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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说，对历史题材或以一定历史为背景的小说，我向来是敬而远之的。原因有二：一是作为胸无大志的小女子，从来不热爱那些更多地属于男性世界的宏大事件（不客气点说，在人类历史发展图景中，大多是这样的画面：男人们跃马扬戈，杀声震天；女人们躲在后院厨房，担惊受怕）。二是我几乎算得上是伏尔泰历史观点的膜拜者，无条件赞同他的诸如此类的表述：“在所有国家里，历史都被虚无的故事扭曲。”人们“发现庆典、事实和纪念碑一堆一堆的，只为了证明谎言”。
基于此，我有时候更愿意把某个周末挥霍于矫情夸张的言情或武侠小说，借此抚慰惨淡的现实。凡事皆有例外，当我花了数个午后时光集中阅读了南翔一组“文革”系列的中短篇，不断地获得一些思考的火花。这些思考带来的沉痛与忧伤，警觉与敏感，让我反视了一些过来人的健忘与颟顸，更多的则是我的同龄人的无知与冷漠，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都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
南翔近年的几个相关“文革”背景的中短篇，散见于《钟山》、《作家》、《山花》和《时代文学》等刊，他写得缓慢而坚定，总期望在历史和人性的纵深处，寻觅打通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的疆界。我向来以为，除了历史的亲历者，没有人真正有资格站在高处颐指气使，即便是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史书上正儿八经地记载的，永远昭示着当权者亟须展现的光鲜体面。这就如同族谱，编纂者从来都对祖先那些不光彩的事一笔带过、刻意屏蔽，而专注于歌功颂德，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作为传承者的自己挺起腰杆做人、脸上有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许能够在某些时候，说服自己原谅那些为了制造歌舞升平的幻象而挖空心思敷衍的历史谎言。因为，虚荣掩映就像生殖繁衍一样，几乎可被视作人性本能。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由此忽略某些想要呐喊、还原，乃至忏悔的声音，或是对一切想要尽个体绵薄之力，展露哪怕一丁半点的真实的举动视若无睹。所以，史分正野，派分左右，事有黑白对错，人有是非功过，但除了两极之外，也有中间的灰色地带，就像地球有南北极，也有赤道一样。只有先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更好更辩证地去思考：何为历史的真实？
我相信，南翔始终也在思考这类问题，“文革”肇始，他才小学毕业，但是从一九七二年初进入铁路工作，直到高考恢复上大学，他一直以铁路员工的身份，亲历着之后的“文革”过程。反讽意味明显的《抄家》，伤感浪漫的《一九七五年秋天的那片枫叶》，反思意味浓郁的《伯父的遗愿》，以及打通“文革”与当下因而颇有现代气息的《老兵》、《无法告别的父亲》，历史的真实——这个有些拗口的偏正短语都如千斤重担般，沉沉压在幸存者以及阅读者的灵魂之上。人物、事件和场景的文学化呈现，既可能纠结、庞杂、混乱，也可能峻刻、简单、清晰。历史的多重元素在小说中，都成了枝叶纷披的生活细节。五个中短篇里，如果说有什么起到贯穿整个系列作用的话，那么一定是这种对历史真实顽强的追寻、拷问，力争还原隐匿背后的真相，反思和忏悔固然是应有之义，更深的开掘，还在于他接通了历史与现实。
发表于二零一二年第一期《钟山》小说头题的《老兵》，有这样一段：“一个是老兵嘴里的张灵甫，一个是电影《红日》里畏畏缩缩终被俘虏的张灵甫，孰真孰假？我一直将信将疑，直到后来……我才感觉到，这么多年了，劳苦大众耳目所能及的文字和画面，多半都被无形的手修理成了乡间偷藏的傩面——几乎没有多少真实！”
