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神秘故事”中的心灵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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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幽灵》为代表的“神秘故事”是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晚年创作的系列中短篇小说,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小说借助丰富的意象,描摹出作者在时代背景下梦幻与悲伤、希望与绝望交织的心灵景观图。本文从作家心灵传记的视角结合历史语境具体解读了《幽灵》等作品中的意象群及其思想意蕴,力图把握屠格涅夫精神危机时期的心灵景观全貌。
  关键词:心灵景观 神秘故事 《幽灵》 意象
  别林斯基说:“浪漫主义不是别的,它如人的内心世界,是人的心灵生活的总和,在人的心灵深处蕴藏着一个浪漫主义的秘密源泉。”浪漫主义作为一种精神气质贯穿屠格涅夫创作的始终,而在七八十年代创作的“神秘中短篇”系列中,这种气质化的浪漫主义情调从作家的心灵深处喷涌而出,演化成大胆夸张的艺术手法。幽灵幻象、神秘故事与作者本人对人类感官、心灵的深刻理解交织在一起,展现出一幅幅具象化的心灵景观图。
  神秘故事系列创作于1864到1882年间,包括《幽灵》《梦》《笃,笃,笃》《离奇的故事》《死后》等十二篇具有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的中短篇故事,表达了作者对自身命运和俄罗斯命运的怀疑、不安心理。在神秘故事系列小说中,屠格涅夫毅然放弃了具有社会批判色彩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而着力刻画人的精神状态,描摹隐秘而奇异的内心世界。作品取材于怪诞传奇、民间逸闻、凶杀故事,借助梦境、联想、呓语等方式,营造出诡奇的神秘幻境,使人的内心世界展现出独特的色彩和样貌。
  神秘故事系列写于屠格涅夫思想和精神探索的低谷。20世纪60年代,从《前夜》到《烟》的发表,是他一生中最为低落和痛苦的时期。由于对《前夜》的意见不同,屠格涅夫与《现代人》杂志决裂,离开了民主派阵营。随后《父与子》中塑造的“新人”形象遭到保守派和民主派的指责,作家为此倍感痛苦。1861年农奴制改革中农民被洗劫一空,连自由也荡然无存,屠格涅夫强烈地感受到了理想的破灭、前途的无望。而作家一心向往的欧洲也被死气沉沉的气氛笼罩,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路易拿破仑上台,其专制统治与封建王朝无异;随后整个欧洲的革命则以彻底的失败告终,欧洲大陆陷入举世悲观的境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屠格涅夫带着深深的悲观主义情绪回顾往昔,看到“整个动荡的生活就像泥沼般浮动,不安定”。在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屠格涅夫告别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由隐秘心理学转向了对心理、情绪的景观化描摹,并将自己的社会理想、民族情绪深藏于种种幻象之中,造了一场带有神秘色彩的大梦。
  神秘故事系列中最能反映屠格涅夫心灵状态的代表性作品当属《幽灵》。《幽灵》发表于《时代》杂志1864年1至2期。安年科夫认为《幽灵》充满着悲观主义思想,是艺术家的心史。屠格涅夫亦承认:“这确是我过渡时期沉重阴暗心态的产物。”
  《幽灵》是苦闷精神的形象化描摹,借助丰富的意象对心灵进行直接刻画。小说中的意象总体来说不同于诗歌,其再现性更强,而表现性较弱,且常常依赖于人物、事件、背景,服从于作家对生活的理性把握和构思。但《幽灵》作为作家的心灵自传,已将情节弱化到了极致,全文的推动靠的是人物的内在冲突和心绪变化。意象的选择和编织天马行空,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和抒情性,成了“诗化的小说”。
