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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桂西南壮族乡村的“三月三”节俗以其包含的节日模式、道德评价、文化认同及交往交流等要素在维系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将乡村治理寓于节俗活动之中，关注节俗民生、重塑孝道价值、整合精品民俗等，“三月三”节俗才能以更丰富的形式、更高的品质助推乡村社会走向善治。
【关键词】壮族;民族乡村;三月三;社会功能
【作者】农淑英，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广西崇左，532200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3-0108-005
ON SOCIAL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CUSTOM OF
FESTIV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Taking the Festival of March 3rd in Rural Zhuang Area in
Southwest Guangxi as An Example
Nong Shuying
Abstract： The Festival of March 3rd which includes meaningful festival activities， moral assessment，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tc， plays a very important function in maintaining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in Zhuang villages in Southwest Guangxi Only by combining rural governance into the festival activities such as caring about people’s livelihood， remodeling the value of filial piety， integrating the dedicated customs etc can this festival brings the villages richer forms and better quality and push them onto a higher moral level
Key Words： the Zhuang nationality; minority village; March 3rd Festival; social function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遇之后的乡村社会民俗文化重新涌动。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发挥重要节庆和习俗的积极作用”，“强调改造和发展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传统节庆内容、风俗、礼仪，维护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继续完善中华民族始祖的祭典活动，充分发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传统民族节庆的作用” [1]。作为民间传统主要组成部分的祭祀仪式、庆典等仪式活动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政府、民间对传统节庆民俗的重视，引起了报刊、媒体、网络及学者对民俗文化的关注，一些学者开始涉足关于民俗与乡村社会发展关联性的研究，比如张士闪阐述了民俗文化在当代新农村建设中的意义（2009），杨正文阐明了民俗的社会管理功能（1990），于春江分析了民俗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2008），李全胜论述了村落文化在当前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中的作用与重构（2012），张丽琴阐述了随礼、求雨、扭秧歌中的东北Z村村民自治的民俗背景（2011）等等。这些研究或从全局或从局部、或以理论或以实例分析了民俗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作用及意义。
壮学研究
