听到发现了新配方新工艺的新闻。景德镇窑中的焰火，不断催生窑变，创造出与元朝的气质相得益彰的奇迹。
　　大约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景德镇运用波斯进口的称作苏麻离青的青料，借鉴磁州窑的釉下彩绘技术，大面积地开采出了一种中国古代十分式微的瓷艺：青花瓷。那是远比青白瓷更适合表达蒙古族气质的礼器，青花瓷滚圆雄浑的外形，既是疆域辽阔的元朝威震四方天下一统的隐喻，也是滋生万物的母体象征;青花瓷白底蓝彩的艺术特征，多么像蓝色高远天空下一个个白色的蒙古包安营扎寨，或者是蓝天下白雪皑皑的沉默的磅礴的漠北大地。白底青花彩饰，也是与齐列于忽必烈创立的庞大元朝的伊斯兰教、喇嘛教等多种宗教内在精神共通的美学范式。那洁白瓷壁上的花饰繁复或简洁的青花，是所有宗教共同崇拜的蓝天白云远山近水雪域海洋的抽象概括，也是所有宗教共同追求的纯洁安宁辽阔永恒的价值的完美体现。青花更是无须沟通就了然于心的世界通行的语言。那洁白的瓷壁上盛开的青花，是时间摇曳，春风撩人，晴空万里，河流蜿蜒。那是绝美的幻象，是永远猜不透的东方密码，是教堂里的颂歌（每一个青花瓷器就是一座微型的教堂），是适合所有人珍藏的象形文字。青花一旦绽放，就游走八荒，纵横四海，被全世界的人们所追捧。
　　毋庸讳言，是忽必烈设立浮梁瓷局的举动，让唐代就开始出现的青花成为在世界瞩目的瓷上花朵，忽必烈是理所当然的青花之父。可当青花绽放之日，忽必烈已经死去多年。这个在马可·波罗眼中“诸君主之大君主”，晚年遭遇了一连串的打击：1281年，他最钟爱的妻子察必去世。5年之后，他最喜爱的儿子真金，也是他亲自选定的皇位继承人，英年早逝。1293年，他派兵渡海攻打爪哇遭到彻底的失败，死伤惨重。诸多的打击让这个不可一世雄心勃勃的伟大君主，成为一个自暴自弃的人。他酗酒，并且毫无节制地暴饮暴食。他的体重迅速增加，越来越肥胖，远不是马可·波罗笔下那个“四肢匀称、整体谐调、面貌清秀”的人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痛风症让他饱受折磨。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公元1294年2月18日），他終于忍受不住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撒手而去，享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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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瞻基于1425年即位时，1368年宣告诞生的明代才运行了57年，离1644年朱由检在景山自缢而死还有两百多年。按理说大明江山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可朱瞻基已经觉察到这个王朝的败象：他的父亲，从侄儿朱允炆手里把江山抢夺下来的人，在御宇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已经把大明王朝折腾得不成个样子。他违背了他父亲朱元璋的遗命进兵安南，最初明军推进十分顺利，可因后来安南人采取游击战术，造成中国远征军进退失所，加上交通通讯困难，补给不继，至朱棣1424年驾崩时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他5次率大兵征讨蒙古，每次参与士兵大概有25万人左右，直到最后一次远征南返途中，他的身体因劳累过度，透支病死在今天的内蒙古境内。他重建北京的宫廷与城垣，耗时达12年，使用的匠人达10万人，劳工近百万，并于1421年将京城从南京搬到北京。他命宦官郑和屡下西洋，每次费时20个月，军民数万之多。经过这么多的折腾，到朱瞻基接手，整个国家超出支付成本的能力已经不堪重负，百姓的赋税多到怨声载道的地步了。
