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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民族精神问题的发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客观产物;从世界史的范围看，弘扬民族精神是个“全球性问题”;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看，培育民族精神问题的提出及其转型与提升，既是全球化影响所致，更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和文化自觉;从当下来看，它既是为民族复兴培植坚实的历史根基，也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贡献;从未来趋势看，全球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使民族国家消亡，反而使其竞争愈加激烈。延续并实现新的思想与文化自觉，将是提高基于共同历史记忆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感，以及因此而生发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基本路径。对于以上各点，包括学术界在内中国社会各界，必须有清醒而清晰的认识和行动。
有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精神研究及培育问题，是近十多年来相关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有诸多成果之发表，①其意义毋庸置疑。但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的学术背景以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为主，所关注的重点在阐述问题的当下合理性，目标在设计解决问题的对策与路径。但其历史合理性在哪里？以笔者陋见，似乎鲜有论及者。
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未能搞清楚这个历史合理性，以至于人们对开展民族精神研究、弘扬与培育工作的必然性、紧迫性及其意义的重要性，存在一些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仅举两例：
例一，在本课题进行过程中，曾以问卷的形式开展过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其中，有关“弘扬民族精神的意义”问题的统计表明：只有73.77%的受访者认同它是“增强综合国力，应对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63.11%的受访者认同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手段”，61.89%的受访者认同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66.60%的受访者认同它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力量”。换言之，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受访者，并不认同上述观点，特别是5.53%的受访者干脆认为该项工作“没有实际意义”。
例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许多人包括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看来，在全球化趋势下开展民族精神的研究和培育，有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之嫌，是逆世界潮流而动，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就此来说，在本课题进行过程中，大多数课题组成员都曾遭遇过此类质疑。这显然是对全球化趋势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一重大课题的误解，其根源就在于对问题发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亦即历史的合理性不清楚。
缘此，笔者试从五个层面对此进行分析，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历史地看，民族精神问题的发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客观产物
正如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是全球化进程的历史起点”，①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推动力”。②以近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基础，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效率成倍增长，市场规模加速扩展，并最终突破既有的空间和地理边界，将越来越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不同的个体、族群、地区和国家纳入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体系之中，全球的一体化的趋势因此不断加强。对此，马克思曾做过经典描述：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③
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一体化的进程并不是“一个各民族同处于平等地位、均衡发展的过程”，④其中充满了强权、掠夺和奴役。因此，马克思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在建立世界市场时：
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⑤
民族、地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冲突随即发生，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发生和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在全世界的扩展而蔓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精神”概念的提出及鼓吹，首先是在早期工业化国家，而不是在中国。据学者研究，“民族精神”一词最早是由18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提出的，⑥他在《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文中认为，在每一种组织中，必然存在着一种伟大的普遍的观念，从本质上说，它代表着民族观念的充满生机的力量，如果这种观念占据着所有人的心灵，如果它成为民族的信念、民族的政治信条，那么它也就成为“民族精神”，他并强调指出，其时的德意志就需要这种民族精神。与莫泽尔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也认为民族是一种有机的、自然的共同体，它天然地存在着一种代代遗传的内在力量，创造和调节着这个有机体的生命周期和形式，这种力量就是民族魂或民族精神;他认为这种精神是一个民族有机体的中心和根本，每个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只能建立在这个民族特有的内在秉赋和先天能力上，每一个民族只按照他们自己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及内在本性去发展自己，他们自身有着衡量他们自己进步和完善的标尺，他特别指出：
任何个人、国家、民族的历史都彼此不同，所以，在他们看来，真理、美丽和杰出也各不相同。如果人们不去寻找自身的方式，如果盲目地把另一个民族视为模式，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枯萎而死。……一种文化如果不是从民族自身的环境和民族的必需中生成，它将缺乏生命活力，或将被湮没。⑦
继莫泽尔、赫尔德之后，黑格尔又以其“绝对精神”和“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础，对“民族精神”进行了深入考察，他认为精神是民族存在的内在力量和必然性，无论是个人的政治德行，还是国家制度都是由民族精神决定和必然要求的，个人因此必须服从他的天职义务——成为国家的一员，个体的欲望应从属于更高级的理性秩序，国家制度必须合乎精神发展的逻辑，他甚至认为，世界历史也是世界精神决定好的，各民族精神依次统治的结果。①