就广西的民间社会而言，“三月三”是除春节和中元节以外最隆重的传统民俗节日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三月三”社会功能的凸显，“三月三”逐渐被提升为以民间为主体、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行为，成了壮族的文化符号，也成了壮民族文化强区建设的典型模式。2014年广西根据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第四条出台了规定“壮族三月三”成为广西法定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并给全自治区公民统一放假两天。在学术方面，学者对于广西“三月三”的关注及研究也有了一些成果，如壮族“三月三”歌节的文化定位及其文化意义（张利群，2012年），浅析壮族三月三歌圩文化的传承困境及其破解途径——以武鸣“三月三歌圩”为例（廖碧霞、黄建勇、于萍，2013年），广西少数民族节庆体育的社会学研究——以三江县第十二届古谊“三月三”花炮节为个案（石荣群、黎晓春、陆元兆，2012年）， 壮族“三月三”民俗文化旅游的营销思考（张国军、李慧，2008年）等等。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从“三月三”中的具体民俗活动如歌圩、体育乃至由此派生的旅游等方面，从“三月三”的文化意蕴、文化功能、文化传承等角度进行了探讨，丰富了人们对“三月三”的认识和了解。然而，它们更多的关注了由政府打造而成的精品“三月三”，而对于普遍存在于乡村生活中“三月三”节俗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及作用却缺乏分析。
其实，由于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文化元素传承的不同，“三月三”在广西中部及北部地区主要展现为歌圩节，而对于桂西南诸多民族乡村而言，“三月三”则是祭祖扫墓节。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来临之际，这里的壮族乡村在外工作的人们都会回到家乡，与家人、族人共同准备丰富的节日食品，做五色糯米饭、杀鸡宰鸭煎鱼、备米酒，采买祭祀必备的香火、鞭炮、冥币等“白色”物品，然后先集体到山野之中的始祖墓地、再回宗祠进行供奉和祭拜，祭祀完毕安排家庭或家族聚餐。在壮族乡民的意识里，整个节日的一整套仪式都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户户遵从，年年如此，代代相传。桂西南民族乡村的“三月三”节俗，是千百年来人们在生活和生产中积淀形成并共同遵守的风尚和习惯，是现在甚至将来都会存在于乡村社会中的日常生活事象，是营造乡村社会治理的独特文化环境中的主要因素。社会越发展，社会治理与文化之间关系越紧密，社会治理所创设的制度环境及生产、生活方式影响文化的生存状态，而文化的样态会影响社会治理的走向与效率。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表明：良好的社会治理样式应该是推动治理法律制度现代化与促进文化发展并举，在治理中推进文化发展，以发展的文化助推社会走向善治。因此，了解“三月三”生活节俗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意义，探索乡村社会治理与节俗文化的互动关系，对推动民族乡村社会走向和谐稳定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二、乡村“三月三”传统节俗的社会功能
（一）节日模式维系了乡村社会的生活秩序。桂西南民族乡村“三月三”的祭祖模式有极强的趋同性，这正如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的“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性安全感和信任感，而这种感受得到实现的基本机制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2]3“三月三”的节日模式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造就了人们生活中所需要的安全感，从而使乡村社会秩序得以稳定并延续。首先，“三月三”表达了当地村民观念的趋同性。在当地村民信仰中，祖灵是保佑家族兴旺、五谷丰登的主要保护神，平日家里有什么大事、难事都要向祖灵祷告、祈福。村民中绝大多数的人都相信祖灵的生活与人间相类似，扫墓就类似于为祖灵打扫庭院，供奉祭品就能保证祖灵在他界过上富足、舒适的幸福生活，感念了先辈的功德、满足了祖灵的需求，祖灵就会保佑家人、降福于后人。观念的趋同性，为人们安心生产、安逸生活提供了有利的心理秩序。其次，壮民族的“三月三”反映了当地村民行动的统一性。“三月三”祭祖活动举行的时间，顺应了农事的时间节律，便于大家行动的统一。基本上每年临近农历三月初三，在外谋生的子孙都会返乡与家里乃至族里的人们共同参与祭祖活动，祭祖过程中供奉的祭品基本一样，祭拜仪式基本一致，甚至连起止的时间也基本一致。村落内部趋同的行动，营造了乡村社会特有的有序生活状态。
壮学研究
