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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庇古与科斯二人的外部性思想为研究对象，详细论述了两种思想的基本内涵，剖析了二者的差异性和共同点。在此基础上，本文还简要分析了上述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庇古；科斯；外部性思想；比较
一、引言
外部性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经济学话题，它以市场与政府之争的形式引发了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关注。所谓外部性是指收益与成本不能统一于交易主体双方而为局外人所承受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意味着市场效率的损失。自亚当·斯密以降，经济学家对市场效率问题的关注及对市场和政府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这种争论经历了两大历史阶段，涌现了两位思想巨擘：庇古和科斯；他们对于市场和政府的观点貌似两个极端，实则殊途同归。深入二人的外部性思想将对我们解决当前的发展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二、庇古的外部性思想
庇古是旧福利经济学之父，师承剑桥学派鼻祖马歇尔，其代表作是成书于1920年的《福利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Welfare）。受其师影响，他以新古典均衡价格和边际分析方法为基础，研究“在何种情况下应该允许自由竞争，何种情况下应该对自由竞争加以约束和改进”[1]。他的这种思想源自于其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从现实中，他发现自由市场并没有斯密所宣扬的那么完美。他期待探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秘密。为此，他建立了以边际社会净产出（边际社会净产值）与边际私人净产出（边际私人净产值）为基础的新框架来分析该问题。他认为“…只有一种资源的安排使得在所有用途中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的价值彼此相等…这种安排就必然是使国民收入实现在这里所定义的最大值的安排”以及“…如果各处的私人与社会净产量相一致…可提升总经济福利至最大值”[2]。他强调市场机制的完美作用能实现社会边际净产值的均等化、私人边际净产值的均等化以及社会边际净产值与私人边际净产值的趋同化。但现实中，看不见的手难以完美发挥作用。“在单纯竞争的条件下，边际社会和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之间出现一般性偏差的原因是…一个单位的产量的一部分…并不属于投资这一个单位资源的人…而属于某些其他的人”的情况广泛存在[3]。这种情况就是外部性，他将之粗略地定义为“…某人A在向某人B提供已经给予支付的某种服务…也对其他人…提供了服务…未能从收益方获得支付，也未对受损方作出补偿”[4]。当存在外部性时，要么对“社会”好处大而无益于私人的投资就会显得不足；要么私人收益大和“社会”收益小的投资就会超出“社会”需求。两种情况都没有达成“社会”产出最大化，因而是一种市场失灵。鉴于此，他又对政府提出了谨慎的期待，他认为若“因为由服务或损失造成的偏差作用于合约各方之外的其他人”，可通过“特别鼓励”或“特别限制”来消除，这种特别措施以补贴和征税为“可能采用的最为明显的形式”[5]。为此，他还搬出了城市规划法案的施行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当局本地主义的修正来佐证干预可能带来的良好效果[6]。
三、科斯的外部性思想介绍
怀疑自由市场的作用是庇古之后和科斯之前经济学家对外部性的普遍看法，但政府之手的表现并未让人放心。实践的教训让经济学家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科斯是反思的代表之一，他重新唤醒了理论界对“看不见的手”的功能的重视。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了“损害的双向性”概念来针对庇古单向的“损害负责制”思想[7]。他将经济学家对外部性问题的关注重点从强调损害负责转向强调符合市场效率，使外部性理论的研究脱离了经济伦理的范畴。面对外部性的损害时，他认为最重要的分清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8]。他以交易费用为基本分析框架、以产权为基本思路来研究外部性问题。得到了后世所称的科斯第一、第二定理。科斯第一定理指的是“只要交易费用为零，无论产权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产权自由交易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而科斯第二定理指的是“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9]。这两个定理是科斯外部性思想的核心所在，前者是起点，后者是延伸，也是科斯理论关注的重点。现实中的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且产权的分配也需要成本；因此，科斯强调产权调整应满足“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大于它所带来的成本”[10]。他的这种慎重也反映了科斯定理二的思想，即现实条件下，产权的不同分配能够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不过，鉴于“所有的解决办法都需要一定成本”，他认为有必要认真比较市场、企业和政府解决问题的成本与收益以确定具体情形中使用哪一种办法[11]。他对政府比较不信任，认为政府组织如一个超级企业，复杂的科层体系使政府运作的交易成本极高；因而其资源配置效率极低。但科斯并非一味强调市场，他认为当交易费用太高时，即使有可能进行市场交易，“也需要减少这种交易的必要性”[12]。
