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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曾经以“缺电大省”闻名全国的浙江省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明显下降，省内发电企业的设备利用小时数也出现下降。
浙江是否已经提前告别电力短缺甚至出现相对过剩？用电形势变化的背后是否正是浙江经济发展态势的变化？对此，记者展开了采访。
缺电局面明显扭转
来自国家电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的数据显示，2013年3月份该省全社会用电量为277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5%；1至3月份浙江全社会用电量为7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3%。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则显示，3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增幅2%，增速较前两个月回落3.5个百分点；1至3月份全国用电量增幅4.25%，用电量增幅创去年以来新低。
值得关注的是，浙江省2013年一季度明显低于全国的用电量增幅建立在去年同期低增长的基础之上：2012年一季度，浙江省全社会用电量为720.5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9%，增幅比上年下降10.72个百分点。
而从整个2012年的情况看，由于经济下行、工业用电需求不足、特别是冶金、建材生产等高能耗行业用电萎缩等多方面原因，浙江省全社会累计用电量为3210.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为3%，增速大大低于2011年的10.5%。
记者搜集了2003年至2011年浙江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受金融危机直接影响的2008、2009年增速分别为6.1%和6.4%，除此之外的七年增速均在10%以上，其中2003、2005、2006年增速均超过15%，2003年更是达到了22%。
在用电量高速增长时期，浙江也饱受缺电之苦。解决电力供应问题一度成为浙江省高层的头等大事之一，而业内也有“全国缺电量的三分之一在华东、华东缺电主要在浙江”之说。在2012年6月29日举行的全省电视电话会议上，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强调要推进电力建设，并表示：“‘十二五’期间，浙江要摘掉‘全国最缺电省份’帽子。”
但是2012年用电增幅的“高台跳水”似乎意味着浙江正悄然从“缺电大省”向电力供应相对宽松甚至过剩的省份转变。
“统调用电最高负荷远低于年初预计，春、秋季省内发电出现较大冗余，迎峰度夏用电高峰也保证了供需基本平稳，未启动全省有序用电方案。”这是浙江省统计局对2012年用电形势的总结。
发电利用小时下降VS外购电量增加
国家电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一季度浙江全省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量630亿千瓦时，同比减少3.6%。
这是继2012年浙江省内发电企业机组利用小时数出现明显降幅之后，再度出现的发电量下降。
所谓“利用小时”指一定期间发电设备的发电量折合到额定功率的运行小时数，该指标可反映设备利用程度。发电利用小时的提高有利于发电企业提高设备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强盈利能力。
在浙江省，每到年底省经信委就会制定下一年度的《电量平衡方案》、《统调电厂发电计划》、《非统调地方电厂发电计划》等一系列方案，确定全年的用电量计划，并下达发电企业的发电利用小时指标。
由于电力短缺是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浙江供电的“主旋律”，所以浙江发电企业的发电利用小时长期以来在全国同行业居于领先水平。具体到发电企业，在“保供电”要求下，往往会超额完成政府下达的发电利用小时指标。但是在2012年，这一局面发生了变化：年初浙江省经信委下达给统调电厂的发电利用小时额度是5800小时，10月份该指标被调减为5500小时。
记者了解到，浙江省经信委印发的《2013年度浙江省电力电量平衡方案》预计2013年全省全社会用电需求增长将好于2012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左右，夏季统调最高用电负荷需求在5600万千瓦左右，比2012年增长8.23%。但是2013年浙江省经信委下达给省内统调电厂的发电利用小时数比2012年又有所调减，平均数额为5350小时。
对此，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发电利用小时数关系到电厂的切身利益，对于2012年4季度的调减企业意见很大，所以今年采取的办法是将基数设的低一点，如果不够用可以再往上调。
