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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回顾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创建商业文化学倡导开展商业文化建设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并对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之际，倡导商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历史价值予以分析和评价。
一、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
综观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最具有开创价值和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就是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和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使中国迅速成长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中国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思想到制度，从理论到实践，是中国商业文化建设最为重要的动力和时代背景。
（一）思想解放东风阵阵
历史回溯到40多年前的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全文刊载该文。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随后，新华社将此文发了通稿，各省市自治区报纸陆续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精髓，是紧密联系了当时各方面展开的围绕 “两个凡是”的思想政治斗争，试图冲破阻碍改革的思想教条和屏障，打破束缚发展的精神枷锁，不仅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对于长期深受“左”倾思想影响以至压制、毒害的中国社会而言，不啻为当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宣言书。
从此形成了以理论界为主，波及全国各界，人人关注的讨论热潮。到1978年底，除中央单位外，各地就讨论真理标准召开的讨论会达70余次，中央及省级报刊发表这一主题的文章至少有650篇以上。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启发和触动了人們对中国社会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等根本问题的思考，推动了各方面的整顿，为大规模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准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当代中国一次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二）农村、城市经济体制
改革捷报频传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着重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会议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转折，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固守成规到进行全方位改革的转变，标志着改革开放国策和方针的正式确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代表全队18户农民极其庄重地写下了一纸契约，诞生了“包产到户”的惊人创举。小岗村实行的“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到1980年底，实现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从1980年初的1%上升到15%。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该年1号文件，明确提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的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每年制定一个1号文件，促进农村不断深化改革，促进农业不断发展，结合农村形势迅速变化的实际，及时总结经验，推动了农村改革逐步深入发展。到1982年底，全国约有80%的农民实行了包干到户，粮食总产量较前一年增长9%。1983年，实行了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8%，粮食总产量又比前一年增长9%。1985年，粮食总产量增长5%。
与此同时，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农民脱贫致富开辟了门路，为农村农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吸纳了大批农村劳动力，为国家财政收入做出重大贡献，促进了农村城镇化发展。到1987年，乡镇企业数从1978年的152万个发展到1750万个;从业人员数从1978年的2826万人增加到881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1.4%，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早期的纲领性文件。由于城市在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会议认为在继续深入搞好农村改革的同时，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中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虽然文件确立的阶段性的 改革目标是商品经济，但“市场”二字在文件中出现了16次之多。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系统地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全面展开，从此进入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环节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阶段。
这个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管理体制改革;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从而使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根本变化，发展商品经济和发家致富成为社会的潮流。通过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岗位责任制等制度的确立，一些经济权力得到下放，很多计划手段被取消。随着各行各业以及各个机构内部的各种激励机制的建立，全社会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调动。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经济特区建设也在逐步深入展开，成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步骤。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标志经济特区正式诞生。1984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分两步开放沿海地区经济。第一步，先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第二步再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出《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正式建立。1992年以后，中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三）社会变革与发展掀起
深层次“文化热”