　　朱瞻基并不是一个无能的皇帝，他勇于担负作为皇帝的责任，全力以赴地为这个表面完好无损，其实有内伤的帝国实施疗救。他果断地派人与越南人谈判，让中国文官和参与的部队撤回边境内，从此结束了与越南遥遥无期的对决，并随即将谈判后回国的司令官逮捕并判死刑，以平息国内因耿耿于安南名义上构成中国之一行省达二十多年，伤心帝国信用和威望受损而愤愤不平的官员的情绪，当全部撤兵付诸实施，国内舆论因他的强硬已经逐渐平息，他又立即赦免已判死刑的司令官。长江三角洲地区，因国家负担过重需缴纳税收过高农民集体抗税已经多年，如公元1430年，仅苏州府一府即欠税达800万石，是该地三年应缴的额数。为解决长江三角洲的欠税问题，他派勤于政事善于理财的江西吉水人周忱为当地巡抚，通过深入乡村巡视，了解收税纳税的程序，适当进行减税等方式，逐步修补了朝廷与这一地区的关系，使这一地区的税收得以正常上缴，国库的紧张程度因之得到缓解。他并没有停止郑和的航行，但减少了航行的次数，御宇10年内只批准了一次，使得父亲最为得意的这一政绩工程，不至于在自己手上中断，却又没有到不计较成本的程度。考虑到朝廷的支付能力，他无限期地延缓了无数的建筑工程，极大地减少了面子工程上的支出。他还接受了户部尚书的建议，实行了灵活的货币政策，新辟出一些商业税，所收全用纸币，以和缓整个帝国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
　　朱瞻基采取这些更正的步骤，让大明帝国逐渐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边疆慢慢变得安定，国力有所增强，百姓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平和。用政通人和来形容朱瞻基御宇时期的朝野，似乎并不算文过饰非。
　　祖业侍弄得不错，快要脱缰的野马被他牢牢控制在手中，朱瞻基却并不感到轻松。原因是他的太祖父朱元璋一手缔造的大明江山并非一项世袭起来十分舒坦的家业。为防国家如前朝受制于外来之少数民族，朱元璋采取了高度的中央集权政策，将这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进行行政上的严格管制，使朱家江山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庞大的农村集团。如此体制的好处是管理起来可以整齐划一，但缺陷也是致命的。它因排斥商业、经济的多元化和保障经济多元所需的立法和司法组织等等而显得无比呆板和僵化，包括朱瞻基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继任者都只能消极地应对因体制的僵化带来的各种从内、从外纷至沓来的种种问题。朱元璋为建立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实行了严厉的恐怖的政治手腕，先后主持过4次政治整肃，有不下10万人在各种检举中莫名丧生。那些冤死者的亡灵一直徘徊在明代的上空，让整个明代因充满了死亡的戾气而变得阴郁无比，这使得每一个明代皇帝几乎都有一副阴郁的表情。要维护这一体制的正常运行需要相当高的道德成本，可道德的反作用力又往往使得整个王朝陷入道德的泥淖不能自拔。在这样的一种体制内，一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难免有被掣肘的不适感，他的内心被迫走向荒诞和虚无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朱瞻基根本没有因大刀阔斧的举措修正了明朝前行的轨道而有一丝的得意。他心里清楚他所有的努力不过是撤退和紧缩，这些举措不过是消极地延缓这个帝国的堕落衰退。他既没有扩大帝国的威权，也没有把明朝的声望在他太祖父与祖父的基础上增加一分。他清楚在这样的体制下，他的权力显得多么大而无当，完成这些延缓衰退的工作之后，他发现，这个王朝即使他一言不发、一事不做国家会照常运转，如果他要施行新的改革，他同样会一事无成。
　　朱瞻基在政务之余，热衷于在纸上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他除了是一个皇帝同时也是一名十分专业的画家。他接受过严格的正统的艺术训练，其绘画的才华与其治国的才能并行不悖，比起前朝那个创造了瘦金体的叫赵佶的皇帝甚至还要略胜一筹。这个画像里一脸络腮胡子，显得强壮无比精力无限的年轻皇帝，例行公事之后经常把自己关在宫殿里成天挥舞着画笔以发泄旺盛的精力，只允许少量几个宦官靠近他。他画山水，画袒胸露乳躺卧在松树下的高士，画枯败的荷叶莲蓬，画苍郁的松针，画偷食荔枝的老鼠，画攀援的猿猴，画探头探脑的鸟雀，画在竹林里隐藏身子或花枝下嬉戏的猫咪，画悠闲散步的犬，甚至憨态可掬的猪……作为一个掌控着明朝大好江山的皇帝，他似乎并不热衷于画那些气势磅礴的江山胜迹，以彰显“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皇家威仪，倒是对那些梅兰竹荷野外生灵更加倾情一些。他笔下的竹影摇曳、梅花自香、鸟雀有情、鸡犬无拘，与其说它们是出自一名高处不胜寒的皇帝之手，不如说它们是出自一名处江湖之远，吟风弄月的隐士笔下更让人可信。因为创作，他是否会短暂忘却现实中处处被掣肘甚至被皇位囚禁的烦忧，体会到灵魂在旷野之中与自然生命相处的自由和酣畅？