一组来自浙江省经信委和省电力公司的数据是：预计浙江省2013年全社会用电量需求约为3400亿千瓦时，夏季统调最高用电负荷需求在5600万千瓦左右，夏季高峰期间可能出现400万千瓦的供需缺口；2013年浙江省计划外购电量700亿千瓦时，这个数字高于2012年的586亿千瓦时和2011年的584亿千瓦时。
对于这种情况，有分析认为：能源安全保障是政府首先考虑的议题，虽然2012年以来浙江经济出现了低位运行的态势，2013年一季度也未能如愿实现“开门红”，但是用电量计划还是根据全年的经济发展指标和居民用电预计增幅来制定的。此外，从全国范围看，电力供应宽松乃至过剩的情况已经较为普遍，一些电力大户（如大型水电站）的产能需要包括浙江在内的东部沿海省份消纳，因此浙江在制定全年方案时必须要考虑外购电的问题。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发电利用小时计划被压缩将促使发电企业进一步淘汰高污染、低效率的小型机组，而高参数、大容量机组比例的提升有利于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此外，浙江省经信委《2013年统调电厂发电计划》指出，将继续实施差别发电计划，向脱硝和高效机组适当倾斜，这也意味着该省对“绿色能源”的鼓励和推进。
用电量背后的“浙江GDP之谜”
用电量比官方公布的GDP数据更能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这是经济界的一个共识。譬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一再强调，经济学统计领域用电增长速度水分最少，最能反映经济增长的实情。
而从多年以来的用电紧缺到如今的相对过剩，浙江经济的真实发展水平也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论。吴敬琏先生在2001年前后就在多个场合说过：“浙江的GDP一直是个谜！” 2001年一季度，浙江全社会用电量增幅达到22%。吴敬琏先生以电力增长幅度与经济增长幅度0.7的弹性系数计算，浙江GDP增长速度是31%，剔除居民用电，这一时期浙江真实的GDP增速应该不低于20%。
浙江省统计局2005年下半年发布的《2004年浙江省能源与利用状况白皮书》显示，该省万元GDP综合能耗居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第2位，其中2004年人均用电3102千瓦时，比2003年增长13.9%，比全国人均用电1677千瓦时高出近一倍。
《白皮书》披露，从电力消费情况看，2003年浙江省电力消费量增长22%，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两者的比例关系）由1998年的0.7提高至2003年的1.53，每万元GDP的耗电量从1100千瓦时升高至1320千瓦时，等于7吨标准煤。
而在此前一年发布的《2003年浙江省能源利用状况白皮书》则披露，2003年每万元GDP电耗强度比2002年上升了6.7%。《白皮书》还指出，全省万元GDP电耗在“九五（1996年-2000年）”前期曾快速下降，而“十五”前三年则以年平均5.6%的速度加快上升。
有研究者指出，浙江单位能耗较高，一方面固然和该省层次相对较低的产业结构有关，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计数据被人为扭曲”。
借用吴敬琏的计算方法，依据2003年浙江22%的电力消费增速，该省当年GDP增长速度也应该是20%左右，而不是官方公布的14%。换句话说，浙江省高达1.5的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很可能是失真的。
无独有偶，2004年开展的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显示，部分省份GDP被低估，其中广东被低估近5000亿元，浙江则被低估1200亿元左右。
如果继续借用吴敬琏的计算方法对照近10年的浙江GDP增长数字，则会发现一个令人感到有趣甚至惊讶的现象（详见附表）：2008年、2009年、2012年浙江全省用电量分别增长6.1%、6.4%、3.0%，推算出的当年GDP可能增速分别是5.7%、5.9%、2.8%，而官方数据则分别是10.1%、8.9%、8.0%——两组数字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2008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有所低估，之后则可能由于“保增长”需要出现高估——这是林毅夫、张五常等多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或许也能解释浙江GDP增速与用电量之间的关系变迁。
但是经济数据遭人为扭曲必然带来巨大的困扰。譬如在2004年、2005年等浙江严重缺电的年份，记者曾听多位专家表述了这样的观点：“放水养鱼”使浙江经济实现了藏富于民，但是也导致GDP被人为低估，进而导致决策层对浙江能源需求等方面出现误判，所以浙江一度出现了供电极为紧张但是电源（发电厂）建设却相对滞后的局面。
浙江经济变局
国家电力规划研究中心《我国中长期发电能力及电力需求发展预测》认为， 2021至2030年中国将从发达经济阶段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电力需求年均增速将放缓到3.5%左右。
从浙江2012年以来的用电量增速看，上述阶段似乎已经提前到来。而告别电力短缺，也印证了此前经济界对浙江GDP增长已经从高速阶段进入中低速阶段的判断。