1.“文化热”的背景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社会逐步对经济、政治等领域提出深入改革的要求，并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持续近十年的文化研讨热潮，人们将其称为80年代的“文化热”。
“文化热”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既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更是历史与现实、国内外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改革的深入，促使人们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入全面的反思和探索，社会的进步不但需要经济发展，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尤其需要制度变革，需要政治改革的保障，需要循序渐进地实行文化的全方位变革和现代化，需要思想文化观念的转变和引领。而开放不仅推动改革的进程，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呈现了更多的文化参照，促进对人类文化优异成果的比较和选择。现代国际社会出现的“全球意识” 和“寻根意识” 潮流，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亚发展模式对世界经济结构产生的变化，促使当代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传统重新进行全面的评估，进而也影响了中国社会。
2.“文化热”的过程与内容
“文化热”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0～1984年为酝酿阶段;1984年底～1989年上半年为高潮阶段。“文化热”主要体现在开展具有影响力的研讨活动， 出版研究成果、文化丛书和著作，以及设立专门研究机构三个方面。“文化热”
讨论议题主要围绕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涵盖内容，如何对待
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等方面。1982年12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共同发起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提出了研究中国文化的紧迫性。此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迅速地在各地展开，形成了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研究中心。1984年1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发起组织了全国首届 “东西文化比较研究讨论会”，就东西方文化产生发展的背景、特点、差异以及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85年2月，中国文化书院和九 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联合在北京举办了“中国文化讲习班”，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如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任继愈、阴法鲁、汤一介、金克木、侯仁之、李泽厚等到会讲学，还邀请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中国台湾学者陈鼓应教授到会讲学。1986年1月，这两个单位又联合举办了第二期中国文化讲习班。
当时文化研讨活动的盛况，从宋君健先生的回忆中可见一斑：“1986年7月青岛的中西文化讲习研讨会的规模与规格，会风和影响都令人惊叹。会议邀请了各派学者张岱年、常任侠、梁漱溟、周谷城、李泽厚、陈中英（原文误，应为成中英，著者注）、陈鼓应、方励之、杜维民等十二人，每天上午主讲，下午答问讨论。与会者八百余人，当时我国已毕业和在读的人文社科类博士仅一百六十余人，与会者竟过百人，三分天下有其二，硕士两百多人，大学教授讲师不下四百，集学界一时之盛。海外媒体赞为‘名流荟萃，高论爆棚’。会议没有官式开幕典礼而代之以选举大会临时学术小组。当时已离休在青度假的李锐也受邀前来听会，在与会务人员同吃工作餐时一同各抒己见。会议没能集中开餐和住宿，更无娱乐旅游安排。在海风习习的夏夜，海滩和招待所的草坪花坛旁处处有自组的博士沙龙、硕士沙龙、教授沙龙、讲师沙龙散布其间;名重齐鲁的刘泽华、刘蔚华以民主政治为题的讲学，所拟民主政治十数项特征言犹在耳，对西方政治文明在中国的知晓确有启蒙意义;杜维民所作的新儒学的讲演历历在目。半月研讨会座无虚席，偶一晚，会务小组包了场电影，不期军招放映厅内仅寥寥三十余人。”
在出版文化著作方面，1984年，上海书店影印了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共50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从1985年开始原拟分十五类，出版100种，到1996年实际出版26种。在普及文化上影响最大的，当属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988年出版发行的《走向未来》丛书，丛书原计划出书100种，到1988年共出书74种，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包括了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F. 魏克曼教授曾称之为“中国的丛书热”，要他的研究生专门研究。三联书店1986年起三四年间就出版了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人文研究丛书”，以及《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 等上百种出版物。其中“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影响力最大，生命力最长，从1986年12月起，十余年间遴选、翻译、出版了五十余种西方近现代学术经典。1984年10月，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成立。中国文化书院是由我国已故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岱年、朱伯昆和汤一介等几位教授共同发起，联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单位及台、港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一道创建的民间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中国文化书院自建院成立以来，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开展过多种研讨、教学和交流活动。1985～1989年，举办过《中国传统文化》《中外文化比较》《文化与科学》《文化与未来》等短期讲习班、进修班共20多期;1987～1989年，举办了两年制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在全国有12000多名函授学员，分布于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
1985年，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天津、杭州等地的中国学者，包括王元化、庞朴、汤一介、萧萐父、陈俊民、张磊、刘泽华、沈善洪、纪树立、朱维铮等，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克曼，开始举行一年一度的文化研究协调会，由此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有组织地进行文化和文化史的研究。在“文化熱”的浪潮推动下，清华大学于1985年成立了思想文化研究所。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比，“文化热”讨论议题除去围绕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外，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当代世界文化，并重点展开了如何建设中国现代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讨论。“文化热”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就是经济文化热的兴起。“它是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经济振兴的直接文化产品，也是从本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集中表现。一大批与新型经济、文化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课题涌现出来，特别是最能反映经济振兴的企业文化、商业文化和都市、特区文化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为现代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客观文化环境和实质性内容。” 3.“文化热”的意义