不仅如此，以上述思想为基础，他们还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并视历史教育为其最重要途径之一，甚至还由此引发了对欧洲各民族起源与民族特征的探究，带来了史学的辉煌，使其成为当时“最显赫的学科”。更需要注意的是，德国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的最主要的历史背景之一就是“法国的入侵”，②这包括文化上的、经济上的甚至是军事上的。因此，有人指出：“拿破仑要给德国传播自由主义，结果吵醒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③这句话形象而精妙地说明了德国思想界提出民族精神问题的原因所在。 当然，当下的世界与19世纪时德国所面临的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但是只要存在着民族、地区、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问题就会存在。德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一句话或足以惊醒我们。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及：“冷战后，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会不会出现一个‘人类普世文化’？”他挖苦地回答说：“果真如此，就意味着文化的死亡。我高兴的是我已经快死了，不会看到那一天了。”④
（二）从世界史的范围看，弘扬民族精神是个“全球性问题”，⑤就美欧等发达国家而言，它是推行殖民霸权的战略工具，对中国等后发展中国家而言，它是维护民族独立的精神纽带
我们在强调经济全球化所推动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在此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利益主体被纳入到同一空间中，利益差异的日渐多元化所导致的矛盾与冲突更加复杂、更加尖锐。不少学者曾指出，“世界经济越是全球化，经济中的民族利益就越突出，民族化倾向就越严重”，⑥“全球化使本土的觉悟、意识、敏感、情绪和热情空前凸现出来”，⑦它不仅“没有削减反而使民族利益更加突出”，⑧国际间的竞争也因此而更加复杂、残酷而充满风险。⑨
为了保证在此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民族国家力量的运用成为一种必然。美国学者吉尔平曾指出，“民族国家及其行动不能仅仅归因于经济力量。一旦民族国家问世，它就会按照竞争性的国家体系的逻辑行动”，“现代民族国家首先是一部战争机器”。⑩由此，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都越来越重视民族国家力量的建设。
在这其中，文化被视为一种“软实力”而备受人们重视。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认为：
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和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和金钱所达不到的目的。？輥？輯？訛
美国国际传播学教授阿巴斯·马力克认为，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力很大一部分源于国家自身形象设计的能力，因为它能卓有成效地表达自身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輥？輰？訛而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民族认同的强化。
对于这一点，即使欧美发达国家也不例外，特别是美国。学者研究表明，一方面，作为世界最发达国家，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其民族精神的培育问题，并将其与意识形态建设、国家政治权力运用联系起来，将其爱国主义教育“始终与爱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与美国精神的神圣化统一在一起”，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性”和“广泛性”，且一以贯之，从不含糊，毫不动摇。①另一方面，它又借助其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竭力向全世界推销其价值观，以树立“意识形态上的霸权”。②对此，美国学者自己也毫不隐讳，如有人说：
事实上，新的全球化生活方式好像是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一元化”。③
曾在克林顿政府商务部担任过高级官员的罗斯科夫更是倡言：
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④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作为最大的后发展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始终将中国作为殖民和颠覆的对象，其手段既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竞争和压力，也有文化战略的运用，并形成了一定传统。其远者如清末民初的来华人士。如明恩溥在其《中国乡村生活》一书的结语中就直言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的目的：
中国需要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必须了解上帝，对人要有新的概念，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以及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我们发现，中国的各种需要只是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而又完整地给于满足。⑤
其近者如冷战后之美国思想界。如1997年4月17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该轮到中国了》的文章，声称不管实行什么战术，美国的战略目标都是颠覆中国政权。⑥次年6月，美国最大的、对政府决策最有影响的智库兰德公司又建议其政府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其中第一步就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⑦
由此，我们也不能不对两位学者的话表示充分的认同，一位是中国学者缪家福，他说：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仅文化的民族性不可能消失，而且民族主义思潮会长期存在，有时甚至会大大强化。⑧
另一位是外国学者德里克，他说：
除了最天真幼稚的人外，再无人想指出民族国家已成为过去的事件，或者它再也无法在抵消全球化的影响方面起任何作用了。⑨
（三）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看，培育民族精神问题的提出及其转型与提升，既是全球化影响所致，更是推进整个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
古代中国虽然很早就以“文野与礼义之有无”为标准，区分“诸夏夷狄”，有学者甚至因此而推定：“民族思想之启发，自孔子作《春秋》，倡言民族主义，即内诸夏而外夷狄”。⑩但就“中国精神”或“中华民族精神”的概念而言，最早提出并进行阐述者倒不是中国人，而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一批资产阶级思想家。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曾说过一段广为中国人所熟知和引用的话：
在欧洲的君主们以及那些使君主们富裕起来的巨商们看来，所有这些地理发现只有一个目的，找寻新的宝藏。哲学家们则在这些新发现中，看到了一个精神的和物质的新天地。？輥？輯？訛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基于其“绝对观念”“世界理性”的理论（“人类自由意识的自觉程度，可在世界格局中表现为四种空间等级与时间阶段，每一个民族都从这种秩序中认同自身的身份与位置”），利用大量中国材料，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梳理;他认为，中国精神处于初始自我认识的直接阶段，缺乏主体和客体的分离，缺乏内在性和主观性，本质上是一种东方特有的专制与奴役精神，认为这种精神的“最大的恶果就是禁闭了人的意志和思维”;此外，黑格尔批判了中国人的一些民族劣根性，如缺乏荣誉感、自暴自弃、过于自大、好模仿、轻理论等等。①黑格尔对中国精神的分析具有浓厚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和狂妄的日耳曼大民族主义，其表面性与片面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对中国民族性的分析仍极具启发性，并深刻地影响着，甚至可以说开启了欧洲思想界乃至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精神”的讨论。 近代以后，关于中国民族性与民族精神的讨论，也首先是由西方来华人士如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文化人士、军人、政府官员等发起，而且此后以至今天，不断有欧美日本学者加入进来，成为研究中国民族性问题的一支重要海外力量。