  小说中的诗,是由意象构建出来的,是潜藏在物像之后的情绪、感觉、心灵意蕴的综合。意象是心灵的外显,是内心世界的具象化。美国意象主义诗人庞德则认为意象包含一个或多个视觉形象,是个能量辐射中心或集束,是一定时间内人的智性和情感呈现。庞德在写作《地铁车站》时提出了“意象叠置”的概念,即一个意象在另一个意象之上,意象与意象交相闪现,交相覆盖,并用“幽灵”一词表现这种交相闪现的感受。屠格涅夫的“幽灵”(Призраки)与庞德的“幽灵”(apparition)无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幽灵》用意象切割的方式,分别以光色和声音为中心,交相闪现,形成了两组主要的辐射式意象群。第一组意象靠光的微妙变化连接在一起,是人物情感和心理变化的形象表现,例如,小说开篇写主人公在深夜辗转反侧,女幽灵爱丽丝出现时的惊恐、疑惧心理,作者用了一连串的光的意象,“月亮低悬在空中”“白垩似的月光,烟雾样波动”“白光从地板上缓缓拉长、升起”……这写动态的苍白的光充满着忧郁、晦暗和不安的气息,是后来主人公狂躁和恐惧爆发之前的预兆。在第三章主人公不明就里、半信半疑的等待中,“天空一片通红”“树叶和草涂上一层亮漆”,还有“石头刺眼明亮的轮廓”,“强烈的光和死一般的静的结合”,黄昏的红色与夜晚的黑色常常是恐惧、绝望与死亡的象征,而死寂的黑暗中刺眼的闪光形成一组不和谐的对比,暗示着人物内心的惊恐、失衡,在这一章的描写中,绝望已开始从主人公的内心向四周蔓延,构成一种强烈的压抑感。小说后半部分的飞行中,怀特岛南海、庞蒂沼泽、古罗马废墟、伏尔加河、俄罗斯大地、巴黎、彼得堡的幻象依次呈现,光和色的微妙变化伴随着人物心灵的挣扎贯穿其中:有时幽暗、冰冷、寂静,“教堂的十字架闪着无言的光泽”“波涛痉挛地泛着光”;有时令人惶恐,丧失理智,“幽灵的双眸闪着活人般的光芒”“彗星掠过宛如微红的线”“巴黎灯火通明,好像大火灾”;有时又重新回归冰冷阴郁的基调,“俄罗斯广袤而晦暗”“深渊上空空气变黑变暗”“彼得堡苍白的北方之夜,苍白的、病态的白日”。第二组意象群则围绕着声音,使人物的疑虑、恐惧、愤怒均充耳可闻,形成心灵之声的合唱,如通过“琴弦的响声,如泣如诉”的描写,人物的不安心理被无限延长,而“血液流动的声音”“脑内的细响”又使人物的恐惧、惶惑无限放大;到了最后,主人公的所见所想均幻化成一片此起彼伏的声响——“广阔的、无休止的飒飒声”“猫头鹰哀怨的叫声”“风暴在狂吼,大海发出冰冷的呼吸”“海岸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像死亡”,内心情绪的涌动化作了喧嚣杂乱的声响,小说被推向高潮,又在结尾死神的到来中重归寂静。
  作品中人物情绪的变化、内心的震颤均转化为梦境般的幻象,推动全篇发展的是人物心灵的微妙变化,现实与梦不分,人与自然、与世界幻化成一体,一组组的意象是心灵的主观产物,而心灵的景观则通过这诡奇的幻象,这神秘化、象征化了的大自然呈现出来。可以说,屠格涅夫在心灵的描摹中完成了一次精神世界的造物,使心灵景观的呈现过程有如创世。   这种独特的写作手法纵贯整个“神秘故事”系列,屠格涅夫一改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描写方式,直指人的精神世界,用象征和暗示的方法,赋予抽象心绪以具体的形式,探求内心的“最高真实”。在屠格涅夫的艺术王国中,世界是部词典,是一个意象和象征的仓库,经过人物情绪的浸染和过滤,组成一个与心灵彼此观照的世界。除《幽灵》《够了》这两篇心灵自白式的作品,其余十篇小说都有很强的故事性,作者在叙事技巧、悬念设置上下了很大功夫,情节引人入胜,然而却都是围绕着人物心理刻画这一主旨,在情节巧妙的奇幻故事中融入了颇具象征性的意象,意在表现奇特甚至病态的时代特质,使一系列小说形成一个前后连贯的整体。如,《表》用死寂的夜、摇曳的火苗、冰冷的河水表现出两个少年由一块表引起的诅咒似的不安心理;《死后》在招魂论观念的影响下写成,用“深蓝的面纱”“惨白的脸”“翠绿色衣服”等颜色冰冷突兀的意象反映了人物在死亡面前由留恋、悲伤到无助、漠然、释然的心理过程;《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追求的是一种悬念的、遥远的美,小说中美的幻灭、死亡的恐怖、犹豫的窒息、怪异现象的疑惧,构成了带有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的美学。
  在这十二篇小说中,一股惊惧、恐怖和死亡的力量像暗流一般奔涌在浪漫的梦幻图景之后,作者本人为之不安,或者毋宁说这股暗流正是作者本人将自己疑惧、晦暗的情绪灌注在作品之中。我们随时能感受到这种情绪的存在。作者的心灵仿佛一双充满悲哀和恐惧的眼睛藏在自己艺术王国的丛林之后,从远处窥看着这庞大而诡谲的心灵景观。
  《幽灵》发表后,一些批评家就其历史幻象的描写展开社会历史角度的批评。穆拉托夫(А.Б.Муратов)