改革开放宏观政策和新时期的经济振兴，不仅酝酿了 “文化热”，而且赋予“文化热”新的内容。人们正是在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和激烈的学术交锋中，开展文化概念论争、理论考究和模式评价，目的是围绕现代化的要求进行富有成效的思想文化建设和理论探讨。“正是通过这次文化热，才最终完成了由‘五四’时期精神思想领域的文化变革到80年代物质经济领域的文化变革。是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由封建文化向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渡阶段。”
“文化热”的浪潮，不仅席卷了思想文化界，同样深度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经济和制度基础的过程中，“文化热”自然成为商业文化理论自觉应运而生的时代背景。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辟新纪元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内容分为十个部分：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四、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五、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七、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八、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九、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奋斗。《决定》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是我国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是20世纪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市场经济体制登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雅之堂并不一帆风顺。直到1982年9月的党的十二大报告，才明确写上“计划经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的观念，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992年10月的党的十四大报告，第一次郑重宣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到了2013年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则进一步强 调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21年的发展，对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作用的认识，从“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深化到“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样，每次转变和深化都是一次质的飞跃。同时，如果没有当时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认识基础，也就没有后来的“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认识和制度政策。
二、倡导中国商业文化建设的历史价值
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经济资源商品化、经济关系货币化、市场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系统开放化。它实现的手段和方式、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实质就是商业的手段、方式、原则和精神。胡平先生在国家决策层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倡导商业文化建设，与之既有异曲同工相辅相成之妙，也有一语中的的前瞻之见。
沙拉·贝克韦尔在《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一书中评价尼采思想对后人的影响时写道：“虽然他的时代无法理解他，但他总认为，他的成功之日一定会到来。”与尼采生前的情形不同，尽管胡平先生提出商业文化建设之时有一部分人不能理解，或者对商业文化建设的深刻含义未能全面认识，但中国商业文化的春天已然到来。在中国商业文化建设的早春里，不仅风和雨细，而且春意盎然，只是仿佛花园里的花开早于叶茂，艳丽夺目的花蕊少了些绿叶的陪衬，景象固然热烈跃动，但缺少雍容灿烂之气。而那商业文化百花园里的绿叶繁枝，正是商业文化理论的繁荣和舆论的烘托。在中国市场经济构想欲建未建之际，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兴未艾之初，提出创建中国商业文化学的倡议，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商业思想启蒙，为中国现代商业文化的春天增添了一抹新绿。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胡平先生当年倡导商业文化建设之举，具有以下历史价值。
（一）为经济现代化探索突破口
诚如胡平先生所言，当年产生倡导商业文化建设理念的机缘，始于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部长之际。从事国家商业宏观管理工作的实际，促成倡导商业文化建设之举，既有偶然，更属必然。虽然当时指称商业文化的 “商业”，还不是指广义的营利行为的商业，但也绝非 “商业部管辖系统的商业”，而是泛指商品流通领域的大商业。倡导商业文化建设之初，彼时商业流通体制改革在经历了放权让利改革阶段后，正处于租赁承包改革阶段。正以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为指导思想，对企业体制、价格制度、批发体系、经营形式、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多元化改革，使商业朝着更加社会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胡平先生倡导商业文化建设，是从发展商品经济、治理整顿流通领域中的乱象、开拓国际市场等实际工作领域切入，既要为商业工作的发展提供一个长久、适宜的战略思路;又试图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思想深处探索与现代商品经济的有机结合，进而产生推动商业进步的文化动力。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兴未艾的浪潮推动下，胡平先生虽从工作业务的角度出发并联系思想文化的互动，通过商业文化建设提高商业的社会地位，改变轻商传统，改善商业的社会形象，其实质是在商业领域为经济建设的现代化探索寻求突破口。因为社会经济现代化，绝非个别领域的单枪匹马，或者某些方面的修修补补零敲碎打，而是需要全社会、全方位、全过程的协同变革与创新。恰恰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首先需要从商品经济进而市场经济建设搭建基石和起点做起。 罗荣渠先生曾将学术界关于现代化概念的主要含义作了概括，包括四大类，且各类观点并非截然对立，有些观点实际上是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的。
其一，指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
