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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可以养生，也可以技击。做评论这门学问也一样。武术有外功、内功之分，做评论这门学问好象也有内、外功之分。原理、“套路”、词彩、概念、方法、模式、体系等等，都属外功。掌握外功即可技击。但如果掌握外功又修炼了内功，能以四两拨千斤，威力又会大不相同。我想结合三位老先生的三篇文章，谈谈我的一些感受，这些感受就是从这三篇文章“悟”出来的。当然所“悟”不一定对。
三篇文章是：聂绀弩《小红论》，徐迟《谈袁水拍的诗歌》，东方望《谈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分别刊《读书》一九八四年第八期、第十一期和一九八五年第七期。
徐迟是诗人。聂绀弩是杂文家。东方望是一位专治比较文化的学者的笔名。都写评论又都不属于职业评论家。三篇文章也绝非正宗评论文字，不过随笔漫谈之类。而且就“文章”论，徐迟一篇严谨，另两篇却散漫。东方文显然留有匆匆草就的痕迹。聂文更可说有些杂乱。但那一招一式看似平淡无奇甚至漫不经心甚至有些七颠八倒，却都含有十分纯正而且深厚的内功。我从中悟出了三个字：真，实，化。
真。性情真，感情真，学问真，见地真。首先是性情真。
徐迟和袁水拍是几十年的朋友。袁水拍作为诗人和作为人的一生是这样紧密地和这几十年的历史缠绕在一起，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不可能不牵动许多联想，牵动感情，牵动深入的思索。关于人，诗，诗人，历史，这一切的牵涉面太广了。作者尽可能客观、冷静地推敲、结构了这篇文章。聂绀弩曾谈到他住监狱时，回忆读过的旧小说，做了大量探索，写下几十万言的笔记，可惜都不知去向。这篇《小红论》可能也属于追记之类，也可能是后来的成果。但聂老出狱时身体就不大好，近两年就更不大好，体力、精力都大不如前。彼时已不象写《我爱金圣叹》的时候，已经顾不上做推敲功夫。他只是抓住浮上来的思绪，赶快把它们写下来。东方望是近年来人文学科中少有的高产量、高质量、涉猎广泛的学者之一，治学为文一向严谨平和。这一篇却显然是在急匆匆一吐为快的心境下“倒”出来的，不太平和。自然也没顾上推敲。这是一位平和的学者向社会的疾呼。
推敲和不推敲似乎大相径庭，却同样出自一腔真性情，出自他们对所论对象和所涉社会一切的真挚、执着的关注、思索、焦虑、爱和恨，以及爱和恨的混合。同样使这一腔真性情愈发地“溢于言表”。评论属于理论，又属于文学。文学不可以没有感情，又不可能离开社会。没有对社会、人生、历史、真理、正义之类的真挚感情、追求和信念，绝写不出有真情实感的评论。有这份真挚感情、追求和信念，有这份文人的真性情，需推敲时便推敲，顾不上推敲时便不推敲，写下的每个字都必定饱含感情。
有做人的真性情才有做评论的真感情。
论一位虽然上得了文学史却占不了太大篇幅的作家，论一部千古奇书中几乎被所有论者忽略的小人物，论一种似乎君子不屑于齿的文学现象，都算不得大题目。他们却做出了大文章。只是其“大小”不可以通常概念的“理论价值”、“学术价值”计。徐迟论袁水拍的诗，论袁水拍这个人和这个诗人，也一般地论了诗、人和诗人，核心却在论历史。论至今还活着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论出了一部缩微版的现、当代思想简史。聂绀弩论小红兼论到黛玉，论“色”，论“淫”，论“爱”，其实在论哲学。论哲学中最大的命题之一：人的本质和人的进化。论人如何从非人中生长出来，论人的正常和非人的正常。论《红楼梦》如何是一部“人书”又如何把《红楼梦》作“人书”看。东方望论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论它们的历史和现状，实质在论文化和文明。论一种可虑的文化现象和这种现象所引起的可悲的反应，以及这一切应当引起的思考。他们所论都远远超出论题本身，“超”到了以人的存在为核心的关于历史、哲学或文化史的思考上。这种超越性不是“做学问”能“做”出来的，而是“先天”地由性情中生发出来的，由一种以天下为己任、为己思、为己虑的性情中生发出来的。
