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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指示，以提升首都核心功能为要义，开启了北京文化建设发展的新时代。其中“代表性、指向性、辐射带动、创新引领、表率作用”等要求，“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等理念，吹响了首都文化建设的进军号。
首都核心功能在于先进文化的示范带动引领
中华先贤高度重视京师文化对国家文明的教化示范功能。汉代《史记》《汉书》均有“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等名句，谈首都文化的教化示范作用。《金史》首次提到“首善之区”一词，把首都文化的指向性放在第一位。宋朝礼部尚书张方平有论：“今京师者……宜乎其风俗敦厚质固，以表正万邦，使八纮取则，远人知慕。是当以道德为富，而不以繁华为盛。”直言京师应对地方发挥优秀文化表率作用，以卓越道德形象成为全国的楷模、被全民效法的榜样。
国际智者关于首都文化功能的观点异曲同工。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帕克喻首都城市为“文明的工厂”，恩格斯称巴黎为“汇聚了整个欧洲历史文明纤维的世界心脏和头脑”，列宁视首都为国家政权神经中枢、心脏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16世纪欧洲宗教革命倡导者马丁·路德看重文化的力量，提出：“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人们所接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曾引用拿破仑对文化力的感叹：“拿破仑曾经说过，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
首都引领需要有形文化载体支撑
有研究成果指出，实践一旦被历史性地记录，就会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并塑造出一种持续稳定的价值观。历史记忆需要多种方式来建构。关键是建立一个“有形的记忆之所”，因为制度性记忆场所的缺乏是建构集体记忆困境的重要原因。丰满的制度性“记忆工程”，配上教育及相应仪式，辅以文艺作品、影视等业态，会产生深刻的传播效力。费孝通认为，“文化得靠记忆，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夕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华盛顿聚集了超过英国数量的权威智库，以其研究成果影响着白宫、国会、纽约华尔街、主流媒体、国民甚至世界。通過20多家博物馆、艺术馆、科技馆、植物园、动物园、天文台等国家级公共设施，读历史、讲知识、传播主流价值观。21世纪初，华盛顿又建成印第安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文化博物馆，当作全美文化之窗、全民文化寻根处的价值取向十分明确；设置开放型国史记忆场所，为涉美重大事件留下极具艺术性、纪念性与深刻反思性的场所。巴黎用古迹与卢浮宫藏品彰显古代文化，用埃菲尔铁塔等昭示现代文化，用蓬皮杜艺术中心等符号群展露当代文化，共同张扬着法国的今昔。反观北京，在建设和有效利用有形文化载体上，尚存不少差距。
承担“有形”释读“中国道路”的文化重任
当前，首都文化建设之“实然”，与党和人民期盼之“应然”，与新时代发展之“必然”，尚存落差；相比更高的政治站位，“指向性、示范性” 要求，在公共文化产品提供方面，尚有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月5日举行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华历史有五个维度：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近70年、党领导的社会革命97年、近代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中华文明5000多年。由此看出，“国家记忆、首都表达”需要更多的“有形”文化载体支撑，即通过系统建设“中国道路”有形标志物，塑造中国特色、中国道路的记忆名都风貌。
文明互鉴、弥补短板，实现“两个百年”强盛目标，首都须发扬“钉钉子精神”，在30年左右的时间跨度里，通过打造艺术感性的“首都文化载体工程”，完善“国家记忆、首都表达”供给侧改革，构建以首都学为核心的民族家园、文化内容库等文化体系，增强杰出人物、风物、事物的文化活力。
重视历史节点教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理念之一。背靠众多历史建筑、数千个城市公园和广场，选择或发端于、或策源于、或辉煌于首都的重要事件与人物，北京应结合时间节点开展场、馆、标志物的主题化改造，着重补上近百年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阶段空白。力争到2049年，北京能以显赫的“有形”国家文化载体，服务于国民通识，添彩于国际传播，成为“中国道路”释读的权威高地。
如可将虎坊路原光明日报社旧址及原劳动保护展览馆旧址，改造成“伟大的中国改革思想与实践”群落。在沙滩街心公园、五四大街、原北大红楼，重塑“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群落。于前门箭楼南侧步行街，设计北平和平解放主题碑、园、馆群落。发掘奥运场馆区尚未高值利用的空间，设计改造中国奥运文化馆及火炬广场群落。可于卢沟桥西侧设计主题广场与马可·波罗暨中西文化交往馆群落，介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扩展首都“国际交往中心”的岁月跨度。
文化载体序列还应包括中国成就。如四大发明为首的古代品牌，“两弹一星”领跑的当代光荣。建议将中国工艺美术馆改作“大国工匠文化馆”，膜拜古今各业精英大师、颂扬工匠精神。设计杰出人物雕塑现身城乡各地，引导社会价值取向，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可选择仅有一般休闲功能的公园、广场，进行中华寻根的主题化改造。研究携手台港澳及各省区市新建国家大好山河馆，设30余个地域文化园。携手北京55个友城中的都城，新建国际首都馆并设数十个各国首都文化园。丰富、时尚、形象的主题记忆文化系列，将大大加强全国文化中心的实感、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国际交往中心的质感。
制作精良、立意深远、内容扎实的有形文化载体，有益产生现象级传播效果。其所彰显的政治站位、理论创新、学理阐释，会跨越式提升首都“四个中心”认同度和服务国家战略的共识度。