其二，指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实质是工业化。这里的工业化是概括现代社会变迁的动力、特征和进程，工业化的过程不限于经济方面，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20世纪下半叶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等学科的建立，发展和现代经济增长成为现代化研究的中心问题，工业化一词从广义上说已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同义语。
需要说明的是，这类含义容易产生误会，特别是容易让中国人产生误会。以为工业化无非就是机械化的社会大生产，比如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和計划经济年代，都忽略了机械化社会大生产不能须臾离开它所依赖的运行机制，这个机制不是别的，正是与机械化大生产相伴而行的商业或市场机制。殊不知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看，发达国家往往是先有了商业革命和商业化的社会机制，才有工业革命和现代大工业体系及其社会经济体系的构建。
其三，指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统称。人类社会现阶段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不仅限于工业领域或经济领域，同时也发生在知识增长、政治发展、社会动员、心理适应等各个方面。这种观点与上一观点的区别之处，在于它不是着眼于工业化的纯粹经济属性，而是注意社会制度及结构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科学革命具有改变人类环境（主要指社会环境，当然自然环境的改变同样巨大）的巨大力量，造成特殊的社会变迁方式，而社会单元对于这一新环境和变化的适应和调整的过程就是现代化。
其四，认为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的形式”。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与结构方面的问题，“归根到底，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乃是合理的常设企业、合理的核算、合理的工艺和合理的法律，但也并非仅此而已。合理的精神，一般生活的合理化以及合理的经济道德都是必要的辅助因素”。从韦伯学派的社会学观点来看，现代化就是“合理化”，是一种全面的理性的发展过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过程不是自然的社会演进，而是有目标、有计划，以较短的时间、最有效的途径，学习、借用和移植先进国家成果的过程。
综观上述现代化的含义，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商业、商业规则、价值规律、市场机制、商业环境、商业道德、商业精神等，对于中国社会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商业文明变革和转型全过程，都具有基础性和前导性的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首先从经济现代化的角度认识倡导商业文化建设的意义。
其实，彼时的中国，关于改革开放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意义和作用具有清醒和深刻认识的岂止胡平先生，但我们要感谢胡平先生创造性地使用了商业文化建设——这个既中国又世界的概念表达方式，既直接又透彻、既尖锐又深邃地从新的角度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真正意义。虽然当时诠释的商业还只包括商品流通领域，对商业文化的理解也有一定的局限，但这一切都瑕不掩瑜，因为商业文化建设概念的前瞻性、概括性和包容性，已然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增添了思想的助力。
（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做舆论和理论准备
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到，商业文化建设倡导之初，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划尚未展开，即便是倡导商业文化建设也是先以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为目标，随后才转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然而，实际上商业主体、商业行为、商业规则、商业理念、商业道德、商业环境等倡导商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与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不谋而合，正是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基本要求和准则。虽然倡导商业文化建设与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目标之间的时间间隔并不长，但在倡导商业文化建设的早期，无论是在商业领域的直接作用，包括学习、宣传、指导推动，建立全国性的学术社团组织，还是在社会产生的影响，无疑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舆论和理论准备。之后，商业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纪浪潮汇成滚滚洪流，商业文化建设自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胡平关于商业文化建设的论述，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理论建树，而他倡导的商业文化建设实践，更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耀眼之举。
（三）为中国全面现代化建设搭建文化框架
中国现代化伟业的过程是难以用任何单一或几个专业或学科的概念加以概括的，就像前面列举的现代化概念。否则，也不会有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逐一阶梯上升进而逐步形成的“五位一体”。可以断言，这个过程并未完结也不会终止，因为民主法治建设、道德信用建设、心理建设、思想观念建设等无疑已经构成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 “九位一体”又何尝不可。
胡平先生倡导商业文化建设之举，并未着眼于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伟业做整体性顶层规划，他只是从商业（非广义概念）角度出发并联系与商业有直接关联的方面进行勾勒。然而，只要从商业（无论广义或非广义）的角度出发，用商业文化建设予以概括，就会在两个层面对中国全面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一，就商品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和商人文化这个商业文化建设所涵盖的初始含义而言，其实已经包含了市场经济体系内容的基本骨架。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经济活动达到最大限度的商业化，市场法则就是现代商业法则，市场观念就是现代商业观念，市场意识和精神就是现代商业意识和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商业文化就是市场文化也可以成立，而现代市场文化无疑就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文化观表达。
其二，如果从广义的商业和文化概念出发，则商业文化建设所涵盖的范畴，不仅包括与商业活动有直接关联的方面和领域，而且囊括了一切与商业活动有直接间接关联的、伴生的、派生的、衍生的等等所有方面和领域的内容。这里的商业文化 （或者可以完整地表述为工商业文化），只是用来概括现代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特征和进程。从这个意义上看，倡导商业文化建设之举，为中国全面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搭建了一个文化的框架。这个文化框架的价值在于，中国全面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建设过程中涉及主要领域的基本框架，尤其需要全息的、整体的文化关照。否则，就会虽在历史巨变的洪流中却总想摸着岸边的石头过河;就会见物不见人;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会唯我独尊，夜郎自大;最终难以实现文化的革故鼎新、标新立异、绵延不绝，成就中国全面现代化建设的伟业。（未完待续）