于“我”而言，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语出惊人的老兵，与其说是一个有血有肉、身经百战、任何时候都衣着体面，身心受过重创但却始终风骨硬朗的国民党（远征军）老兵，不如说，他是一种象征，一个媒介，一点照进仓皇现实的微光。他眼神中的冷酷与提防，脸上的不屑与嘲讽，他残缺的身体和狡黠的头脑，在那个动辄划分成分、上纲上线，非友即敌、非黑即白，“文攻武卫”、指鹿为马的年代里，显得那么寒光凛冽、清峻异常。简言之，他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异类，带着简单的清醒和自然的意志，对眼前发烧的集体的狂热运动，担忧之余，更多一份清醒的判读。在老兵心里，自有一杆秤，这杆秤，要比社会强加于众人的那一把，要公平公正得多，而且，也极少会失衡。这样的人，任何历史浪潮都不足以淹没他，任何社会高压都难以根本改变他。但是，迫害却无从避免，道理很简单，用哲学家的话说：乱哄哄的稀里糊涂的大众永远无法容忍一个高傲的清醒者。用文学家的话说，则是：如果所有人都说皇帝穿了好看的新衣，唯有你说他是光着身子的，那么结果是你一定得死。
可见，做先知是危险的。现如今是，做“后知”似乎都很难，网上常常看到一片对“文革”或隐或显的欢呼，即是佐证。《老兵》中的那个铁路青年“我”，在当年封闭的世界中充满本能认知的饥渴，遭遇老兵，如同打开了一道通往世界的窄门，真实就像爱情一样，是那么具有诱惑力，那么值得探寻和追随——每一个觉醒的灵魂都会难以自制地鄙夷和抗拒自己所身处的时代充满恐惧与谎言。即便是三岁小孩，也会对父母“你是我们从路上捡来的”这样的谎言深感不安与恐惧。然而，作为历史这个庞然大物身上的一颗小小螺丝钉，通常的命运是：在历经劫难后，乖乖低下那颗自己原想骄傲昂起的头颅，卑微地参与到谎言的制造中去——说到底，这才是一个觉醒者真正的痛苦，也是催生出小说审美世界的原动力。
于是，老兵让“我”的女友给身陷囹圄的“我”递去一张纸条，让“我”将所有的一切委罪于他。出于自救的本能，“我”当然是照做了。写了让人满意的“交代”。可“我”那些所谓需要认真交代的“罪”，也不过是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办了本热血沸腾的杂志，为自己的恋人写了一些风花雪月的诗歌，以及获得了一台老兵亲手制作的劣质但至少能够排遣寂寞的收音机。出来之后，“无论魏晋”的“我”发现，老兵已在大街小巷的通缉令里不知所终。
读到这里，恐怕作为与那个年代横亘了一条鸿沟的年轻一代，大都会生出荒诞之感。那种荒诞感，一点不亚于小时候在生物知识普及丛书上读到：在完成交配后，公螳螂会被母螳螂吃掉，并很快化作已受孕的母螳螂的补品。如果说自然界的荒诞是来源于物种自身的需求和遵循了一定的规律的话，那么，我的问题在于：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这些荒诞难道也源于我们自身的需求和历史的规律么？ 我们需求什么？历史的规律又是什么？
能否说，在那个被称作“十年浩劫”的年代，我们需要“运动”，需要“集体”，需要失控的“狂欢”来填补物质匮乏、信息闭塞、人性压抑的空虚？于是，我们也许就能勉为其难地解释，为何当某些执权柄者振臂一呼，民众就如同生理磁场受到干扰一般开始失去方向。
南翔文学性地书写“文革”的要义，还在于有着很强烈的现实考量，《老兵》里那个“文革”初年因为张罗创办《原上草》诗刊的干部子弟常思远，因为油印一本地下诗刊，更因为不经意地补白了叶芝极具批判意味的短诗而全体罹难。叶芝《伟大的日子》只有短短的几句：“为革命欢呼，更多大炮轰击/骑马的乞丐鞭打走路的乞丐/革命的欢呼和大炮再次到来/乞丐们换了位置，鞭打仍在继续。”在一片革命的红海洋排山倒海的年代，刊载这样的外国诗歌，无疑是一种深刻的针砭与隐喻，难怪要祸连无辜的老兵了！更耐人寻味的是，当年因为独立思考而身系牢狱的常思远，在物质主义年代，摇身而为大公司的CEO，“神色容颜依旧，只不过两只眼袋，大得有些突兀，那是岁月无情，脂肪超标的证明。他带着我看公司的沙盘，指点之下，方知这个京望海公司举凡科技、房地产、酒店业、旅游业、物流业，无所不包。我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坐骑！”历史的吊诡就在这里，当年意气风发而蹭蹬的“革命者”，现如今，恰又陷入了他自己手编叶芝诗歌指陈的牢笼。奴役的循环往复，难道是一种无以摆脱的历史宿命？！
