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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滋群14岁参加红军,除出生入死历经无数次战斗外,还着力从事保卫、侦察、侦破工作。由于为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进行前期侦察工作,他成为第一个进入延安的红军;因成功破获周恩来崂山遇险一案,他被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
崂山遇险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形势下,蒋介石一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第一将领张学良、第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受张学良、杨虎城邀请,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组成代表团从延安赴西安参与妥善处理“西安事变”。行前,中共中央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希望张、杨释放蒋介石,蒋介石顾全大局实行团结抗日。由于各方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实现了合作抗日。随后,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的23个县为特区,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也称八路军),南方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并允许八路军在西安、兰州、武汉设立办事处。
1937年4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周恩来奉中共中央指示,经崂山、甘泉、富县、黄陵、铜川、耀县、富平等地,赴西安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为保证周恩来的绝对安全,这一消息为绝密。因当时红军没有汽车,不便远行,遂由延安商用交通局局长张明远出面租用了3辆商用汽车。第一辆乘坐从中共中央警卫局特务队抽调32人组成的警卫排,排长为陈国桥,每人配有短枪一支,150发子弹,4颗马尾手榴弹,一把鬼头大刀。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还特意明确指示警卫战士,必要时,必须拿出自己生命和鲜血保卫周恩来。周恩来坐在第二辆车的驾驶室,军委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友才、中央军委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新闻记者则坐在车厢。炊事员、通讯员、机要人员、勤务员、警卫员等办事处的其他工作人员坐在第三辆汽车上。上午9时,汽车从南门兵站出发,穿过延安城直奔西行的通道崂山大道。12时许进入崂山。
崂山,亦称劳山、九焰山,距延安5O华里,山峦起伏,树木葱茏,山口纵深狭小,地势非常险要。
汽车顺利地爬上崂山陡坡,进入了一个簸箕形山坳。突然,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从机枪、步枪里居高临下朝三辆汽车射来,顷刻硝烟弥漫,黄沙四起。第一辆汽车的前左轮胎被子弹击中后,汽车失去方向,车头碰在桠口的公路边上。虽然警卫战士立刻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因只有手枪和手榴弹,射程有限,加之处在敌人下方、毫无遮掩,眨眼之间便大部牺牲和受伤。近200的敌人见状,立刻发起了冲锋,目标直指周恩来,并企图活捉周恩来等人。
情况万分危急。周恩来迅速跳下汽车,沉着地指挥利用地形和汽车作为掩体,进行还击。大家已将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一面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地坚持战斗,誓死保护周恩来,一面借极其短暂的空隙,仔细观察敌人的火力布置。陈友才很快发现敌人仅占领了三个山头和坝梁两侧,用火力封锁了整个公路,在右侧的山头却没有布置埋伏,而右侧山头是原始森林,山下是灌木丛和杂草,只要通过一块被树、草覆盖的小块开阔地,便能够向东南山上突围,遂即向周恩来作了简短汇报。周恩来当机立断,指挥大家边打边退,越过开阔地。