（二）道德评判引导着乡村社会的行为秩序。桂西南民族乡村社会中的村民，生活在民俗之中就好像鱼儿生活在水中。各种各样的民俗文化从表面上看似乎随意自由，其实内在都蕴含着一整套独特的价值评判体系。就“三月三”节俗而言，壮民祭祀祖先的主题是感恩怀念先辈的功德和孝敬尊重长辈，因而祭祖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别样的对年轻人的孝道感化活动。通常，乡村社会中人们会认为：年年诚心祭祖的村民，经历年复一年的“孝”道体验，更容易产生对长辈的孝敬之情，更能理解人伦意识和礼仪规范，更能起到了激励旁人和后人的表率作用。因而，这样的诚心祭祖者常受到其他村民的赞扬和推崇，从而在村中会拥有较好的口碑，受人敬重、让人乐于与其亲近;而常以在外打工为借口连续好几年“三月三”不回家祭祖的村民，往往名声都不太好，或被笑话或遭嘲讽为忘祖忘本之人或不孝之人，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遭到排斥，在群体娱乐活动中不受欢迎，遇到困难也不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甚至其亲人也会因此觉得脸上无光。独特的评判，会产生无形的压力，引导并感化乡村社会形成特有的孝道秩序。
（三）文化认同稳固着乡村社会的人际秩序。桂西南民族乡村“三月三”祭祖活动中通常需要各种祭祀物品，这些必备物品或要去市场购买，或要自行制作，往往在节前一两天就要开始准备。比如五色糯米饭中的红、黄、黑、紫色分别是用红蓝草、黄花、枫叶及紫蕃藤的根、叶或花捣汁浸染而成，一般单独一人或一家都不容易筹足，而且一天之内难于泡制完成。为使准备工作更为顺利，邻里之间、亲戚朋友之间的往来都会比平日增多，互帮互助、互通有无、交谈打闹，融洽气氛随处可见。祭拜仪式多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从孩童到花甲老人都可以一同参与，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行走于村落、山野之中，通常还能和不同的人群打照面、拉家常。整个村落甚至附近很多村落祭祖活动过程中趋同的集体遵从和反复演示，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增强着人们彼此之间的认同，这是民族乡村人际关系得以稳固的重要因素，以至于外出务工的人们，常常一提起“三月三”彼此之间的距离都会拉近。
（四）交往交流抚慰着乡村民众的心灵、丰富了乡村社会的生活。桂西南民族乡村的大部分村民，一般在平日的闲暇时间中除了在家看电视、玩电脑、打牌等活动外，基本上很难享有其他的娱乐活动，电视电脑前待的时间愈长，与人交流的时间愈短，个人情绪释放的机会也比较少。“三月三”的祭祖活动，使人们在特定的时空中达成了与祖先的交流，表达了对先辈功德的感念，寄予了祖先保护家人并降福于后人的希望，宣泄了心中的焦虑，从而容易使人拥有在现实困境面前重获信心的力量;亲友聚餐，谈天论地，相互赠送五色糯米饭，人们的交往半径借此机会得到扩大，忙碌而淡化的亲情和友情也得到了滋润，互信增进、人心凝聚。而对于那些平时相互之间有些许矛盾冲突的人们来说，“三月三”的祭祖活动无疑是其消解矛盾、改善关系的良好平台。聚会交流中，不时还有人即兴以歌代言，让人心情愉悦。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近年来一些乡村还会举行文艺晚会，邀请附近村屯的友人、民俗表演队参加，文娱活动渲染着无拘无束的节日氛围，舒缓了生活的压力，调节了民众的身心，从而使人获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释放;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的节目，调剂了生活，使乡村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变得更为丰富。
三、寓治理于节俗，以优秀节俗促乡村善治的思考
（一）在关心节俗民生中促使治理目标的实现。“民俗是人们最起码的生物学需要的产物。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得以维持并趋向安定，就是因为人们能够共同遵守某种习俗所致。
”[3]116桂西南壮族的“三月三”民俗从古至今延绵不绝，乡民们就是在传承节俗过程中借其特有方式营造他们身处其中的村落世界，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秩序也由此得以维系，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应当对这样的节俗给予注视。民俗的根基在民生，购物、饮食、礼仪及娱乐莫不如此，民俗民生问题不解决，民俗活动就会失去感染力，从而失去其应有的社会功能。从对桂西南3个民族乡村的106份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出，对于政府安排“三月三”放假的态度，除部分村民认为时间对其不成问题外，45%的村民觉得很有意义;对于政府在民俗活动方面的行为，32%的村民关注政府在设施建设方面的作为，56%的村民关注政府在交通、卫生及安全等方面的举动。民声即为民生，乡村社会治理中应充分利用“三月三”节俗提供的广阔公共空间，履行解决民生问题的治理职责，比如，“三月三”中人们有返乡扫墓祭祖的习俗，祭祖中有供“三牲”、烧纸钱、燃鞭炮的习俗，社会治理中应该联手各有关部门，对往返乡村中需要的时间以人性化保障、努力营造安全又顺畅的交通道路环境，保障节日物品供应及安全卫生、利用多种形式宣传并监督祭祖中的防火问题，做好娱乐活动的引导及公共安全保障等等。