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在鼓舞、支持、推动抗战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最终取得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深厚的民众基础。在抗战文化的性质上，党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旧文化的关系上，党通过改造旧式的文化艺术形式为新的大众革命文化形式，为革命斗争服务。在革命宣传的方式上，党将文化教育视为宣传的有力武器，号召民众投身抗日救国事业。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的发展，使党的理论指导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对广大民众的思想和行为整合。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21）02-0024-06
An analysi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Cul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Total Anti-Japanese War
LUO Yan-jun
（The Grand Canal Research Institut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The Anti-Japanese War Cul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the period of the Total Anti-Japanese War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ncouraging， supporting and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provided a powerful spiritual impetus and a deep profound popular foundation for the final victory of the war. In terms of the nature of Anti-Japanese Culture， CPC argues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is an organic part of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culture led by the proletaria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culture， the Party serves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by transforming the old-style cultural and artistic forms for the new mass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the way of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the Party regarded culture and education as a powerful weapon of publicity and called on the people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cause of resisting Japan and saving the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Culture of CPC in the period of the Total Anti-Japanese War made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of the Party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realiz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oughts and behaviors of masses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Key words：the period of Total Anti-Japanese Wa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Anti-Japanese War Culture
一、引言
在全面抗戰时期（1937.7—1945.9），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抗战文化在发展道路上遇到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阐释，离不开理论的建构和方向的指引。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通过发动整风运动和一系列的讲话、报告阐述了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的性质、文化形式改造及文化为革命斗争服务等一系列问题，明确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化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党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的性质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党通过改造旧式的文化艺术形式为新式的大众革命文化形式，将文化教育视为宣传的有力武器;通过号召民众投身于抗日救国事业，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形式改造，使之为抗战事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抗战文化由此形成。
在抗战文化、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研究方面，学术界已取得相当进展，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观点①。需要指出的是，抗战文化、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抗战文化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切为抗战服务和于抗战有利的文化”[1]，是“以民族大义为前提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化”[2]。就所涵盖地域而言，抗战文化“一般分为解放区文化、国统区文化、沦陷区文化”，近年来学术界改变了上述三种传统类型的划分，提出了“内迁文化和西部抗战文化”等新概念 [1]。就抗战文化的流派划分而言，国民党、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有其自身的抗战文化主张，“国民党着力推行的是三民主义文化”“一些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虽在抗日的大旗下集结起来，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他们或主张民族主义文化（ 如‘战国策’派） ，或宣扬欧美资产阶级文化（ 如胡适等人） ，都力图以自己推崇的文化来主宰或影响抗战”[3]。在各种流派的抗战文化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思想”[3]，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是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思想的“总结和发展”[3]。就所涵盖时段而言，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之间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是为适应全民族抗战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仅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则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3]。