在《抄家》中，年轻稚嫩、思想和身体一样亟待成长的学生可以大摇大摆地来充当“正义”的抄没者，而请他们抄家的则是自己的老师——一位海外归来、学富五车却被时代逼迫到死角的战战兢兢的教师；《伯父的遗愿》中，伯父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里也被迫扮演了别人命运的迫害者的角色，这也是他至死无法释怀的地方；《无法告别的父亲》中，那位虽然略略晃过但却因备受摧残而让人过目难忘的零零四号，与父亲单恋的护士谭晓梅，一同成了父亲生命中不可磨灭的记忆；《一九七五年秋天的那片枫叶》里，出身和性格都与我大不一样的高干子弟大卫，他身上那种特有的自信、不羁、放浪形骸，对一切要么大肆嘲弄，要么得心应手，包括他后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情场高地，一举拿下了“我”珍爱却从不敢轻易越轨的恋人珍珍。作家笔下的人物、故事、情节乃至命运并非相同，但是，其背景是一致的，都是那个迷狂而混沌的年代。隐匿在时间与时代背后的则是作者的苦苦思索：在一种高压、失范与恐惧的环境中，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又峻切地需求什么？
说到底，剥开小说的外衣，作者也许在努力冲破某种局限，试图触及一点，虽然在某些时候，它只能隐晦、低调，乃至小心翼翼地掩盖在文本之后，但作为一个基本规律存在，它绝不会是我们第一个发现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那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些在当时看来无比正确的运动乃至战争的发生，永远挟带着某些人强盛的私欲，永远利用了民众的无知和软弱，永远以集体狂欢的方式，企图建立起一种准宗教的顺从与迷狂。事实是，不管有多少勇敢之类的诱导与蛊惑，稍稍表示出哪怕一点点反抗和不从，永世的诅咒、打入另册以及灵肉遭难就会接踵而至，众皆喏喏、趋利避害、落井下石、争相揭发以及大义灭亲之类循环往复，就这样塑造了不止一个时代的国民性。
每一段灰暗历史的亲历者，既是无辜的受害者，从一种历史高度来看，或许也是制造灾难的参与者——提出和承认这一点，无疑是需要比初次亲吻女孩子时更大的勇气的。值得激赏的是，一位体格清瘦却心智广博的作家，以一种沉静的书写，表达了在场者的责任和道义——永不遗忘。《伯父的遗愿》中，事隔多年，伯父在病入膏肓的弥留之际，却坚持要为那个当年被“投票表决”莫名毙掉的下属周巍巍立碑纪念，只因当年投票决定他的生死时自己“隐晦”地参与了；而《老兵》中的“我”，也为自救而交代了老兵那些“荒诞”的罪行。质其实，纳粹在人类史上的罪行，绝非仅属于希特勒，其中也包含了那些只是因为需要服从长官命令，把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的漂亮的女看守。还是约翰·顿说得耐人寻味：无论谁死了，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亡，因为我包含在人类的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也为我。这种胸襟和情怀，就是南翔一组“文革”小说给予我们的现实意义。