只有在细微处着手，确保平安祭扫、文明祭祀，才更得民心;只有营造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富足的节日，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使人们达成对民族的认同直至对国家的认同，增强凝聚力，从而使乡村社会得以和谐稳定发展，实现治理的预定目标。 （二）在提升节俗价值品质中提高治理效能。当前桂西南民族乡村的“三月三”祭祖习俗，满足了村民们对家族谱系认同的需要，也满足了村民们与神灵交流以慰藉心灵的需要，年复一年的演示使人从中获得了信任感和安全感，传统节俗就是这样得以延续的。然而，对于祭祖活动中汇集的各种复杂心理和行为，问卷中有46%村民将其归集为孝道，25%的村民将其视为迷信，29%的村民分不清是孝道还是迷信，但关于对“三月三”祭祖活动的态度而言，只有7%的村民认为可以摒弃。“三月三”民俗的现实生境，使如何正面引导和科学利用这一流传千百年的节俗以让其滋养民心、濡养秩序成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乡村社会治理中要充分利用各市县的广播电视、县乡镇的圩日及乡村道德讲堂等形式，进行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让民众领悟新时代孝道主要的内涵是敬亲、养亲，祭祀只是对先人表达哀思的一种方式，“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4] 257家中的老人还健在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善待老人;孝道还有更为广义的范畴，即向善、利他，兄弟、姊妹、妯娌之间也应该和睦相处。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将祭祀日引导成为家人及族人共聚、联络感情的日子;将祭祀仪式引导成为感恩仪式：感激先祖赐予生命、领悟生命之珍贵、珍惜和感恩生活中的人和事;将祭祀仪式引导为励志仪式：懂得生活之艰难，弘扬先祖之奋斗精神，笑对坎坷，坚强、努力，从容面对人生;将祖先崇拜改造转化为尊老爱老的伦理价值观念以巩固乡村伦理道德价值，协调村落人际关系，维护乡村秩序。
（三）在整合民俗精品中促使治理宗旨展现。广西壮族乡民历来爱以山歌表现生活，以歌传情，以歌会友。壮族乡民还喜欢赶歌圩、对歌及赛歌。为此，1983年广西区人民政府将每年“三月三”定为了壮族的歌节。但实际上，桂西南民族乡村的歌圩每年从农历正月就开始，三、四月为高峰期，至五月后方陆续结束。歌圩轮流举办，历经各个乡镇村屯，赶歌圩的人数百或过万不等。这里的壮乡村民还有以舞蹈方式表达情感的习俗，如大新、天等流行绣球舞，龙州、崇左流行采茶舞，还有宁明的鲤鱼舞，龙州的白鹤舞等等。这里的儿童还有打尺、打陀螺、抓石子、甲鱼护蛋等游戏。在尊重民俗发展规律、坚持民俗本真的基础上，整合这些民俗，打造当地民俗精品，才可以让“三月三”传统节俗真正活起来，从而更好地服务民众，丰富生活，从中也体现乡村治理的服务宗旨。而且“在这些节日习俗表象的背后，有一座精神文化的桥梁”[5]走过这座桥，才能真正走进村民群众的生活世界。2014年的农历三月，桂西南的CZ市就联手文化、宣传、旅游、民族、团委等部门，整合精品民俗举办“‘三月三’祭壮祖赶歌坡赏木棉”节庆活动月，其中包括了骆越始祖公祭典礼、“三月三”山歌擂台赛、壮族戏剧义演晚会、壮族民俗文艺晚会等独具特色的系列民俗风情活动。活动期间，各辖区内的官方和民间组织还举办了诸如硕龙中越歌坡节、天等古棣壮歌会、左州金山花炮节、宁明纳利花炮节、龙州伏波诞、凭祥板小民俗节等重要传统节庆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歌节歌会中，山歌以通俗形象的形式传唱了壮乡儿女新生活、传唱了壮乡风土人情、传唱了国家新政策，深入人心。民俗精品的整合，不仅使桂西南民族乡村的“三月三”节俗突出地方民俗文化特色、增加了影响力，而且丰富了乡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活跃了乡村氛围，彰显了边关旅游活力，社会反响良好。
参考文献：
[1]中国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EB/OL]（2009-09-13）[2014-12-08]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6-09/13/
[2][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 李猛，等，译;王铭铭，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美]威廉？格拉汉？萨姆纳民俗[M] 高丙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4]〔宋〕欧阳修泷冈阡表[G]//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篇：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徐怀谦民俗学家钟敬文浅谈民俗文化[N]人民日报，2005-02-22