就文化主题而言，“抗战文化的主题就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则不仅要反对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还要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人民的彻底解放”[3]。就地位与性质而言，“抗战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抗战文化的主流，这种文化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2] 学者对抗战文化的特征、地位等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但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形式的改造和对抗战文化的宣传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兼及抗战文化之外的其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部分内容）试作进一步探析，聚焦于此时期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的性质、旧式文化艺术的重塑、抗战文化的宣传等方面，以期推动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研究的进展，并祈方家指正。
二、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文化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的性质，明确指出其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②，将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性质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认为五四以前的中国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化，则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4]698。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领导者，由此得以清晰彰显，即其性质为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属于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领导者为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在今天，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4]698。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中华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4]708。因之，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鲜明的大众性，是指引民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同时，毛泽东高度重视革命文化工作者在推广、普及新民主主义文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的各级指挥员。”[4]708因之，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应在积极掌握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础上，深入到广大民众中去，教育和引领民众投身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学习之中。
在如何看待文学艺术作品的艺术性与其政治内容的关系方面，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一篇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5]869-870可见，毛泽东认为对于历史上的文学艺术作品，必须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没有进步意义，然后再采取不同态度;衡量文艺作品历史价值的重要表现在于其是否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能够为广大民众所共有。而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正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所要达到的目标。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清晰阐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5]1058进一步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广大民众所共有的革命性先进文化。
三、中国共产党重塑新旧文化的关系，改造旧式的文化艺术形式为新的革命大众文化形式，为革命斗争服务
面对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民众文化程度低、亟须学习文化知识的现实需求，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小学、冬学、识字班、读报组等多种形式进行文化教育，同时对旧式地方戏曲进行革命性改造，以使其服务于新时期的革命斗争需要。
第一，通过各种方式，对大众普及革命抗战文化。党在抗日民主地区“开办各种民众学校，夜学，识字班（女子可同男子分开，上课应在白天），组织各种识字组，大众黑板，读报，演讲，娱乐体育，壁报，戏剧等一切适合于民众需要及为民众所喜欢参加的活动。小学教员即应成为该乡该村社教的主持者，他的小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即可成为他的助手（即小先生制）。该乡该村的共产党员首先应参加这个工作，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并经过它以团结与教育群眾。”[6]329-330关于对民众进行文化教育的方式，毛泽东于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指出，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并加以改造[5]1011-1012。
第二，对民众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行之有效的艺术表现形式，加以适当改造。1944 年 3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重点谈及了秧歌及其改造：“秧歌现在还没有普遍化。延安今年看秧歌看腻了，但全边区的老百姓还没有看够，一个秧歌剧他们要求演三次。所以我看秧歌队可以多组织一些，这个新秧歌队一个乡可以搞他一个，搞新的内容，一个区搞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不加限制，今年冬天就要这样搞。”[7]117-118同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指出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5]1012在党的文艺政策的指导下，自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至抗战胜利，陕甘宁边区创作了大量的新型秧歌剧。如反映变工互助、劳动光荣及大生产运动的秧歌剧《动员起来》《夫妻开荒》《二流子转变》《组织起来》等;表现拥军爱民、防奸锄奸的秧歌剧《军民联欢》《劳军》《大家来锄奸》等;反映减租、识字、选举等边区新事物、新风尚的《丰衣足食》《不识字的害处》等 [8] 。这些新秧歌剧作，对推动抗日革命政权建设，实现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使抗战文化走进田间地头、深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毛泽东看来，不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无论艺术水平高低，革命文艺作品都有其重要的价值，都对革命事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要擅于发现和运用新发掘的文艺形式。