例如，丁伟在其选编的《中国民族性》一书中，共收录了85位中外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对该问题的阐述，其中外国学者就有20位，包括史密斯、利希霍芬、罗素、杜威、汤因比、池田大作、费正清等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学者。②毋庸置疑，这些人中主要是近代早期的一批来华人士，其对中国的认识不乏帝国主义各色侵略分子的歧视性偏见乃至谬见，但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不少深具洞察力的理性分析，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在1894年成书出版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就极具代表性。他在该书中总结了中国人性格中的26个特点，包括面子要紧、省吃俭用、辛勤劳作、恪守礼仪、漠视时间、漠视精确、天性误解、拐弯抹角、柔顺固执、心智混乱、麻木不仁、轻蔑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因循守旧、漠视舒适方便、生命活力、遇事忍耐、知足常乐、孝行当先、仁慈行善、缺乏同情、共担责任与尊重律法、互相猜疑、言而无信、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等等。③这些描述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鲁迅先生曾在他去世前半个月写道：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评论道：
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象，可谓观察精密，独具慧眼。……他的幽默的甚至刻薄的或言过其实的笔调，的确使我们感觉不快或不满;有时遇到修养稍差一点的人可以到怒发冲冠的程度。但我们读了他的描写以后，能使我们对于他所指出的特性留着很深的印象。……当然绝不是为中国民族所独有，但这些品性在中国民族的生活中在量的方面表现的特别普遍，在质的方面也表现的特别深刻，因此才成为民族的特性。
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和民族学家潘光旦也说：
《中国人的素质》中所历叙的中国人的特性，不但是一个事实，为明氏一般明眼人所见到，并且，就生物淘汰的学理言之，也确乎是一些无可避免的结果。④
当然，对于明恩溥的著作，自其问世起中国学界就有不同的声音，质疑与批评者不断。直到最近，仍有学者批评说：
他从来没有把笔下的人物放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关系、政治组织、家庭环境、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予以观察、理解，而只是就那些人物的单一行为表现予以记述和介绍，因而他的所有描述和谈论都是孤立的，跟中国社会、文化基本无关。作者企图用这些材料建立一个文化上、国民性格上与西方迥异的“中国形象”，那只能借助主观想象。西方人群根据这么一个想象出来的文本媒介展开对于中国的分析和理解，与实际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只能相距十万八千里，只能时不时地推导出一些充满误解、歪曲、歧视、蔑视的结论。
作者进而批评说，作为一种知识，明恩溥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话语体系“并不是为真理服务的，而是为殖民全力服务的”，⑤是“妖魔化中国的殖民主义话语”，而以蔡元培、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精英分子接续史密斯等人的话语，对于中国国民性格等进行卑贱化描述和批判，实际上是“自我妖魔化与对于殖民主义话语的认同”，是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成全了西方的霸权和利益”。①这番批评是否合适不是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即一个多世纪前西方思想界所开启的有关中国民族性问题的讨论，迄今都是中国学术界所无法规避的话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学者所指出，民族精神也是在发现“他者”的时候和地方出现的，是通过与“他者”的相遇而自省的，是以“他者”的形象作为参照、以差异特征作为叙述动力而建构的，遭遇差异才能唤醒自我认同感。②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家正是在不断深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化中西文化比较基础上，实现自我民族性与民族精神的定位与诠释的。许多为后世学者视同经典的论述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思维模式上。其早者如严复，他在1895年所发表的《论世变之亟》中说：
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③
其后者如新文化运动初期之陈独秀：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④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李大钊也指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具体说：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⑤此外，胡适所谓东西文明的真正区别在于“东方文明是建筑在人力上面的，而西方文明是建筑在机械力上面的”，⑥梁漱溟所谓西洋文明是“个人本位、阶级对立”、中国文明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⑦等等，亦均有相似之逻辑。
当然，也正如蔡元培所言：“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尽吸收其优点，且发达我特性也”之目的。⑧而事实上也正如蔡元培所期待，近代中国从濒临亡国灭种的险恶境地到实现民族民主解放，进而走上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其中之根本原因就是在比较中努力发现并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特别是“自由、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使中国思想文化走出中世纪，实现了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关于这一点，笔者还会进一步撰文探讨，此不赘述。 （四）研究和培育民族精神是为民族复兴培植坚实的历史根基
在全球化趋势下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切实维护自身利益、推进民族复兴所必需。有关这一点，学术界已有深刻而丰富之论说，⑨特别是杨叔子院士所说的那句名言——“没有科技一打就倒，没有人文不打自倒”——更是广为人们所引用。但是，这一意义的历史逻辑起点在哪里？人们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分析，事实上这个问题不说清楚，人们对弘扬民族精神意义的认识就不可能上升到战略高度，有关民族复兴的战略规划及其道路探索就缺乏历史根基。就此而言，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点是必须明确强调的：
其一，从宏观层面看，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建设，根本目的在培育一种共同的文化认知与价值认知，而核心基础之一就是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认知。意识形态既是特定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物质生产水平等因素的反映，又以特定价值体系为追求目标，是政治法律制度、社会道德风俗、文学艺术创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等各种理论设计与实践活动的灵魂和基本价值尺度。正因如此，面对世界一体化趋势下各民族国家间的日渐激烈的文化冲突（或曰文明的冲突），许多学者分析指出，其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间日渐激烈的经济利益争夺，是经济利益矛盾在价值观念上的体现：
价值冲突、评估冲突、文化冲突，都是利益冲突的表现。用一方的价值压倒另一方的价值，就是用一方的利益压倒另一方的利益。①
有学者进而认为，经济利益的获取，需要文化价值观念的支撑，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按照不同国家的意志安排其秩序，“需要价值文化加以维护”。②这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刻意将自己的文化塑造为普世价值规范并全力推广的关键所在，有时甚至为此而不惜以武力相向。当然，面对这种局势，也只有以意识形态的建设实现共同价值观的培育与巩固，进而从根本上维护民族经济利益和民族发展空间。民族精神教育无疑将为这一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提供最基本的精神纽带——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认知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历史根基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必定是沙滩上的建筑，其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是大可怀疑的。
