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改土归流”后,在清廷文教政策的影响下,湘西诗坛逐渐孕育成型。仕湘官员与本土文人构成湘西诗坛的两大创作阵营。在他们的共同推动下,湘西文人诗歌表现出重视地域文化书写、语言清丽刚健及追求淡泊诗风的艺术特色。诗歌创作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求同”与“趋异”的特质,即在向清代主流诗学不断演进的同时,也保留了自身的民族特色与地域风貌。湘西文人诗歌在文化互动、摩擦和统一中,逐渐由起步走向成熟,是清代湖湘诗歌史中不可忽视的一极。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土归流”后,在清廷文教政策的影响下,湘西诗坛逐渐孕育成型。仕湘官员与本土文人构成湘西诗坛的两大创作阵营。在他们的共同推动下,湘西文人诗歌表现出重视地域文化书写、语言清丽刚健及追求淡泊诗风的艺术特色。诗歌创作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求同”与“趋异”的特质,即在向清代主流诗学不断演进的同时,也保留了自身的民族特色与地域风貌。湘西文人诗歌在文化互动、摩擦和统一中,逐渐由起步走向成熟,是清代湖湘诗歌史中不可忽视的一极。
其他文献
老舍与郭沫若之间见面次数很多,通信也不少,但保存下来的却很少。他们通信中目前能够查阅到的老舍致郭沫若的书信共有9封,但这9封通信却存在着时间考证、认字有误等多方面问题,笔者在梳理老舍致郭沫若通信刊发情况的基础上,对其中两封信通信的时间进行了重新考订,并对信件中的识文错误进行勘误。借此提出现代作家书信刊发时"原件为真"的编撰准则。
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作家身分建构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在文本叙事方面表现出独特性。文章以河南回族作家阿慧为例,从叙事身分出发考察作者进入作品的方式及作品的叙事方式,在对"谁在讲故事"的追问中有可能发现那个被各种现实身分所遮盖和困扰的主体性自我。当然,叙事的多种可能会造成叙事身分的不稳定,这一点应该引起创作主体和文学批评者足够的重视和警惕,避免叙事身分陷入"形而上学--美学"的陷阱。
1933年,久佚于中土的贯云石《孝经直解》元刊孤本在日本被发现。作为珍贵的元代白话文献,《孝经直解》被京都的"元曲研究会"引为重要参考资料,被视为解开"元杂剧兴起"学术难题的钥匙,之后元史研究、汉语研究也从该书之中发现新的研究路径。经过日本学界的推动,英语世界对此书的思想与文学也有较多研究。贯云石《孝经直解》孤本的发现与影印出版,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体现了20世纪中日学者的密切互动与学术交流。
历史上研究《越人歌》的一些学者,对《越人歌》的背景理解不够深入,对"交欢"一词的理解有误,从而歪曲了鄂君子晳和榜枻越人的关系,这与《越人歌》本意明显不合,即与形势不合、与场景不合、与民俗不合、与民族关系不合、与目的不合。《越人歌》之所以能够长期流传,是因为它提倡的是一种谦虚礼让的品格。
新中国70年以来,元代诗歌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其中萨都剌研究一直是元代诗歌研究的热点与难点。萨都剌研究的"热"与"难"都与文献紧密相关。文章从文献整理与萨都剌研究的关系出发,主要从作家生平文献质量与诗歌辨伪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和研究,借此对文献整理研究对元诗研究质量的影响与促进作用作一次管窥。
"中华美学精神"对于中华美学而言,是活的灵魂,是充满生机的内蕴。通过"中华美学精神"的理解与阐发,我们可以看到,中华美学是动态的、发展的,具有强烈历史感与现实感。辽金时期的文艺活动与作品,对于中国文艺发展史和审美意识发展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特殊的阶段。作为具有统治地位的契丹、女真上层及士大夫的文化观念,尤其是华夷关系方面的观念变化,对于辽金文艺有深刻影响,也产生了很多新的审美质素,从而为中华美学增添了生机勃勃的活力。
作为一名高度华化的西域文人,与汉民族文人的交游是高克恭一段重要的生命历程。杭州是高克恭的主要交游场域,交游对象按艺能可分为善书画者、善书者,善诗者。交游活动包括在场的雅集、游览与非在场的诗歌寄赠。画始终是交游的重要媒介,与善画者高克恭可以互赠、评赏画作,若是不善画者,高克恭一般是单向赠予,关于绘画的谈论也少于前者。但无论哪一类友人都会以题诗或题跋与之形成互动。交游为高克恭的诗歌写作提供场域同时,影响了题材的选择,从而形成"不尚钩棘"的诗风。
《穆天子传》中记载的浊繇氏、骨飦氏、巨蒐是三个部落的名称,这三个部落都保留着原始古朴的生存状态。浊繇氏由饮用凝止的沼泽浑水而得名,它所处地区的滔水,指的是凝滞而不流动的死水。骨飦氏应是胥飦氏,是因为以炒米类为主食而得名,它所处的苏谷指的是取用野草的山谷,那里的居民以野草的纤维制作衣服、被子。巨蒐指的是重视狩猎的部落,因此而得名,它所处的焚留之山,指的是火猎之山,属于猎场,处于河套地区。
古印度《诗镜》随着印度佛教传入藏蒙地区,受到推崇,掀起注释、研究的热潮,诞生卷帙浩繁的《诗镜》阐释著作和例诗,成为一种传统。这批阐释著作和例诗注重对《诗镜》的注释和名词术语的解释,补充和完善重要理论概念,增加新的理论范畴,通过本土化创造,创建并发展了蒙藏民族各自的诗学理论体系。《诗镜》研究著作均由藏文撰写,阐释方法多样,内容丰富,不仅主导当时文学创作,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创作,成为东方文学的宝贵遗产。
尹湛纳希小说《一层楼》《泣红亭》分别借鉴模仿了李汝珍《镜花缘》、曹雪芹《红楼梦》等。小说借助“茶难于移植”的自然习性揭示民俗精神。“下茶”作为一种“订亲”仪式,因真茶难得而与人的优秀品质相比较。“真茶性”变得具有蒙古族婚俗“专一”的象征隐喻。揭露“假茶”的牟利行为,指出蒙古族语境中的“假茶”,主要指“野茶”,即其他植物加工的饮品。指斥“嗜酒多饮”的弊端,暗示“平淡”生活追求。对女性多读书有不同看法,与反思多饮的危害,同属批判性思维。《一层楼》对《镜花缘》有意模仿,适度重组、缩写,将长篇大论化作问答,对话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