一、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
综观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最具有开创价值和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就是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和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使中国迅速成长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中国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思想到制度，从理论到实践，是中国商业文化建设最为重要的动力和时代背景。
（一）思想解放东风阵阵
历史回溯到40多年前的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全文刊载该文。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随后，新华社将此文发了通稿，各省市自治区报纸陆续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精髓，是紧密联系了当时各方面展开的围绕 “两个凡是”的思想政治斗争，试图冲破阻碍改革的思想教条和屏障，打破束缚发展的精神枷锁，不仅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对于长期深受“左”倾思想影响以至压制、毒害的中国社会而言，不啻为当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宣言书。
从此形成了以理论界为主，波及全国各界，人人关注的讨论热潮。到1978年底，除中央单位外，各地就讨论真理标准召开的讨论会达70余次，中央及省级报刊发表这一主题的文章至少有650篇以上。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启发和触动了人們对中国社会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等根本问题的思考，推动了各方面的整顿，为大规模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准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当代中国一次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二）农村、城市经济体制
改革捷报频传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着重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会议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转折，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固守成规到进行全方位改革的转变，标志着改革开放国策和方针的正式确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代表全队18户农民极其庄重地写下了一纸契约，诞生了“包产到户”的惊人创举。小岗村实行的“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到1980年底，实现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从1980年初的1%上升到15%。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该年1号文件，明确提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的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每年制定一个1号文件，促进农村不断深化改革，促进农业不断发展，结合农村形势迅速变化的实际，及时总结经验，推动了农村改革逐步深入发展。到1982年底，全国约有80%的农民实行了包干到户，粮食总产量较前一年增长9%。1983年，实行了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8%，粮食总产量又比前一年增长9%。1985年，粮食总产量增长5%。
与此同时，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农民脱贫致富开辟了门路，为农村农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吸纳了大批农村劳动力，为国家财政收入做出重大贡献，促进了农村城镇化发展。到1987年，乡镇企业数从1978年的152万个发展到1750万个;从业人员数从1978年的2826万人增加到881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1.4%，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早期的纲领性文件。由于城市在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会议认为在继续深入搞好农村改革的同时，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中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虽然文件确立的阶段性的 改革目标是商品经济，但“市场”二字在文件中出现了16次之多。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系统地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全面展开，从此进入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环节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阶段。
这个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管理体制改革;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从而使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根本变化，发展商品经济和发家致富成为社会的潮流。通过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岗位责任制等制度的确立，一些经济权力得到下放，很多计划手段被取消。随着各行各业以及各个机构内部的各种激励机制的建立，全社会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调动。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经济特区建设也在逐步深入展开，成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步骤。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标志经济特区正式诞生。1984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分两步开放沿海地区经济。第一步，先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第二步再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出《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正式建立。1992年以后，中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三）社会变革与发展掀起
深层次“文化热”
1.“文化热”的背景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社会逐步对经济、政治等领域提出深入改革的要求，并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持续近十年的文化研讨热潮，人们将其称为80年代的“文化热”。