他在1942年5月的《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文中指出：“艺术性高的我们要，低的我们也要。像墙报、娃娃画，我们也要，那是萌芽，有发展的可能性，有根在那里。老百姓唱的歌，民间故事，机关里的墙报，战士吹牛拉故事，里面都有艺术。一字不识的人可以讲出美丽的故事，连说的话也是艺术性的，我便听过许多这样的故事。忽视了这些，眼睛只看到高的，看不到低的，说老百姓粗手粗脚算得什么，轻视那些东西，甚至看不起普通的艺术工作者，看不起墙报、农村通讯，不懂得士兵、农民能动手写几百字的墙报具有很大意义，这是不对的。”[9]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运用多种形式，使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深入人心，将革命新文化传达给广大民众，使其了解和接受。革命的抗战文化成为党整合民众观念，塑造崭新话语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通过对旧式文艺作品、文艺形式的革命性再造，将作为文艺形式的中国民间文化转化为进行群众政治教育的工具[10]，达到了旧曲谱新歌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展农村中的戏剧歌咏运动，于1940年3月18日发布的《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指出：“注意于戏剧歌咏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地方化，特别注意于利用旧形式，改造旧形式。……确定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这即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出发点的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教育与科学的教育。”[6]330可见，在将旧式的文艺作品改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文化的过程中，党十分注重凸显改造后的文艺作品在国民教育中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和地方化特色，使其成为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
此外，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谈到边区对乡村秧歌的革命化改造及其作用时，明确指出：“今天我们边区有两种秧歌：一种是老秧歌，反映的是旧政治、旧经济;一种是新秧歌，反映的是新政治、新经济。……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7]109由此可知，党对旧式文艺作品的革命化改造，注重的是革命文化工作者与广大民众的密切结合，从而使得新式革命文化能够真正反映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和边区、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状况，推进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
四、中国共产党将革命文化视为宣传的有力武器，动员广大民众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
第一，通过发挥文化的革命宣传作用，鼓动民众感同身受，投身革命运动。在日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歪曲史实、美化侵华战争罪行之时，中国共产党通过文化教育和思想宣传，揭露其罪恶的侵华行径。1941年3月20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剖析了日伪政权奴化宣传的方法和方式，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虚伪性和欺骗性：“在侵华战争中，日寇是十分重视宣传战的，其进行宣传战的基本方针，为分裂中国的团结，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使中国从联共抗战变而为反共降日。其宣传的主要内容，为‘共同防共’，‘中日亲善’，‘剿共灭党’，‘恢复东洋固有文化’与‘建立东亚新秩序’等。其宣传的主要方法和方式，为‘虚妄夸大’，‘造谣侮蔑’，‘挑拨离间’，‘软硬兼施’，‘利用汉奸’，‘诲淫诲盗’，以及‘利用中国旧形式和民间形式’等等，并动员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及庞大的宣传工具与宣传机关。在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里，在各个不同的思想意识领域里，广泛与深入地散布其侵华宣传的毒素。”[11]62面对花样百出的日伪宣传，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积极的抗战文化教育工作，针锋相对地揭破了敌人宣传的真面目。1940年6月20日，朱德在《华北抗战的总结》中指出日伪宣传的虚伪性：“我们实行了抗战文化教育政策，一般地揭破了敌寇、汉奸、汪派、托派的无耻宣传。敌人的一切宣传都是集中在造成和平空气，拼命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和宣传复古运动，什么‘东亚新秩序’呀，‘东亚和平’呀，‘大亚细亚主义’呀，伪造刊物、文件、电报来破坏团结呀，天天报纸上登着‘国共分裂’的大字，尊孔、祀孟、祀舜，提倡中国固有文化道德，宣传迷信呀！……都是为这个目的。”[12]395-396
第二，揭露日本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压迫，激发民众的抗日精神，同时注意利用在华日军的反战言行进行抗日宣传，以瓦解日军的侵略气焰。1941年6月中共中央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指出：“在抗战中我们首先就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残暴，从各方面加以揭露，唤起人民的民族觉悟、参加抗战的热情以及对抗战胜利的信心。”[11]134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着重从两个方面对日伪进行反奴化宣传。首先，中国共产党不但非常重视对广大国内民众的抗战宣传，而且通过对日伪发布反战文告和优待日军俘虏、推动日伪官兵的反战活动等方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以使日军官兵起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如1937年9月25日的《中国红军告日本士兵书》即大声疾呼：“日本士兵们！不要为日本军阀而牺牲你们的生命啊！回日本去吧，你们的父母妻子在盼望你们。回日本去吧，与你们国内的工农一起起来革命。日本士兵与中国士兵联合起来！停止战争，进行联欢！日本士兵幫助中国人民的解放，拒绝打中国人民的战争！”[12]278-279其次，中国共产党利用在华日军的反战言行进行抗战宣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一份日军反战文稿，即载有“我们身处异国，所体验的是什么？是不是一致的对和平二字抱着无限的希望。异国的中国和我们的风俗人情言语虽然不同，就以八路军来说，全是我们的战友”[13]等反对战争、对中国共产党友好的言论。
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抗日宣传，收到了相当明显的效果。朱德在1940年7月的《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就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传与日伪政权的奴化宣传进行了比较：“三年来华北宣传战的一般形势：（1）敌人的特务机关通过新民会、宣抚班，统制了新闻杂志书籍，组织了各种欺骗宣传团体，出版了大批的报纸、杂志、小册子、传单，来宣传‘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满支提携’和反共，以及进行各种挑拨离间的宣传。（2）我们则首先经过部队的宣传部门，并取得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配合，出版了大批的报纸、书籍和相当多的宣传品，在部队中还发动每一个战士进行宣传工作。我们宣传的中心内容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指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前途。