敌人发现周恩来等的突围意图后,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陈友才一面指挥部分战士在汽车附近顽强还击、牵制敌人,一面组织人员奋力掩护周恩来边打边撤。敌人见陈友才身上穿的黄尼子制服,面孔身材与周恩来相似,指挥镇定,以为他就是周恩来。于是,长短武器的火力像暴雨一样朝着陈友才射来,陈友才立刻被子弹打得像筛子,但还眼望周副主席撤退的方向,抬手示意战士们快去保护周恩来。被吸引的敌人冲到汽车旁,从陈友才的衣袋里搜出了印有“周恩来”字样的名片,更加认定他就是周恩来,遂又在陈友才的遗体和他身旁的那块毛毯上连捅数刀。见阴谋已经得逞,便一哄而散,回去交差了。
这次崂山遇险,最后只剩下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刘九洲四人。周恩来突围之后,顺着山沟,穿过树林,越过一座大山,来到南三十里铺检查站。待驻扎在延安的一个骑兵连赶到,周恩来立刻命令骑兵连迅速赶赴现场。而此时,敌人早已逃之夭夭,现场只有被打坏的汽车和烈士们的尸体。
当布满刀痕和溅满陈友才鲜血的毛毯交到周恩来手中时,周恩来禁不住泪流满面:“友才是替恩来死的,永远也不能忘记他!”该毛毯现仍存放在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中的朱德和周恩来的会客室里。l973年,周恩来回到延安,他一再要求亲自去陈友才的坟上祭奠。当延安的有关负责同志告诉他,由于1947年胡宗南的进犯,使得陈友才的坟墓遭到损坏,再没有找着时,周恩来伤心得掉下了眼泪。临行前,他还再三叮嘱:“一定要找到陈友才的坟墓。”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工作人员从他的内衣口袋里找出了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周恩来等四人的合影,照片背面题着:“崂山遇险,仅存四人”。
受命破案
崂山事件,震惊延安、震惊全国,也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震怒。是谁策划并实施了这一针对周恩来的重大谋杀行动?日军、伪军、蒋军、土匪,还是来自内部——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及其政治上的追随者?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一事件就更为严重,甚至会给延安的局势造成剧烈的动荡。为查明真相,给全党同志、全军将士、延安人民、全国人民一个交待,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人彻查。由谁担纲挂帅?决策者们几乎想到了同一个人——谢滋群。
谢滋群,1916年8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秀水村。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科长、广昌警备区保卫局局长、红一军团保卫局侦察科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保卫科兼侦察科科长等职。侦破过许多大案、疑案、难案,深得领导、同志的信任和赏识。长征途中过草地时,谢滋群因患了重病,吐血,加上长期营养不良,身体极度虚弱,连牲口也骑不了。有些同志出于关心,建议把他寄养在老乡家里。但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把谢滋群带走,不能走就用担架抬!他是我们的‘宝贝’,日后能堪重任!”随后亲自组织人抬担架。谢滋群坐了几天的担架后,身体状况渐渐好转,罗瑞卿又将自己的骡子给他骑。
罗瑞卿的话很快成为现实。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中央和红军总部曾设在保安,但保安太小,不利于红军的发展。1937年1月,谢滋群接受了一个重要的侦察任务:为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进行前期的侦察工作。于是,谢滋群挑选了5名侦察员,又请来两位老乡当向导,分别化装成探亲的、砍柴的、做小买卖的,来到延安。经过严密侦察,他们报告延安没有国民党部队,可以进驻。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顺利从保安迁到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谢滋群也因此被誉为“第一个进入延安的红军”。
这一次,谢滋群又接受了侦破任务。当然,他也深知责任重大。他多次组织召开了“诸葛亮”会议,与大家广泛交换了意见,制定出了侦查方案:立足于充分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在政治争取无效的情况下,再出动足够的兵力,由延安、甘泉、富县、宜川、红泉五县的武装力量配合,坚决镇压、彻底消灭敌人。