〔责任编辑：黄润柏〕
【关键词】壮族;民族乡村;三月三;社会功能
【作者】农淑英，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广西崇左，532200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3-0108-005
ON SOCIAL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CUSTOM OF
FESTIV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Taking the Festival of March 3rd in Rural Zhuang Area in
Southwest Guangxi as An Example
Nong Shuying
Abstract： The Festival of March 3rd which includes meaningful festival activities， moral assessment，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tc， plays a very important function in maintaining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in Zhuang villages in Southwest Guangxi Only by combining rural governance into the festival activities such as caring about people’s livelihood， remodeling the value of filial piety， integrating the dedicated customs etc can this festival brings the villages richer forms and better quality and push them onto a higher moral level
Key Words： the Zhuang nationality; minority village; March 3rd Festival; social function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遇之后的乡村社会民俗文化重新涌动。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发挥重要节庆和习俗的积极作用”，“强调改造和发展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传统节庆内容、风俗、礼仪，维护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继续完善中华民族始祖的祭典活动，充分发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传统民族节庆的作用” [1]。作为民间传统主要组成部分的祭祀仪式、庆典等仪式活动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政府、民间对传统节庆民俗的重视，引起了报刊、媒体、网络及学者对民俗文化的关注，一些学者开始涉足关于民俗与乡村社会发展关联性的研究，比如张士闪阐述了民俗文化在当代新农村建设中的意义（2009），杨正文阐明了民俗的社会管理功能（1990），于春江分析了民俗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2008），李全胜论述了村落文化在当前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中的作用与重构（2012），张丽琴阐述了随礼、求雨、扭秧歌中的东北Z村村民自治的民俗背景（2011）等等。这些研究或从全局或从局部、或以理论或以实例分析了民俗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作用及意义。
壮学研究