（3）结果，虽然我们因技术和各种条件的限制，在宣传手段上远不及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拥有真理，同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使群众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我们正确，所以群众是拥护我们的。（4）如果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好，同艺术工作结合得更密切，则我们的成绩将更大。”[12]405他阐明中国共产党抗日事业的正义性和党与民众的密切联系，正是党的抗日宣传工作取得成效的根本原因，日伪的欺骗宣传只能蒙蔽人民于一时，而中国共产党则因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抗日斗争和卓有成效的革命政权建设，始终同广大民众站在一起，故使得抗日宣传富有成效，这是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宣传所难以实现的。正如剑桥大学教授顾若鹏（Barak Kushner）所指出的，“总体而言，国民党的对日宣传看起来没有中国共产党有成效”[14]。 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政府的反共妥协行为，大力阐述人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使群众认识到改变旧政权、建立新式人民政权的必要性 [11]134，并通过与日伪政权、国民党政权的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树立起抗战中流砥柱、广大民众救星的形象，成为在中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
第三，提出明确的文化运动的任务，阐明以抗战文化动员群众的具体方式方法，充分体现党的抗战文化政策的大众性和民主性。1941年6月20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阐明了抗战文化运动的主要任务，指出团结一致抗日的必要性，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展进步文化思想、大力发展国民教育[11]135-136。党的文化运动任务的提出和实行，充分彰显了大众性和民主性，对抗日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40年10月10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强调指出：“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的使用，使他们写作的积极性能够最大的发挥。……给文艺作家规定具体题目、规定政治内容、限时限刻交卷的办法，是完全要不得的。……应采取一切办法，如出版刊物、剧曲公演、公开讲演、展览会等，来发表他们的作品。同时发表他们的作品也即是推广文化运动的最主要的方式。”[6]496-498可见，在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既重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作用的发挥，也尊重其创作自由，推动文化人作品的发表，充分体现了党的文化政策的大众性和民主性。
关于动员群众的具体方式方法，中国共产党也做了具体的说明。如1941年7月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便阐明了党进行群众鼓动工作的具体方式方法：“关于群众鼓动的方式和方法：（甲）主要的不是文字的方式，而是口头的方式，尤其在大多数还是文盲和半文盲的群众中。但口头鼓动的时间宜短，以能说清鼓动内容，激起群众感情为度。（乙）村庄和市集的群众大会，是深入口头鼓动工作的主要方式之一，应利用居民闲暇时间举行之。群众常去的茶馆，救国堂、民革室、俱乐部等亦应利用之为鼓动的场所。乡以上的远距离的群众大会，常常劳民伤财，只能在十分必要时有节制地举行之。（丙）凡文字的鼓动方式，如传单，标语、布告等，采用时必须做到内容具体简明，文字通俗动人，必要时用绘图加以说明，使为普通识字的群众所能了解。（丁）各种民间的通俗的文艺形式，特别是地方性歌谣、戏剧、图画、说书等，对于鼓动工作作用很大，应尽量利用之。（戊）要依据不同的事件、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对象，而灵活地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与方法，创造新的方式方法，并由这种方式转变到另种方式，纠正千回一律的刻板方式。”[11]162多种多样的动员方式，鲜活生动的宣传内容，有力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使得更多民众受到党的文化宣传的引导，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事业之中。
五、结语
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文化进行了深入探索，在抗战文化的性质上，党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阐明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乃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所要达到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广大民众所共有的革命性先进文化。在新旧文化的关系上，党通过改造旧式的文化艺术形式为新的大众革命文化形式，为革命斗争服务，从而使得新式革命文化能够真正反映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和边区、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状况，有力推进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在革命宣传的方式上，党将文化教育视为宣传的有力武器，號召民众投身于抗日救国事业，取得了明显的动员效果。党对抗战文化的发展，使党的理论指导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对广大民众的思想和行为的整合，使得“解放的期望和渴盼受到了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历史加速了”[15]。正是得力于这些行之有效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抗战舞台的聚光灯下，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唐正芒. 近十年抗战文化研究述评[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123-131.
文天行. 论抗战文化的基本特征[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2（1）：58-64.
朱汉国，李小尉. 略论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思想[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61-66.
毛泽东选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选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 [M]. 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毛泽东文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刘建勋. 陕甘宁的新秧歌运动和新秧歌运作[J]. 人文杂志，1984（4）：121-124.
毛泽东文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29-430.
HUNG C T. Reeducating a blind storyteller：Han Qixi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storytelling campaign [J]. Modern China，1993（4）：397.
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 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朱德军事文选[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日本人木村健之助反战的文稿[A].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2005-01-0591.