“文化热”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既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更是历史与现实、国内外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改革的深入，促使人们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入全面的反思和探索，社会的进步不但需要经济发展，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尤其需要制度变革，需要政治改革的保障，需要循序渐进地实行文化的全方位变革和现代化，需要思想文化观念的转变和引领。而开放不仅推动改革的进程，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呈现了更多的文化参照，促进对人类文化优异成果的比较和选择。现代国际社会出现的“全球意识” 和“寻根意识” 潮流，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亚发展模式对世界经济结构产生的变化，促使当代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传统重新进行全面的评估，进而也影响了中国社会。
2.“文化热”的过程与内容
“文化热”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0～1984年为酝酿阶段;1984年底～1989年上半年为高潮阶段。“文化热”主要体现在开展具有影响力的研讨活动， 出版研究成果、文化丛书和著作，以及设立专门研究机构三个方面。“文化热”
讨论议题主要围绕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涵盖内容，如何对待
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等方面。1982年12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共同发起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提出了研究中国文化的紧迫性。此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迅速地在各地展开，形成了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研究中心。1984年1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发起组织了全国首届 “东西文化比较研究讨论会”，就东西方文化产生发展的背景、特点、差异以及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85年2月，中国文化书院和九 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联合在北京举办了“中国文化讲习班”，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如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任继愈、阴法鲁、汤一介、金克木、侯仁之、李泽厚等到会讲学，还邀请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中国台湾学者陈鼓应教授到会讲学。1986年1月，这两个单位又联合举办了第二期中国文化讲习班。
当时文化研讨活动的盛况，从宋君健先生的回忆中可见一斑：“1986年7月青岛的中西文化讲习研讨会的规模与规格，会风和影响都令人惊叹。会议邀请了各派学者张岱年、常任侠、梁漱溟、周谷城、李泽厚、陈中英（原文误，应为成中英，著者注）、陈鼓应、方励之、杜维民等十二人，每天上午主讲，下午答问讨论。与会者八百余人，当时我国已毕业和在读的人文社科类博士仅一百六十余人，与会者竟过百人，三分天下有其二，硕士两百多人，大学教授讲师不下四百，集学界一时之盛。海外媒体赞为‘名流荟萃，高论爆棚’。会议没有官式开幕典礼而代之以选举大会临时学术小组。当时已离休在青度假的李锐也受邀前来听会，在与会务人员同吃工作餐时一同各抒己见。会议没能集中开餐和住宿，更无娱乐旅游安排。在海风习习的夏夜，海滩和招待所的草坪花坛旁处处有自组的博士沙龙、硕士沙龙、教授沙龙、讲师沙龙散布其间;名重齐鲁的刘泽华、刘蔚华以民主政治为题的讲学，所拟民主政治十数项特征言犹在耳，对西方政治文明在中国的知晓确有启蒙意义;杜维民所作的新儒学的讲演历历在目。半月研讨会座无虚席，偶一晚，会务小组包了场电影，不期军招放映厅内仅寥寥三十余人。”
在出版文化著作方面，1984年，上海书店影印了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共50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从1985年开始原拟分十五类，出版100种，到1996年实际出版26种。在普及文化上影响最大的，当属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988年出版发行的《走向未来》丛书，丛书原计划出书100种，到1988年共出书74种，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包括了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F. 魏克曼教授曾称之为“中国的丛书热”，要他的研究生专门研究。三联书店1986年起三四年间就出版了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人文研究丛书”，以及《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 等上百种出版物。其中“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影响力最大，生命力最长，从1986年12月起，十余年间遴选、翻译、出版了五十余种西方近现代学术经典。1984年10月，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成立。中国文化书院是由我国已故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岱年、朱伯昆和汤一介等几位教授共同发起，联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单位及台、港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一道创建的民间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中国文化书院自建院成立以来，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开展过多种研讨、教学和交流活动。1985～1989年，举办过《中国传统文化》《中外文化比较》《文化与科学》《文化与未来》等短期讲习班、进修班共20多期;1987～1989年，举办了两年制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在全国有12000多名函授学员，分布于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
1985年，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天津、杭州等地的中国学者，包括王元化、庞朴、汤一介、萧萐父、陈俊民、张磊、刘泽华、沈善洪、纪树立、朱维铮等，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克曼，开始举行一年一度的文化研究协调会，由此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有组织地进行文化和文化史的研究。在“文化熱”的浪潮推动下，清华大学于1985年成立了思想文化研究所。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比，“文化热”讨论议题除去围绕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外，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当代世界文化，并重点展开了如何建设中国现代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讨论。“文化热”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就是经济文化热的兴起。“它是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经济振兴的直接文化产品，也是从本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集中表现。一大批与新型经济、文化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课题涌现出来，特别是最能反映经济振兴的企业文化、商业文化和都市、特区文化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为现代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客观文化环境和实质性内容。” 3.“文化热”的意义