同样是过来人，并非尽皆与南翔一样，对历史大事件沉迷、感伤因而不停地追问。事实上，他的同龄人中有一些，对中国是否发生过大饥荒都持证否的态度。南翔在大学任教三十多年，讲到一次本科论文答辩，问到一个研究知青文学的女生，“四人帮”是哪四个人？该女生想了一会儿答道：林彪。南翔事后感慨万千：她还是研究知青文学的！是否这种大面积的遗忘事实，使得南翔加倍警醒，并积极从文学上立言，立碑，立传？！《抄家》里当年那个被老师请来领衔抄家的燕子，几十年之后成了美籍华人，再到当年五中探望，旧址已经成了一座商贸大厦，车水马龙，红尘滚滚，没有人还记得当年那个抄家之后失踪了的教师方家驹。
为何悲剧总会不知悔改地在人类历史上一再重演？时过境迁之后，那些曾经如电影般一幕幕上演过的残酷现实，对于之后的人们而言，不过是站在另一个时空看别人的伤疤，会动恻隐之心，会生难过悲伤，却难以有切肤之痛，这就好比一个细皮嫩肉、养尊处优的孙子，听爷爷讲他当年是如何的出生入死，看他是如何的体无完肤，会满怀惊恐，却不会感同身受一样。基于这个也许荒谬的比喻，我难免相信：那个能轻易将一个人投进监狱，能逼迫良民写无中生有的“交代”，能被“有罪”的时代，与一个生活中充斥着毒米、地沟油、大头奶粉、惊天地陷的年代，是同样需要拷问的。就像我相信，天花病之于从前，艾滋病之于今天，它们肆虐的年代不一样，却不影响我们的判断：这都是致命或曾经致命的病毒。如果这样，我们在抱怨自己是可怜的受害者的同时，是不是可以如作家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也是参与者和推动者？
历史有趣和让人失望的地方在于：不管时空如何变化，不管形式如何发展，不管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是德国还是法国，是“一战”还是“二战”，是猎杀印第安人还是清洗犹太人，是唱红还是打黑，是以批斗为动力的“文革”还是以虚空的GDP为骄傲的后来，其背后都隐匿着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人类最不愿意直面的一点：我们看到镜子里的那个自己和所有人一样，赤身裸体、形迹可疑，慌张可笑地用手遮掩自己粗鄙、懦弱，以及毫无头绪的地方。
或许，从更广阔的角度上看，我们需要思考和探究的也许不仅仅是真实。编纂的历史充满谎言——显然，此话值得义正词严者质疑。可这并不代表，大众所掌握的就是真实的全貌，因为，假使我们能够承认自身的局限，就要承认，对于真实这样的庞然怪物，我们大多数人只不过是盲人摸象，只截取了其中一面而已。这样的“一面”，我愿意冠以它一个词：灰色地带。灰色地带的意义在于，其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种探究的可能。这可能也就是小说远比枯燥的史料拥有更多青睐者的原因。灰色地带是出发，而不是终点。如果历史和真相注定抛给我们一个又一个的废墟，那么，如何在这废墟之上，构建起我们内心的真实，也许这又是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将那一段和伏尔泰一样具有相当传奇色彩的女人的话当作掩护自己无知的标签，她那么漫不经心就说出了我至今仍无法停止喜欢的话：“历史就是一本旧年历，对于我这样一个住在自己庄园里的法国妇女而言，知道瑞典的伊吉尔继承了哈琴之位，奥斯曼是奥托格鲁尔的儿子，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喜欢读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他们描述的一些画面很吸引我。但是我从来没有读完过哪怕一个国家冗长的历史，除了混乱和困惑，我什么也读不到。一大堆琐事之间没有联系，也没有因果关系，上千场战争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我拒绝学习这种只能将我的思想湮没而无法给我启发的东西。”
虽然我从历史和文学中感受到不同的真实表达，依然没有影响我爱上述那个智慧的女人，可事实上，我开始有一点蠢蠢欲动：也许，我对历史天生的回避和慵懒要从此结束。这就是小说的魅力。