四、庇古与科斯外部性思想之比较
尽管庇古与科斯的外部性思想处于两个极端，但从深层次来讲二者也存在一致性。因此，对比二者的思想需要既找出二者的不同点，又要发现二者的共通性。
（一）二者思想的差异
其一，二者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一战结束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公民意识开始觉醒。“人民有权享受必要的社会福利和安全保障视为基本人权之一”[13]。然而，资本主义表面风光的下面掩藏严重的问题。这种问题促使庇古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盛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同时也显露出了弊端，重拾市场的信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在这种情形下，科斯运用其颠覆性的分析框架，提出了有别于庇古旧传统的新理论，使自由市场理论的研究再度活跃起来。其二，应对外部性的手段不同。对待外部性问题，庇古倾向于政府干预，而科斯更强调市场手段。庇古认为除了“征税”和“补贴”之外，法律手段也是一个可行选择；但他强调上述手段对私人行为的直接作用。科斯则强调产权和市场交易。他认为可以让要素的产权在私人之间重新分配[14]。但是，即使需要政府对产权进行分配，他依然倾向于选择政府的法律行为，他认为法律的作用是界定产权，它“只确定谁是必须与之签约才能获得山洞使用权的人”[15]。其三，目标与效率标准不同。庇古借助马歇尔的边际分析方法，建立起进行边际社会净产出与边际私人净产出比较的分析框架，力图将经济学从理想图拉回到现实。在此基础上，他试图分析在何种程度上可允许“利己主义自行其是”以及何时国家应干预以保证福利最大化的实现[16]。庇古将消除或者缓解市场背离（阻碍福利最大化）作为他理论研究的目标之一。科斯则始终将“强调产值最大化”作为其理论研究的目标[17]。从市场效率角度看，庇古的政府干预很明显是满足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的[18]，科斯方案更倾向于帕累托效率。 （二） 二者思想的一致性
首先，两种理论都是对古典经济思想的扬弃和发展。庇古对市场的自由放任持批判态度，他认为正是这种盲目的乐观导致了现实经济体系中的诸多问题。他将经济学从古典的理想主义带回了现实。科斯在立足现实与批判庇古理论的基础，再次修正市场学说；他认为即使是外部性领域，自由市场还可以有所作为。因而，二者之间是“扬弃与理论共建的关系”[19]。再者，二者都承认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庇古在《福利经济学》将外部性视为造成两种边际净产出不一致的原因。科斯专注于分析负外部性问题，将它以社会成本的面目示人，他将其概括为“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20].最后，他们都认可政府对市场的作用。尽管二者对政府干预的观点迥异，但他们都认识到政府在市场机制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庇古倾向于政府对市场机制的直接修正。而科斯将产权的界定视为市场交易的前提，政府介入市场体系的使命就是以法令的形式界定产权，为市场交易创造前提。因而，他认为政府也是经济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一环[21]。
五、 庇古与科斯思想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新常态”将长期存在。在此过程中，借鉴庇古与科斯的外部性思想，厘清市场与政府之边界，对我国在“新常态”下的发展意义重大。在“新常态”下，增长驱动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加速，社会建设进程加快，全民创业盛行。因而，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需找准自身定位，实现互补合作，共同服务于新常态下的发展目标。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不能空喊口号，它应落实到实处。“简政放权”和“负面清单”制度是个良好的开头，但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和培育市场竞争力量的操作空间还相当大，政府应当好市场的“保姆”和“替补者”，为自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腾出空间，在市场暂时无法作用时才替其“上场”。科技创新和全民创业既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又必须经受市场竞争的洗礼；创造法治、安全、高效的社会治理是政府之责；而保持“APEC蓝”又需政府和市场的合作。总之，寻找市场和政府的边界，让二者各司其职应是未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16][美]斯蒂夫·G·梅德玛.捆住市场的手：如何驯服利己主义[M].启蒙编译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78，80.
[2][3][4][5][6][英]庇古.福利经济学[M].金镝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02-112，135，142-143，149，151-152.
[13]厉以宁，吴易风，李懿.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4-55
[7][8][10][11][12][17][15][20][美]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盛洪，陈郁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142，142，158，160-161，161-162，304，303，141.