开始,有人把张国焘列为怀疑对象。因为周恩来的遇险正好发生在抗大风波过去后的第21天,红四方面军著名战将、张国焘的追随者、抗大政治委员何畏叛逃投敌后的第5天,地点又恰在原红四方面军控制区域内的崂山。
当天夜里,中央警卫团便包围了张国焘的住地,张国焘得知这一情况后很镇定,让警卫员勿轻举妄动。通过谢滋群等的调查、了解,加上张国焘、张闻天的解释,才知道剑拔弩张地搞了一夜,却是一场误会。
为查到真正的凶手,谢滋群一面组织人员到群众中去,进行广泛而强有力的宣传,一面派人深入案发地附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向群众讲解革命道理,打消群众顾虑,取得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当谢滋群得知群众李老汉可能知道线索后,便立即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来到李老汉家。可李老汉胆小怕事,担心日后受到报复,无论谢滋群怎样好说歹说,李老汉就是推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谢滋群并没有气馁,既动员当地干部、觉悟较高的群众做好李老汉的工作,又通过帮李老汉耕地等渐渐取得李老汉的信任,让李老汉倒出了心中的苦水,然后为其分析原因,指出怎样才能挖断苦根,谁能够为其求得解放。“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李老汉终于说出了周恩来遇险那天,正在砍柴的他所看到的、听到的一切及其所认识的一个人。
根据李老汉所言,再综合张丕谋、李树标化装成货郎,到金盆湾一带侦察的情况,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线索,作案者的嫌疑直指当地土匪。
那么,是谁指使该股土匪,又是谁提供了周恩来一行的准确出行时间、行程线路、乘坐车辆、人员配备呢?这一问题,不仅是本案的关键,而且涉及揪出土匪在延安的卧底,切实排除潜在的严重威胁。谢滋群为此吃不下、睡不着,绞尽脑汁。最终,他决定两种方法同时并用:一是在知道及可能知道周恩来出行秘密的人员之间进行排查;二是派人打入土匪内部“卧底”。这后者虽然非常危险,但直接、实在、管用,更何况“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谢滋群派了一名同志化装成外地被打散的土匪,通过有效渠道顺利打入了土匪内部。他通过斗智斗勇,取得了土匪内部知情人的信任,从而很快确定泄露周恩来等出行消息的是冯长斗——土匪头目李青伍在延安南门安插的一个坐探。
谢滋群立刻下令逮捕冯长斗,并组织人员进行了突击审讯。别看冯长斗平时老奸巨猾,又是十足的无赖,但没顶几个回合,便交待了事情的原委。谢滋群顺藤摸瓜,乘胜追击,案件终于水落石出。
真相大白
在中共中央迁至延安前,延安南部的黄龙山中盘踞着一股以哥老会为骨干组成的土匪,有200多人。他们占山为王,常常在金盆湾、云岩、临镇一带,打家劫舍,抢劫过往商客。
1934年8月,红泉县革命委员会在临镇成立后,红军通过对该股土匪的争取与政治瓦解,将其改编为红泉县突击队,驻扎在金盆湾。同年12月,国民党甘泉县党部为拉拢该武装力量,派特务王实生、王兆波打入突击队,制造事端,挑拨离间,引诱蛊惑,策反了突击队副队长李青伍,并令其打死队长李青云,将队伍拉回到黄龙山中,使之成为国民党直接操纵下的政治土匪。该股土匪不仅刺探红军、地方政权情报,暗杀红军、地方干部,还扩充势力,抢占地盘,残害老百姓。基于土匪的本性,李青伍甚至还玩过“黑吃黑”,例如1937年4月初,李青伍率100多名匪徒,化装成红军、游击队,在甘泉县麻子河公路伏击国民党一辆货车,抢劫了80多包大烟。
这股土匪非常狡猾,后发展并分成明暗两股力量:明的以李青伍、王仲阳、齐金权为首,他们都参加了哥老会,且都是哥老会中的混水胞哥,绝大部分为当地的流氓、地痞,有100余人。别看他们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但由于武器装备好,亲属朋友多,地理情况熟,确实是一个“难缠的主”。暗的以姬延寿为首,有90多人,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民团,团总即是姬延寿。
为消灭该股土匪,稳定民心,保卫延安,红军和地方政权武装成立过剿匪部队进行清剿。土匪并不愿束手就擒,反而企图策反我剿匪部队,用金钱、美女、封官许愿,拉拢腐蚀了剿匪部队政委贾腾云,企图寻机打死剿匪司令吴台亮,带领剿匪部队投降国民党。好在被吴台亮及时察觉并采取果断措施,才使剿匪部队未受任何损失。
土匪的阴谋破产后,又拉拢收买流氓地痞当坐探,刺探红军情报,以期策划新的、更大的阴谋。