文学也许永远不可能解决什么切实的问题，就像温和缓慢、讲究腠理经络的中医远不如抗生素来得迅速、立竿见影一样，但至少，它能从更特殊细腻的角度，柔化我们的心灵与生存，让人类在欣欣然渴望杀伐决断之余，还能够在某个蓦然回首的瞬间，相信不远处——也许就在我们力所能及的地方，还有一块柔软、清静且不受诅咒的净土。
李白有句：“孤飞一片雪，百里见秋毫。”
基于此，我有时候更愿意把某个周末挥霍于矫情夸张的言情或武侠小说，借此抚慰惨淡的现实。凡事皆有例外，当我花了数个午后时光集中阅读了南翔一组“文革”系列的中短篇，不断地获得一些思考的火花。这些思考带来的沉痛与忧伤，警觉与敏感，让我反视了一些过来人的健忘与颟顸，更多的则是我的同龄人的无知与冷漠，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都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
南翔近年的几个相关“文革”背景的中短篇，散见于《钟山》、《作家》、《山花》和《时代文学》等刊，他写得缓慢而坚定，总期望在历史和人性的纵深处，寻觅打通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的疆界。我向来以为，除了历史的亲历者，没有人真正有资格站在高处颐指气使，即便是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史书上正儿八经地记载的，永远昭示着当权者亟须展现的光鲜体面。这就如同族谱，编纂者从来都对祖先那些不光彩的事一笔带过、刻意屏蔽，而专注于歌功颂德，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作为传承者的自己挺起腰杆做人、脸上有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许能够在某些时候，说服自己原谅那些为了制造歌舞升平的幻象而挖空心思敷衍的历史谎言。因为，虚荣掩映就像生殖繁衍一样，几乎可被视作人性本能。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由此忽略某些想要呐喊、还原，乃至忏悔的声音，或是对一切想要尽个体绵薄之力，展露哪怕一丁半点的真实的举动视若无睹。所以，史分正野，派分左右，事有黑白对错，人有是非功过，但除了两极之外，也有中间的灰色地带，就像地球有南北极，也有赤道一样。只有先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更好更辩证地去思考：何为历史的真实？
我相信，南翔始终也在思考这类问题，“文革”肇始，他才小学毕业，但是从一九七二年初进入铁路工作，直到高考恢复上大学，他一直以铁路员工的身份，亲历着之后的“文革”过程。反讽意味明显的《抄家》，伤感浪漫的《一九七五年秋天的那片枫叶》，反思意味浓郁的《伯父的遗愿》，以及打通“文革”与当下因而颇有现代气息的《老兵》、《无法告别的父亲》，历史的真实——这个有些拗口的偏正短语都如千斤重担般，沉沉压在幸存者以及阅读者的灵魂之上。人物、事件和场景的文学化呈现，既可能纠结、庞杂、混乱，也可能峻刻、简单、清晰。历史的多重元素在小说中，都成了枝叶纷披的生活细节。五个中短篇里，如果说有什么起到贯穿整个系列作用的话，那么一定是这种对历史真实顽强的追寻、拷问，力争还原隐匿背后的真相，反思和忏悔固然是应有之义，更深的开掘，还在于他接通了历史与现实。
发表于二零一二年第一期《钟山》小说头题的《老兵》，有这样一段：“一个是老兵嘴里的张灵甫，一个是电影《红日》里畏畏缩缩终被俘虏的张灵甫，孰真孰假？我一直将信将疑，直到后来……我才感觉到，这么多年了，劳苦大众耳目所能及的文字和画面，多半都被无形的手修理成了乡间偷藏的傩面——几乎没有多少真实！”