从近十年来浙江省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看，2009年、2011年、2012年三年进入了个位数区间，2013年浙江官方设定的GDP增长目标是7.5%。
一般认为，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是浙江经济增长的转折之年。但记者近年来采访所积累的资料和观点显示：浙江经济变局肇始于2004年前后“炒房团”等游资的兴起，显现于金融危机爆发，而2011年下半年始于温州的“民间信贷危机”则是深度回调的转折点。
2004年前后，虽然浙江经济依然处于强劲增长的态势，但是越来越多完成了原是资本积累的民营企业悄然将眼光投向了炒房、炒矿等“来钱快”的领域，支撑浙江经济依然是纺织、轻工等传统的“吃穿用”行业，而同处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沿的广东、江苏、上海等省市则已经依托汽车、电子等领域加快了产业升级。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融资环境一度宽松，但是大量信贷资金并未如愿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了炒房等“短线”投资领域，在2009年的房地产热潮中，杭州、温州等浙江城市再度因房价飞涨而成为全国的“明星”。
2011年8月，温州民间信贷危机爆发，并很快波及温州银行业。2011年底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从上半年的0.37%反弹至1.36%。记者从银监部门了解到了温州自2003年以来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见图1），从2003年直至2010年，温州的不良贷款都明显低于浙江全省，更低于全国。这也使得温州获得了中国金融生态等级最高的Ⅰ级城市的美誉。这也使得2011年下半年以后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急速反弹显得格外触目惊心。
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比较明显、企业家信心指数创2009年二季度以后新低、企业景气指数创2009年四季度以后新低、出口企业产品订货景气指数跌入不景气区间、利润下滑的幅度大于生产下滑的幅度、外需和内需的拉动力均在减弱……上述语句来自浙江省统计局对2011年该省经济运行的分析报告。一些研究者则明确指出，这些情况证明浙江经济已经出现深度回调。
2012年，浙江GDP增幅为8.0%，虽然高于全国7.8%的增速，但是为该省近10年来最低。与此同时，2012年浙江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5%，在2003年至2012年十年间，仅高于2003年的10.9%；2012年浙江省外贸出口额增幅为3.8%，十年间除了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13.8%），位列倒数第二。
进入2013年，浙江经济出现了回暖迹象。截至记者发稿，浙江全省的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尚未公布，但外贸、工业投资等数据已由海关、经信委等部门对外发布。
2013年1至3月份，浙江省实现出口528.5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增幅比去年同期高出5.6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在沿海各主要省市中仅次于广东和福建，但是低于全国18.4%的增速。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回升主要依靠纺织品、服装、家具、鞋类、塑料制品、箱包和玩具等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增幅达13.8%。但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则下降10.2%，这是继去年同期下降3.5%以后的再度下滑。
同期浙江省实现工业投资1349亿元，同比增长23%，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9.3个百分点，为2009年以来首次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其中，技术改造投资完成822.5亿元，同比增长40.3%，增幅创2008年以来新高。
在4月17日的浙江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经信委副主任吴家曦称：对526家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86%的企业家对当前宏观经济预期乐观，表示愿意继续投资。
记者也询问了多位企业界人士，得到的回答也多是：日子仍然不太好过，但总算是“稳住了”。
此前，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年初下达通知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深化双服务、助推开门红”活动。由此看来，经济回暖既是企业的愿望，也是党政领导的要求。