　　除了画画，朱瞻基还有一个让后来的史学家津津乐道的爱好，就是斗蟋蟀。他下令让全中国都去野外为他找那种外号叫蛐蛐的小东西，由于他的倡导，整个帝国都成了蟋蟀的斗场。为了选出可供皇帝赏玩的蟋蟀，那些地方官员几乎是费尽了心机，那些习惯钻营的官员尤甚。蟋蟀的价格一炒再炒，一只上好的蟋蟀，到了堪比骏马的程度。他在宫中经常煞有介事地举办比赛，把那些地方选送上来的蟋蟀聚拢来斗一回，然后按赛场的胜负蟋蟀的优劣对选送不同蟋蟀的地方官员论功封赏，使许多能力平平，但贡献了蟋蟀猛士的官员得到了提拔。他在蟋蟀的凶猛残杀中得到了在繁忙的朝政中得不到的满足。相比那个容易让他产生惶惑和无力感的现实世界，那个仅凭决斗就定出高下的蟋蟀斗场，是不是来得更加简单和快意？听着这与四边坚硬的宫闱格格不入的蟋蟀的鸣唱，他因国事烦忧而诱发的失眠症也有了改观的迹象。那么美妙的自由之声，是他早年随祖父朱棣北征的夜里常听到的天籁，是这铁板一块的宫廷难得听到的来自旷野的肆意交响，有着与他纸上的花木禽兽世界如出一辙的意趣与精神，于他的睡眠自然有良好療效。而在蟋蟀鸣唱的安慰下徐徐入眠的朱瞻基，是一个何等孤独的人哪！
　　朱瞻基不断地把圣旨发向江西的景德镇，他要这个青花摇曳的艺术之城，不断地生产出供他的虫儿幸福栖居的青花瓷罐。这个深谙艺术之道，具有高度美学修养的皇帝，会煞有介事地亲自审阅瓷罐的造型与纹饰，仿佛只有如此才不会亏待了他的那些南征北战功勋卓著的蟋蟀勇士。他要让他的杀性四起的蟋蟀们栖身在一朵朵青花之下，似乎是那一朵朵由郑和下西洋返回带来的西亚生产的苏麻离青颜料绘就的青花，是一个个具有混血质地的美人，正好与他的英勇善战的英雄们匹配。或者说是那一朵朵安静的阴凉的静谧的青花，正好可以给那些本性刚烈火爆的虫子，带来战斗之余难得的安宁。那也是朱瞻基这个满脸胡须，内心多少有几分焦躁的，外表威严的男子，甚至是他驾驭的整个大明帝国渴望得到的安宁。
　　蟋蟀每到秋后就会死去，而喜欢蟋蟀的朱瞻基，结果有了和蟋蟀一样的命运。他只当了10年的皇帝，在这个世上只活了38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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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非塔纳湖的马里岛上，一座古老的教堂里，一个精美的中国明代青花瓷坛，成为埃塞尔比亚国家级的祭坛：它被16世纪后期埃塞尔比亚著名的万王之王察丹格尔挑选为他百年之后的栖居地——他的心脏的安息之所。17世纪后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通过法国商人在景德镇做了他与夫人在一起的瓷器塑像。塑像里的国王夫妇，身穿中国丝绸织锦做成的中国式服装，载歌载舞，其乐融融。他之所以这样做，或许是因为，他认为只有中国丝绸、中国式服装和中国的景德镇瓷器，才适合体现他作为国王的威仪和他们夫妻的完美爱情。俄国彼得大帝曾经专门订购过景德镇生产的绘制俄国国徽的瓷器。英国女王玛丽二世也是一个酷爱中国瓷器的王者，她在自己的王宫内专门设置了陈列包括景德镇青花在内的中国瓷器的玻璃橱柜，以此彰显王宫的威严和高贵。波兰王约翰和前面提到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都有专门用来收藏中国瓷器的瓷宫。“中国哈奈”是苏丹王宫里的一个专门收藏中国瓷器的建筑，它的建造当然得益于苏丹王者的意志。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创造者塞拉格里奥的大厨房里，陈列着一万多件中国瓷器，仿佛那些瓷器，也是塞拉格里奥款待贵宾的美食，仿佛瓷器上摇曳的青花之下，有着多汁的果实可供客人品尝。