其二，从微观层面看，丰厚的历史遗产为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奠定了独特的竞争优势。民族精神以民族文化为载体，民族文化“是各种文化形态的生长源泉”，③而文化的多样性又是“文化创新和创作的源泉”。④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定推动民族文化的大繁荣，使其多样性和丰富性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这种局面的出现，从长远说，将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打下坚实基础;从近期来说将为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丰厚的文化资源，创造大量的投资和就业机会，直接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五）民族精神是五千年来中国人生存智慧的结晶，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弘扬中国智慧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贡献
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进程“不仅仅是世界走向一体或统一的过程，更是民族文化多样性并存的过程”，全球化的未来不应该是一元的、单一模式的普遍化，而应该是多元化并存、多种模式共生的局面，“没有多样性就没有全球化”。⑤
这一观点极具启发性，它从理论上说明了在全球化趋势下，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区域文化、民族国家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毫无疑问，作为全世界唯一绵延数千年不断而发展至今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所蕴藏的生命智慧，在全球化世界中更有其特殊价值与意义。因此，邓正来指出，全球化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大机遇，这就要求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进一步发掘中国和中国人所具有的‘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dom）和思想自由”，必须用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中国文化“来回答中国和世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向世界提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作品”。⑥
事实上，关于中国文化的普世意义问题，中国思想界早就有所思考。其早者如梁启超，面对“一战”对后西方世界的重创，他在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中对着中国青年大声疾呼：
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着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①
年轻的考古学家李济也紧随其后、自豪地宣称：
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②
如果说，中国早期学人的上述表达还有颇多情感成分的话，近年来学者们的相似表达却更多的是基于学理分析。例如，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形成绵延千年的思想传统，其中之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包含着鲜明的“实践特质”，并由于这种特质涵养了中国人“对待人生的积极精神，服从现实理性的清醒态度，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体之间关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保持情欲满足和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昧服从”等等特性，这些特性为后法治现代化中多元利益冲突的社会的利益协调和解决奠定了良好的精神基础，进而言之，中华民族精神中“所包含的一些核心因素，具有为多元文化背景下各种利益协调和解决的文化基础”;③也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独到贡献就在于其不断开发、不断完善的直观智慧，相对于西方哲人善于分析，中国哲人更善于直观、注重于整体，这一传统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提供了一副最好的（哲学）精神良药，即“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为人类简单明了地指出了“走出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困惑的思路和大视野”;④还有学者指出，中华文明“和为贵”的思想是一个真正具有普世意义的原则，它在承认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崇尚自然的和谐，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人与社会的和谐。⑤
当然，还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对于中国文化之特殊意义与当下价值，许多有远见的西方学者对此亦有深刻之分析，而且一脉相承，迄今仍在。例如，晚清英国传教士麦高温曾说： 中国人敏思笃行……他们随时准备牺牲个人利益换取国家的复兴，这种可贵的爱国热情正是他们良好素质的体现。……她不愿像日本曾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军事力量和血腥战争达到国家强盛，她在新的思想意识中看到了将国家提高到世界强国之林突出地位的更高层次的潜力。⑥
英国哲学家罗素被孙中山誉为“唯一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他在1920年代曾著文说：
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的民族只顾及数十年的近忧之时，中国则已想到几个世界之后的远虑。它坚不可摧，经得起等待。……中国如能幸免于战争，那么它的压迫者最终也许会被拖垮，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以礼待人，希望别人也投桃报李。只要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⑦
1970年代初，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著名思想家池田大作曾有一次著名的对话，其间，汤因比指出：
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
池田也认为：
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⑧
罗素、汤因比、池田等人的评述，在中国社会各界乃至国际学术界均有广泛的影响，并广为人们所引用。诸如此类的表达，尚有甚多，此不赘述。
“风物长宜放眼量”。从问题的发生机制看，民族精神的形成是历史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孕育之果，民族精神培育课题的提出，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不同民族国家间不断加剧的竞争在文化层面不断博弈与砥砺的客观历史产物，绝不是此时此地主观上的灵机一动或率意而为。就历史经验而言，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历程证明，民族精神的研究、弘扬和培育是一种伟大的思想自觉和文化自觉，没有这种自觉就不可能产生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也就不可能在遭遇了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单独或联合武装侵略后，基本上完成了维护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任务，并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初步建成了一个现代国家。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全球化还不能使民族国家消亡”。①这也意味着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也将是长期而激烈的，支撑这种竞争的基本价值要素仍将是基于共同的历史记忆、生活观念、生活方式所形成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延续和进一步提升、丰富并实现新的思想自觉与文化自觉，将为提高这种认同感、凝聚力和竞争力，提供最基本的历史支撑点。正如林语堂所言，只有一个富有生机的民族精神，才能“促使人们去创造、去生产”。②对此，包括学术界在内中国社会各界，必须有清醒而清晰的认识和行动。