评论属于理论，但却属于应用的理论或理论的应用，就象自然科学中的应用科学。和那些层次比它更高的理论相比，它更接近生活——最确切意义的“生活”，社会生活，人的生活。它所要求于“性情”的“纯度”也就更高一些。
有做人的真性情，而且须是比做一般学问更纯真的性情，才可能有做评论的真学问、真见地。
实。实在，厚实，朴实。首先是实在。
东方望是从事比较文化研究的专门家，他能把一般现象提到文化史和比较文化高度进行透视并不足为奇。聂绀弩近年论古典文学的文章为很多人喜爱，写法却显然不同于多数专门家。不知他们是否也承认他是专家。至少不见有人称他红学家和哲学家。他的这套“人与非人”说和“人书”说，未必有多少专家肯于首肯，但也未必有多少人敢于低估。徐迟主要是位诗人。在那些出色的报告文学里他也主要是位诗人。他当然不属于那种“非学者化”的诗人作家，却也不曾搞过学院式的学问，更不曾专门研究通称“现、当代”的这一段。但他不仅敢于论人，论诗，论诗人，还敢论这段历史，而且论的这样恳切、深微、透入肌理。因为作为人和诗人，他生于斯，讴歌于斯，奋斗于斯，痛苦于斯，执着于斯，又反思于斯。就文化史、比较文化，就古典文学、红学、哲学，就诗和现、当代思想史、文学史而言，他们有学问，虽然不一定是学院式的学问。但他们所以能从这样三个题目做出三篇大文章，正在于他们没有想从中“做学问”，没有想从武侠侦探做比较文化研究，从小红做红学专论，从袁水拍做作家论之类。他们是用一肚子的学问做手段、武器、工具，研究对于今人和后人来说是现实的和迫切的问题。所以无论论几百年前、几十年前或眼前的作家、作品或现象，你想要使他们的文章没有这样自然天然的超越性，没有这样尖锐的现实性，没有这样鲜活的真知灼见，都几乎不可能。
而且，三篇文章论了这样深且大的理论，我也替它们用了一连串的“论”字，其实它们根本没有“论”。没有“论”的架式，也没有“论”的字眼。行文明白如话，文章亲切平易，道理深入浅出，并且不只深入浅出，还“意在言外”，“尽在不言中”。徐迟只是叙述。聂绀弩不过在杂谈。东方望更是只用大白话讲了一点大实话。那深且大的道理却自然而然就在其中。
这就是看似平易甚至随意其实纯正而且功力深厚的上乘内功。其上乘在于返朴归真的朴实；深厚在于学问厚实；纯正则在于实在。
评论可以和研究一样，可以从任何“学”出发，而且应当这样。评论还可以和研究一样，为研究而研究，为评论而评论，但最好不这样。评论应当是实在的评论，应当研究、回答现实实际提出的“实在”的问题。从任何“学”出发，就要熟悉该“学”的历史和现状，熟悉从该“学”看文学的历史和现状，还要熟悉文学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历史和现状。只有熟悉这些，并且注重研究实际问题、现实问题，并且熟悉和研究到“把握”程度的学问家，而不是只在学问中兜圈子的学问家和见到树木以为森林的学问家，才能做这种实在的评论并确实做到“实在”的地步。三篇文章的学问、见地所以“真”，因为抓的问题确实“实在”，并且实在是大问题。
“学问深厚”这句话好象是不言自明并且是不言而喻的，其实不然。对于一般的学问家，做到“博通今古”、“学贯中西”，或者象东方望这样“学贯东西”，就算得厚实。做评论家还要做“生活”这门“无字真经”的学问，还应当把这门学问做厚实。三篇文章的学问、见地所以“真”，固然在于三位老先生把诗学、史学、红学、哲学、人类学等“有字真经”的学问做厚实了；但恐怕更在于他们把“生活”这门“无字真经”的学问也做厚实了。
有特别纯真的性情才可能有做评论的真学问、真见地；但要使“可能有”变为“真有”，还须做实在的评论，把学问做厚实，最好还能做到朴实。
化。“化径”，“化功”，“化境”。首先是“化径”。