浙江是否已经提前告别电力短缺甚至出现相对过剩？用电形势变化的背后是否正是浙江经济发展态势的变化？对此，记者展开了采访。
缺电局面明显扭转
来自国家电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的数据显示，2013年3月份该省全社会用电量为277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5%；1至3月份浙江全社会用电量为7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3%。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则显示，3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增幅2%，增速较前两个月回落3.5个百分点；1至3月份全国用电量增幅4.25%，用电量增幅创去年以来新低。
值得关注的是，浙江省2013年一季度明显低于全国的用电量增幅建立在去年同期低增长的基础之上：2012年一季度，浙江省全社会用电量为720.5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9%，增幅比上年下降10.72个百分点。
而从整个2012年的情况看，由于经济下行、工业用电需求不足、特别是冶金、建材生产等高能耗行业用电萎缩等多方面原因，浙江省全社会累计用电量为3210.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为3%，增速大大低于2011年的10.5%。
记者搜集了2003年至2011年浙江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受金融危机直接影响的2008、2009年增速分别为6.1%和6.4%，除此之外的七年增速均在10%以上，其中2003、2005、2006年增速均超过15%，2003年更是达到了22%。
在用电量高速增长时期，浙江也饱受缺电之苦。解决电力供应问题一度成为浙江省高层的头等大事之一，而业内也有“全国缺电量的三分之一在华东、华东缺电主要在浙江”之说。在2012年6月29日举行的全省电视电话会议上，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强调要推进电力建设，并表示：“‘十二五’期间，浙江要摘掉‘全国最缺电省份’帽子。”
但是2012年用电增幅的“高台跳水”似乎意味着浙江正悄然从“缺电大省”向电力供应相对宽松甚至过剩的省份转变。
“统调用电最高负荷远低于年初预计，春、秋季省内发电出现较大冗余，迎峰度夏用电高峰也保证了供需基本平稳，未启动全省有序用电方案。”这是浙江省统计局对2012年用电形势的总结。
发电利用小时下降VS外购电量增加
国家电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一季度浙江全省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量630亿千瓦时，同比减少3.6%。
这是继2012年浙江省内发电企业机组利用小时数出现明显降幅之后，再度出现的发电量下降。
所谓“利用小时”指一定期间发电设备的发电量折合到额定功率的运行小时数，该指标可反映设备利用程度。发电利用小时的提高有利于发电企业提高设备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强盈利能力。
在浙江省，每到年底省经信委就会制定下一年度的《电量平衡方案》、《统调电厂发电计划》、《非统调地方电厂发电计划》等一系列方案，确定全年的用电量计划，并下达发电企业的发电利用小时指标。
由于电力短缺是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浙江供电的“主旋律”，所以浙江发电企业的发电利用小时长期以来在全国同行业居于领先水平。具体到发电企业，在“保供电”要求下，往往会超额完成政府下达的发电利用小时指标。但是在2012年，这一局面发生了变化：年初浙江省经信委下达给统调电厂的发电利用小时额度是5800小时，10月份该指标被调减为5500小时。
记者了解到，浙江省经信委印发的《2013年度浙江省电力电量平衡方案》预计2013年全省全社会用电需求增长将好于2012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左右，夏季统调最高用电负荷需求在5600万千瓦左右，比2012年增长8.23%。但是2013年浙江省经信委下达给省内统调电厂的发电利用小时数比2012年又有所调减，平均数额为5350小时。
对此，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发电利用小时数关系到电厂的切身利益，对于2012年4季度的调减企业意见很大，所以今年采取的办法是将基数设的低一点，如果不够用可以再往上调。
一组来自浙江省经信委和省电力公司的数据是：预计浙江省2013年全社会用电量需求约为3400亿千瓦时，夏季统调最高用电负荷需求在5600万千瓦左右，夏季高峰期间可能出现400万千瓦的供需缺口；2013年浙江省计划外购电量700亿千瓦时，这个数字高于2012年的586亿千瓦时和2011年的584亿千瓦时。