改革开放宏观政策和新时期的经济振兴，不仅酝酿了 “文化热”，而且赋予“文化热”新的内容。人们正是在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和激烈的学术交锋中，开展文化概念论争、理论考究和模式评价，目的是围绕现代化的要求进行富有成效的思想文化建设和理论探讨。“正是通过这次文化热，才最终完成了由‘五四’时期精神思想领域的文化变革到80年代物质经济领域的文化变革。是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由封建文化向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渡阶段。”
“文化热”的浪潮，不仅席卷了思想文化界，同样深度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经济和制度基础的过程中，“文化热”自然成为商业文化理论自觉应运而生的时代背景。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辟新纪元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内容分为十个部分：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四、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五、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七、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八、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九、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奋斗。《决定》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是我国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是20世纪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市场经济体制登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雅之堂并不一帆风顺。直到1982年9月的党的十二大报告，才明确写上“计划经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的观念，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992年10月的党的十四大报告，第一次郑重宣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到了2013年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则进一步强 调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21年的发展，对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作用的认识，从“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深化到“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样，每次转变和深化都是一次质的飞跃。同时，如果没有当时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认识基础，也就没有后来的“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认识和制度政策。
二、倡导中国商业文化建设的历史价值
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经济资源商品化、经济关系货币化、市场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系统开放化。它实现的手段和方式、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实质就是商业的手段、方式、原则和精神。胡平先生在国家决策层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倡导商业文化建设，与之既有异曲同工相辅相成之妙，也有一语中的的前瞻之见。
沙拉·贝克韦尔在《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一书中评价尼采思想对后人的影响时写道：“虽然他的时代无法理解他，但他总认为，他的成功之日一定会到来。”与尼采生前的情形不同，尽管胡平先生提出商业文化建设之时有一部分人不能理解，或者对商业文化建设的深刻含义未能全面认识，但中国商业文化的春天已然到来。在中国商业文化建设的早春里，不仅风和雨细，而且春意盎然，只是仿佛花园里的花开早于叶茂，艳丽夺目的花蕊少了些绿叶的陪衬，景象固然热烈跃动，但缺少雍容灿烂之气。而那商业文化百花园里的绿叶繁枝，正是商业文化理论的繁荣和舆论的烘托。在中国市场经济构想欲建未建之际，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兴未艾之初，提出创建中国商业文化学的倡议，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商业思想启蒙，为中国现代商业文化的春天增添了一抹新绿。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胡平先生当年倡导商业文化建设之举，具有以下历史价值。
（一）为经济现代化探索突破口
诚如胡平先生所言，当年产生倡导商业文化建设理念的机缘，始于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部长之际。从事国家商业宏观管理工作的实际，促成倡导商业文化建设之举，既有偶然，更属必然。虽然当时指称商业文化的 “商业”，还不是指广义的营利行为的商业，但也绝非 “商业部管辖系统的商业”，而是泛指商品流通领域的大商业。倡导商业文化建设之初，彼时商业流通体制改革在经历了放权让利改革阶段后，正处于租赁承包改革阶段。正以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为指导思想，对企业体制、价格制度、批发体系、经营形式、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多元化改革，使商业朝着更加社会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胡平先生倡导商业文化建设，是从发展商品经济、治理整顿流通领域中的乱象、开拓国际市场等实际工作领域切入，既要为商业工作的发展提供一个长久、适宜的战略思路;又试图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思想深处探索与现代商品经济的有机结合，进而产生推动商业进步的文化动力。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兴未艾的浪潮推动下，胡平先生虽从工作业务的角度出发并联系思想文化的互动，通过商业文化建设提高商业的社会地位，改变轻商传统，改善商业的社会形象，其实质是在商业领域为经济建设的现代化探索寻求突破口。因为社会经济现代化，绝非个别领域的单枪匹马，或者某些方面的修修补补零敲碎打，而是需要全社会、全方位、全过程的协同变革与创新。恰恰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首先需要从商品经济进而市场经济建设搭建基石和起点做起。 罗荣渠先生曾将学术界关于现代化概念的主要含义作了概括，包括四大类，且各类观点并非截然对立，有些观点实际上是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的。
其一，指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
其二，指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实质是工业化。这里的工业化是概括现代社会变迁的动力、特征和进程，工业化的过程不限于经济方面，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20世纪下半叶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等学科的建立，发展和现代经济增长成为现代化研究的中心问题，工业化一词从广义上说已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同义语。