徐迟要论人、论诗、论诗人、论历史，却写一篇《谈袁水拍》。聂绀弩要论性、论爱、论人的哲学，却写一篇《小红论》。东方望要论文化现状和精神文明现状，却写一篇《谈武侠侦探》。无论徐、聂、东方，无论调动唯物主义、辩证法、社会学、心理学、美学、比较文化学等原理、方法、模式、体系，却只不过在那里叙述、杂谈、写大白话。这就是“化”。“化径”和“化境”。首先是“化径”：把理论化在评论里；把原理、方法、模式、体系之类化于无形之中；把思辨化入观照。
评论不是抽象理论，不应当抽象论理。拚命端足理论架式和一味摆弄理论字眼特别是大字眼，不一定能表明你的理论后盾特别强大，更不一定能使你的评论实用有效。评论应当是实在的。不可借评论过“理论瘾”。更不可借理论架式和理论字眼代替评论以至取消评论。当然评论也可以搞理论、出理论。当你研究的现实和实际属于理论问题，又把评论做到实在的地步，自然能做出和任何纯论理一样的纯理论，而且会更鲜活。譬如聂老这篇。再譬如别林斯基。
评论不可不运用原理、方法、模式、体系等等。否则只能做广告式评论，复述式评论，或者就皮论皮、就毛论毛的评论。但又不可太露，太露了就不象评论。最好是不露，化于无形之中，象他们三位这样。
评论在西方隶属于美学，西方美学主要是“哲学美学”。评论在中国本身就是最大宗的“潜美学”。把西人理性思辨化入吾人直观观照，把“哲学美学”化入“潜美学”，又化入“羚羊挂角”之类民族传统和民族风格，于是把深奥的道理化入叙述、杂谈、大白话，又化入叙述、杂谈、大白话之外的无尽意味之中。这是三篇文章的最妙处。一条独特的“化径”。一种高妙的“化境”。
古话说“功夫到处文章老”。“功夫到处”，说的就是“化功”。“老”，说的就是“化境”。这对于做任何学问都一样。至于“化径”，则是做评论这门学问所特有的。因为途径特别，所要求的功夫也特别，所达到的境界也特别。
这三篇文章的境界，不是读几篇《文心雕龙》、《典论·论文》，再读两本《福克纳评论集》和《海明威评论集》就能达到的。即便把我们的文论典籍和现今译过来的西方文论全读遍，全翻烂，也未必能达到。
“功夫到处文章老”。当然不一定要人老了才能把功夫做“到”。可是他们三位所以能有这等“化功”，入这等“化境”，却正因为他们属于那一代人，先在国学里泡透了又在西学里泡透了的那一代学人，属于那一代学人中始终不渝地象饥饿的年轻人一样不断求“新真”和“新知”的为数不多的若干位。
总之，要“真有”真学问、真见地，除了学问的厚实、朴实，还须把学问做通、做“化”，达于化境。
一九八五、十一、十二改
三篇文章是：聂绀弩《小红论》，徐迟《谈袁水拍的诗歌》，东方望《谈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分别刊《读书》一九八四年第八期、第十一期和一九八五年第七期。
徐迟是诗人。聂绀弩是杂文家。东方望是一位专治比较文化的学者的笔名。都写评论又都不属于职业评论家。三篇文章也绝非正宗评论文字，不过随笔漫谈之类。而且就“文章”论，徐迟一篇严谨，另两篇却散漫。东方文显然留有匆匆草就的痕迹。聂文更可说有些杂乱。但那一招一式看似平淡无奇甚至漫不经心甚至有些七颠八倒，却都含有十分纯正而且深厚的内功。我从中悟出了三个字：真，实，化。
真。性情真，感情真，学问真，见地真。首先是性情真。
徐迟和袁水拍是几十年的朋友。袁水拍作为诗人和作为人的一生是这样紧密地和这几十年的历史缠绕在一起，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不可能不牵动许多联想，牵动感情，牵动深入的思索。关于人，诗，诗人，历史，这一切的牵涉面太广了。作者尽可能客观、冷静地推敲、结构了这篇文章。聂绀弩曾谈到他住监狱时，回忆读过的旧小说，做了大量探索，写下几十万言的笔记，可惜都不知去向。这篇《小红论》可能也属于追记之类，也可能是后来的成果。但聂老出狱时身体就不大好，近两年就更不大好，体力、精力都大不如前。彼时已不象写《我爱金圣叹》的时候，已经顾不上做推敲功夫。他只是抓住浮上来的思绪，赶快把它们写下来。东方望是近年来人文学科中少有的高产量、高质量、涉猎广泛的学者之一，治学为文一向严谨平和。这一篇却显然是在急匆匆一吐为快的心境下“倒”出来的，不太平和。自然也没顾上推敲。这是一位平和的学者向社会的疾呼。
