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性报道，是指对洪水、地震、火山喷发、旱灾、火灾、暴风雪等自然灾害以及车祸、爆炸等社会灾害的报道。灾害性报道由于其题材的独特性，我国媒体基本都采取审慎的态度。从建国以来我国灾害性报道发展的历程来看，基本走上了一条由高度控制到逐步放开的过程，以今年发生的汶川地震和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比较为例，同样是《人民日报》在地震灾害发生第二天的报道，报道的形式、内容、风格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2008年5月13号的人民日报头版，《四川省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 胡锦涛作出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全面部署当前抗震救灾工作》、《温家宝抵达四川指挥抗震救灾》、《子夜时分在震区都江堰临时搭起的帐篷内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等一系列报道，报道了四川地震灾害的消息、中央的决策部署，尽可能全面、立体的介绍了地震灾害的状况。
　　而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后，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位置只是以《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为题，报道这一重大自然灾害，对地震情况报道较为简略，对人们最关心的受灾情况如房屋倒塌多少间、死伤多少人只字未提，只有一句“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重点是放在人与灾害作斗争上，即放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在标题制作中也是充分体现这一点。
　　这是相同题材，但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写作和发表出来的新闻。相对于四川地震报道的消息而言，产生于“文革”末期的这则消息，更加突出“人”的因素，空话、套话较多，其中许多是人为的拔高和“口号式”的议论。
　　这两种不同的报道模式，也折射了我国救灾性报道观念的转变。上世纪80年代前，我国对自然灾害的报道的指导方针是，“不是任何灾害的情况都可以当作新闻向全国报道的，这要根据国内外全盘斗争的利益，要看灾情大小、受灾时间长短、受灾地区重要不重要，以及它对国家和人民生活影响大小来决定，并且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条件和时机，决定讲什么不讲什么，如何讲法”。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唐山大地震造成死亡24万人、重伤16万人和上百亿元的损失，而当时的报道中，却看不到这些内容。那个历史时期的灾害性新闻报道中，形成了“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的观念。
　　相对于唐山大地震的新闻报道，这次《人民日报》对汶川地震的报道显然在反映灾情上更客观一些，内容更丰富一些。这个时期的报道强调新闻本身的信息价值，对抗灾救灾也同样报道，但抗灾救灾的重点不是落在口号上，而是落在具体行动上：胡锦涛作出重要指示，温家宝总理亲赴灾区指导救灾，并且在子夜时分在震区都江堰临时搭起的帐篷内召开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
　　从历史和现实前后两次地震灾害报道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对灾害性报道由政治教化意义逐渐回归到新闻信息需求的角度上来，在信息的透明度上更高一些。
　　无论在哪个时期，或在哪个国家，灾害性事件都具有较高新闻价值。我国对灾害性报道一直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现在虽然有所放开，但我国灾害性报道还处于探索完善之中。一方面政府部门要按事物的客观规律，如实公开灾害客观情况，如汶川地震灾害中就是通过大量真实新闻事件的报道，让一些谣言不攻自破；另一方面新闻媒体也不能过度炒作，对灾害的报道要实事求是。有些媒体为了寻求卖点，不惜版面大量刊播灾害报道，夸大灾害的实际影响。应该说，对灾害报道遮遮掩掩和热衷炒作的两极做法都是不正确的，都不可能取得好的社会效果，也不利于我国灾害报道的健康发展，不利于抗御灾害的工作。正确的态度应是：既不掩盖真相，也不夸大其辞；不遮遮掩掩，也不大肆渲染,而是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把好关、把好度，客观而平衡地将真实的情况告诉受众。
　　（作者单位：安庆电视台新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