　　那么多外国的皇帝、王者狂烈地热爱着中国的瓷器。他们争先恐后地用专门的宫殿供养着那些生长在瓷壁上的青花植物，让这些来自中国的蓝色花朵盛开在自己掌控的国土之上。这一切据说是源于那个在中国待了17年的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的游记，给全世界带来的蛊惑。在他那本风靡欧洲的著作中，他不惜使用许多美好的词语来赞美中国： “（济宁府城中的）河中的船舶往来如织，仅看这些运载着价值连城的商品的船舶的吨位与数量，就会令人惊讶不已。”“（黄河）离大海一英里的地方有一个码头可停泊船只一万五千艘。”“（宝应县居民）以工商业为主，盛产丝，并可制造各种金线织物。”“（南京省）谷物丰足，家畜遍地，鸟兽随处都可猎到，老虎则更多。”“（常州城）是一个美丽的大城，盛产生丝，并且可用它来制造各种花色的绸缎。”“（杭州）居民的住宅雕梁画栋，建筑华丽。……该城中各种大小桥梁的数目达一万二千座。……（西湖）整个湖面宽广明秀，站在离岸不远的船上，不仅可以观赏全城的宏伟壮丽，还可以看到各处的宫殿、庙宇、寺观，花园，以及长在水边的参天大树。”……这些不容置疑的语句引爆了整个欧洲对中国的迷恋，人们纷纷把遥远的中国看着是童话里才有的国度，或者说是等同于他们宗教里描述的彼岸乐土。那与马可·波罗笔下梦幻国土气质一脉相承的青花瓷器，自然是欧洲上流社会崇尚的玩偶，也当然是适合皇帝们炫耀财力和品位的珍宝。 　　可没有一个皇帝会比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更加迷恋中国瓷器。他几乎是耗尽一生来成就自己中国瓷器狂热收藏家的身份。他的这一疯狂的举动，让他在几百年后，瓷器收藏家身份的影响甚至远远大于他皇帝的威名。
　　出生于1670年的奥古斯都二世，是17世纪欧洲闻名的浪荡公子，他曾经很长时间沉迷于击剑、战术、骑马等这些纨绔子弟引为时尚的事物之中，而对以他的身份应该精学的宗教、历史和语言等科目，他并无多少兴趣。20岁以前的一段时间，他到处东游西逛，法国、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都留有他的足迹。他很小时候就开始猎艳逐情，并为此流连忘返。他23岁那一年与德国北部勃兰登堡——拜伊罗特的比他小一岁的克里斯蒂娜·埃波哈丁娜步入新婚礼堂，可事实上他已经有了5个情妇，并与她们生下了8个孩子，这真是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按理，他作为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三世的次子，并无承接父业统治萨克森世袭领地的机会，可是这位在欧洲人口碑中臭名昭著的王子，是一个命运好得让人妒忌的人。1674年，他的哥哥，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四世死于天花，并且没有子嗣，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萨克森新的王储。三年后，波兰—立陶宛国王死去，他又在德意志的支持下加冕为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
　　也许是从成为波兰统治者起，奥古斯都二世就开始做了与他作为王者并不相称的两件大事：建筑与收藏。对他来说，那似乎是比开疆拓土和征服女人心更重要的事情。他的政权经营得一点都不顺利，他的王位曾经几次失而复得：他曾率领萨克斯军队参加1700年—1721年反对瑞典的北方战争，根据1704年与瑞典国王查理十二签订的和约，他一度被迫放弃波兰王位，直到1709年，瑞典在波尔塔瓦战役中失败，在彼得一世的支持下他的王位才得以恢复。因为在位期间推行君主专制制度，他招致了大地主和小贵族的不满，并引起彼得一世的不悦，后者派军队攻打和占领了波兰，并迫使他签订了一项他的军队撤离波兰，波兰不得有任何贵族党、国王雇佣军的人数需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的让他屈辱的协议。即使他不承认，但无法改变的现实是：他管理的国家，由于过多的战争和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干涉，经济状况持续恶化，政治生活极端混乱。他对女人，也是常常缺少耐心。高兴的时候，他会送给他喜欢的女人一座宫殿，可是那宠爱从来不会持久，那宫殿的统摄权很快就会被他剥夺。
