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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自开馆以来，积极致力于大学与美术馆的双重构建模式①，并将视野放到当代艺术的展览模式趋势上以及这种当代展览的新文化含义上。
美术馆作为当代文化建构的一个生力军，愈益显示出其特殊的功能和作用，它已经在当下的文化中转换了其传统的展示、陈列功能，而积极介入当代文化艺术的创造与探索。
展览成为一种学术研究
央美美术馆本次策划举办的双年展“泛主题展”，其首届展主题“超有机”，意在通过展览的方式来突显当代众多学术问题的思考。美术史研究是展览的学术研究之一，而当代展览则呈现为创造性研究，是在新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对不同领域、不同知识理论以及不同学科的综合交叉应用。
当一所大学的美术馆举办专题展览时，它也意味着一种知识生产，美术馆作为视觉观看的场所，它不仅仅是视觉对象的展示，而是内在地具有一种知识建构的意义。事实上，美术馆从创建之初就不完全是为了展示这个单一目标，而是基于收藏、基于研究来认识我们的视觉世界和视觉对象（美术作品）。当美术馆的建制愈加发展之后，它在当代文化的作用不仅得以加强，而且又主动介入到当代文化的思考与创造中。美术馆自身已经是一种当代社会新的文化与文明的象征和机制，因此它所呈现的专题展览超越了它的图像含义，进入到新的文化视野与思考的境地中。
1997年8月，国际艺术协会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对国际当代艺术展提出的挑战以及它追求的思想交流与探讨问题的目的展开了讨论。② 学者指出展览要通过展示不同地域里的艺术作品或各种物品，来表明当今时代的精神症候，以此展开问题。展览本身就是由各个不同作品组合成整体，之所以有策展人组织实施这样的展览，是因为他们在实施展览的时候，是以主题和问题为前提设定的，对于问题的提出和把握，是当代策展人的第一要务，也是当代展览体现为一种新的学术研究形态的执行者。这是主题展和众多双年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其中策展人的学术关注点在哪里，所呈现的问题就在哪里；而策展人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殊知识要求的人，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美术史知识，也需要把握当代的社会变化，并以知识理论的新论述来探讨它们。这也是当代展览成为学术研究的时代背景，而展览模式的转换就是当代社会与文化艺术之变的体现。
展览呈现思想论题
本次展览的主题 “超有机”，也体现了当代展览可以是提出新概念的平台，可以以美术馆实施当代展览的方式，将不同领域的理论问题和知识问题进行组合、重新阐释，来增加交流，进行对话。如本次在“超有机”概念下讨论“超身体”、“超机器”、“超城市”和“生命政治”，即是试图将不同学科的知识以视觉的方式予以象征和表现。“超有机”不是一个已有的理论概念，但是将它提出并进行严肃的学术探讨时，我们发现在时空与历史中人类自身不断提出各种想象、不断超越自身的存在方式，并且逐渐演化了人类历史的方方面面，从我们的身体建构到寄居空间的变化与发展、再到身体的延伸—机器的出现，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这个真实世界的有机关系，而当代的理论对这些领域都展开了深入、全面的分析与研究，构成今天的知识新视点。
2009年4月至9月，美国沃尔克艺术中心（Walker Art Center）举办了一个“生与死”（The Quick and the Dead）的展览，展示了60年代至70年代的观念艺术对于生命问题的诸多神秘主义探索，将艺术的显现超越了形式，而更加突出语言、行动与上下文的问题。展览也因为这样的策展诉求而将生命问题与对象表达结合起来，既凸显了问题的价值，也突出了艺术作品集合为展览后新的功能价值。③ 同年4月至7月，纽约的新美术馆举办了“比耶稣还年轻的一代”（The Generational: Younger Than Jesus）展览，这是国际上第一个以1980年前后出生的年轻艺术家为对象的美术馆三年展，它要探讨的是“千禧年一代”、“一代青年”或“我一代”（Millennials, Generation Y, iGeneration, and Generation Me）在新的时代中是如何表现自我的，如何呈现了不同的视角，如何共享认知和经验，同时也展示全球文化的未来可能性，捕捉内在的变化，呈现下一代艺术家是如何构想世界。④ 这些展览都不再是单一地展示作品或物品，而是以物的形态来揭示世界的新认识视角，或者说是探索新的知识点以及可能的理论研究。在这一点上，对展览的认识是不同于对作品的认识的，单个作品不能完全或可能性地揭示某一论题，而展览作为整体，具有了它自身的意义。对于观众而言，看展览不仅仅是看作品（物品），而是通过这些诸多作品的呈现，如何进入到它们背后的文化语境中，如何以思考与研究的心态去观察事物变化的势态。