KUSHNER B. The Thought War：Japanese Imperial Propaganda [M].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120.
GATU D. Village China at War：The Impact of Resistance to Japan [M]. Copenhagen：NIAS Press，2007：434.
[责任编辑 祁丽华]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21）02-0024-06
An analysi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Cul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Total Anti-Japanese War
LUO Yan-jun
（The Grand Canal Research Institut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The Anti-Japanese War Cul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the period of the Total Anti-Japanese War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ncouraging， supporting and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provided a powerful spiritual impetus and a deep profound popular foundation for the final victory of the war. In terms of the nature of Anti-Japanese Culture， CPC argues that the culture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is an organic part of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culture led by the proletaria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culture， the Party serves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by transforming the old-style cultural and artistic forms for the new mass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the way of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the Party regarded culture and education as a powerful weapon of publicity and called on the people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cause of resisting Japan and saving the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Culture of CPC in the period of the Total Anti-Japanese War made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of the Party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realiz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oughts and behaviors of masses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Key words：the period of Total Anti-Japanese Wa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Anti-Japanese War Culture
一、引言
在全面抗戰时期（1937.7—1945.9），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抗战文化在发展道路上遇到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阐释，离不开理论的建构和方向的指引。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通过发动整风运动和一系列的讲话、报告阐述了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的性质、文化形式改造及文化为革命斗争服务等一系列问题，明确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化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党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的性质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党通过改造旧式的文化艺术形式为新式的大众革命文化形式，将文化教育视为宣传的有力武器;通过号召民众投身于抗日救国事业，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形式改造，使之为抗战事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抗战文化由此形成。
在抗战文化、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研究方面，学术界已取得相当进展，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观点①。需要指出的是，抗战文化、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抗战文化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切为抗战服务和于抗战有利的文化”[1]，是“以民族大义为前提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化”[2]。就所涵盖地域而言，抗战文化“一般分为解放区文化、国统区文化、沦陷区文化”，近年来学术界改变了上述三种传统类型的划分，提出了“内迁文化和西部抗战文化”等新概念 [1]。就抗战文化的流派划分而言，国民党、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有其自身的抗战文化主张，“国民党着力推行的是三民主义文化”“一些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虽在抗日的大旗下集结起来，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他们或主张民族主义文化（ 如‘战国策’派） ，或宣扬欧美资产阶级文化（ 如胡适等人） ，都力图以自己推崇的文化来主宰或影响抗战”[3]。在各种流派的抗战文化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思想”[3]，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是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思想的“总结和发展”[3]。就所涵盖时段而言，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之间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是为适应全民族抗战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仅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则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3]。就文化主题而言，“抗战文化的主题就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则不仅要反对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还要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人民的彻底解放”[3]。就地位与性质而言，“抗战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抗战文化的主流，这种文化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2] 学者对抗战文化的特征、地位等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但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形式的改造和对抗战文化的宣传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兼及抗战文化之外的其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部分内容）试作进一步探析，聚焦于此时期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的性质、旧式文化艺术的重塑、抗战文化的宣传等方面，以期推动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研究的进展，并祈方家指正。
