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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民国初至抗战前文学中的大学叙事的梳理，指出了大学叙事的“无根性”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大学叙事话语的边缘化，殖民文化影响下的价值立场的冲突以及阉寺性与独立性对立下大学精神的失落，由此引发对这一时期大学叙事“无根性”的思考。
关键词：大学 无根性 殖民文化 价值立场
现代大学的概念，同“科学”“民主”一样，也源自欧美。“大学12世纪初诞生于欧洲。此指与近现代大学一脉相承的波隆那大学（Bologna）（公元1100年），巴黎大学（公元1150年），牛津大学（公元1168年）等。”{1}它们都由神圣而独立的修道院学校演变而来，具有高度独立性。19世纪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西学东渐”的变革思潮为中国带来了现代大学的概念，最初在中国进行现代大学试验的是洋务运动背景下建立的同文馆和北洋大学堂，伴随着维新语境、科举制的废除，京师大学堂自上而下地开展新式教育，标志着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促成了独立的“人”和独立学术的生成。
民国初年，中国社会面临多种政治因素的冲击，对外遭遇列强殖民危机，对内则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同时国民党内分歧以及国共两党的对峙也使得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动荡的战争状态，直至抗战前，中国社会始终处于一种危局之中，本文即选取这一时期的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这当中的大学叙事的特征及其流变。
所谓“大学叙事”，其关注的是现代中国大学和大学人的精神成长，是作家们的大学想象，尽管这种关注并不一定是自觉的。但正如陈平原所说，大学叙事“折射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不仅仅是怀旧，也不仅仅是空谈，更重要的是一种自我反省。此等关于大学历史以及大学精神的建构，滋润着当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也制约着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2}。大学叙事以小说独有的叙事方式，最广泛地表现出大学人的多样而复杂的生存状况，通过不同叙事类型极其鲜活地展示了不同于社会场域的大学生活的原生态和各具特色的大学形象。
一、大学叙事话语的边缘化
纵观民国初至抗战前的小说文本，这一时期大学并未成为作家们普遍叙事的焦点。落实到具体大学叙事文本中，有关大学的构想，除少数作品是全局的、严整的、直接的，更多的是枝节的、点缀的、间接的，甚至是背景性的。作为一种叙事形态，大学叙事往往被裹挟在主流叙事形式的洪流当中，而这主要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
首先，在传统文化格局中，“政统”压倒“道统”和“学统”。长久以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及“儒表法里”的治国方略使得以“外王”为本质的“政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而以“内圣”为核心的“道统”和以把持文化解释权的“士”阶层为代表的“学统”则依附于王权，从而形成了政治文化本位的叙事话语。而大学叙事代表的是“学统”，故而难以成为主流叙事。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能力，作为新兴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本土文化结构当中，大学文化因其异质性的话语而受到传统文化多方面的制约，因而其所具有的许多特点在当时被主流话语所改造和遮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进行大学叙事的视野。
再次，这一时期的大学发展很不充分，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仍然十分弱小。据统计，“1917年，全国共有大学生（含师范、农业、工业、商业、医学、法政等专门学校学生，下同）19017人；1923年，增加到34880人；抗战前的1936 年，是41922人；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终于突破十万大关，达到了129326人”{3}。对比当时几亿的社会人口，大学生的数量可谓凤毛麟角。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大学不会成为作家主要想表现的对象。
除此之外，文学叙事的类型还与作家的意识指向有关，在这一时期的生存危机与意义危机之下，作家们更多地将视野放置在对宇宙、人生等哲学命题的思考之上，因而，对作家来说，大学叙事主要是一种边缘化的存在。
不可忽视的还有作家自身的教育经历对于叙事对象的真实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很多进行大学叙事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是缺少大学生活经历的，如巴金、沈从文等作家。那么在他们的笔下对于大学叙事的文本描述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其文学想象，这也决定了作家笔下的大学形象必然具有模糊性和碎片化的特征。