需要说明的是，这类含义容易产生误会，特别是容易让中国人产生误会。以为工业化无非就是机械化的社会大生产，比如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和計划经济年代，都忽略了机械化社会大生产不能须臾离开它所依赖的运行机制，这个机制不是别的，正是与机械化大生产相伴而行的商业或市场机制。殊不知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看，发达国家往往是先有了商业革命和商业化的社会机制，才有工业革命和现代大工业体系及其社会经济体系的构建。
其三，指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统称。人类社会现阶段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不仅限于工业领域或经济领域，同时也发生在知识增长、政治发展、社会动员、心理适应等各个方面。这种观点与上一观点的区别之处，在于它不是着眼于工业化的纯粹经济属性，而是注意社会制度及结构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科学革命具有改变人类环境（主要指社会环境，当然自然环境的改变同样巨大）的巨大力量，造成特殊的社会变迁方式，而社会单元对于这一新环境和变化的适应和调整的过程就是现代化。
其四，认为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的形式”。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与结构方面的问题，“归根到底，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乃是合理的常设企业、合理的核算、合理的工艺和合理的法律，但也并非仅此而已。合理的精神，一般生活的合理化以及合理的经济道德都是必要的辅助因素”。从韦伯学派的社会学观点来看，现代化就是“合理化”，是一种全面的理性的发展过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过程不是自然的社会演进，而是有目标、有计划，以较短的时间、最有效的途径，学习、借用和移植先进国家成果的过程。
综观上述现代化的含义，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商业、商业规则、价值规律、市场机制、商业环境、商业道德、商业精神等，对于中国社会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商业文明变革和转型全过程，都具有基础性和前导性的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首先从经济现代化的角度认识倡导商业文化建设的意义。
其实，彼时的中国，关于改革开放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意义和作用具有清醒和深刻认识的岂止胡平先生，但我们要感谢胡平先生创造性地使用了商业文化建设——这个既中国又世界的概念表达方式，既直接又透彻、既尖锐又深邃地从新的角度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真正意义。虽然当时诠释的商业还只包括商品流通领域，对商业文化的理解也有一定的局限，但这一切都瑕不掩瑜，因为商业文化建设概念的前瞻性、概括性和包容性，已然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增添了思想的助力。
（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做舆论和理论准备
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到，商业文化建设倡导之初，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划尚未展开，即便是倡导商业文化建设也是先以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为目标，随后才转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然而，实际上商业主体、商业行为、商业规则、商业理念、商业道德、商业环境等倡导商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与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不谋而合，正是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基本要求和准则。虽然倡导商业文化建设与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目标之间的时间间隔并不长，但在倡导商业文化建设的早期，无论是在商业领域的直接作用，包括学习、宣传、指导推动，建立全国性的学术社团组织，还是在社会产生的影响，无疑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舆论和理论准备。之后，商业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纪浪潮汇成滚滚洪流，商业文化建设自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胡平关于商业文化建设的论述，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理论建树，而他倡导的商业文化建设实践，更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耀眼之举。
（三）为中国全面现代化建设搭建文化框架
中国现代化伟业的过程是难以用任何单一或几个专业或学科的概念加以概括的，就像前面列举的现代化概念。否则，也不会有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逐一阶梯上升进而逐步形成的“五位一体”。可以断言，这个过程并未完结也不会终止，因为民主法治建设、道德信用建设、心理建设、思想观念建设等无疑已经构成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 “九位一体”又何尝不可。
胡平先生倡导商业文化建设之举，并未着眼于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伟业做整体性顶层规划，他只是从商业（非广义概念）角度出发并联系与商业有直接关联的方面进行勾勒。然而，只要从商业（无论广义或非广义）的角度出发，用商业文化建设予以概括，就会在两个层面对中国全面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一，就商品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和商人文化这个商业文化建设所涵盖的初始含义而言，其实已经包含了市场经济体系内容的基本骨架。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经济活动达到最大限度的商业化，市场法则就是现代商业法则，市场观念就是现代商业观念，市场意识和精神就是现代商业意识和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商业文化就是市场文化也可以成立，而现代市场文化无疑就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文化观表达。
其二，如果从广义的商业和文化概念出发，则商业文化建设所涵盖的范畴，不仅包括与商业活动有直接关联的方面和领域，而且囊括了一切与商业活动有直接间接关联的、伴生的、派生的、衍生的等等所有方面和领域的内容。这里的商业文化 （或者可以完整地表述为工商业文化），只是用来概括现代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特征和进程。从这个意义上看，倡导商业文化建设之举，为中国全面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搭建了一个文化的框架。这个文化框架的价值在于，中国全面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建设过程中涉及主要领域的基本框架，尤其需要全息的、整体的文化关照。否则，就会虽在历史巨变的洪流中却总想摸着岸边的石头过河;就会见物不见人;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会唯我独尊，夜郎自大;最终难以实现文化的革故鼎新、标新立异、绵延不绝，成就中国全面现代化建设的伟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