　　只有不停地建造宫殿和收藏艺术品，才会让这位十七八世纪全欧洲最著名的失败的军阀和女人眼中朝秦暮楚的负心汉找到持久的成就感。只有不断让眼前矗立起宏伟而华丽的宫殿，奥古斯都二世才会在不断地受挫中获得安慰。1701年，他主持修建德累斯顿王宫，1705年—1708年，他修建了土耳其宫（即今天的塔申贝格宫），1709年—1719年，他修建了浩大的茨温格宫（后来成为德国巴洛克时代最大的庆典舞台之一），1720年，他在德累斯顿易北河岸边建造了用于避暑的“水上宫殿”，1721年又在水上宫殿的后面建起了与它一模一样的山上宫殿。之后的十几年里，他又先后主持修建了格罗斯赛德利茨花园及弗里德里希宫、皮尔尼茨宫的水上宫殿和山上宫殿，莫里茨堡狩猎宫和于毕高宫……
　　他给他的一座座宫殿装饰以精美的寓意深刻的壁画、雕塑、漆器、家具、珠宝以及瓷器。他用他的宫殿来收藏中国瓷器——天知道他是怎样与中国瓷器结缘并且深陷其中的。从18世纪初期开始，奥古斯都二世不惜通过国库巨大的开支广泛搜罗、购买中国瓷器。为了得到自己心仪的瓷器，他不断降低皇帝的身段，与许多经营瓷器的商人亲密往来。他毫不客气地接受大臣们的进贡，比如，萨克森大臣凯特· 拉格纳斯卡就在旅居荷兰的时候为奥古斯都二世购买了大量中国的瓷器。陆军上将菲尔德马歇尔和首相凯特·弗莱明更是将自己收藏多年的大部分中国瓷器割爱送给这位贪得无厌的君主。为了知晓中国瓷器的秘密，这个孩子一样好奇的君主创建了欧洲第一家瓷厂——迈森瓷厂，命令著名的炼金术士德国人约翰·弗里德里希·波特格尔反复试验以找到配方。当波特格尔宣称自己造出了瓷器，为防配方泄露，奥古斯都二世不容分说立即囚禁了波特格尔，直到后者郁郁寡欢而死方才善罢甘休。他曾经在皮尔尼茨宫建造了一座亭子，取名为中国亭，其灵感分明来自那些中国瓷器上的亭台图案，而事实上，这一亭子不过是他心中的想象之物，与真正的中国亭的建造毫不相关。他干下的与中国瓷器有关的最为荒唐的一件事情，是将萨克森部队约600名龙骑兵的一个兵团，送给北部普鲁士摄政王威尔·汉姆，以换取后者手中收藏的152件造型独特体型庞大的中国青花瓷器。如此疯狂的举止自然被后来的史学家视为奥古斯都二世荒淫无度的证明，人们纷纷把这些瓷器别有用心地称为“龙骑兵血碗”。……这个头顶皇冠的疯子，这个全欧洲最有名的瓷器狂人，一辈子竟然收藏了24000件中国瓷器，其中60%为景德镇青花瓷。這些青花瓷器因他的巧妙装饰布满了他的宫殿，在德累斯顿他的宫殿内，蓝色焰火仿佛闪电一样游走不息。
　　在现实中，经常像受气的小媳妇一样的奥古斯都二世，常常静坐在他的瓷器宫殿里。在这个青花簇拥的世界里，他会感到，自己就是整个欧洲独一无二的无须看任何人脸色的彼得大帝。只有在这里，他才会享有难得的无忧欢畅的时刻。除了全欧洲共同的对瓷器的追捧原因，这个精神上有几分偏执的不可理喻的人，是否会常常陷入自己前生是那个生产青花的、马可·波罗游记里宣称的、到处是香料的国度的富家公子的狂想之中，那些青花瓷器上的亭台楼阁花鸟虫鱼曾经为他所真正拥有。而他所在的波兰，不过是他今生不慎流落的异国他乡？他收藏青花的疯狂行为，多像一个可怜的游子在用不可救药的方式缓解他的思乡病！这个爱瓷如命的人，根本无法控制自己包括青花在内的中国瓷器的购买欲。在1726年5月22日给首相坎特·弗莱明的信中他坦率地承认：“我陷入了对荷兰橘子树和中国瓷器的狂热追求中，正毫无节制、不谙世事地进行购买和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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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照此瓶（嘉窑青花白地小瓶，作者注）做木样一件，发往江西照样烧造嘉窑款二件，其余烧造乾隆款，随大运呈进。钦此。”（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四月初三日） 　　“照此木样（青花白地嘉窑款瓶，作者注），准发往江西烧造。钦此。”（同年四月初十日）
　　“著江西照现烧造的观世音菩萨，善财，龙女再烧造一分，得时在静宜园供。钦此。”（同年四月初十日）