就广西的民间社会而言，“三月三”是除春节和中元节以外最隆重的传统民俗节日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三月三”社会功能的凸显，“三月三”逐渐被提升为以民间为主体、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行为，成了壮族的文化符号，也成了壮民族文化强区建设的典型模式。2014年广西根据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第四条出台了规定“壮族三月三”成为广西法定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并给全自治区公民统一放假两天。在学术方面，学者对于广西“三月三”的关注及研究也有了一些成果，如壮族“三月三”歌节的文化定位及其文化意义（张利群，2012年），浅析壮族三月三歌圩文化的传承困境及其破解途径——以武鸣“三月三歌圩”为例（廖碧霞、黄建勇、于萍，2013年），广西少数民族节庆体育的社会学研究——以三江县第十二届古谊“三月三”花炮节为个案（石荣群、黎晓春、陆元兆，2012年）， 壮族“三月三”民俗文化旅游的营销思考（张国军、李慧，2008年）等等。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从“三月三”中的具体民俗活动如歌圩、体育乃至由此派生的旅游等方面，从“三月三”的文化意蕴、文化功能、文化传承等角度进行了探讨，丰富了人们对“三月三”的认识和了解。然而，它们更多的关注了由政府打造而成的精品“三月三”，而对于普遍存在于乡村生活中“三月三”节俗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及作用却缺乏分析。
其实，由于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文化元素传承的不同，“三月三”在广西中部及北部地区主要展现为歌圩节，而对于桂西南诸多民族乡村而言，“三月三”则是祭祖扫墓节。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来临之际，这里的壮族乡村在外工作的人们都会回到家乡，与家人、族人共同准备丰富的节日食品，做五色糯米饭、杀鸡宰鸭煎鱼、备米酒，采买祭祀必备的香火、鞭炮、冥币等“白色”物品，然后先集体到山野之中的始祖墓地、再回宗祠进行供奉和祭拜，祭祀完毕安排家庭或家族聚餐。在壮族乡民的意识里，整个节日的一整套仪式都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户户遵从，年年如此，代代相传。桂西南民族乡村的“三月三”节俗，是千百年来人们在生活和生产中积淀形成并共同遵守的风尚和习惯，是现在甚至将来都会存在于乡村社会中的日常生活事象，是营造乡村社会治理的独特文化环境中的主要因素。社会越发展，社会治理与文化之间关系越紧密，社会治理所创设的制度环境及生产、生活方式影响文化的生存状态，而文化的样态会影响社会治理的走向与效率。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表明：良好的社会治理样式应该是推动治理法律制度现代化与促进文化发展并举，在治理中推进文化发展，以发展的文化助推社会走向善治。因此，了解“三月三”生活节俗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意义，探索乡村社会治理与节俗文化的互动关系，对推动民族乡村社会走向和谐稳定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二、乡村“三月三”传统节俗的社会功能
（一）节日模式维系了乡村社会的生活秩序。桂西南民族乡村“三月三”的祭祖模式有极强的趋同性，这正如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的“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性安全感和信任感，而这种感受得到实现的基本机制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2]3“三月三”的节日模式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造就了人们生活中所需要的安全感，从而使乡村社会秩序得以稳定并延续。首先，“三月三”表达了当地村民观念的趋同性。在当地村民信仰中，祖灵是保佑家族兴旺、五谷丰登的主要保护神，平日家里有什么大事、难事都要向祖灵祷告、祈福。村民中绝大多数的人都相信祖灵的生活与人间相类似，扫墓就类似于为祖灵打扫庭院，供奉祭品就能保证祖灵在他界过上富足、舒适的幸福生活，感念了先辈的功德、满足了祖灵的需求，祖灵就会保佑家人、降福于后人。观念的趋同性，为人们安心生产、安逸生活提供了有利的心理秩序。其次，壮民族的“三月三”反映了当地村民行动的统一性。“三月三”祭祖活动举行的时间，顺应了农事的时间节律，便于大家行动的统一。基本上每年临近农历三月初三，在外谋生的子孙都会返乡与家里乃至族里的人们共同参与祭祖活动，祭祖过程中供奉的祭品基本一样，祭拜仪式基本一致，甚至连起止的时间也基本一致。村落内部趋同的行动，营造了乡村社会特有的有序生活状态。
壮学研究
（二）道德评判引导着乡村社会的行为秩序。桂西南民族乡村社会中的村民，生活在民俗之中就好像鱼儿生活在水中。各种各样的民俗文化从表面上看似乎随意自由，其实内在都蕴含着一整套独特的价值评判体系。就“三月三”节俗而言，壮民祭祀祖先的主题是感恩怀念先辈的功德和孝敬尊重长辈，因而祭祖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别样的对年轻人的孝道感化活动。通常，乡村社会中人们会认为：年年诚心祭祖的村民，经历年复一年的“孝”道体验，更容易产生对长辈的孝敬之情，更能理解人伦意识和礼仪规范，更能起到了激励旁人和后人的表率作用。因而，这样的诚心祭祖者常受到其他村民的赞扬和推崇，从而在村中会拥有较好的口碑，受人敬重、让人乐于与其亲近;而常以在外打工为借口连续好几年“三月三”不回家祭祖的村民，往往名声都不太好，或被笑话或遭嘲讽为忘祖忘本之人或不孝之人，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遭到排斥，在群体娱乐活动中不受欢迎，遇到困难也不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甚至其亲人也会因此觉得脸上无光。独特的评判，会产生无形的压力，引导并感化乡村社会形成特有的孝道秩序。