从这一点出发，正是这种边缘化的叙事话语和作家集体创作的无意识造成了这一时期文学中的大学叙事普遍缺乏对于大学校园生活以及校园文化的集中描写，造成了叙事语境的“无根感”。
二、殖民文化影响下价值立场的冲突
随着19世纪西方殖民文化的入侵，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批以传播基督教文化为目的的教会大学，“从1879年圣约翰书院成立，至1952年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部收归国有的七十多年间，外国教会在我国本土前后共创办了近二十所大学”{4}，而这段时期当中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最甚，此时的教会大学已经遍布华东、华北、华南、西南各地。
这一时期的作家中，冰心、庐隐、郁达夫、老舍等人都曾在教会大学受过教育，而他们的受教育经历也正与教会大学中公共女子教育和留学教育的兴起息息相关。
冰心、卢隐这两位女作家正是因为在教会大学受过新式教育而步入文坛，她们小说中对于女大学生形象的描写正蕴含了她们对于女性接受新式教育的反思。冰心小说《两个家庭》中的陈太太和亚茜作为封建官僚家庭培育出来的女子和接受过现代化教育的女子，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而作者对这两者也有着鲜明的价值判断；庐隐的《海滨故人》中作者着力描写的露沙等五位女青年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也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于女性思想解放的肯定与支持。
但反观冰心小说《两个家庭》中对于留学知识分子形象的描写，陈先生与三哥都曾在英国留学，但接受过西方新式教育，陈先生的“目的希望，也太过于远大。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养精蓄锐的，满想着一回国，立刻要把中国旋转过来”{5}。但现实社会的黑暗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无力感，他最终在失望的情绪中自杀了。同样是描写归国留学生，老舍小说《文博士》中的留学生形象与之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但也是不同的。留学归国的文博士，将一纸博士文凭视作仕途坦路的敲门砖，将西方礼仪文化、服饰文化视作上流社会的代表；而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抱以嗤之以鼻的态度，在他们眼中：“中国多么富，多么好；看这个泉，在美国也没有看见过；再看这些人，多么蠢，多么臭；中国都坏在中国人手里！”{6}他们都接受过西方新式思想的教育，对于中国社会的腐朽与黑暗深表不满，两者都表现出在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价值立场的冲突，只不过一个在觉醒中灭亡，一个在黑暗中同流合污罢了。 另一类留学生形象则是以郁达夫《沉沦》中的“他”和老舍《二马》中的马威为代表的“异乡客”留学生。郁达夫作者自序中交代：“《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南迁》是描写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7}。这样的表现要求决定了作者的叙述重点不在于大学表面的生活活动，而是深入表现觉醒了的留学生的内心的苦闷及其末世情绪。《沉沦》中“他”有莫名的孤独，只有在亲近大自然时才会感到片刻的安宁。大自然的宁静、神秘，给他一种神圣的宗教感，赋予其孤独以原罪意识。在广众中陷入孤独，没有合理定位，没有归属感，这是被殖民地者内心的民族自卑情结所导致的身份认同的困惑。《二马》中的马威对玛力爱得发狂，然而可笑的是玛力小姐那边愣是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敢情不是人家没瞧上他，而是人家压根儿就没正眼瞧他。因为在人家那儿，喜欢上一个中国人，好比天狗吃月亮那么荒唐可笑。在外国人眼中，“中国的微弱是没法教外国人能敬重我们的；国与国的关系是肩膀齐为兄弟，小老鼠是不用和老虎讲交情的”{8}。《东西》中留学英、日的郝凤鸣和鹿书香，全无救国理想，甚至为了一心想要的金钱和地位，不惜出卖人格和尊严。崇洋媚外的鹿书香宁愿背着“卖国贼”的罪名也要跟东洋人合作，因为“人家的确是有高明人”。不得志的郝凤鸣“恨自己，为什么当初要上英国去读书，而不到东洋去。看不起东洋留学生是真的，可是事实是事实，现在东洋留学生都长了行市，他自己落了价”{9}。这种殖民文化与国力强弱不平等上所造成的外邦社会对于中国人的丑化与歧视继而给留学生们带来了深深的民族自卑情结，“弱国子民”的屈辱状态无形中也造成了他们多种价值立场之间的冲突甚至置换。
这种文化置换使得殖民地人民失去本土文化之根，转而以宗主国的文化价值体系为参照。他们自觉地将自我的身份边缘化，为得到中心社会的认可，他们不惜疏离母邦文化，全面接受并急于融入目标文化以求获得其认同；而其本身的异质性注定他们无法为中心社会所接受，只能于两种文化的边缘摇摆、游离，任由强弱两种文化在心中强烈碰撞，最终造成其价值立场的不定性以及身份认同的无根感。
三、阉寺性与独立性对立下大学精神的失落
