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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63岁的田家炳放下公司工作，成立田家炳基金会，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至今，基金会已在国内资助大学93所、中学166所、小学44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20所，乡间学校图书馆1800余间。他累计捐资已超过10亿港元，用于教育、医疗、交通等公益事业，其中教育所占的比例高达90%。他还捐出了自己名下80%的资产。
这位来自广东梅州、长居香港、普通话带着客家口音的老人，非常关心内地的教育。
他初中辍学，却拥有“博士”“教授”等很多名誉称号。这些彰显身份和成就的称号，放在田家炳的身上似乎恰如其分——几百座“田家炳大楼”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1993年，南京紫金山天文臺将2886号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在地球上，除了天文学家和天文爱好者，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到、认识这颗星星，就如茫茫人海里，没有几个人认识田家炳一样。2018年7月10日，田家炳逝世，享年99岁。
在1978年田家炳捐资100万港元兴建湖寮大桥（后改名田家炳大桥）前，田氏宗族已经在大埔绵延了800余年，到田家炳，已经是第18代孙。父亲玉瑚公排行第二，开设“广泰兴”，主营砖瓦与油盐茶米等生意，乡里闻名。三叔翠珊公是清末最后一科秀才，四叔、五叔经商。在贫困的大埔，田家是富裕的家族。
父亲48岁那年，田家炳出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老来得子的父亲希望孩子能“彪炳百代”，为他取名“田家炳”。尽管陪伴田家炳的时间并不长，但父亲在他生命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为他的人格打下了基础。
父亲玉瑚公着重培养田家炳的品行，每日教导田家炳两句《朱柏庐治家格言》，等他背熟体会后，再教两句，同时嘱咐他牢记并实践。这篇524字的治家格言田家炳倒背如流，并一生奉为圭臬。
田家炳全然沿袭了父亲的教育方式，对子女严格又开明：坚持在家讲客家话，因为客家人“宁卖祖宗田，莫卖祖宗言”;让子女学客家话，却从不逼他们讲;坚持祭祖，却也尊重子孙的宗教信仰，祭拜时免去跪拜之礼;要求子女自立，但将选择权交给他们……
15岁那年，田家炳念完中学二年级，玉瑚公去世。为减轻母亲负担，他放弃学业，结束短暂的求学之路，肩负起持家重任。母亲继续管理砖瓦厂的生产和家务，他负责广泰兴商铺及对外往来事务。两年时间，事业蒸蒸日上。
大埔境内山多田少，粮食不能自给，工商业不发达，当地人谋生不易，多到海外打工。田家炳分析家乡瓷土前景后，决定开发海外市场。
18岁那年，田家炳乘船前往越南早翁市，开始了海外创业的历程。十几个月后，他成为越南最大的瓷土供应商。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1942年春，日军占领了印尼，田家炳经商的地区被划入戒备森严的军事区，日军限令华侨一个月之内必须撤出，而且不允许带走任何财产。苦心积攒起来的财富没法带走，田象炳将现金一部分就地掩埋，一部分送给侄儿维持生活，两手空空离开万隆。
田家炳转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去同宗族人田国璋创办的一家五金厂打工。“当时市面的进口货缺失不在话下，连印尼本国的制品也奇缺，可以说是投资工业的大好时机。”在田国璋和其他族人的援助下，1946年，超伦树胶厂建成投产，田家炳开始第二次创业。他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再次得到印证，超伦树胶厂成为印尼实业界的典范。
1951年，田家炳还清了全部贷款，并于次年创办了南洋树胶有限公司。1954年，他在日本考察PVC生产后，订购了全套生产设备，对公司进行了彻底的技术改造，1956年正式进军PVC薄膜生产领域。30多岁的田家炳成为印尼工业界的突出人物。
1958年，田家炳一家来到香港。在陌生的城市里，田家炳夫妇带着9个孩子，挤在80平方米的房子中。
田家炳开始第三次创业，他计划重操旧业，发展塑胶薄膜及人造革产业。
1960年秋，田氏塑胶厂在填海建成的土地上正式开业。投产第一年就荣获“香港新产品奖”。田氏塑胶厂在香港站稳了脚跟，下游加工业也如田家炳预料的那样跟着发展，产品远销东南亚及欧美，塑胶业成为香港很大的出口行业。“香港人造革大王”的称号自然落在了田家炳头上。
几十年来，田家炳和众多企业家一样经历了许多考验：1965年银行风潮，1973年股市崩溃，1974年世界石油危机，1976年经济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当同行经受不住冲击纷纷倒闭的时候，田氏企业顺利渡过难关，成为香港企业一块不倒的金字招牌。
1982年，拥有巨额资产的田家炳从商海中隐退，把化工厂交给几个儿子共同管理，自己则专心于慈善事业。他捐出10多亿元资产，成立“田家炳基金会”，成为少有的“职业慈善家”。
1999年，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香港房地产市价较高峰期下跌过半。但田家炳居住的大宅外观不俗，保养适宜。80岁的田家炳将卖房所得款项全数捐资教育，自己则租了一套130平方米的公寓，从窗户还能望到之前的豪宅。
2005年，为增加资金扩大捐资规模，田家炳将13万平方米、24层的田氏广场售出，得款近3亿港元，为数十所大学、中学提前付清捐款。