展览在20世纪越来越显示了独立性和主动性，至21世纪更加成为自觉的文化表现形态。展览引发的讨论和争议也充分显示了文化的活跃和思辨讨论的余地，这一切都导致新的认识视角的产生和观念的交锋。当代艺术是一部展览史，而这个展览史构成了当代的思想史的一个视觉维度；凡是当代理论所涉足到的问题，没有不在展览的形态中有所表现的，其表现的广泛性和针对性都远远超过视觉形式本身。从1969年塞曼（Harald Szeeman）策划“当态度成为形式”（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以来，展览所要展示的思想与观念诉求就成为当代展览的主旨，社会人群对展览关注程度的加强也意味着社会对当代展览所揭示问题的关注。
本届泛主题展的立意也是试图从当代文化的理论论题中寻求思想的共鸣点，让前沿的思想论题体现在视觉的当代展览中，这既是理论的当代特征，也是当代的视觉特征，二者的结合就构成当代展览的新视线。徐冰的“何处惹尘埃？”等作品探讨了生命政治；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等人的作品则探讨了超越身体局限的可能性；肯德尔·戈尔斯（Kendell Geers）等人的作品则对城市的变迁进行了反思和再造；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ge）等人的作品针对非自然的物进行对话。这些不同媒介、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艺术家都以他们强烈的社会关注度和问题的思辨性，展开了视觉思想的实践，打破了惯常的以视觉形式来论艺术的模式，而进入到思考与思想的境地，从而将一种能动的艺术创造力昭显出来，展览则成为它们的集合力量和平台。
“超有机”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实验，表明美术馆功能的扩大和增容，开放的美术馆将是当代文化艺术新动力之一。当代的美术馆也因其与社会互动的多层次、多样性和多角度，不断地以新姿态来体现新思想，当代展览就成为展示当代理论思想的一个平台和媒介。
2011年9月15日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注释：
①《大学与美术馆》创刊号，2010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② 迈克尔 · 布伦森，“策展人的时刻”，见《198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55页。
③ The Quick and the Dead, ed by Peter Eleey, Olaf Blanke, Ina Blom, Peter Osborne, Walker Art Center, 2009.
④ Younger Than Jesus catalogue, Steidl, New Museum, New York, 2009.
美术馆作为当代文化建构的一个生力军，愈益显示出其特殊的功能和作用，它已经在当下的文化中转换了其传统的展示、陈列功能，而积极介入当代文化艺术的创造与探索。
展览成为一种学术研究
央美美术馆本次策划举办的双年展“泛主题展”，其首届展主题“超有机”，意在通过展览的方式来突显当代众多学术问题的思考。美术史研究是展览的学术研究之一，而当代展览则呈现为创造性研究，是在新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对不同领域、不同知识理论以及不同学科的综合交叉应用。
当一所大学的美术馆举办专题展览时，它也意味着一种知识生产，美术馆作为视觉观看的场所，它不仅仅是视觉对象的展示，而是内在地具有一种知识建构的意义。事实上，美术馆从创建之初就不完全是为了展示这个单一目标，而是基于收藏、基于研究来认识我们的视觉世界和视觉对象（美术作品）。当美术馆的建制愈加发展之后，它在当代文化的作用不仅得以加强，而且又主动介入到当代文化的思考与创造中。美术馆自身已经是一种当代社会新的文化与文明的象征和机制，因此它所呈现的专题展览超越了它的图像含义，进入到新的文化视野与思考的境地中。
1997年8月，国际艺术协会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对国际当代艺术展提出的挑战以及它追求的思想交流与探讨问题的目的展开了讨论。② 学者指出展览要通过展示不同地域里的艺术作品或各种物品，来表明当今时代的精神症候，以此展开问题。展览本身就是由各个不同作品组合成整体，之所以有策展人组织实施这样的展览，是因为他们在实施展览的时候，是以主题和问题为前提设定的，对于问题的提出和把握，是当代策展人的第一要务，也是当代展览体现为一种新的学术研究形态的执行者。这是主题展和众多双年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其中策展人的学术关注点在哪里，所呈现的问题就在哪里；而策展人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殊知识要求的人，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美术史知识，也需要把握当代的社会变化，并以知识理论的新论述来探讨它们。这也是当代展览成为学术研究的时代背景，而展览模式的转换就是当代社会与文化艺术之变的体现。
展览呈现思想论题