对于这种情况，有分析认为：能源安全保障是政府首先考虑的议题，虽然2012年以来浙江经济出现了低位运行的态势，2013年一季度也未能如愿实现“开门红”，但是用电量计划还是根据全年的经济发展指标和居民用电预计增幅来制定的。此外，从全国范围看，电力供应宽松乃至过剩的情况已经较为普遍，一些电力大户（如大型水电站）的产能需要包括浙江在内的东部沿海省份消纳，因此浙江在制定全年方案时必须要考虑外购电的问题。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发电利用小时计划被压缩将促使发电企业进一步淘汰高污染、低效率的小型机组，而高参数、大容量机组比例的提升有利于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此外，浙江省经信委《2013年统调电厂发电计划》指出，将继续实施差别发电计划，向脱硝和高效机组适当倾斜，这也意味着该省对“绿色能源”的鼓励和推进。
用电量背后的“浙江GDP之谜”
用电量比官方公布的GDP数据更能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这是经济界的一个共识。譬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一再强调，经济学统计领域用电增长速度水分最少，最能反映经济增长的实情。
而从多年以来的用电紧缺到如今的相对过剩，浙江经济的真实发展水平也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论。吴敬琏先生在2001年前后就在多个场合说过：“浙江的GDP一直是个谜！” 2001年一季度，浙江全社会用电量增幅达到22%。吴敬琏先生以电力增长幅度与经济增长幅度0.7的弹性系数计算，浙江GDP增长速度是31%，剔除居民用电，这一时期浙江真实的GDP增速应该不低于20%。
浙江省统计局2005年下半年发布的《2004年浙江省能源与利用状况白皮书》显示，该省万元GDP综合能耗居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第2位，其中2004年人均用电3102千瓦时，比2003年增长13.9%，比全国人均用电1677千瓦时高出近一倍。
《白皮书》披露，从电力消费情况看，2003年浙江省电力消费量增长22%，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两者的比例关系）由1998年的0.7提高至2003年的1.53，每万元GDP的耗电量从1100千瓦时升高至1320千瓦时，等于7吨标准煤。
而在此前一年发布的《2003年浙江省能源利用状况白皮书》则披露，2003年每万元GDP电耗强度比2002年上升了6.7%。《白皮书》还指出，全省万元GDP电耗在“九五（1996年-2000年）”前期曾快速下降，而“十五”前三年则以年平均5.6%的速度加快上升。
有研究者指出，浙江单位能耗较高，一方面固然和该省层次相对较低的产业结构有关，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计数据被人为扭曲”。
借用吴敬琏的计算方法，依据2003年浙江22%的电力消费增速，该省当年GDP增长速度也应该是20%左右，而不是官方公布的14%。换句话说，浙江省高达1.5的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很可能是失真的。
无独有偶，2004年开展的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显示，部分省份GDP被低估，其中广东被低估近5000亿元，浙江则被低估1200亿元左右。
如果继续借用吴敬琏的计算方法对照近10年的浙江GDP增长数字，则会发现一个令人感到有趣甚至惊讶的现象（详见附表）：2008年、2009年、2012年浙江全省用电量分别增长6.1%、6.4%、3.0%，推算出的当年GDP可能增速分别是5.7%、5.9%、2.8%，而官方数据则分别是10.1%、8.9%、8.0%——两组数字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2008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有所低估，之后则可能由于“保增长”需要出现高估——这是林毅夫、张五常等多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或许也能解释浙江GDP增速与用电量之间的关系变迁。
但是经济数据遭人为扭曲必然带来巨大的困扰。譬如在2004年、2005年等浙江严重缺电的年份，记者曾听多位专家表述了这样的观点：“放水养鱼”使浙江经济实现了藏富于民，但是也导致GDP被人为低估，进而导致决策层对浙江能源需求等方面出现误判，所以浙江一度出现了供电极为紧张但是电源（发电厂）建设却相对滞后的局面。
浙江经济变局
国家电力规划研究中心《我国中长期发电能力及电力需求发展预测》认为， 2021至2030年中国将从发达经济阶段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电力需求年均增速将放缓到3.5%左右。
从浙江2012年以来的用电量增速看，上述阶段似乎已经提前到来。而告别电力短缺，也印证了此前经济界对浙江GDP增长已经从高速阶段进入中低速阶段的判断。
从近十年来浙江省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看，2009年、2011年、2012年三年进入了个位数区间，2013年浙江官方设定的GDP增长目标是7.5%。