  认为《幽灵》中反映的是历史亘古不变的铁律和个体心灵在历史规律面前的无力。巴甫洛夫(П.Л.Лавров)认为小说中的奇幻意象是作者本人的历史哲思。更有批评家认为屠格涅夫意在以斯捷潘拉辛起义影射民粹派的暴力行为,以凯撒的残酷讽喻沙皇俄国的黑暗专制。种种说法皆有一定道理,但均非作者本意。正如安年科夫所说,《幽灵》并无明确的社会批判目的,而是作者的心灵自传。在《幽灵》当中,屠格涅夫对历史的认识并非哲学思辨式的分析,而是靠直觉、靠心灵进行的深刻感知。历史幻象与自然风景紧密交织,不断变换,凄凉的意大利夜景、晦暗的庞蒂沼泽,还有孤独的平原都印着往昔生命的痕迹,而凯撒的恐怖形象是人类残酷和野蛮力量的拟人化,表现了孤独个体在随历史延续的人类可怕力量面前的震颤。代表人的粗暴、残酷本性的还有斯捷潘·拉辛起义的历史图景,在作者看来,哥萨克暴力起义所代表的破坏性力量与凯撒的粗暴专横别无二致。小说中的“我”看着凯撒“苍白的人头”从废墟后面升起,竟“找不出言辞表达心中的恐惧”,发出了痛苦的呻吟。这亦是作者本人在历史车轮无情碾过之时面对自己的心灵、面对整个俄罗斯的心灵所发出的呻吟。屠格涅夫在描写起义军混乱场面之时特别提到一个落水者,“有个什么呻吟着扑通落入水中,并呛了水”。根据俄文版原注,作者在此复现了他先辈的遭遇(1670年,在攻陷察利津城时拉辛的哥萨克手下在伏尔加河中淹死了季·瓦·屠格涅夫),这说明小说中的历史图景与作者自身的命运和心灵状况紧密相连,是作者在现实极度残酷、内心极度悲观、极度不安的状态下,记忆与幻想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因此可以说屠格涅夫的历史感更大程度上是个体心灵在悲剧宿命和残酷现实面前的恐惧和变形。
  小说《笃,笃,笃》中社会心理小说的影子更为明显,且一度得到屠格涅夫本人的承认。小说写于1870年八九月间,屠格涅夫称其为“青年回忆”,并在给布留洛夫的信中说,这是他最为严肃的作品之一。小说的主人公是个狂热的宿命论者,反对一切逻辑和理性,生为宿命,死为宿命。他认为自己的一生与拿破仑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把这当成命运赋予自己的崇高使命。据作者本人的观点,这种宿命论与宗教信仰和神秘主义并无关系,而是源自黑暗时期个性压抑导致的强权崇拜和心理变态。对自己“使命”和独特性的盲目迷信在屠格涅夫看来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心理特质,然而这种畸形心理在当时的沙皇俄国恰恰风行一时。屠格涅夫声称,小说主人公戏剧式的自杀其实是整个俄国的自杀——知识分子自我迷恋、盲目迷信的情绪是一剂毒药,将俄罗斯杀害于迷雾般的宿命论当中。在这篇小说中屠格涅夫把20世纪30年代俄国独特的社会背景和弥漫全欧洲的强权崇拜的情绪结合起来,塑造了一个迷信自我使命、行为极端、心理畸形的宿命论者,映射了马尔林斯基等人将宿命主义者理想化的倾向,表现了对“小拿破仑”其人、对拿破仑的追随者的怀疑。然而小说将这种社会心理意蕴表达得十分隐晦,完全隐藏在浪漫主义奇幻故事的背后,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乃至整个社会情绪、民族心理均以迷雾、幻听和死亡的方式从人物的潜意识中投射出来,形成一幅颇具神秘气氛和悲观情绪的社会精神图画。
  屠格涅夫是个天生的浪漫主义者,是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信徒,他的社会理想与人生哲学具有很大的浪漫化、理想化的成分。然而他的一生都是矛盾的悖论,他一直主张“把生活提升到理想”,却不得不在理想破灭的情况下回到灰暗的现实;一直呼吁“于瞬间中捕捉永恒”,却于晚年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爱情和理想只不过是一瞬,而绝望、恐惧和非理性却似乎是恒久存在的。在精神危机的艰难时期,他转而塑造了一系列新的艺术形象,构建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以找寻休息地,思考心灵非理性力量的秘密。这在心理学上被视为“移情”的现象使他在神秘故事系列这十二篇小说中创造了一个大梦,把现实给心灵造成的变形和阴影,通过梦境般的奇异故事表现出来,作为他心灵的彼岸。由于浪漫主义理想的破灭,他的彼岸之梦在构建之时便已失落了基础,因此,在他创作生涯的晚年,美丽的梦境被欺骗、凶杀和神秘的死亡所淹没。
  尽管如此,这个没有彼岸的大梦却使后人更加明白地看到,在人类心灵和现实世界的相互观照之中可以产生何等丰富而奇异的景象;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通过对理性、对现实的最高质疑,才能真正理解心灵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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