【作者简介】赵兴胜，男，1968年生，山东泰安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
有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精神研究及培育问题，是近十多年来相关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有诸多成果之发表，①其意义毋庸置疑。但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的学术背景以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为主，所关注的重点在阐述问题的当下合理性，目标在设计解决问题的对策与路径。但其历史合理性在哪里？以笔者陋见，似乎鲜有论及者。
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未能搞清楚这个历史合理性，以至于人们对开展民族精神研究、弘扬与培育工作的必然性、紧迫性及其意义的重要性，存在一些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仅举两例：
例一，在本课题进行过程中，曾以问卷的形式开展过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其中，有关“弘扬民族精神的意义”问题的统计表明：只有73.77%的受访者认同它是“增强综合国力，应对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63.11%的受访者认同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手段”，61.89%的受访者认同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66.60%的受访者认同它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力量”。换言之，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受访者，并不认同上述观点，特别是5.53%的受访者干脆认为该项工作“没有实际意义”。
例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许多人包括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看来，在全球化趋势下开展民族精神的研究和培育，有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之嫌，是逆世界潮流而动，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就此来说，在本课题进行过程中，大多数课题组成员都曾遭遇过此类质疑。这显然是对全球化趋势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一重大课题的误解，其根源就在于对问题发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亦即历史的合理性不清楚。
缘此，笔者试从五个层面对此进行分析，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历史地看，民族精神问题的发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客观产物
正如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是全球化进程的历史起点”，①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推动力”。②以近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基础，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效率成倍增长，市场规模加速扩展，并最终突破既有的空间和地理边界，将越来越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不同的个体、族群、地区和国家纳入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体系之中，全球的一体化的趋势因此不断加强。对此，马克思曾做过经典描述：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③
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一体化的进程并不是“一个各民族同处于平等地位、均衡发展的过程”，④其中充满了强权、掠夺和奴役。因此，马克思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在建立世界市场时：
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⑤
民族、地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冲突随即发生，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发生和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在全世界的扩展而蔓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精神”概念的提出及鼓吹，首先是在早期工业化国家，而不是在中国。据学者研究，“民族精神”一词最早是由18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提出的，⑥他在《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文中认为，在每一种组织中，必然存在着一种伟大的普遍的观念，从本质上说，它代表着民族观念的充满生机的力量，如果这种观念占据着所有人的心灵，如果它成为民族的信念、民族的政治信条，那么它也就成为“民族精神”，他并强调指出，其时的德意志就需要这种民族精神。与莫泽尔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也认为民族是一种有机的、自然的共同体，它天然地存在着一种代代遗传的内在力量，创造和调节着这个有机体的生命周期和形式，这种力量就是民族魂或民族精神;他认为这种精神是一个民族有机体的中心和根本，每个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只能建立在这个民族特有的内在秉赋和先天能力上，每一个民族只按照他们自己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及内在本性去发展自己，他们自身有着衡量他们自己进步和完善的标尺，他特别指出：
任何个人、国家、民族的历史都彼此不同，所以，在他们看来，真理、美丽和杰出也各不相同。如果人们不去寻找自身的方式，如果盲目地把另一个民族视为模式，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枯萎而死。……一种文化如果不是从民族自身的环境和民族的必需中生成，它将缺乏生命活力，或将被湮没。⑦
继莫泽尔、赫尔德之后，黑格尔又以其“绝对精神”和“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础，对“民族精神”进行了深入考察，他认为精神是民族存在的内在力量和必然性，无论是个人的政治德行，还是国家制度都是由民族精神决定和必然要求的，个人因此必须服从他的天职义务——成为国家的一员，个体的欲望应从属于更高级的理性秩序，国家制度必须合乎精神发展的逻辑，他甚至认为，世界历史也是世界精神决定好的，各民族精神依次统治的结果。①
不仅如此，以上述思想为基础，他们还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并视历史教育为其最重要途径之一，甚至还由此引发了对欧洲各民族起源与民族特征的探究，带来了史学的辉煌，使其成为当时“最显赫的学科”。更需要注意的是，德国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的最主要的历史背景之一就是“法国的入侵”，②这包括文化上的、经济上的甚至是军事上的。因此，有人指出：“拿破仑要给德国传播自由主义，结果吵醒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③这句话形象而精妙地说明了德国思想界提出民族精神问题的原因所在。 当然，当下的世界与19世纪时德国所面临的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但是只要存在着民族、地区、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问题就会存在。德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一句话或足以惊醒我们。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及：“冷战后，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会不会出现一个‘人类普世文化’？”他挖苦地回答说：“果真如此，就意味着文化的死亡。我高兴的是我已经快死了，不会看到那一天了。”④