出于上述目的,1937年4月初,土匪奉国民党甘泉县党部的指示,派遣两名匪徒到延安侦察。两名匪徒到延安,与李青伍所派、潜伏在延安哥老会办事处的土匪坐探冯长斗接头后,经过5天的秘密侦察,得到了中共中央4月25日要派周恩来等代表去西安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消息。他们如获至宝,两名匪徒连夜赶回匪巢,报告给李青伍。李青伍认为:“借如此机会杀了周恩来,既能给红军沉重打击,又能扬名国军,更能震惊世界,简直千载难逢,绝对不能错过!”于是李青伍于4月24日召集姬延寿等土匪头目,密谋伏击计划。为防止走漏消息,也为了不使匪徒们胆怯,匪首们隐瞒事情真相,只称去崂山伏击过路的汽车,打劫货物。
当天晚上,李青伍带领190多名匪徒,在夜幕的掩护下,翻过姚家山坡,越过瓦渣河,在25日天亮时分,赶到了樊家村头。稍作休息后,又翻越盘龙山,穿过盛榆公路,爬上崂山。李青伍立刻进行排兵布阵:将匪徒分成5组,分别埋伏在崂山桠口的3个山头和坝梁两侧;另派5个匪徒在山上放哨观察情况,命令他们一旦发现汽车开来,马上挥旗示意;全体匪徒以李青伍开枪为号,全线出击。
于是,便发生了本文开头所述的周恩来等崂山遇险一幕。
也就是在匪徒们埋伏、修理简单战壕的过程中,发出的声响惊动了正在砍柴的李老汉。李老汉定睛一看,见其中有一个熟悉的土匪,立刻认为土匪又要打劫,为少惹是非、保全性命,李老汉吓得连滚带爬回到了家中。
事情至此,谢滋群决定坚决、干脆、利落地消灭该股土匪。在征得上级同意后,剿匪工作在统一协调、安排下,很快全面铺开。
红军首先派部队从东南面切断了土匪的退路,防止土匪从临镇经宜川逃过黄河。然后,以正规部队警四旅为主力,延安、甘泉、富县、宜川、红泉五县的地方部队紧密配合,对土匪形成合围。前后用了近一个月时间,终于将土匪全部消灭,并生擒了土匪头目李青伍、民团头目姬延寿等10余人,后分别在延安甘谷驿、三十里铺和安塞河底坪等地将他们处决。
当红军押着冯长斗往三十里铺召开公判大会时,群众得知冯长斗就是把周恩来去西安的消息报告给李青伍,使土匪得以伏击周恩来后,全场顿时群情激愤,纷纷要求用石头砸死冯长斗,或剥他的皮。会后,冯长斗被刀杀在楝林滩。
4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南门外操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在崂山遇害的烈士,大会由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致悼词。3万多军民用白花向死难的烈士致哀。会后,烈士们的遗体被安葬在延安宝塔山腰。
谢滋群因侦破有功,得到了中共中央嘉奖,被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
题图 离休后的谢滋群
责任编辑 马永义
崂山遇险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形势下,蒋介石一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第一将领张学良、第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受张学良、杨虎城邀请,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组成代表团从延安赴西安参与妥善处理“西安事变”。行前,中共中央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希望张、杨释放蒋介石,蒋介石顾全大局实行团结抗日。由于各方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实现了合作抗日。随后,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的23个县为特区,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也称八路军),南方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并允许八路军在西安、兰州、武汉设立办事处。
1937年4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周恩来奉中共中央指示,经崂山、甘泉、富县、黄陵、铜川、耀县、富平等地,赴西安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为保证周恩来的绝对安全,这一消息为绝密。因当时红军没有汽车,不便远行,遂由延安商用交通局局长张明远出面租用了3辆商用汽车。第一辆乘坐从中共中央警卫局特务队抽调32人组成的警卫排,排长为陈国桥,每人配有短枪一支,150发子弹,4颗马尾手榴弹,一把鬼头大刀。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还特意明确指示警卫战士,必要时,必须拿出自己生命和鲜血保卫周恩来。周恩来坐在第二辆车的驾驶室,军委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友才、中央军委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新闻记者则坐在车厢。炊事员、通讯员、机要人员、勤务员、警卫员等办事处的其他工作人员坐在第三辆汽车上。上午9时,汽车从南门兵站出发,穿过延安城直奔西行的通道崂山大道。12时许进入崂山。