于“我”而言，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语出惊人的老兵，与其说是一个有血有肉、身经百战、任何时候都衣着体面，身心受过重创但却始终风骨硬朗的国民党（远征军）老兵，不如说，他是一种象征，一个媒介，一点照进仓皇现实的微光。他眼神中的冷酷与提防，脸上的不屑与嘲讽，他残缺的身体和狡黠的头脑，在那个动辄划分成分、上纲上线，非友即敌、非黑即白，“文攻武卫”、指鹿为马的年代里，显得那么寒光凛冽、清峻异常。简言之，他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异类，带着简单的清醒和自然的意志，对眼前发烧的集体的狂热运动，担忧之余，更多一份清醒的判读。在老兵心里，自有一杆秤，这杆秤，要比社会强加于众人的那一把，要公平公正得多，而且，也极少会失衡。这样的人，任何历史浪潮都不足以淹没他，任何社会高压都难以根本改变他。但是，迫害却无从避免，道理很简单，用哲学家的话说：乱哄哄的稀里糊涂的大众永远无法容忍一个高傲的清醒者。用文学家的话说，则是：如果所有人都说皇帝穿了好看的新衣，唯有你说他是光着身子的，那么结果是你一定得死。
可见，做先知是危险的。现如今是，做“后知”似乎都很难，网上常常看到一片对“文革”或隐或显的欢呼，即是佐证。《老兵》中的那个铁路青年“我”，在当年封闭的世界中充满本能认知的饥渴，遭遇老兵，如同打开了一道通往世界的窄门，真实就像爱情一样，是那么具有诱惑力，那么值得探寻和追随——每一个觉醒的灵魂都会难以自制地鄙夷和抗拒自己所身处的时代充满恐惧与谎言。即便是三岁小孩，也会对父母“你是我们从路上捡来的”这样的谎言深感不安与恐惧。然而，作为历史这个庞然大物身上的一颗小小螺丝钉，通常的命运是：在历经劫难后，乖乖低下那颗自己原想骄傲昂起的头颅，卑微地参与到谎言的制造中去——说到底，这才是一个觉醒者真正的痛苦，也是催生出小说审美世界的原动力。
于是，老兵让“我”的女友给身陷囹圄的“我”递去一张纸条，让“我”将所有的一切委罪于他。出于自救的本能，“我”当然是照做了。写了让人满意的“交代”。可“我”那些所谓需要认真交代的“罪”，也不过是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办了本热血沸腾的杂志，为自己的恋人写了一些风花雪月的诗歌，以及获得了一台老兵亲手制作的劣质但至少能够排遣寂寞的收音机。出来之后，“无论魏晋”的“我”发现，老兵已在大街小巷的通缉令里不知所终。
读到这里，恐怕作为与那个年代横亘了一条鸿沟的年轻一代，大都会生出荒诞之感。那种荒诞感，一点不亚于小时候在生物知识普及丛书上读到：在完成交配后，公螳螂会被母螳螂吃掉，并很快化作已受孕的母螳螂的补品。如果说自然界的荒诞是来源于物种自身的需求和遵循了一定的规律的话，那么，我的问题在于：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这些荒诞难道也源于我们自身的需求和历史的规律么？ 我们需求什么？历史的规律又是什么？
能否说，在那个被称作“十年浩劫”的年代，我们需要“运动”，需要“集体”，需要失控的“狂欢”来填补物质匮乏、信息闭塞、人性压抑的空虚？于是，我们也许就能勉为其难地解释，为何当某些执权柄者振臂一呼，民众就如同生理磁场受到干扰一般开始失去方向。
南翔文学性地书写“文革”的要义，还在于有着很强烈的现实考量，《老兵》里那个“文革”初年因为张罗创办《原上草》诗刊的干部子弟常思远，因为油印一本地下诗刊，更因为不经意地补白了叶芝极具批判意味的短诗而全体罹难。叶芝《伟大的日子》只有短短的几句：“为革命欢呼，更多大炮轰击/骑马的乞丐鞭打走路的乞丐/革命的欢呼和大炮再次到来/乞丐们换了位置，鞭打仍在继续。”在一片革命的红海洋排山倒海的年代，刊载这样的外国诗歌，无疑是一种深刻的针砭与隐喻，难怪要祸连无辜的老兵了！更耐人寻味的是，当年因为独立思考而身系牢狱的常思远，在物质主义年代，摇身而为大公司的CEO，“神色容颜依旧，只不过两只眼袋，大得有些突兀，那是岁月无情，脂肪超标的证明。他带着我看公司的沙盘，指点之下，方知这个京望海公司举凡科技、房地产、酒店业、旅游业、物流业，无所不包。我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坐骑！”历史的吊诡就在这里，当年意气风发而蹭蹬的“革命者”，现如今，恰又陷入了他自己手编叶芝诗歌指陈的牢笼。奴役的循环往复，难道是一种无以摆脱的历史宿命？！