　　“著俱交江西（青花白地胆瓶、哥窑双耳碗、宣窑双管花插、官窑小瓶各一件，作者注），每样烧造二件，有款照样，无款不必落款。钦此。”（同年四月十六日）
　　“问烧造的观音如何还不得。钦此。”（同年五月初一日）
　　“想是唐英不至诚，著他至至诚诚烧造。钦此。”（同年五月初一日）
　　“祭器（坛庙祭器纸样、地坛、祗谷坛、夕月坛木样，作者注）内铜器交庄亲王成做，瓷器交江西唐英烧造，编竹丝漆器交苏州织造图拉成做……俱赶祭祝各坛庙日期以前送到。钦此。”（同年五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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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748年四月初三日，至五月初二日，一个月的时间，乾隆就下发了那么多道与景德镇烧瓷有关的圣旨。一个掌管广阔疆域的国家、整日需面对如山国事的皇帝，对景德镇这样一个只生产瓷器的小小区域竟然关注到如此事无巨细的程度，不禁让人匪夷所思。
　　平心而论，出生于1711年的清朝第六位皇帝乾隆算是一名颇有政声的皇帝。他从25岁开始登基掌管国家，每天都5点多起床，批阅奏章，裁定国事，可谓勤勉用心之极。他在执政期间干过的事情还真不少：在政治上，他矫其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起复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经济上，他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蠲免钱粮，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军事上，他统一西域、多次平定西部少数民族贵族的叛乱、反击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辖，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奠定了近代中国东北到外兴安岭、库页岛、鄂霍次克海，西北到巴尔喀什湖、葱岭，北到恰克图（贝加尔湖以南，色愣格河以北），南到南沙群岛的地理版图。文化上，他组织编修了中国古代最大的官修书《四库全书》，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古典文献。清代几代帝王的苦心经营，乾隆个人的勤勉为政，诸多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的实施，茶、瓷器、漆器、家具、地毯、生丝及丝织品等商品盛行于国际市场，为国家赚回了大量的外汇，使乾隆御宇的18世纪的中国，出现了和平与繁荣的景象。
　　然而，那不过是黄昏降临前的辉煌。由于帝国体制设置上的漏洞，及其个人执政时间过长（他从1736年即位到1795年十月退位，退位后当了三年太上皇，实际掌握最高权力长达六十三年零四个月，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在18世纪后期，帝国出现了一系列衰败的征兆：白莲教起义的烽火此起彼伏。大兴文字狱造成全民思想的僵化和精神的奴役，对民族的未来有益的思想根本无法孕育，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就无从谈起。官僚系统的行政效率越来越低下，吏治腐败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乾隆的宠臣和珅的富可敌国就是明证。鸦片的大肆进入严重腐蚀了国人的体魄和精神，帝国的白银像水一样哗哗流出。大清帝国的命运已经埋下了多处隐患，变得疑窦丛生。
　　也许是年岁过高视力不济，或许是臣子们的报喜不报忧，老年的乾隆对这些隐患视若不见。他热衷于在自己的宫殿里搞中国皇帝的排行榜，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发光荣匾额。他洋洋得意地总结自己的一生，扬言自己建立了“十全武功”，毫不客气地封自己为“十全老人”，以向世人暗示他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无几人能及。他还热爱写诗，几乎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每天都要写一首以上，其内容让人不忍卒读，充满了大而无当的情怀。41863首的产量使他荣升为世界上产量最多的诗人，可是最终没有一首传世。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文学的流传不会因为他是皇帝就网开一面。没有文学审美价值的文本，不管作者是皇帝还是权臣，其结果都是被遗忘。这远不是他用皇帝威权可以办到的事。