[13]乔洪武，董希楠.经济伦理视角下庇古福利经济理论研究[J].商业时代，2011，（16）：6-8
[14]蓝虹.科斯定理与环境税设计的产权分析[J].当代财经，2004，（4）：42-45
[18][21][美]斯蒂夫·G·梅德玛.科斯经济学[M].罗君丽，李井奎，茹玉骢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66，162
[19]贺立龙，陈中伟. 论社会成本问题现代分析范式的形成——科斯与庇古之争，是思想颠覆还是理论共建[J]. 求索，2013，10：223-225+145
[9]车卉淳，周学勤.芝加哥学派与新自由主义[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153-154
关键词：庇古；科斯；外部性思想；比较
一、引言
外部性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经济学话题，它以市场与政府之争的形式引发了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关注。所谓外部性是指收益与成本不能统一于交易主体双方而为局外人所承受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意味着市场效率的损失。自亚当·斯密以降，经济学家对市场效率问题的关注及对市场和政府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这种争论经历了两大历史阶段，涌现了两位思想巨擘：庇古和科斯；他们对于市场和政府的观点貌似两个极端，实则殊途同归。深入二人的外部性思想将对我们解决当前的发展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二、庇古的外部性思想
庇古是旧福利经济学之父，师承剑桥学派鼻祖马歇尔，其代表作是成书于1920年的《福利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Welfare）。受其师影响，他以新古典均衡价格和边际分析方法为基础，研究“在何种情况下应该允许自由竞争，何种情况下应该对自由竞争加以约束和改进”[1]。他的这种思想源自于其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从现实中，他发现自由市场并没有斯密所宣扬的那么完美。他期待探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秘密。为此，他建立了以边际社会净产出（边际社会净产值）与边际私人净产出（边际私人净产值）为基础的新框架来分析该问题。他认为“…只有一种资源的安排使得在所有用途中资源的边际社会净产量的价值彼此相等…这种安排就必然是使国民收入实现在这里所定义的最大值的安排”以及“…如果各处的私人与社会净产量相一致…可提升总经济福利至最大值”[2]。他强调市场机制的完美作用能实现社会边际净产值的均等化、私人边际净产值的均等化以及社会边际净产值与私人边际净产值的趋同化。但现实中，看不见的手难以完美发挥作用。“在单纯竞争的条件下，边际社会和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之间出现一般性偏差的原因是…一个单位的产量的一部分…并不属于投资这一个单位资源的人…而属于某些其他的人”的情况广泛存在[3]。这种情况就是外部性，他将之粗略地定义为“…某人A在向某人B提供已经给予支付的某种服务…也对其他人…提供了服务…未能从收益方获得支付，也未对受损方作出补偿”[4]。当存在外部性时，要么对“社会”好处大而无益于私人的投资就会显得不足；要么私人收益大和“社会”收益小的投资就会超出“社会”需求。两种情况都没有达成“社会”产出最大化，因而是一种市场失灵。鉴于此，他又对政府提出了谨慎的期待，他认为若“因为由服务或损失造成的偏差作用于合约各方之外的其他人”，可通过“特别鼓励”或“特别限制”来消除，这种特别措施以补贴和征税为“可能采用的最为明显的形式”[5]。为此，他还搬出了城市规划法案的施行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当局本地主义的修正来佐证干预可能带来的良好效果[6]。
三、科斯的外部性思想介绍
怀疑自由市场的作用是庇古之后和科斯之前经济学家对外部性的普遍看法，但政府之手的表现并未让人放心。实践的教训让经济学家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科斯是反思的代表之一，他重新唤醒了理论界对“看不见的手”的功能的重视。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了“损害的双向性”概念来针对庇古单向的“损害负责制”思想[7]。他将经济学家对外部性问题的关注重点从强调损害负责转向强调符合市场效率，使外部性理论的研究脱离了经济伦理的范畴。面对外部性的损害时，他认为最重要的分清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8]。他以交易费用为基本分析框架、以产权为基本思路来研究外部性问题。得到了后世所称的科斯第一、第二定理。科斯第一定理指的是“只要交易费用为零，无论产权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产权自由交易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而科斯第二定理指的是“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9]。这两个定理是科斯外部性思想的核心所在，前者是起点，后者是延伸，也是科斯理论关注的重点。现实中的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且产权的分配也需要成本；因此，科斯强调产权调整应满足“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大于它所带来的成本”[10]。他的这种慎重也反映了科斯定理二的思想，即现实条件下，产权的不同分配能够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不过，鉴于“所有的解决办法都需要一定成本”，他认为有必要认真比较市场、企业和政府解决问题的成本与收益以确定具体情形中使用哪一种办法[11]。他对政府比较不信任，认为政府组织如一个超级企业，复杂的科层体系使政府运作的交易成本极高；因而其资源配置效率极低。但科斯并非一味强调市场，他认为当交易费用太高时，即使有可能进行市场交易，“也需要减少这种交易的必要性”[12]。
四、庇古与科斯外部性思想之比较
尽管庇古与科斯的外部性思想处于两个极端，但从深层次来讲二者也存在一致性。因此，对比二者的思想需要既找出二者的不同点，又要发现二者的共通性。