民国初年在列强入侵、军阀割据的政治大环境和西方殖民文化入侵、传统儒家文化式微的文化背景之下，1917年前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一大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纷纷云集北京大学，这种时代知识分子精英活动场域的转移，是时代赋予了大学以重振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动荡的时代背景反而造就了中国“学统”脱离对“政统”的依附而独立出来的历史突破，在“学统”兴盛的文化背景下中国诞生了新文化运动和启蒙文学。追求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成为这一时期大学精神的内核。
这一时期直接从大学层面去反映“五四”大学生精神状态的作品是老舍的《赵子曰》，但小说所描写的天台公寓的主人公们与我们以往所认为的“五四”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形象却大相径庭。由此可见“五四”的激情固然唤醒了一群大学知识分子的觉醒，但同时不可避免地也有像赵子曰这样的“昏睡”着的大学知识分子。老舍用颇为辛辣的讽刺语言描述一群大学生聚居在天台公寓，终日不思进取，喝酒打牌，玩耍嬉闹，生命的所有真义在于“吃酒而打破了鼻子，打牌出十五个贯和，听秘密，计划风潮的进行，唱二黄，拉胡琴，打架，骂李顺”{10}。他们接受过新式教育，但传统文化早已在他们的思维里根深蒂固。赵子曰毫无理由地被天台公寓的狐朋狗友们煽动起来而暴徒般地殴打校长，残害校工，手段残忍，却反而以“英雄”自居，他享受被朋友拥戴的精神快感，在天台公寓以“主席”自居，无不体现出他精神深处的“阉寺性”。
“阉寺性”这一国民性概念最早是由沈从文在《〈八骏图〉题记》中提出，作者对此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活在中国做一个人并不容易，尤其是活在读书人圈儿里。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这种人数目既多，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观念，就是不大追问一件事情的是非好坏，‘自己不作算聪明，别人作来却嘲笑’的观念。”{11}这其实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故步自封、自欺欺人的精神病态。
沈从文的《八骏图》便是极力描写大学教授“阉寺性”的精神状态的作品。文章讲述了作家达士应邀青岛大学讲学期间结识了七位教授，这七位教授各有病症，他们或虚伪，或自私，或在道德的约束下压抑自我情感。在他们道貌岸然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对私藏艳诗、美女半裸画、保肾补药、对女学生的意淫等畸形变态的恋爱观，达士则以“医生”的身份自我标榜，“检查他们的健康”，“解除他们的‘意结’”，然而他自己却也在道德的禁锢下不敢发出真正的心声。
小说《有学问的人》在描绘物理学家天福先生在面对妻的女友密司周的笑容时有这样一段描写：“这笑是可以使天福先生精神振作来干一点有作有为的大事的，可是他的头脑塞填了的物理定律起了作用，不准他撒野。这有学问的人，反应定律之类，真害了他一生，看的事是倒的，把结果数起才到开始，他看出结果难于对付，就不呆下去了。”{12}这些大学教授们身处其位却不谋其职，反而用传统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科学，在他们身上反映的是旧有秩序和象征体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中的格格不入，是师道尊严在他们身上的陨落。
“到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都进入了一个‘定型化’与‘建立规范’的时期，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特别是在南京政府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以后，‘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模式，强化了思想控制，渗透了独裁精神。反映到教育方面，便是强调集权和统一，并通过教育立法和制度建设，把国民教育纳入国民党一党专制的轨道。”{13}一方面，政治的相对安定使得“政统”重新取代“学统”而居于主导地位，教育管理的完善也使大学丧失了原本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另一方面，“大学里的教授随着教育本身的体制化，也逐渐被吸纳到体制内，而日益显示出保守性的文化品格。在这种情况下，更具有独立意识、自由意志，坚持民间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就必然与体制化的大学、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教授）发生冲突”{14}。 巴金发表于1934年的小说《沉落》，讲述了当时代表国民党统治阶级立场的教授与代表独立、反抗日本建立“满洲国”的学生之间的一场思想斗争，教授从“勿抗恶”观念中表现出的对于现实的逃避与学生大胆剖析其精神“阉寺性”的做法最终导致教授价值立场的崩塌。小说反映了青年知识分子追求独立人格的进步性以及传统“阉寺性”价值观的消解。