推敲和不推敲似乎大相径庭，却同样出自一腔真性情，出自他们对所论对象和所涉社会一切的真挚、执着的关注、思索、焦虑、爱和恨，以及爱和恨的混合。同样使这一腔真性情愈发地“溢于言表”。评论属于理论，又属于文学。文学不可以没有感情，又不可能离开社会。没有对社会、人生、历史、真理、正义之类的真挚感情、追求和信念，绝写不出有真情实感的评论。有这份真挚感情、追求和信念，有这份文人的真性情，需推敲时便推敲，顾不上推敲时便不推敲，写下的每个字都必定饱含感情。
有做人的真性情才有做评论的真感情。
论一位虽然上得了文学史却占不了太大篇幅的作家，论一部千古奇书中几乎被所有论者忽略的小人物，论一种似乎君子不屑于齿的文学现象，都算不得大题目。他们却做出了大文章。只是其“大小”不可以通常概念的“理论价值”、“学术价值”计。徐迟论袁水拍的诗，论袁水拍这个人和这个诗人，也一般地论了诗、人和诗人，核心却在论历史。论至今还活着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论出了一部缩微版的现、当代思想简史。聂绀弩论小红兼论到黛玉，论“色”，论“淫”，论“爱”，其实在论哲学。论哲学中最大的命题之一：人的本质和人的进化。论人如何从非人中生长出来，论人的正常和非人的正常。论《红楼梦》如何是一部“人书”又如何把《红楼梦》作“人书”看。东方望论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论它们的历史和现状，实质在论文化和文明。论一种可虑的文化现象和这种现象所引起的可悲的反应，以及这一切应当引起的思考。他们所论都远远超出论题本身，“超”到了以人的存在为核心的关于历史、哲学或文化史的思考上。这种超越性不是“做学问”能“做”出来的，而是“先天”地由性情中生发出来的，由一种以天下为己任、为己思、为己虑的性情中生发出来的。
评论属于理论，但却属于应用的理论或理论的应用，就象自然科学中的应用科学。和那些层次比它更高的理论相比，它更接近生活——最确切意义的“生活”，社会生活，人的生活。它所要求于“性情”的“纯度”也就更高一些。
有做人的真性情，而且须是比做一般学问更纯真的性情，才可能有做评论的真学问、真见地。
实。实在，厚实，朴实。首先是实在。
东方望是从事比较文化研究的专门家，他能把一般现象提到文化史和比较文化高度进行透视并不足为奇。聂绀弩近年论古典文学的文章为很多人喜爱，写法却显然不同于多数专门家。不知他们是否也承认他是专家。至少不见有人称他红学家和哲学家。他的这套“人与非人”说和“人书”说，未必有多少专家肯于首肯，但也未必有多少人敢于低估。徐迟主要是位诗人。在那些出色的报告文学里他也主要是位诗人。他当然不属于那种“非学者化”的诗人作家，却也不曾搞过学院式的学问，更不曾专门研究通称“现、当代”的这一段。但他不仅敢于论人，论诗，论诗人，还敢论这段历史，而且论的这样恳切、深微、透入肌理。因为作为人和诗人，他生于斯，讴歌于斯，奋斗于斯，痛苦于斯，执着于斯，又反思于斯。就文化史、比较文化，就古典文学、红学、哲学，就诗和现、当代思想史、文学史而言，他们有学问，虽然不一定是学院式的学问。但他们所以能从这样三个题目做出三篇大文章，正在于他们没有想从中“做学问”，没有想从武侠侦探做比较文化研究，从小红做红学专论，从袁水拍做作家论之类。他们是用一肚子的学问做手段、武器、工具，研究对于今人和后人来说是现实的和迫切的问题。所以无论论几百年前、几十年前或眼前的作家、作品或现象，你想要使他们的文章没有这样自然天然的超越性，没有这样尖锐的现实性，没有这样鲜活的真知灼见，都几乎不可能。
而且，三篇文章论了这样深且大的理论，我也替它们用了一连串的“论”字，其实它们根本没有“论”。没有“论”的架式，也没有“论”的字眼。行文明白如话，文章亲切平易，道理深入浅出，并且不只深入浅出，还“意在言外”，“尽在不言中”。徐迟只是叙述。聂绀弩不过在杂谈。东方望更是只用大白话讲了一点大实话。那深且大的道理却自然而然就在其中。
这就是看似平易甚至随意其实纯正而且功力深厚的上乘内功。其上乘在于返朴归真的朴实；深厚在于学问厚实；纯正则在于实在。