二、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文化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的性质，明确指出其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②，将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性质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认为五四以前的中国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化，则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4]698。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领导者，由此得以清晰彰显，即其性质为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属于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领导者为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在今天，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4]698。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中华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4]708。因之，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鲜明的大众性，是指引民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同时，毛泽东高度重视革命文化工作者在推广、普及新民主主义文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的各级指挥员。”[4]708因之，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应在积极掌握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础上，深入到广大民众中去，教育和引领民众投身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学习之中。
在如何看待文学艺术作品的艺术性与其政治内容的关系方面，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一篇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5]869-870可见，毛泽东认为对于历史上的文学艺术作品，必须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没有进步意义，然后再采取不同态度;衡量文艺作品历史价值的重要表现在于其是否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能够为广大民众所共有。而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正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所要达到的目标。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清晰阐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5]1058进一步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广大民众所共有的革命性先进文化。
三、中国共产党重塑新旧文化的关系，改造旧式的文化艺术形式为新的革命大众文化形式，为革命斗争服务
面对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民众文化程度低、亟须学习文化知识的现实需求，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小学、冬学、识字班、读报组等多种形式进行文化教育，同时对旧式地方戏曲进行革命性改造，以使其服务于新时期的革命斗争需要。
第一，通过各种方式，对大众普及革命抗战文化。党在抗日民主地区“开办各种民众学校，夜学，识字班（女子可同男子分开，上课应在白天），组织各种识字组，大众黑板，读报，演讲，娱乐体育，壁报，戏剧等一切适合于民众需要及为民众所喜欢参加的活动。小学教员即应成为该乡该村社教的主持者，他的小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即可成为他的助手（即小先生制）。该乡该村的共产党员首先应参加这个工作，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并经过它以团结与教育群眾。”[6]329-330关于对民众进行文化教育的方式，毛泽东于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指出，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并加以改造[5]1011-1012。
第二，对民众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行之有效的艺术表现形式，加以适当改造。1944 年 3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重点谈及了秧歌及其改造：“秧歌现在还没有普遍化。延安今年看秧歌看腻了，但全边区的老百姓还没有看够，一个秧歌剧他们要求演三次。所以我看秧歌队可以多组织一些，这个新秧歌队一个乡可以搞他一个，搞新的内容，一个区搞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不加限制，今年冬天就要这样搞。”[7]117-118同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指出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5]1012在党的文艺政策的指导下，自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至抗战胜利，陕甘宁边区创作了大量的新型秧歌剧。如反映变工互助、劳动光荣及大生产运动的秧歌剧《动员起来》《夫妻开荒》《二流子转变》《组织起来》等;表现拥军爱民、防奸锄奸的秧歌剧《军民联欢》《劳军》《大家来锄奸》等;反映减租、识字、选举等边区新事物、新风尚的《丰衣足食》《不识字的害处》等 [8] 。这些新秧歌剧作，对推动抗日革命政权建设，实现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使抗战文化走进田间地头、深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毛泽东看来，不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无论艺术水平高低，革命文艺作品都有其重要的价值，都对革命事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要擅于发现和运用新发掘的文艺形式。他在1942年5月的《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文中指出：“艺术性高的我们要，低的我们也要。像墙报、娃娃画，我们也要，那是萌芽，有发展的可能性，有根在那里。老百姓唱的歌，民间故事，机关里的墙报，战士吹牛拉故事，里面都有艺术。一字不识的人可以讲出美丽的故事，连说的话也是艺术性的，我便听过许多这样的故事。