（二）从世界史的范围看，弘扬民族精神是个“全球性问题”，⑤就美欧等发达国家而言，它是推行殖民霸权的战略工具，对中国等后发展中国家而言，它是维护民族独立的精神纽带
我们在强调经济全球化所推动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在此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利益主体被纳入到同一空间中，利益差异的日渐多元化所导致的矛盾与冲突更加复杂、更加尖锐。不少学者曾指出，“世界经济越是全球化，经济中的民族利益就越突出，民族化倾向就越严重”，⑥“全球化使本土的觉悟、意识、敏感、情绪和热情空前凸现出来”，⑦它不仅“没有削减反而使民族利益更加突出”，⑧国际间的竞争也因此而更加复杂、残酷而充满风险。⑨
为了保证在此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民族国家力量的运用成为一种必然。美国学者吉尔平曾指出，“民族国家及其行动不能仅仅归因于经济力量。一旦民族国家问世，它就会按照竞争性的国家体系的逻辑行动”，“现代民族国家首先是一部战争机器”。⑩由此，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都越来越重视民族国家力量的建设。
在这其中，文化被视为一种“软实力”而备受人们重视。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认为：
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和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和金钱所达不到的目的。？輥？輯？訛
美国国际传播学教授阿巴斯·马力克认为，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力很大一部分源于国家自身形象设计的能力，因为它能卓有成效地表达自身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輥？輰？訛而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民族认同的强化。
对于这一点，即使欧美发达国家也不例外，特别是美国。学者研究表明，一方面，作为世界最发达国家，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其民族精神的培育问题，并将其与意识形态建设、国家政治权力运用联系起来，将其爱国主义教育“始终与爱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与美国精神的神圣化统一在一起”，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性”和“广泛性”，且一以贯之，从不含糊，毫不动摇。①另一方面，它又借助其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竭力向全世界推销其价值观，以树立“意识形态上的霸权”。②对此，美国学者自己也毫不隐讳，如有人说：
事实上，新的全球化生活方式好像是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一元化”。③
曾在克林顿政府商务部担任过高级官员的罗斯科夫更是倡言：
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④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作为最大的后发展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始终将中国作为殖民和颠覆的对象，其手段既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竞争和压力，也有文化战略的运用，并形成了一定传统。其远者如清末民初的来华人士。如明恩溥在其《中国乡村生活》一书的结语中就直言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的目的：
中国需要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必须了解上帝，对人要有新的概念，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以及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我们发现，中国的各种需要只是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而又完整地给于满足。⑤
其近者如冷战后之美国思想界。如1997年4月17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该轮到中国了》的文章，声称不管实行什么战术，美国的战略目标都是颠覆中国政权。⑥次年6月，美国最大的、对政府决策最有影响的智库兰德公司又建议其政府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其中第一步就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⑦
由此，我们也不能不对两位学者的话表示充分的认同，一位是中国学者缪家福，他说：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仅文化的民族性不可能消失，而且民族主义思潮会长期存在，有时甚至会大大强化。⑧
另一位是外国学者德里克，他说：
除了最天真幼稚的人外，再无人想指出民族国家已成为过去的事件，或者它再也无法在抵消全球化的影响方面起任何作用了。⑨
（三）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看，培育民族精神问题的提出及其转型与提升，既是全球化影响所致，更是推进整个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
古代中国虽然很早就以“文野与礼义之有无”为标准，区分“诸夏夷狄”，有学者甚至因此而推定：“民族思想之启发，自孔子作《春秋》，倡言民族主义，即内诸夏而外夷狄”。⑩但就“中国精神”或“中华民族精神”的概念而言，最早提出并进行阐述者倒不是中国人，而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一批资产阶级思想家。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曾说过一段广为中国人所熟知和引用的话：
在欧洲的君主们以及那些使君主们富裕起来的巨商们看来，所有这些地理发现只有一个目的，找寻新的宝藏。哲学家们则在这些新发现中，看到了一个精神的和物质的新天地。？輥？輯？訛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基于其“绝对观念”“世界理性”的理论（“人类自由意识的自觉程度，可在世界格局中表现为四种空间等级与时间阶段，每一个民族都从这种秩序中认同自身的身份与位置”），利用大量中国材料，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梳理;他认为，中国精神处于初始自我认识的直接阶段，缺乏主体和客体的分离，缺乏内在性和主观性，本质上是一种东方特有的专制与奴役精神，认为这种精神的“最大的恶果就是禁闭了人的意志和思维”;此外，黑格尔批判了中国人的一些民族劣根性，如缺乏荣誉感、自暴自弃、过于自大、好模仿、轻理论等等。①黑格尔对中国精神的分析具有浓厚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和狂妄的日耳曼大民族主义，其表面性与片面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对中国民族性的分析仍极具启发性，并深刻地影响着，甚至可以说开启了欧洲思想界乃至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精神”的讨论。 近代以后，关于中国民族性与民族精神的讨论，也首先是由西方来华人士如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文化人士、军人、政府官员等发起，而且此后以至今天，不断有欧美日本学者加入进来，成为研究中国民族性问题的一支重要海外力量。例如，丁伟在其选编的《中国民族性》一书中，共收录了85位中外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对该问题的阐述，其中外国学者就有20位，包括史密斯、利希霍芬、罗素、杜威、汤因比、池田大作、费正清等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学者。②毋庸置疑，这些人中主要是近代早期的一批来华人士，其对中国的认识不乏帝国主义各色侵略分子的歧视性偏见乃至谬见，但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不少深具洞察力的理性分析，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在1894年成书出版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就极具代表性。他在该书中总结了中国人性格中的26个特点，包括面子要紧、省吃俭用、辛勤劳作、恪守礼仪、漠视时间、漠视精确、天性误解、拐弯抹角、柔顺固执、心智混乱、麻木不仁、轻蔑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因循守旧、漠视舒适方便、生命活力、遇事忍耐、知足常乐、孝行当先、仁慈行善、缺乏同情、共担责任与尊重律法、互相猜疑、言而无信、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等等。③这些描述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鲁迅先生曾在他去世前半个月写道：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评论道：