（三）文化认同稳固着乡村社会的人际秩序。桂西南民族乡村“三月三”祭祖活动中通常需要各种祭祀物品，这些必备物品或要去市场购买，或要自行制作，往往在节前一两天就要开始准备。比如五色糯米饭中的红、黄、黑、紫色分别是用红蓝草、黄花、枫叶及紫蕃藤的根、叶或花捣汁浸染而成，一般单独一人或一家都不容易筹足，而且一天之内难于泡制完成。为使准备工作更为顺利，邻里之间、亲戚朋友之间的往来都会比平日增多，互帮互助、互通有无、交谈打闹，融洽气氛随处可见。祭拜仪式多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从孩童到花甲老人都可以一同参与，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行走于村落、山野之中，通常还能和不同的人群打照面、拉家常。整个村落甚至附近很多村落祭祖活动过程中趋同的集体遵从和反复演示，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增强着人们彼此之间的认同，这是民族乡村人际关系得以稳固的重要因素，以至于外出务工的人们，常常一提起“三月三”彼此之间的距离都会拉近。
（四）交往交流抚慰着乡村民众的心灵、丰富了乡村社会的生活。桂西南民族乡村的大部分村民，一般在平日的闲暇时间中除了在家看电视、玩电脑、打牌等活动外，基本上很难享有其他的娱乐活动，电视电脑前待的时间愈长，与人交流的时间愈短，个人情绪释放的机会也比较少。“三月三”的祭祖活动，使人们在特定的时空中达成了与祖先的交流，表达了对先辈功德的感念，寄予了祖先保护家人并降福于后人的希望，宣泄了心中的焦虑，从而容易使人拥有在现实困境面前重获信心的力量;亲友聚餐，谈天论地，相互赠送五色糯米饭，人们的交往半径借此机会得到扩大，忙碌而淡化的亲情和友情也得到了滋润，互信增进、人心凝聚。而对于那些平时相互之间有些许矛盾冲突的人们来说，“三月三”的祭祖活动无疑是其消解矛盾、改善关系的良好平台。聚会交流中，不时还有人即兴以歌代言，让人心情愉悦。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近年来一些乡村还会举行文艺晚会，邀请附近村屯的友人、民俗表演队参加，文娱活动渲染着无拘无束的节日氛围，舒缓了生活的压力，调节了民众的身心，从而使人获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释放;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的节目，调剂了生活，使乡村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变得更为丰富。
三、寓治理于节俗，以优秀节俗促乡村善治的思考
（一）在关心节俗民生中促使治理目标的实现。“民俗是人们最起码的生物学需要的产物。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得以维持并趋向安定，就是因为人们能够共同遵守某种习俗所致。
”[3]116桂西南壮族的“三月三”民俗从古至今延绵不绝，乡民们就是在传承节俗过程中借其特有方式营造他们身处其中的村落世界，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秩序也由此得以维系，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应当对这样的节俗给予注视。民俗的根基在民生，购物、饮食、礼仪及娱乐莫不如此，民俗民生问题不解决，民俗活动就会失去感染力，从而失去其应有的社会功能。从对桂西南3个民族乡村的106份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出，对于政府安排“三月三”放假的态度，除部分村民认为时间对其不成问题外，45%的村民觉得很有意义;对于政府在民俗活动方面的行为，32%的村民关注政府在设施建设方面的作为，56%的村民关注政府在交通、卫生及安全等方面的举动。民声即为民生，乡村社会治理中应充分利用“三月三”节俗提供的广阔公共空间，履行解决民生问题的治理职责，比如，“三月三”中人们有返乡扫墓祭祖的习俗，祭祖中有供“三牲”、烧纸钱、燃鞭炮的习俗，社会治理中应该联手各有关部门，对往返乡村中需要的时间以人性化保障、努力营造安全又顺畅的交通道路环境，保障节日物品供应及安全卫生、利用多种形式宣传并监督祭祖中的防火问题，做好娱乐活动的引导及公共安全保障等等。