评论可以和研究一样，可以从任何“学”出发，而且应当这样。评论还可以和研究一样，为研究而研究，为评论而评论，但最好不这样。评论应当是实在的评论，应当研究、回答现实实际提出的“实在”的问题。从任何“学”出发，就要熟悉该“学”的历史和现状，熟悉从该“学”看文学的历史和现状，还要熟悉文学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历史和现状。只有熟悉这些，并且注重研究实际问题、现实问题，并且熟悉和研究到“把握”程度的学问家，而不是只在学问中兜圈子的学问家和见到树木以为森林的学问家，才能做这种实在的评论并确实做到“实在”的地步。三篇文章的学问、见地所以“真”，因为抓的问题确实“实在”，并且实在是大问题。
“学问深厚”这句话好象是不言自明并且是不言而喻的，其实不然。对于一般的学问家，做到“博通今古”、“学贯中西”，或者象东方望这样“学贯东西”，就算得厚实。做评论家还要做“生活”这门“无字真经”的学问，还应当把这门学问做厚实。三篇文章的学问、见地所以“真”，固然在于三位老先生把诗学、史学、红学、哲学、人类学等“有字真经”的学问做厚实了；但恐怕更在于他们把“生活”这门“无字真经”的学问也做厚实了。
有特别纯真的性情才可能有做评论的真学问、真见地；但要使“可能有”变为“真有”，还须做实在的评论，把学问做厚实，最好还能做到朴实。
化。“化径”，“化功”，“化境”。首先是“化径”。
徐迟要论人、论诗、论诗人、论历史，却写一篇《谈袁水拍》。聂绀弩要论性、论爱、论人的哲学，却写一篇《小红论》。东方望要论文化现状和精神文明现状，却写一篇《谈武侠侦探》。无论徐、聂、东方，无论调动唯物主义、辩证法、社会学、心理学、美学、比较文化学等原理、方法、模式、体系，却只不过在那里叙述、杂谈、写大白话。这就是“化”。“化径”和“化境”。首先是“化径”：把理论化在评论里；把原理、方法、模式、体系之类化于无形之中；把思辨化入观照。
评论不是抽象理论，不应当抽象论理。拚命端足理论架式和一味摆弄理论字眼特别是大字眼，不一定能表明你的理论后盾特别强大，更不一定能使你的评论实用有效。评论应当是实在的。不可借评论过“理论瘾”。更不可借理论架式和理论字眼代替评论以至取消评论。当然评论也可以搞理论、出理论。当你研究的现实和实际属于理论问题，又把评论做到实在的地步，自然能做出和任何纯论理一样的纯理论，而且会更鲜活。譬如聂老这篇。再譬如别林斯基。
评论不可不运用原理、方法、模式、体系等等。否则只能做广告式评论，复述式评论，或者就皮论皮、就毛论毛的评论。但又不可太露，太露了就不象评论。最好是不露，化于无形之中，象他们三位这样。
评论在西方隶属于美学，西方美学主要是“哲学美学”。评论在中国本身就是最大宗的“潜美学”。把西人理性思辨化入吾人直观观照，把“哲学美学”化入“潜美学”，又化入“羚羊挂角”之类民族传统和民族风格，于是把深奥的道理化入叙述、杂谈、大白话，又化入叙述、杂谈、大白话之外的无尽意味之中。这是三篇文章的最妙处。一条独特的“化径”。一种高妙的“化境”。
古话说“功夫到处文章老”。“功夫到处”，说的就是“化功”。“老”，说的就是“化境”。这对于做任何学问都一样。至于“化径”，则是做评论这门学问所特有的。因为途径特别，所要求的功夫也特别，所达到的境界也特别。
这三篇文章的境界，不是读几篇《文心雕龙》、《典论·论文》，再读两本《福克纳评论集》和《海明威评论集》就能达到的。即便把我们的文论典籍和现今译过来的西方文论全读遍，全翻烂，也未必能达到。
“功夫到处文章老”。当然不一定要人老了才能把功夫做“到”。可是他们三位所以能有这等“化功”，入这等“化境”，却正因为他们属于那一代人，先在国学里泡透了又在西学里泡透了的那一代学人，属于那一代学人中始终不渝地象饥饿的年轻人一样不断求“新真”和“新知”的为数不多的若干位。
总之，要“真有”真学问、真见地，除了学问的厚实、朴实，还须把学问做通、做“化”，达于化境。
一九八五、十一、十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