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象，可谓观察精密，独具慧眼。……他的幽默的甚至刻薄的或言过其实的笔调，的确使我们感觉不快或不满;有时遇到修养稍差一点的人可以到怒发冲冠的程度。但我们读了他的描写以后，能使我们对于他所指出的特性留着很深的印象。……当然绝不是为中国民族所独有，但这些品性在中国民族的生活中在量的方面表现的特别普遍，在质的方面也表现的特别深刻，因此才成为民族的特性。
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和民族学家潘光旦也说：
《中国人的素质》中所历叙的中国人的特性，不但是一个事实，为明氏一般明眼人所见到，并且，就生物淘汰的学理言之，也确乎是一些无可避免的结果。④
当然，对于明恩溥的著作，自其问世起中国学界就有不同的声音，质疑与批评者不断。直到最近，仍有学者批评说：
他从来没有把笔下的人物放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关系、政治组织、家庭环境、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予以观察、理解，而只是就那些人物的单一行为表现予以记述和介绍，因而他的所有描述和谈论都是孤立的，跟中国社会、文化基本无关。作者企图用这些材料建立一个文化上、国民性格上与西方迥异的“中国形象”，那只能借助主观想象。西方人群根据这么一个想象出来的文本媒介展开对于中国的分析和理解，与实际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只能相距十万八千里，只能时不时地推导出一些充满误解、歪曲、歧视、蔑视的结论。
作者进而批评说，作为一种知识，明恩溥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话语体系“并不是为真理服务的，而是为殖民全力服务的”，⑤是“妖魔化中国的殖民主义话语”，而以蔡元培、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精英分子接续史密斯等人的话语，对于中国国民性格等进行卑贱化描述和批判，实际上是“自我妖魔化与对于殖民主义话语的认同”，是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成全了西方的霸权和利益”。①这番批评是否合适不是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即一个多世纪前西方思想界所开启的有关中国民族性问题的讨论，迄今都是中国学术界所无法规避的话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学者所指出，民族精神也是在发现“他者”的时候和地方出现的，是通过与“他者”的相遇而自省的，是以“他者”的形象作为参照、以差异特征作为叙述动力而建构的，遭遇差异才能唤醒自我认同感。②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家正是在不断深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化中西文化比较基础上，实现自我民族性与民族精神的定位与诠释的。许多为后世学者视同经典的论述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思维模式上。其早者如严复，他在1895年所发表的《论世变之亟》中说：
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③
其后者如新文化运动初期之陈独秀：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④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李大钊也指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具体说：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⑤此外，胡适所谓东西文明的真正区别在于“东方文明是建筑在人力上面的，而西方文明是建筑在机械力上面的”，⑥梁漱溟所谓西洋文明是“个人本位、阶级对立”、中国文明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⑦等等，亦均有相似之逻辑。
当然，也正如蔡元培所言：“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尽吸收其优点，且发达我特性也”之目的。⑧而事实上也正如蔡元培所期待，近代中国从濒临亡国灭种的险恶境地到实现民族民主解放，进而走上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其中之根本原因就是在比较中努力发现并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特别是“自由、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使中国思想文化走出中世纪，实现了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关于这一点，笔者还会进一步撰文探讨，此不赘述。 （四）研究和培育民族精神是为民族复兴培植坚实的历史根基
在全球化趋势下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切实维护自身利益、推进民族复兴所必需。有关这一点，学术界已有深刻而丰富之论说，⑨特别是杨叔子院士所说的那句名言——“没有科技一打就倒，没有人文不打自倒”——更是广为人们所引用。但是，这一意义的历史逻辑起点在哪里？人们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分析，事实上这个问题不说清楚，人们对弘扬民族精神意义的认识就不可能上升到战略高度，有关民族复兴的战略规划及其道路探索就缺乏历史根基。就此而言，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点是必须明确强调的：
其一，从宏观层面看，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建设，根本目的在培育一种共同的文化认知与价值认知，而核心基础之一就是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认知。意识形态既是特定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物质生产水平等因素的反映，又以特定价值体系为追求目标，是政治法律制度、社会道德风俗、文学艺术创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等各种理论设计与实践活动的灵魂和基本价值尺度。正因如此，面对世界一体化趋势下各民族国家间的日渐激烈的文化冲突（或曰文明的冲突），许多学者分析指出，其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间日渐激烈的经济利益争夺，是经济利益矛盾在价值观念上的体现：
价值冲突、评估冲突、文化冲突，都是利益冲突的表现。用一方的价值压倒另一方的价值，就是用一方的利益压倒另一方的利益。①
有学者进而认为，经济利益的获取，需要文化价值观念的支撑，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按照不同国家的意志安排其秩序，“需要价值文化加以维护”。②这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刻意将自己的文化塑造为普世价值规范并全力推广的关键所在，有时甚至为此而不惜以武力相向。当然，面对这种局势，也只有以意识形态的建设实现共同价值观的培育与巩固，进而从根本上维护民族经济利益和民族发展空间。民族精神教育无疑将为这一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提供最基本的精神纽带——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认知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历史根基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必定是沙滩上的建筑，其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是大可怀疑的。
