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往往会让社会公众谴责政府监管的缺位与乏力，如何设置安全有效、防范有力的质量监管体系，如何构筑起公众健康安全的“防火墙”，成为了政府监管的重中之重。对食品生产者施以更为严格的前置审查成为了规制食品安全的一项重要手段。在执法实务之中，生产设备简陋、卫生环境恶劣、经营能力较弱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往往难以顺利获致前置性的行政许可。对小型作坊提高其准入门槛，将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小型作坊拒之于生产许可之外，显然是将质量安全关口前移的一种有效举措。它能从源头上堵住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于世之路，也是打造无缝隙安全监管关键性的第一站。但这样一种监管策略的采取显然仅仅是干预行政模式的一种表现，即通过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管制性的手段加强对公共安全秩序、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而忽视了对于生产者本身发展权的维护。然而，行政管理模式已经逐渐从“防范国家权力”的干预行政模式迈向了“通过国家的权力，向国家要求权利”的给付行政模式，现代公共行政更加强调行政权力以供给、支付等方式积极满足社会需要并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