本次展览的主题 “超有机”，也体现了当代展览可以是提出新概念的平台，可以以美术馆实施当代展览的方式，将不同领域的理论问题和知识问题进行组合、重新阐释，来增加交流，进行对话。如本次在“超有机”概念下讨论“超身体”、“超机器”、“超城市”和“生命政治”，即是试图将不同学科的知识以视觉的方式予以象征和表现。“超有机”不是一个已有的理论概念，但是将它提出并进行严肃的学术探讨时，我们发现在时空与历史中人类自身不断提出各种想象、不断超越自身的存在方式，并且逐渐演化了人类历史的方方面面，从我们的身体建构到寄居空间的变化与发展、再到身体的延伸—机器的出现，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这个真实世界的有机关系，而当代的理论对这些领域都展开了深入、全面的分析与研究，构成今天的知识新视点。
2009年4月至9月，美国沃尔克艺术中心（Walker Art Center）举办了一个“生与死”（The Quick and the Dead）的展览，展示了60年代至70年代的观念艺术对于生命问题的诸多神秘主义探索，将艺术的显现超越了形式，而更加突出语言、行动与上下文的问题。展览也因为这样的策展诉求而将生命问题与对象表达结合起来，既凸显了问题的价值，也突出了艺术作品集合为展览后新的功能价值。③ 同年4月至7月，纽约的新美术馆举办了“比耶稣还年轻的一代”（The Generational: Younger Than Jesus）展览，这是国际上第一个以1980年前后出生的年轻艺术家为对象的美术馆三年展，它要探讨的是“千禧年一代”、“一代青年”或“我一代”（Millennials, Generation Y, iGeneration, and Generation Me）在新的时代中是如何表现自我的，如何呈现了不同的视角，如何共享认知和经验，同时也展示全球文化的未来可能性，捕捉内在的变化，呈现下一代艺术家是如何构想世界。④ 这些展览都不再是单一地展示作品或物品，而是以物的形态来揭示世界的新认识视角，或者说是探索新的知识点以及可能的理论研究。在这一点上，对展览的认识是不同于对作品的认识的，单个作品不能完全或可能性地揭示某一论题，而展览作为整体，具有了它自身的意义。对于观众而言，看展览不仅仅是看作品（物品），而是通过这些诸多作品的呈现，如何进入到它们背后的文化语境中，如何以思考与研究的心态去观察事物变化的势态。
展览在20世纪越来越显示了独立性和主动性，至21世纪更加成为自觉的文化表现形态。展览引发的讨论和争议也充分显示了文化的活跃和思辨讨论的余地，这一切都导致新的认识视角的产生和观念的交锋。当代艺术是一部展览史，而这个展览史构成了当代的思想史的一个视觉维度；凡是当代理论所涉足到的问题，没有不在展览的形态中有所表现的，其表现的广泛性和针对性都远远超过视觉形式本身。从1969年塞曼（Harald Szeeman）策划“当态度成为形式”（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以来，展览所要展示的思想与观念诉求就成为当代展览的主旨，社会人群对展览关注程度的加强也意味着社会对当代展览所揭示问题的关注。
本届泛主题展的立意也是试图从当代文化的理论论题中寻求思想的共鸣点，让前沿的思想论题体现在视觉的当代展览中，这既是理论的当代特征，也是当代的视觉特征，二者的结合就构成当代展览的新视线。徐冰的“何处惹尘埃？”等作品探讨了生命政治；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等人的作品则探讨了超越身体局限的可能性；肯德尔·戈尔斯（Kendell Geers）等人的作品则对城市的变迁进行了反思和再造；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ge）等人的作品针对非自然的物进行对话。这些不同媒介、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艺术家都以他们强烈的社会关注度和问题的思辨性，展开了视觉思想的实践，打破了惯常的以视觉形式来论艺术的模式，而进入到思考与思想的境地，从而将一种能动的艺术创造力昭显出来，展览则成为它们的集合力量和平台。
“超有机”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实验，表明美术馆功能的扩大和增容，开放的美术馆将是当代文化艺术新动力之一。当代的美术馆也因其与社会互动的多层次、多样性和多角度，不断地以新姿态来体现新思想，当代展览就成为展示当代理论思想的一个平台和媒介。
2011年9月15日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注释：
①《大学与美术馆》创刊号，2010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② 迈克尔 · 布伦森，“策展人的时刻”，见《198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55页。
③ The Quick and the Dead, ed by Peter Eleey, Olaf Blanke, Ina Blom, Peter Osborne, Walker Art Center, 2009.
④ Younger Than Jesus catalogue, Steidl, New Museum, New York,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