忽视了这些，眼睛只看到高的，看不到低的，说老百姓粗手粗脚算得什么，轻视那些东西，甚至看不起普通的艺术工作者，看不起墙报、农村通讯，不懂得士兵、农民能动手写几百字的墙报具有很大意义，这是不对的。”[9]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运用多种形式，使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深入人心，将革命新文化传达给广大民众，使其了解和接受。革命的抗战文化成为党整合民众观念，塑造崭新话语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通过对旧式文艺作品、文艺形式的革命性再造，将作为文艺形式的中国民间文化转化为进行群众政治教育的工具[10]，达到了旧曲谱新歌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展农村中的戏剧歌咏运动，于1940年3月18日发布的《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指出：“注意于戏剧歌咏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地方化，特别注意于利用旧形式，改造旧形式。……确定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这即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出发点的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教育与科学的教育。”[6]330可见，在将旧式的文艺作品改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文化的过程中，党十分注重凸显改造后的文艺作品在国民教育中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和地方化特色，使其成为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
此外，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谈到边区对乡村秧歌的革命化改造及其作用时，明确指出：“今天我们边区有两种秧歌：一种是老秧歌，反映的是旧政治、旧经济;一种是新秧歌，反映的是新政治、新经济。……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7]109由此可知，党对旧式文艺作品的革命化改造，注重的是革命文化工作者与广大民众的密切结合，从而使得新式革命文化能够真正反映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和边区、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状况，推进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
四、中国共产党将革命文化视为宣传的有力武器，动员广大民众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
第一，通过发挥文化的革命宣传作用，鼓动民众感同身受，投身革命运动。在日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歪曲史实、美化侵华战争罪行之时，中国共产党通过文化教育和思想宣传，揭露其罪恶的侵华行径。1941年3月20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剖析了日伪政权奴化宣传的方法和方式，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虚伪性和欺骗性：“在侵华战争中，日寇是十分重视宣传战的，其进行宣传战的基本方针，为分裂中国的团结，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使中国从联共抗战变而为反共降日。其宣传的主要内容，为‘共同防共’，‘中日亲善’，‘剿共灭党’，‘恢复东洋固有文化’与‘建立东亚新秩序’等。其宣传的主要方法和方式，为‘虚妄夸大’，‘造谣侮蔑’，‘挑拨离间’，‘软硬兼施’，‘利用汉奸’，‘诲淫诲盗’，以及‘利用中国旧形式和民间形式’等等，并动员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及庞大的宣传工具与宣传机关。在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里，在各个不同的思想意识领域里，广泛与深入地散布其侵华宣传的毒素。”[11]62面对花样百出的日伪宣传，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积极的抗战文化教育工作，针锋相对地揭破了敌人宣传的真面目。1940年6月20日，朱德在《华北抗战的总结》中指出日伪宣传的虚伪性：“我们实行了抗战文化教育政策，一般地揭破了敌寇、汉奸、汪派、托派的无耻宣传。敌人的一切宣传都是集中在造成和平空气，拼命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和宣传复古运动，什么‘东亚新秩序’呀，‘东亚和平’呀，‘大亚细亚主义’呀，伪造刊物、文件、电报来破坏团结呀，天天报纸上登着‘国共分裂’的大字，尊孔、祀孟、祀舜，提倡中国固有文化道德，宣传迷信呀！……都是为这个目的。”[12]395-396
第二，揭露日本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压迫，激发民众的抗日精神，同时注意利用在华日军的反战言行进行抗日宣传，以瓦解日军的侵略气焰。1941年6月中共中央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指出：“在抗战中我们首先就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残暴，从各方面加以揭露，唤起人民的民族觉悟、参加抗战的热情以及对抗战胜利的信心。”[11]134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着重从两个方面对日伪进行反奴化宣传。首先，中国共产党不但非常重视对广大国内民众的抗战宣传，而且通过对日伪发布反战文告和优待日军俘虏、推动日伪官兵的反战活动等方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以使日军官兵起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如1937年9月25日的《中国红军告日本士兵书》即大声疾呼：“日本士兵们！不要为日本军阀而牺牲你们的生命啊！回日本去吧，你们的父母妻子在盼望你们。回日本去吧，与你们国内的工农一起起来革命。日本士兵与中国士兵联合起来！停止战争，进行联欢！日本士兵幫助中国人民的解放，拒绝打中国人民的战争！”[12]278-279其次，中国共产党利用在华日军的反战言行进行抗战宣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一份日军反战文稿，即载有“我们身处异国，所体验的是什么？是不是一致的对和平二字抱着无限的希望。异国的中国和我们的风俗人情言语虽然不同，就以八路军来说，全是我们的战友”[13]等反对战争、对中国共产党友好的言论。
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抗日宣传，收到了相当明显的效果。朱德在1940年7月的《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就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传与日伪政权的奴化宣传进行了比较：“三年来华北宣传战的一般形势：（1）敌人的特务机关通过新民会、宣抚班，统制了新闻杂志书籍，组织了各种欺骗宣传团体，出版了大批的报纸、杂志、小册子、传单，来宣传‘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满支提携’和反共，以及进行各种挑拨离间的宣传。（2）我们则首先经过部队的宣传部门，并取得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配合，出版了大批的报纸、书籍和相当多的宣传品，在部队中还发动每一个战士进行宣传工作。我们宣传的中心内容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指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前途。（3）结果，虽然我们因技术和各种条件的限制，在宣传手段上远不及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拥有真理，同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使群众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我们正确，所以群众是拥护我们的。（4）如果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好，同艺术工作结合得更密切，则我们的成绩将更大。”[12]405他阐明中国共产党抗日事业的正义性和党与民众的密切联系，正是党的抗日宣传工作取得成效的根本原因，日伪的欺骗宣传只能蒙蔽人民于一时，而中国共产党则因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抗日斗争和卓有成效的革命政权建设，始终同广大民众站在一起，故使得抗日宣传富有成效，这是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宣传所难以实现的。正如剑桥大学教授顾若鹏（Barak Kushner）所指出的，“总体而言，国民党的对日宣传看起来没有中国共产党有成效”[14]。 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政府的反共妥协行为，大力阐述人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使群众认识到改变旧政权、建立新式人民政权的必要性 [11]134，并通过与日伪政权、国民党政权的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树立起抗战中流砥柱、广大民众救星的形象，成为在中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