（作者：沈望舒，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
责任编辑 / 沈 聪
首都核心功能在于先进文化的示范带动引领
中华先贤高度重视京师文化对国家文明的教化示范功能。汉代《史记》《汉书》均有“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等名句，谈首都文化的教化示范作用。《金史》首次提到“首善之区”一词，把首都文化的指向性放在第一位。宋朝礼部尚书张方平有论：“今京师者……宜乎其风俗敦厚质固，以表正万邦，使八纮取则，远人知慕。是当以道德为富，而不以繁华为盛。”直言京师应对地方发挥优秀文化表率作用，以卓越道德形象成为全国的楷模、被全民效法的榜样。
国际智者关于首都文化功能的观点异曲同工。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帕克喻首都城市为“文明的工厂”，恩格斯称巴黎为“汇聚了整个欧洲历史文明纤维的世界心脏和头脑”，列宁视首都为国家政权神经中枢、心脏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16世纪欧洲宗教革命倡导者马丁·路德看重文化的力量，提出：“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人们所接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曾引用拿破仑对文化力的感叹：“拿破仑曾经说过，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
首都引领需要有形文化载体支撑
有研究成果指出，实践一旦被历史性地记录，就会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并塑造出一种持续稳定的价值观。历史记忆需要多种方式来建构。关键是建立一个“有形的记忆之所”，因为制度性记忆场所的缺乏是建构集体记忆困境的重要原因。丰满的制度性“记忆工程”，配上教育及相应仪式，辅以文艺作品、影视等业态，会产生深刻的传播效力。费孝通认为，“文化得靠记忆，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夕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华盛顿聚集了超过英国数量的权威智库，以其研究成果影响着白宫、国会、纽约华尔街、主流媒体、国民甚至世界。通過20多家博物馆、艺术馆、科技馆、植物园、动物园、天文台等国家级公共设施，读历史、讲知识、传播主流价值观。21世纪初，华盛顿又建成印第安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文化博物馆，当作全美文化之窗、全民文化寻根处的价值取向十分明确；设置开放型国史记忆场所，为涉美重大事件留下极具艺术性、纪念性与深刻反思性的场所。巴黎用古迹与卢浮宫藏品彰显古代文化，用埃菲尔铁塔等昭示现代文化，用蓬皮杜艺术中心等符号群展露当代文化，共同张扬着法国的今昔。反观北京，在建设和有效利用有形文化载体上，尚存不少差距。
承担“有形”释读“中国道路”的文化重任
当前，首都文化建设之“实然”，与党和人民期盼之“应然”，与新时代发展之“必然”，尚存落差；相比更高的政治站位，“指向性、示范性” 要求，在公共文化产品提供方面，尚有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月5日举行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华历史有五个维度：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近70年、党领导的社会革命97年、近代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中华文明5000多年。由此看出，“国家记忆、首都表达”需要更多的“有形”文化载体支撑，即通过系统建设“中国道路”有形标志物，塑造中国特色、中国道路的记忆名都风貌。
文明互鉴、弥补短板，实现“两个百年”强盛目标，首都须发扬“钉钉子精神”，在30年左右的时间跨度里，通过打造艺术感性的“首都文化载体工程”，完善“国家记忆、首都表达”供给侧改革，构建以首都学为核心的民族家园、文化内容库等文化体系，增强杰出人物、风物、事物的文化活力。
重视历史节点教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理念之一。背靠众多历史建筑、数千个城市公园和广场，选择或发端于、或策源于、或辉煌于首都的重要事件与人物，北京应结合时间节点开展场、馆、标志物的主题化改造，着重补上近百年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阶段空白。力争到2049年，北京能以显赫的“有形”国家文化载体，服务于国民通识，添彩于国际传播，成为“中国道路”释读的权威高地。
如可将虎坊路原光明日报社旧址及原劳动保护展览馆旧址，改造成“伟大的中国改革思想与实践”群落。在沙滩街心公园、五四大街、原北大红楼，重塑“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群落。于前门箭楼南侧步行街，设计北平和平解放主题碑、园、馆群落。发掘奥运场馆区尚未高值利用的空间，设计改造中国奥运文化馆及火炬广场群落。可于卢沟桥西侧设计主题广场与马可·波罗暨中西文化交往馆群落，介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扩展首都“国际交往中心”的岁月跨度。
文化载体序列还应包括中国成就。如四大发明为首的古代品牌，“两弹一星”领跑的当代光荣。建议将中国工艺美术馆改作“大国工匠文化馆”，膜拜古今各业精英大师、颂扬工匠精神。设计杰出人物雕塑现身城乡各地，引导社会价值取向，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可选择仅有一般休闲功能的公园、广场，进行中华寻根的主题化改造。研究携手台港澳及各省区市新建国家大好山河馆，设30余个地域文化园。携手北京55个友城中的都城，新建国际首都馆并设数十个各国首都文化园。丰富、时尚、形象的主题记忆文化系列，将大大加强全国文化中心的实感、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国际交往中心的质感。
制作精良、立意深远、内容扎实的有形文化载体，有益产生现象级传播效果。其所彰显的政治站位、理论创新、学理阐释，会跨越式提升首都“四个中心”认同度和服务国家战略的共识度。
（作者：沈望舒，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
责任编辑 / 沈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