崂山,亦称劳山、九焰山,距延安5O华里,山峦起伏,树木葱茏,山口纵深狭小,地势非常险要。
汽车顺利地爬上崂山陡坡,进入了一个簸箕形山坳。突然,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从机枪、步枪里居高临下朝三辆汽车射来,顷刻硝烟弥漫,黄沙四起。第一辆汽车的前左轮胎被子弹击中后,汽车失去方向,车头碰在桠口的公路边上。虽然警卫战士立刻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因只有手枪和手榴弹,射程有限,加之处在敌人下方、毫无遮掩,眨眼之间便大部牺牲和受伤。近200的敌人见状,立刻发起了冲锋,目标直指周恩来,并企图活捉周恩来等人。
情况万分危急。周恩来迅速跳下汽车,沉着地指挥利用地形和汽车作为掩体,进行还击。大家已将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一面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地坚持战斗,誓死保护周恩来,一面借极其短暂的空隙,仔细观察敌人的火力布置。陈友才很快发现敌人仅占领了三个山头和坝梁两侧,用火力封锁了整个公路,在右侧的山头却没有布置埋伏,而右侧山头是原始森林,山下是灌木丛和杂草,只要通过一块被树、草覆盖的小块开阔地,便能够向东南山上突围,遂即向周恩来作了简短汇报。周恩来当机立断,指挥大家边打边退,越过开阔地。
敌人发现周恩来等的突围意图后,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陈友才一面指挥部分战士在汽车附近顽强还击、牵制敌人,一面组织人员奋力掩护周恩来边打边撤。敌人见陈友才身上穿的黄尼子制服,面孔身材与周恩来相似,指挥镇定,以为他就是周恩来。于是,长短武器的火力像暴雨一样朝着陈友才射来,陈友才立刻被子弹打得像筛子,但还眼望周副主席撤退的方向,抬手示意战士们快去保护周恩来。被吸引的敌人冲到汽车旁,从陈友才的衣袋里搜出了印有“周恩来”字样的名片,更加认定他就是周恩来,遂又在陈友才的遗体和他身旁的那块毛毯上连捅数刀。见阴谋已经得逞,便一哄而散,回去交差了。
这次崂山遇险,最后只剩下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刘九洲四人。周恩来突围之后,顺着山沟,穿过树林,越过一座大山,来到南三十里铺检查站。待驻扎在延安的一个骑兵连赶到,周恩来立刻命令骑兵连迅速赶赴现场。而此时,敌人早已逃之夭夭,现场只有被打坏的汽车和烈士们的尸体。
当布满刀痕和溅满陈友才鲜血的毛毯交到周恩来手中时,周恩来禁不住泪流满面:“友才是替恩来死的,永远也不能忘记他!”该毛毯现仍存放在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中的朱德和周恩来的会客室里。l973年,周恩来回到延安,他一再要求亲自去陈友才的坟上祭奠。当延安的有关负责同志告诉他,由于1947年胡宗南的进犯,使得陈友才的坟墓遭到损坏,再没有找着时,周恩来伤心得掉下了眼泪。临行前,他还再三叮嘱:“一定要找到陈友才的坟墓。”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工作人员从他的内衣口袋里找出了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周恩来等四人的合影,照片背面题着:“崂山遇险,仅存四人”。
受命破案
崂山事件,震惊延安、震惊全国,也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震怒。是谁策划并实施了这一针对周恩来的重大谋杀行动?日军、伪军、蒋军、土匪,还是来自内部——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及其政治上的追随者?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一事件就更为严重,甚至会给延安的局势造成剧烈的动荡。为查明真相,给全党同志、全军将士、延安人民、全国人民一个交待,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人彻查。由谁担纲挂帅?决策者们几乎想到了同一个人——谢滋群。