在《抄家》中，年轻稚嫩、思想和身体一样亟待成长的学生可以大摇大摆地来充当“正义”的抄没者，而请他们抄家的则是自己的老师——一位海外归来、学富五车却被时代逼迫到死角的战战兢兢的教师；《伯父的遗愿》中，伯父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里也被迫扮演了别人命运的迫害者的角色，这也是他至死无法释怀的地方；《无法告别的父亲》中，那位虽然略略晃过但却因备受摧残而让人过目难忘的零零四号，与父亲单恋的护士谭晓梅，一同成了父亲生命中不可磨灭的记忆；《一九七五年秋天的那片枫叶》里，出身和性格都与我大不一样的高干子弟大卫，他身上那种特有的自信、不羁、放浪形骸，对一切要么大肆嘲弄，要么得心应手，包括他后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情场高地，一举拿下了“我”珍爱却从不敢轻易越轨的恋人珍珍。作家笔下的人物、故事、情节乃至命运并非相同，但是，其背景是一致的，都是那个迷狂而混沌的年代。隐匿在时间与时代背后的则是作者的苦苦思索：在一种高压、失范与恐惧的环境中，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又峻切地需求什么？
说到底，剥开小说的外衣，作者也许在努力冲破某种局限，试图触及一点，虽然在某些时候，它只能隐晦、低调，乃至小心翼翼地掩盖在文本之后，但作为一个基本规律存在，它绝不会是我们第一个发现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那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些在当时看来无比正确的运动乃至战争的发生，永远挟带着某些人强盛的私欲，永远利用了民众的无知和软弱，永远以集体狂欢的方式，企图建立起一种准宗教的顺从与迷狂。事实是，不管有多少勇敢之类的诱导与蛊惑，稍稍表示出哪怕一点点反抗和不从，永世的诅咒、打入另册以及灵肉遭难就会接踵而至，众皆喏喏、趋利避害、落井下石、争相揭发以及大义灭亲之类循环往复，就这样塑造了不止一个时代的国民性。
每一段灰暗历史的亲历者，既是无辜的受害者，从一种历史高度来看，或许也是制造灾难的参与者——提出和承认这一点，无疑是需要比初次亲吻女孩子时更大的勇气的。值得激赏的是，一位体格清瘦却心智广博的作家，以一种沉静的书写，表达了在场者的责任和道义——永不遗忘。《伯父的遗愿》中，事隔多年，伯父在病入膏肓的弥留之际，却坚持要为那个当年被“投票表决”莫名毙掉的下属周巍巍立碑纪念，只因当年投票决定他的生死时自己“隐晦”地参与了；而《老兵》中的“我”，也为自救而交代了老兵那些“荒诞”的罪行。质其实，纳粹在人类史上的罪行，绝非仅属于希特勒，其中也包含了那些只是因为需要服从长官命令，把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的漂亮的女看守。还是约翰·顿说得耐人寻味：无论谁死了，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亡，因为我包含在人类的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也为我。这种胸襟和情怀，就是南翔一组“文革”小说给予我们的现实意义。
同样是过来人，并非尽皆与南翔一样，对历史大事件沉迷、感伤因而不停地追问。事实上，他的同龄人中有一些，对中国是否发生过大饥荒都持证否的态度。南翔在大学任教三十多年，讲到一次本科论文答辩，问到一个研究知青文学的女生，“四人帮”是哪四个人？该女生想了一会儿答道：林彪。南翔事后感慨万千：她还是研究知青文学的！是否这种大面积的遗忘事实，使得南翔加倍警醒，并积极从文学上立言，立碑，立传？！《抄家》里当年那个被老师请来领衔抄家的燕子，几十年之后成了美籍华人，再到当年五中探望，旧址已经成了一座商贸大厦，车水马龙，红尘滚滚，没有人还记得当年那个抄家之后失踪了的教师方家驹。