其二，从微观层面看，丰厚的历史遗产为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奠定了独特的竞争优势。民族精神以民族文化为载体，民族文化“是各种文化形态的生长源泉”，③而文化的多样性又是“文化创新和创作的源泉”。④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定推动民族文化的大繁荣，使其多样性和丰富性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这种局面的出现，从长远说，将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打下坚实基础;从近期来说将为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丰厚的文化资源，创造大量的投资和就业机会，直接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五）民族精神是五千年来中国人生存智慧的结晶，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弘扬中国智慧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贡献
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进程“不仅仅是世界走向一体或统一的过程，更是民族文化多样性并存的过程”，全球化的未来不应该是一元的、单一模式的普遍化，而应该是多元化并存、多种模式共生的局面，“没有多样性就没有全球化”。⑤
这一观点极具启发性，它从理论上说明了在全球化趋势下，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区域文化、民族国家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毫无疑问，作为全世界唯一绵延数千年不断而发展至今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所蕴藏的生命智慧，在全球化世界中更有其特殊价值与意义。因此，邓正来指出，全球化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大机遇，这就要求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进一步发掘中国和中国人所具有的‘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dom）和思想自由”，必须用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中国文化“来回答中国和世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向世界提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作品”。⑥
事实上，关于中国文化的普世意义问题，中国思想界早就有所思考。其早者如梁启超，面对“一战”对后西方世界的重创，他在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中对着中国青年大声疾呼：
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着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①
年轻的考古学家李济也紧随其后、自豪地宣称：
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②
如果说，中国早期学人的上述表达还有颇多情感成分的话，近年来学者们的相似表达却更多的是基于学理分析。例如，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形成绵延千年的思想传统，其中之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包含着鲜明的“实践特质”，并由于这种特质涵养了中国人“对待人生的积极精神，服从现实理性的清醒态度，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体之间关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保持情欲满足和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昧服从”等等特性，这些特性为后法治现代化中多元利益冲突的社会的利益协调和解决奠定了良好的精神基础，进而言之，中华民族精神中“所包含的一些核心因素，具有为多元文化背景下各种利益协调和解决的文化基础”;③也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独到贡献就在于其不断开发、不断完善的直观智慧，相对于西方哲人善于分析，中国哲人更善于直观、注重于整体，这一传统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提供了一副最好的（哲学）精神良药，即“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为人类简单明了地指出了“走出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困惑的思路和大视野”;④还有学者指出，中华文明“和为贵”的思想是一个真正具有普世意义的原则，它在承认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崇尚自然的和谐，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人与社会的和谐。⑤
当然，还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对于中国文化之特殊意义与当下价值，许多有远见的西方学者对此亦有深刻之分析，而且一脉相承，迄今仍在。例如，晚清英国传教士麦高温曾说： 中国人敏思笃行……他们随时准备牺牲个人利益换取国家的复兴，这种可贵的爱国热情正是他们良好素质的体现。……她不愿像日本曾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军事力量和血腥战争达到国家强盛，她在新的思想意识中看到了将国家提高到世界强国之林突出地位的更高层次的潜力。⑥
英国哲学家罗素被孙中山誉为“唯一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他在1920年代曾著文说：
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的民族只顾及数十年的近忧之时，中国则已想到几个世界之后的远虑。它坚不可摧，经得起等待。……中国如能幸免于战争，那么它的压迫者最终也许会被拖垮，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以礼待人，希望别人也投桃报李。只要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⑦
1970年代初，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著名思想家池田大作曾有一次著名的对话，其间，汤因比指出：
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
池田也认为：
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⑧
罗素、汤因比、池田等人的评述，在中国社会各界乃至国际学术界均有广泛的影响，并广为人们所引用。诸如此类的表达，尚有甚多，此不赘述。
“风物长宜放眼量”。从问题的发生机制看，民族精神的形成是历史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孕育之果，民族精神培育课题的提出，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不同民族国家间不断加剧的竞争在文化层面不断博弈与砥砺的客观历史产物，绝不是此时此地主观上的灵机一动或率意而为。就历史经验而言，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历程证明，民族精神的研究、弘扬和培育是一种伟大的思想自觉和文化自觉，没有这种自觉就不可能产生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也就不可能在遭遇了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单独或联合武装侵略后，基本上完成了维护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任务，并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初步建成了一个现代国家。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全球化还不能使民族国家消亡”。①这也意味着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也将是长期而激烈的，支撑这种竞争的基本价值要素仍将是基于共同的历史记忆、生活观念、生活方式所形成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延续和进一步提升、丰富并实现新的思想自觉与文化自觉，将为提高这种认同感、凝聚力和竞争力，提供最基本的历史支撑点。正如林语堂所言，只有一个富有生机的民族精神，才能“促使人们去创造、去生产”。②对此，包括学术界在内中国社会各界，必须有清醒而清晰的认识和行动。
【作者简介】赵兴胜，男，1968年生，山东泰安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