谢滋群,1916年8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秀水村。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科长、广昌警备区保卫局局长、红一军团保卫局侦察科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保卫科兼侦察科科长等职。侦破过许多大案、疑案、难案,深得领导、同志的信任和赏识。长征途中过草地时,谢滋群因患了重病,吐血,加上长期营养不良,身体极度虚弱,连牲口也骑不了。有些同志出于关心,建议把他寄养在老乡家里。但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把谢滋群带走,不能走就用担架抬!他是我们的‘宝贝’,日后能堪重任!”随后亲自组织人抬担架。谢滋群坐了几天的担架后,身体状况渐渐好转,罗瑞卿又将自己的骡子给他骑。
罗瑞卿的话很快成为现实。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中央和红军总部曾设在保安,但保安太小,不利于红军的发展。1937年1月,谢滋群接受了一个重要的侦察任务:为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进行前期的侦察工作。于是,谢滋群挑选了5名侦察员,又请来两位老乡当向导,分别化装成探亲的、砍柴的、做小买卖的,来到延安。经过严密侦察,他们报告延安没有国民党部队,可以进驻。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顺利从保安迁到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谢滋群也因此被誉为“第一个进入延安的红军”。
这一次,谢滋群又接受了侦破任务。当然,他也深知责任重大。他多次组织召开了“诸葛亮”会议,与大家广泛交换了意见,制定出了侦查方案:立足于充分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在政治争取无效的情况下,再出动足够的兵力,由延安、甘泉、富县、宜川、红泉五县的武装力量配合,坚决镇压、彻底消灭敌人。
开始,有人把张国焘列为怀疑对象。因为周恩来的遇险正好发生在抗大风波过去后的第21天,红四方面军著名战将、张国焘的追随者、抗大政治委员何畏叛逃投敌后的第5天,地点又恰在原红四方面军控制区域内的崂山。
当天夜里,中央警卫团便包围了张国焘的住地,张国焘得知这一情况后很镇定,让警卫员勿轻举妄动。通过谢滋群等的调查、了解,加上张国焘、张闻天的解释,才知道剑拔弩张地搞了一夜,却是一场误会。
为查到真正的凶手,谢滋群一面组织人员到群众中去,进行广泛而强有力的宣传,一面派人深入案发地附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向群众讲解革命道理,打消群众顾虑,取得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当谢滋群得知群众李老汉可能知道线索后,便立即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来到李老汉家。可李老汉胆小怕事,担心日后受到报复,无论谢滋群怎样好说歹说,李老汉就是推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谢滋群并没有气馁,既动员当地干部、觉悟较高的群众做好李老汉的工作,又通过帮李老汉耕地等渐渐取得李老汉的信任,让李老汉倒出了心中的苦水,然后为其分析原因,指出怎样才能挖断苦根,谁能够为其求得解放。“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李老汉终于说出了周恩来遇险那天,正在砍柴的他所看到的、听到的一切及其所认识的一个人。
根据李老汉所言,再综合张丕谋、李树标化装成货郎,到金盆湾一带侦察的情况,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线索,作案者的嫌疑直指当地土匪。
那么,是谁指使该股土匪,又是谁提供了周恩来一行的准确出行时间、行程线路、乘坐车辆、人员配备呢?这一问题,不仅是本案的关键,而且涉及揪出土匪在延安的卧底,切实排除潜在的严重威胁。谢滋群为此吃不下、睡不着,绞尽脑汁。最终,他决定两种方法同时并用:一是在知道及可能知道周恩来出行秘密的人员之间进行排查;二是派人打入土匪内部“卧底”。这后者虽然非常危险,但直接、实在、管用,更何况“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谢滋群派了一名同志化装成外地被打散的土匪,通过有效渠道顺利打入了土匪内部。他通过斗智斗勇,取得了土匪内部知情人的信任,从而很快确定泄露周恩来等出行消息的是冯长斗——土匪头目李青伍在延安南门安插的一个坐探。