为何悲剧总会不知悔改地在人类历史上一再重演？时过境迁之后，那些曾经如电影般一幕幕上演过的残酷现实，对于之后的人们而言，不过是站在另一个时空看别人的伤疤，会动恻隐之心，会生难过悲伤，却难以有切肤之痛，这就好比一个细皮嫩肉、养尊处优的孙子，听爷爷讲他当年是如何的出生入死，看他是如何的体无完肤，会满怀惊恐，却不会感同身受一样。基于这个也许荒谬的比喻，我难免相信：那个能轻易将一个人投进监狱，能逼迫良民写无中生有的“交代”，能被“有罪”的时代，与一个生活中充斥着毒米、地沟油、大头奶粉、惊天地陷的年代，是同样需要拷问的。就像我相信，天花病之于从前，艾滋病之于今天，它们肆虐的年代不一样，却不影响我们的判断：这都是致命或曾经致命的病毒。如果这样，我们在抱怨自己是可怜的受害者的同时，是不是可以如作家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也是参与者和推动者？
历史有趣和让人失望的地方在于：不管时空如何变化，不管形式如何发展，不管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是德国还是法国，是“一战”还是“二战”，是猎杀印第安人还是清洗犹太人，是唱红还是打黑，是以批斗为动力的“文革”还是以虚空的GDP为骄傲的后来，其背后都隐匿着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人类最不愿意直面的一点：我们看到镜子里的那个自己和所有人一样，赤身裸体、形迹可疑，慌张可笑地用手遮掩自己粗鄙、懦弱，以及毫无头绪的地方。
或许，从更广阔的角度上看，我们需要思考和探究的也许不仅仅是真实。编纂的历史充满谎言——显然，此话值得义正词严者质疑。可这并不代表，大众所掌握的就是真实的全貌，因为，假使我们能够承认自身的局限，就要承认，对于真实这样的庞然怪物，我们大多数人只不过是盲人摸象，只截取了其中一面而已。这样的“一面”，我愿意冠以它一个词：灰色地带。灰色地带的意义在于，其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种探究的可能。这可能也就是小说远比枯燥的史料拥有更多青睐者的原因。灰色地带是出发，而不是终点。如果历史和真相注定抛给我们一个又一个的废墟，那么，如何在这废墟之上，构建起我们内心的真实，也许这又是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将那一段和伏尔泰一样具有相当传奇色彩的女人的话当作掩护自己无知的标签，她那么漫不经心就说出了我至今仍无法停止喜欢的话：“历史就是一本旧年历，对于我这样一个住在自己庄园里的法国妇女而言，知道瑞典的伊吉尔继承了哈琴之位，奥斯曼是奥托格鲁尔的儿子，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喜欢读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他们描述的一些画面很吸引我。但是我从来没有读完过哪怕一个国家冗长的历史，除了混乱和困惑，我什么也读不到。一大堆琐事之间没有联系，也没有因果关系，上千场战争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我拒绝学习这种只能将我的思想湮没而无法给我启发的东西。”
虽然我从历史和文学中感受到不同的真实表达，依然没有影响我爱上述那个智慧的女人，可事实上，我开始有一点蠢蠢欲动：也许，我对历史天生的回避和慵懒要从此结束。这就是小说的魅力。
文学也许永远不可能解决什么切实的问题，就像温和缓慢、讲究腠理经络的中医远不如抗生素来得迅速、立竿见影一样，但至少，它能从更特殊细腻的角度，柔化我们的心灵与生存，让人类在欣欣然渴望杀伐决断之余，还能够在某个蓦然回首的瞬间，相信不远处——也许就在我们力所能及的地方，还有一块柔软、清静且不受诅咒的净土。
李白有句：“孤飞一片雪，百里见秋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