萧乾写于一二·九革命运动后不久的短篇小说《栗子》，以悲怆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性格软弱、代表官僚资本主义价值立场的孙家麒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追求民族自由与人格独立的孙若菁两人情侣关系的破裂，小说最终以孙若菁坚定自己的价值立场而不再依附于孙家麒的信念而告终，反映了作者对于追求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理想。
总之，这一时期的大学叙事，表现了作家对这一时期大学中“尊师重道”和“师道尊严”双重价值观崩溃的体认，代表传统价值立场的“阉寺性”与代表进步思想的追求人格独立之间的激烈碰撞，使得大学只能在两种价值体系中游移不定，而以学生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群体力量的弱小使得他们最终难以重建这一时期的大学精神，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大学精神的失落。但同时也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大学叙事整体上表现为进步知识分子在追求人格独立精神的支撑下艰难前进的奋斗史。
在多重评价标准下对民国初至抗战前文学中的大学叙事的研究最终归结为此时期大学的“无根性”，而最终指引大学摆脱困境的出路则体现在对“学统”不依附于“政统”以及人格独立的追求上。
{1} 夏中义、丁东：《大学人文：第1辑·大学人文精神的信仰渊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② 陈平原：《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3} 陈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太平洋书1931年版，第270-272页。
{4} 田正平：《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文史哲》2007年第3期。
{5} 冰心：《冰心小说选》，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6} 老舍：《文博士 阳光》，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7} 郁达夫：《沉沦》自序，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
{8} 老舍：《二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84页。
{9} 老舍：《老舍文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10} 老舍：《赵子曰》，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1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小说》，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12}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3卷）小说》，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页。
{13}{14} 钱理群：《现当代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作 者：蒋 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编 辑：赵 斌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大学 无根性 殖民文化 价值立场
现代大学的概念，同“科学”“民主”一样，也源自欧美。“大学12世纪初诞生于欧洲。此指与近现代大学一脉相承的波隆那大学（Bologna）（公元1100年），巴黎大学（公元1150年），牛津大学（公元1168年）等。”{1}它们都由神圣而独立的修道院学校演变而来，具有高度独立性。19世纪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西学东渐”的变革思潮为中国带来了现代大学的概念，最初在中国进行现代大学试验的是洋务运动背景下建立的同文馆和北洋大学堂，伴随着维新语境、科举制的废除，京师大学堂自上而下地开展新式教育，标志着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促成了独立的“人”和独立学术的生成。
民国初年，中国社会面临多种政治因素的冲击，对外遭遇列强殖民危机，对内则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同时国民党内分歧以及国共两党的对峙也使得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动荡的战争状态，直至抗战前，中国社会始终处于一种危局之中，本文即选取这一时期的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这当中的大学叙事的特征及其流变。
所谓“大学叙事”，其关注的是现代中国大学和大学人的精神成长，是作家们的大学想象，尽管这种关注并不一定是自觉的。但正如陈平原所说，大学叙事“折射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不仅仅是怀旧，也不仅仅是空谈，更重要的是一种自我反省。此等关于大学历史以及大学精神的建构，滋润着当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也制约着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2}。大学叙事以小说独有的叙事方式，最广泛地表现出大学人的多样而复杂的生存状况，通过不同叙事类型极其鲜活地展示了不同于社会场域的大学生活的原生态和各具特色的大学形象。