　　他不断地向景德镇颁布圣旨。在圣旨里，他不厌其烦地规定了具体瓷器花样、器型和数量。仿佛他才是景德镇的督陶官，而身在景德镇的唐英不过是景德镇一名普通的瓷匠。他会在圣旨里对唐英严加斥责，如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或许是他嫌瓷器烧造式样老旧，他托太监胡世杰传旨申斥和处罚：“此次唐英呈进瓷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瓷器银粮不准报销，著伊赔补。钦此。”乾隆十五年七月十二日，他又下旨斥责并施罚：“唐英上年所进瓷器内，选出缺釉，毛边，足破甚多，明系尔离任，将脚货选入上色，希图蒙混，将选出釉水不全等瓷器数目，不准报销，著伊贴补。再传与回子知道，以后选上色瓷器务要细心办理，不可疏忽。钦此。”他真像是一个极其啰唆、喜怒无常的老者，或者说是有着恋物症候的精神病人。毋庸讳言，由于他亲临一线指挥，景德镇的瓷器烧造的确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各种体态精巧、构思新奇的瓷器大量出产，各种镂雕技法广泛使用，瓷器无论数量和品种上都登峰造极，质地的精良无与伦比……
　　可是当乾隆皇帝还在迷恋瓷器上的蓝色花朵，日日思考怎样在瓷器上烧制出他所谓的文治武功大国气象，烧制出中国农耕文化里的诗意、传统文化里的精致和高妙境界，还在为手工业创造的非凡物象所沾沾自喜的时候，因为清代自开国以来秉承闭关锁国的政策，他并不知道，世界另一头的欧洲，已经取得了以机器大工业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工业革命的成功，开启了现代国家的序幕。他们即将对他的国家造成巨大的威脅。他驾崩41年后，他们将以鸦片输出为名，以540尊火炮摆在16艘船舰之上渡海而来，而他的国家的士兵，只能用过时的梭镖与大刀，绝望地与之对抗。因为他的闭关自守错失了步入现代国家的机遇，中华民族从此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苦难……
　　鸦片战争的炮弹让依然待在农耕文明和手工业文明的梦境里的中国伤痕累累。大清帝国仿佛一件画着美妙吉祥的图案却脆弱无比的青花瓷器，轻轻一碰就轰然破碎。1840年鸦片战争那声破碎的声响，成为近代中国最为耻辱的标识。这一点，肯定让一贯自以为是以圣君自诩的乾隆皇帝始料未及。
　　然而青花是无辜的。当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大门洞开，青花便是那“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中的宫娥，便是那“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中的山河与草木，便是那“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的笛声和春色。虽然青花由皇家工厂制造，严格按照标准化的宫廷美学范式装扮一新，可它从来没有一副皇家惯有的威严刻板表情。它从来就是泥土和火焰的后裔，是中华大地如此多娇的青山与绿水的缩影。
　　 作者简介：
　　 江子，本名曾清生。中国作协会员，江西省作协驻会副主席。有散文、诗歌、文学评论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散文》《天涯》《大家》《北京文学》《人民日报》等报刊，并入选数十个散文选本。出版散文集《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苍山如海——井冈山往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