一般认为，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是浙江经济增长的转折之年。但记者近年来采访所积累的资料和观点显示：浙江经济变局肇始于2004年前后“炒房团”等游资的兴起，显现于金融危机爆发，而2011年下半年始于温州的“民间信贷危机”则是深度回调的转折点。
2004年前后，虽然浙江经济依然处于强劲增长的态势，但是越来越多完成了原是资本积累的民营企业悄然将眼光投向了炒房、炒矿等“来钱快”的领域，支撑浙江经济依然是纺织、轻工等传统的“吃穿用”行业，而同处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沿的广东、江苏、上海等省市则已经依托汽车、电子等领域加快了产业升级。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融资环境一度宽松，但是大量信贷资金并未如愿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了炒房等“短线”投资领域，在2009年的房地产热潮中，杭州、温州等浙江城市再度因房价飞涨而成为全国的“明星”。
2011年8月，温州民间信贷危机爆发，并很快波及温州银行业。2011年底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从上半年的0.37%反弹至1.36%。记者从银监部门了解到了温州自2003年以来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见图1），从2003年直至2010年，温州的不良贷款都明显低于浙江全省，更低于全国。这也使得温州获得了中国金融生态等级最高的Ⅰ级城市的美誉。这也使得2011年下半年以后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急速反弹显得格外触目惊心。
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比较明显、企业家信心指数创2009年二季度以后新低、企业景气指数创2009年四季度以后新低、出口企业产品订货景气指数跌入不景气区间、利润下滑的幅度大于生产下滑的幅度、外需和内需的拉动力均在减弱……上述语句来自浙江省统计局对2011年该省经济运行的分析报告。一些研究者则明确指出，这些情况证明浙江经济已经出现深度回调。
2012年，浙江GDP增幅为8.0%，虽然高于全国7.8%的增速，但是为该省近10年来最低。与此同时，2012年浙江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5%，在2003年至2012年十年间，仅高于2003年的10.9%；2012年浙江省外贸出口额增幅为3.8%，十年间除了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13.8%），位列倒数第二。
进入2013年，浙江经济出现了回暖迹象。截至记者发稿，浙江全省的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尚未公布，但外贸、工业投资等数据已由海关、经信委等部门对外发布。
2013年1至3月份，浙江省实现出口528.5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增幅比去年同期高出5.6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在沿海各主要省市中仅次于广东和福建，但是低于全国18.4%的增速。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回升主要依靠纺织品、服装、家具、鞋类、塑料制品、箱包和玩具等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增幅达13.8%。但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则下降10.2%，这是继去年同期下降3.5%以后的再度下滑。
同期浙江省实现工业投资1349亿元，同比增长23%，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9.3个百分点，为2009年以来首次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其中，技术改造投资完成822.5亿元，同比增长40.3%，增幅创2008年以来新高。
在4月17日的浙江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经信委副主任吴家曦称：对526家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86%的企业家对当前宏观经济预期乐观，表示愿意继续投资。
记者也询问了多位企业界人士，得到的回答也多是：日子仍然不太好过，但总算是“稳住了”。
此前，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年初下达通知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深化双服务、助推开门红”活动。由此看来，经济回暖既是企业的愿望，也是党政领导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