谢滋群立刻下令逮捕冯长斗,并组织人员进行了突击审讯。别看冯长斗平时老奸巨猾,又是十足的无赖,但没顶几个回合,便交待了事情的原委。谢滋群顺藤摸瓜,乘胜追击,案件终于水落石出。
真相大白
在中共中央迁至延安前,延安南部的黄龙山中盘踞着一股以哥老会为骨干组成的土匪,有200多人。他们占山为王,常常在金盆湾、云岩、临镇一带,打家劫舍,抢劫过往商客。
1934年8月,红泉县革命委员会在临镇成立后,红军通过对该股土匪的争取与政治瓦解,将其改编为红泉县突击队,驻扎在金盆湾。同年12月,国民党甘泉县党部为拉拢该武装力量,派特务王实生、王兆波打入突击队,制造事端,挑拨离间,引诱蛊惑,策反了突击队副队长李青伍,并令其打死队长李青云,将队伍拉回到黄龙山中,使之成为国民党直接操纵下的政治土匪。该股土匪不仅刺探红军、地方政权情报,暗杀红军、地方干部,还扩充势力,抢占地盘,残害老百姓。基于土匪的本性,李青伍甚至还玩过“黑吃黑”,例如1937年4月初,李青伍率100多名匪徒,化装成红军、游击队,在甘泉县麻子河公路伏击国民党一辆货车,抢劫了80多包大烟。
这股土匪非常狡猾,后发展并分成明暗两股力量:明的以李青伍、王仲阳、齐金权为首,他们都参加了哥老会,且都是哥老会中的混水胞哥,绝大部分为当地的流氓、地痞,有100余人。别看他们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但由于武器装备好,亲属朋友多,地理情况熟,确实是一个“难缠的主”。暗的以姬延寿为首,有90多人,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民团,团总即是姬延寿。
为消灭该股土匪,稳定民心,保卫延安,红军和地方政权武装成立过剿匪部队进行清剿。土匪并不愿束手就擒,反而企图策反我剿匪部队,用金钱、美女、封官许愿,拉拢腐蚀了剿匪部队政委贾腾云,企图寻机打死剿匪司令吴台亮,带领剿匪部队投降国民党。好在被吴台亮及时察觉并采取果断措施,才使剿匪部队未受任何损失。
土匪的阴谋破产后,又拉拢收买流氓地痞当坐探,刺探红军情报,以期策划新的、更大的阴谋。
出于上述目的,1937年4月初,土匪奉国民党甘泉县党部的指示,派遣两名匪徒到延安侦察。两名匪徒到延安,与李青伍所派、潜伏在延安哥老会办事处的土匪坐探冯长斗接头后,经过5天的秘密侦察,得到了中共中央4月25日要派周恩来等代表去西安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消息。他们如获至宝,两名匪徒连夜赶回匪巢,报告给李青伍。李青伍认为:“借如此机会杀了周恩来,既能给红军沉重打击,又能扬名国军,更能震惊世界,简直千载难逢,绝对不能错过!”于是李青伍于4月24日召集姬延寿等土匪头目,密谋伏击计划。为防止走漏消息,也为了不使匪徒们胆怯,匪首们隐瞒事情真相,只称去崂山伏击过路的汽车,打劫货物。
当天晚上,李青伍带领190多名匪徒,在夜幕的掩护下,翻过姚家山坡,越过瓦渣河,在25日天亮时分,赶到了樊家村头。稍作休息后,又翻越盘龙山,穿过盛榆公路,爬上崂山。李青伍立刻进行排兵布阵:将匪徒分成5组,分别埋伏在崂山桠口的3个山头和坝梁两侧;另派5个匪徒在山上放哨观察情况,命令他们一旦发现汽车开来,马上挥旗示意;全体匪徒以李青伍开枪为号,全线出击。
于是,便发生了本文开头所述的周恩来等崂山遇险一幕。
也就是在匪徒们埋伏、修理简单战壕的过程中,发出的声响惊动了正在砍柴的李老汉。李老汉定睛一看,见其中有一个熟悉的土匪,立刻认为土匪又要打劫,为少惹是非、保全性命,李老汉吓得连滚带爬回到了家中。
事情至此,谢滋群决定坚决、干脆、利落地消灭该股土匪。在征得上级同意后,剿匪工作在统一协调、安排下,很快全面铺开。
红军首先派部队从东南面切断了土匪的退路,防止土匪从临镇经宜川逃过黄河。然后,以正规部队警四旅为主力,延安、甘泉、富县、宜川、红泉五县的地方部队紧密配合,对土匪形成合围。前后用了近一个月时间,终于将土匪全部消灭,并生擒了土匪头目李青伍、民团头目姬延寿等10余人,后分别在延安甘谷驿、三十里铺和安塞河底坪等地将他们处决。
当红军押着冯长斗往三十里铺召开公判大会时,群众得知冯长斗就是把周恩来去西安的消息报告给李青伍,使土匪得以伏击周恩来后,全场顿时群情激愤,纷纷要求用石头砸死冯长斗,或剥他的皮。会后,冯长斗被刀杀在楝林滩。
4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南门外操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在崂山遇害的烈士,大会由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致悼词。3万多军民用白花向死难的烈士致哀。会后,烈士们的遗体被安葬在延安宝塔山腰。
谢滋群因侦破有功,得到了中共中央嘉奖,被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
题图 离休后的谢滋群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