只有在细微处着手，确保平安祭扫、文明祭祀，才更得民心;只有营造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富足的节日，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使人们达成对民族的认同直至对国家的认同，增强凝聚力，从而使乡村社会得以和谐稳定发展，实现治理的预定目标。 （二）在提升节俗价值品质中提高治理效能。当前桂西南民族乡村的“三月三”祭祖习俗，满足了村民们对家族谱系认同的需要，也满足了村民们与神灵交流以慰藉心灵的需要，年复一年的演示使人从中获得了信任感和安全感，传统节俗就是这样得以延续的。然而，对于祭祖活动中汇集的各种复杂心理和行为，问卷中有46%村民将其归集为孝道，25%的村民将其视为迷信，29%的村民分不清是孝道还是迷信，但关于对“三月三”祭祖活动的态度而言，只有7%的村民认为可以摒弃。“三月三”民俗的现实生境，使如何正面引导和科学利用这一流传千百年的节俗以让其滋养民心、濡养秩序成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乡村社会治理中要充分利用各市县的广播电视、县乡镇的圩日及乡村道德讲堂等形式，进行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让民众领悟新时代孝道主要的内涵是敬亲、养亲，祭祀只是对先人表达哀思的一种方式，“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4] 257家中的老人还健在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善待老人;孝道还有更为广义的范畴，即向善、利他，兄弟、姊妹、妯娌之间也应该和睦相处。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将祭祀日引导成为家人及族人共聚、联络感情的日子;将祭祀仪式引导成为感恩仪式：感激先祖赐予生命、领悟生命之珍贵、珍惜和感恩生活中的人和事;将祭祀仪式引导为励志仪式：懂得生活之艰难，弘扬先祖之奋斗精神，笑对坎坷，坚强、努力，从容面对人生;将祖先崇拜改造转化为尊老爱老的伦理价值观念以巩固乡村伦理道德价值，协调村落人际关系，维护乡村秩序。
（三）在整合民俗精品中促使治理宗旨展现。广西壮族乡民历来爱以山歌表现生活，以歌传情，以歌会友。壮族乡民还喜欢赶歌圩、对歌及赛歌。为此，1983年广西区人民政府将每年“三月三”定为了壮族的歌节。但实际上，桂西南民族乡村的歌圩每年从农历正月就开始，三、四月为高峰期，至五月后方陆续结束。歌圩轮流举办，历经各个乡镇村屯，赶歌圩的人数百或过万不等。这里的壮乡村民还有以舞蹈方式表达情感的习俗，如大新、天等流行绣球舞，龙州、崇左流行采茶舞，还有宁明的鲤鱼舞，龙州的白鹤舞等等。这里的儿童还有打尺、打陀螺、抓石子、甲鱼护蛋等游戏。在尊重民俗发展规律、坚持民俗本真的基础上，整合这些民俗，打造当地民俗精品，才可以让“三月三”传统节俗真正活起来，从而更好地服务民众，丰富生活，从中也体现乡村治理的服务宗旨。而且“在这些节日习俗表象的背后，有一座精神文化的桥梁”[5]走过这座桥，才能真正走进村民群众的生活世界。2014年的农历三月，桂西南的CZ市就联手文化、宣传、旅游、民族、团委等部门，整合精品民俗举办“‘三月三’祭壮祖赶歌坡赏木棉”节庆活动月，其中包括了骆越始祖公祭典礼、“三月三”山歌擂台赛、壮族戏剧义演晚会、壮族民俗文艺晚会等独具特色的系列民俗风情活动。活动期间，各辖区内的官方和民间组织还举办了诸如硕龙中越歌坡节、天等古棣壮歌会、左州金山花炮节、宁明纳利花炮节、龙州伏波诞、凭祥板小民俗节等重要传统节庆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歌节歌会中，山歌以通俗形象的形式传唱了壮乡儿女新生活、传唱了壮乡风土人情、传唱了国家新政策，深入人心。民俗精品的整合，不仅使桂西南民族乡村的“三月三”节俗突出地方民俗文化特色、增加了影响力，而且丰富了乡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活跃了乡村氛围，彰显了边关旅游活力，社会反响良好。
参考文献：
[1]中国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EB/OL]（2009-09-13）[2014-12-08]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6-09/13/
[2][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 李猛，等，译;王铭铭，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美]威廉？格拉汉？萨姆纳民俗[M] 高丙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4]〔宋〕欧阳修泷冈阡表[G]//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篇：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徐怀谦民俗学家钟敬文浅谈民俗文化[N]人民日报，2005-02-22
〔责任编辑：黄润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