一、大学叙事话语的边缘化
纵观民国初至抗战前的小说文本，这一时期大学并未成为作家们普遍叙事的焦点。落实到具体大学叙事文本中，有关大学的构想，除少数作品是全局的、严整的、直接的，更多的是枝节的、点缀的、间接的，甚至是背景性的。作为一种叙事形态，大学叙事往往被裹挟在主流叙事形式的洪流当中，而这主要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
首先，在传统文化格局中，“政统”压倒“道统”和“学统”。长久以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及“儒表法里”的治国方略使得以“外王”为本质的“政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而以“内圣”为核心的“道统”和以把持文化解释权的“士”阶层为代表的“学统”则依附于王权，从而形成了政治文化本位的叙事话语。而大学叙事代表的是“学统”，故而难以成为主流叙事。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能力，作为新兴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本土文化结构当中，大学文化因其异质性的话语而受到传统文化多方面的制约，因而其所具有的许多特点在当时被主流话语所改造和遮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进行大学叙事的视野。
再次，这一时期的大学发展很不充分，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仍然十分弱小。据统计，“1917年，全国共有大学生（含师范、农业、工业、商业、医学、法政等专门学校学生，下同）19017人；1923年，增加到34880人；抗战前的1936 年，是41922人；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终于突破十万大关，达到了129326人”{3}。对比当时几亿的社会人口，大学生的数量可谓凤毛麟角。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大学不会成为作家主要想表现的对象。
除此之外，文学叙事的类型还与作家的意识指向有关，在这一时期的生存危机与意义危机之下，作家们更多地将视野放置在对宇宙、人生等哲学命题的思考之上，因而，对作家来说，大学叙事主要是一种边缘化的存在。
不可忽视的还有作家自身的教育经历对于叙事对象的真实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很多进行大学叙事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是缺少大学生活经历的，如巴金、沈从文等作家。那么在他们的笔下对于大学叙事的文本描述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其文学想象，这也决定了作家笔下的大学形象必然具有模糊性和碎片化的特征。
从这一点出发，正是这种边缘化的叙事话语和作家集体创作的无意识造成了这一时期文学中的大学叙事普遍缺乏对于大学校园生活以及校园文化的集中描写，造成了叙事语境的“无根感”。
二、殖民文化影响下价值立场的冲突
随着19世纪西方殖民文化的入侵，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批以传播基督教文化为目的的教会大学，“从1879年圣约翰书院成立，至1952年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部收归国有的七十多年间，外国教会在我国本土前后共创办了近二十所大学”{4}，而这段时期当中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最甚，此时的教会大学已经遍布华东、华北、华南、西南各地。
这一时期的作家中，冰心、庐隐、郁达夫、老舍等人都曾在教会大学受过教育，而他们的受教育经历也正与教会大学中公共女子教育和留学教育的兴起息息相关。
冰心、卢隐这两位女作家正是因为在教会大学受过新式教育而步入文坛，她们小说中对于女大学生形象的描写正蕴含了她们对于女性接受新式教育的反思。冰心小说《两个家庭》中的陈太太和亚茜作为封建官僚家庭培育出来的女子和接受过现代化教育的女子，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而作者对这两者也有着鲜明的价值判断；庐隐的《海滨故人》中作者着力描写的露沙等五位女青年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也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于女性思想解放的肯定与支持。