（一）二者思想的差异
其一，二者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一战结束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公民意识开始觉醒。“人民有权享受必要的社会福利和安全保障视为基本人权之一”[13]。然而，资本主义表面风光的下面掩藏严重的问题。这种问题促使庇古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盛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同时也显露出了弊端，重拾市场的信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在这种情形下，科斯运用其颠覆性的分析框架，提出了有别于庇古旧传统的新理论，使自由市场理论的研究再度活跃起来。其二，应对外部性的手段不同。对待外部性问题，庇古倾向于政府干预，而科斯更强调市场手段。庇古认为除了“征税”和“补贴”之外，法律手段也是一个可行选择；但他强调上述手段对私人行为的直接作用。科斯则强调产权和市场交易。他认为可以让要素的产权在私人之间重新分配[14]。但是，即使需要政府对产权进行分配，他依然倾向于选择政府的法律行为，他认为法律的作用是界定产权，它“只确定谁是必须与之签约才能获得山洞使用权的人”[15]。其三，目标与效率标准不同。庇古借助马歇尔的边际分析方法，建立起进行边际社会净产出与边际私人净产出比较的分析框架，力图将经济学从理想图拉回到现实。在此基础上，他试图分析在何种程度上可允许“利己主义自行其是”以及何时国家应干预以保证福利最大化的实现[16]。庇古将消除或者缓解市场背离（阻碍福利最大化）作为他理论研究的目标之一。科斯则始终将“强调产值最大化”作为其理论研究的目标[17]。从市场效率角度看，庇古的政府干预很明显是满足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的[18]，科斯方案更倾向于帕累托效率。 （二） 二者思想的一致性
首先，两种理论都是对古典经济思想的扬弃和发展。庇古对市场的自由放任持批判态度，他认为正是这种盲目的乐观导致了现实经济体系中的诸多问题。他将经济学从古典的理想主义带回了现实。科斯在立足现实与批判庇古理论的基础，再次修正市场学说；他认为即使是外部性领域，自由市场还可以有所作为。因而，二者之间是“扬弃与理论共建的关系”[19]。再者，二者都承认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庇古在《福利经济学》将外部性视为造成两种边际净产出不一致的原因。科斯专注于分析负外部性问题，将它以社会成本的面目示人，他将其概括为“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20].最后，他们都认可政府对市场的作用。尽管二者对政府干预的观点迥异，但他们都认识到政府在市场机制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庇古倾向于政府对市场机制的直接修正。而科斯将产权的界定视为市场交易的前提，政府介入市场体系的使命就是以法令的形式界定产权，为市场交易创造前提。因而，他认为政府也是经济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一环[21]。
五、 庇古与科斯思想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新常态”将长期存在。在此过程中，借鉴庇古与科斯的外部性思想，厘清市场与政府之边界，对我国在“新常态”下的发展意义重大。在“新常态”下，增长驱动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加速，社会建设进程加快，全民创业盛行。因而，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需找准自身定位，实现互补合作，共同服务于新常态下的发展目标。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不能空喊口号，它应落实到实处。“简政放权”和“负面清单”制度是个良好的开头，但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和培育市场竞争力量的操作空间还相当大，政府应当好市场的“保姆”和“替补者”，为自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腾出空间，在市场暂时无法作用时才替其“上场”。科技创新和全民创业既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又必须经受市场竞争的洗礼；创造法治、安全、高效的社会治理是政府之责；而保持“APEC蓝”又需政府和市场的合作。总之，寻找市场和政府的边界，让二者各司其职应是未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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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5][6][英]庇古.福利经济学[M].金镝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02-112，135，142-143，149，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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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乔洪武，董希楠.经济伦理视角下庇古福利经济理论研究[J].商业时代，2011，（16）：6-8
[14]蓝虹.科斯定理与环境税设计的产权分析[J].当代财经，2004，（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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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贺立龙，陈中伟. 论社会成本问题现代分析范式的形成——科斯与庇古之争，是思想颠覆还是理论共建[J]. 求索，2013，10：223-225+145
[9]车卉淳，周学勤.芝加哥学派与新自由主义[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153-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