如今，国内39所师范大学里面，都有一个“田家炳书院/学院”。类似的教学楼，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面，共有90多栋，加上他捐建的中学166所、小学44所，田家炳因此被称为“中国百校之父”。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这位来自广东梅州、长居香港、普通话带着客家口音的老人，非常关心内地的教育。
他初中辍学，却拥有“博士”“教授”等很多名誉称号。这些彰显身份和成就的称号，放在田家炳的身上似乎恰如其分——几百座“田家炳大楼”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1993年，南京紫金山天文臺将2886号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在地球上，除了天文学家和天文爱好者，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到、认识这颗星星，就如茫茫人海里，没有几个人认识田家炳一样。2018年7月10日，田家炳逝世，享年99岁。
父辈遗风
在1978年田家炳捐资100万港元兴建湖寮大桥（后改名田家炳大桥）前，田氏宗族已经在大埔绵延了800余年，到田家炳，已经是第18代孙。父亲玉瑚公排行第二，开设“广泰兴”，主营砖瓦与油盐茶米等生意，乡里闻名。三叔翠珊公是清末最后一科秀才，四叔、五叔经商。在贫困的大埔，田家是富裕的家族。
父亲48岁那年，田家炳出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老来得子的父亲希望孩子能“彪炳百代”，为他取名“田家炳”。尽管陪伴田家炳的时间并不长，但父亲在他生命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为他的人格打下了基础。
父亲玉瑚公着重培养田家炳的品行，每日教导田家炳两句《朱柏庐治家格言》，等他背熟体会后，再教两句，同时嘱咐他牢记并实践。这篇524字的治家格言田家炳倒背如流，并一生奉为圭臬。
田家炳全然沿袭了父亲的教育方式，对子女严格又开明：坚持在家讲客家话，因为客家人“宁卖祖宗田，莫卖祖宗言”;让子女学客家话，却从不逼他们讲;坚持祭祖，却也尊重子孙的宗教信仰，祭拜时免去跪拜之礼;要求子女自立，但将选择权交给他们……
15岁那年，田家炳念完中学二年级，玉瑚公去世。为减轻母亲负担，他放弃学业，结束短暂的求学之路，肩负起持家重任。母亲继续管理砖瓦厂的生产和家务，他负责广泰兴商铺及对外往来事务。两年时间，事业蒸蒸日上。
海外创业
大埔境内山多田少，粮食不能自给，工商业不发达，当地人谋生不易，多到海外打工。田家炳分析家乡瓷土前景后，决定开发海外市场。
18岁那年，田家炳乘船前往越南早翁市，开始了海外创业的历程。十几个月后，他成为越南最大的瓷土供应商。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1942年春，日军占领了印尼，田家炳经商的地区被划入戒备森严的军事区，日军限令华侨一个月之内必须撤出，而且不允许带走任何财产。苦心积攒起来的财富没法带走，田象炳将现金一部分就地掩埋，一部分送给侄儿维持生活，两手空空离开万隆。
田家炳转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去同宗族人田国璋创办的一家五金厂打工。“当时市面的进口货缺失不在话下，连印尼本国的制品也奇缺，可以说是投资工业的大好时机。”在田国璋和其他族人的援助下，1946年，超伦树胶厂建成投产，田家炳开始第二次创业。他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再次得到印证，超伦树胶厂成为印尼实业界的典范。
1951年，田家炳还清了全部贷款，并于次年创办了南洋树胶有限公司。1954年，他在日本考察PVC生产后，订购了全套生产设备，对公司进行了彻底的技术改造，1956年正式进军PVC薄膜生产领域。30多岁的田家炳成为印尼工业界的突出人物。
香港人造革大王
1958年，田家炳一家来到香港。在陌生的城市里，田家炳夫妇带着9个孩子，挤在80平方米的房子中。
田家炳开始第三次创业，他计划重操旧业，发展塑胶薄膜及人造革产业。
1960年秋，田氏塑胶厂在填海建成的土地上正式开业。投产第一年就荣获“香港新产品奖”。田氏塑胶厂在香港站稳了脚跟，下游加工业也如田家炳预料的那样跟着发展，产品远销东南亚及欧美，塑胶业成为香港很大的出口行业。“香港人造革大王”的称号自然落在了田家炳头上。
几十年来，田家炳和众多企业家一样经历了许多考验：1965年银行风潮，1973年股市崩溃，1974年世界石油危机，1976年经济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当同行经受不住冲击纷纷倒闭的时候，田氏企业顺利渡过难关，成为香港企业一块不倒的金字招牌。
1982年，拥有巨额资产的田家炳从商海中隐退，把化工厂交给几个儿子共同管理，自己则专心于慈善事业。他捐出10多亿元资产，成立“田家炳基金会”，成为少有的“职业慈善家”。
1999年，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香港房地产市价较高峰期下跌过半。但田家炳居住的大宅外观不俗，保养适宜。80岁的田家炳将卖房所得款项全数捐资教育，自己则租了一套130平方米的公寓，从窗户还能望到之前的豪宅。
2005年，为增加资金扩大捐资规模，田家炳将13万平方米、24层的田氏广场售出，得款近3亿港元，为数十所大学、中学提前付清捐款。
如今，国内39所师范大学里面，都有一个“田家炳书院/学院”。类似的教学楼，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面，共有90多栋，加上他捐建的中学166所、小学44所，田家炳因此被称为“中国百校之父”。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