第三，提出明确的文化运动的任务，阐明以抗战文化动员群众的具体方式方法，充分体现党的抗战文化政策的大众性和民主性。1941年6月20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阐明了抗战文化运动的主要任务，指出团结一致抗日的必要性，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展进步文化思想、大力发展国民教育[11]135-136。党的文化运动任务的提出和实行，充分彰显了大众性和民主性，对抗日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40年10月10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强调指出：“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的使用，使他们写作的积极性能够最大的发挥。……给文艺作家规定具体题目、规定政治内容、限时限刻交卷的办法，是完全要不得的。……应采取一切办法，如出版刊物、剧曲公演、公开讲演、展览会等，来发表他们的作品。同时发表他们的作品也即是推广文化运动的最主要的方式。”[6]496-498可见，在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既重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作用的发挥，也尊重其创作自由，推动文化人作品的发表，充分体现了党的文化政策的大众性和民主性。
关于动员群众的具体方式方法，中国共产党也做了具体的说明。如1941年7月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便阐明了党进行群众鼓动工作的具体方式方法：“关于群众鼓动的方式和方法：（甲）主要的不是文字的方式，而是口头的方式，尤其在大多数还是文盲和半文盲的群众中。但口头鼓动的时间宜短，以能说清鼓动内容，激起群众感情为度。（乙）村庄和市集的群众大会，是深入口头鼓动工作的主要方式之一，应利用居民闲暇时间举行之。群众常去的茶馆，救国堂、民革室、俱乐部等亦应利用之为鼓动的场所。乡以上的远距离的群众大会，常常劳民伤财，只能在十分必要时有节制地举行之。（丙）凡文字的鼓动方式，如传单，标语、布告等，采用时必须做到内容具体简明，文字通俗动人，必要时用绘图加以说明，使为普通识字的群众所能了解。（丁）各种民间的通俗的文艺形式，特别是地方性歌谣、戏剧、图画、说书等，对于鼓动工作作用很大，应尽量利用之。（戊）要依据不同的事件、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对象，而灵活地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与方法，创造新的方式方法，并由这种方式转变到另种方式，纠正千回一律的刻板方式。”[11]162多种多样的动员方式，鲜活生动的宣传内容，有力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使得更多民众受到党的文化宣传的引导，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事业之中。
五、结语
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文化进行了深入探索，在抗战文化的性质上，党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阐明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乃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所要达到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广大民众所共有的革命性先进文化。在新旧文化的关系上，党通过改造旧式的文化艺术形式为新的大众革命文化形式，为革命斗争服务，从而使得新式革命文化能够真正反映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和边区、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状况，有力推进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在革命宣传的方式上，党将文化教育视为宣传的有力武器，號召民众投身于抗日救国事业，取得了明显的动员效果。党对抗战文化的发展，使党的理论指导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对广大民众的思想和行为的整合，使得“解放的期望和渴盼受到了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历史加速了”[15]。正是得力于这些行之有效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抗战舞台的聚光灯下，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唐正芒. 近十年抗战文化研究述评[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123-131.
文天行. 论抗战文化的基本特征[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2（1）：58-64.
朱汉国，李小尉. 略论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思想[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61-66.
毛泽东选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选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 [M]. 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毛泽东文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刘建勋. 陕甘宁的新秧歌运动和新秧歌运作[J]. 人文杂志，1984（4）：121-124.
毛泽东文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29-430.
HUNG C T. Reeducating a blind storyteller：Han Qixi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storytelling campaign [J]. Modern China，1993（4）：397.
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 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朱德军事文选[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日本人木村健之助反战的文稿[A].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2005-01-0591.
KUSHNER B. The Thought War：Japanese Imperial Propaganda [M].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120.
GATU D. Village China at War：The Impact of Resistance to Japan [M]. Copenhagen：NIAS Press，2007：434.
[责任编辑 祁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