但反观冰心小说《两个家庭》中对于留学知识分子形象的描写，陈先生与三哥都曾在英国留学，但接受过西方新式教育，陈先生的“目的希望，也太过于远大。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养精蓄锐的，满想着一回国，立刻要把中国旋转过来”{5}。但现实社会的黑暗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无力感，他最终在失望的情绪中自杀了。同样是描写归国留学生，老舍小说《文博士》中的留学生形象与之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但也是不同的。留学归国的文博士，将一纸博士文凭视作仕途坦路的敲门砖，将西方礼仪文化、服饰文化视作上流社会的代表；而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抱以嗤之以鼻的态度，在他们眼中：“中国多么富，多么好；看这个泉，在美国也没有看见过；再看这些人，多么蠢，多么臭；中国都坏在中国人手里！”{6}他们都接受过西方新式思想的教育，对于中国社会的腐朽与黑暗深表不满，两者都表现出在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价值立场的冲突，只不过一个在觉醒中灭亡，一个在黑暗中同流合污罢了。 另一类留学生形象则是以郁达夫《沉沦》中的“他”和老舍《二马》中的马威为代表的“异乡客”留学生。郁达夫作者自序中交代：“《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南迁》是描写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7}。这样的表现要求决定了作者的叙述重点不在于大学表面的生活活动，而是深入表现觉醒了的留学生的内心的苦闷及其末世情绪。《沉沦》中“他”有莫名的孤独，只有在亲近大自然时才会感到片刻的安宁。大自然的宁静、神秘，给他一种神圣的宗教感，赋予其孤独以原罪意识。在广众中陷入孤独，没有合理定位，没有归属感，这是被殖民地者内心的民族自卑情结所导致的身份认同的困惑。《二马》中的马威对玛力爱得发狂，然而可笑的是玛力小姐那边愣是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敢情不是人家没瞧上他，而是人家压根儿就没正眼瞧他。因为在人家那儿，喜欢上一个中国人，好比天狗吃月亮那么荒唐可笑。在外国人眼中，“中国的微弱是没法教外国人能敬重我们的；国与国的关系是肩膀齐为兄弟，小老鼠是不用和老虎讲交情的”{8}。《东西》中留学英、日的郝凤鸣和鹿书香，全无救国理想，甚至为了一心想要的金钱和地位，不惜出卖人格和尊严。崇洋媚外的鹿书香宁愿背着“卖国贼”的罪名也要跟东洋人合作，因为“人家的确是有高明人”。不得志的郝凤鸣“恨自己，为什么当初要上英国去读书，而不到东洋去。看不起东洋留学生是真的，可是事实是事实，现在东洋留学生都长了行市，他自己落了价”{9}。这种殖民文化与国力强弱不平等上所造成的外邦社会对于中国人的丑化与歧视继而给留学生们带来了深深的民族自卑情结，“弱国子民”的屈辱状态无形中也造成了他们多种价值立场之间的冲突甚至置换。
这种文化置换使得殖民地人民失去本土文化之根，转而以宗主国的文化价值体系为参照。他们自觉地将自我的身份边缘化，为得到中心社会的认可，他们不惜疏离母邦文化，全面接受并急于融入目标文化以求获得其认同；而其本身的异质性注定他们无法为中心社会所接受，只能于两种文化的边缘摇摆、游离，任由强弱两种文化在心中强烈碰撞，最终造成其价值立场的不定性以及身份认同的无根感。
三、阉寺性与独立性对立下大学精神的失落
民国初年在列强入侵、军阀割据的政治大环境和西方殖民文化入侵、传统儒家文化式微的文化背景之下，1917年前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一大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纷纷云集北京大学，这种时代知识分子精英活动场域的转移，是时代赋予了大学以重振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动荡的时代背景反而造就了中国“学统”脱离对“政统”的依附而独立出来的历史突破，在“学统”兴盛的文化背景下中国诞生了新文化运动和启蒙文学。追求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成为这一时期大学精神的内核。
这一时期直接从大学层面去反映“五四”大学生精神状态的作品是老舍的《赵子曰》，但小说所描写的天台公寓的主人公们与我们以往所认为的“五四”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形象却大相径庭。由此可见“五四”的激情固然唤醒了一群大学知识分子的觉醒，但同时不可避免地也有像赵子曰这样的“昏睡”着的大学知识分子。老舍用颇为辛辣的讽刺语言描述一群大学生聚居在天台公寓，终日不思进取，喝酒打牌，玩耍嬉闹，生命的所有真义在于“吃酒而打破了鼻子，打牌出十五个贯和，听秘密，计划风潮的进行，唱二黄，拉胡琴，打架，骂李顺”{10}。他们接受过新式教育，但传统文化早已在他们的思维里根深蒂固。赵子曰毫无理由地被天台公寓的狐朋狗友们煽动起来而暴徒般地殴打校长，残害校工，手段残忍，却反而以“英雄”自居，他享受被朋友拥戴的精神快感，在天台公寓以“主席”自居，无不体现出他精神深处的“阉寺性”。
“阉寺性”这一国民性概念最早是由沈从文在《〈八骏图〉题记》中提出，作者对此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活在中国做一个人并不容易，尤其是活在读书人圈儿里。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这种人数目既多，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观念，就是不大追问一件事情的是非好坏，‘自己不作算聪明，别人作来却嘲笑’的观念。”{11}这其实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故步自封、自欺欺人的精神病态。
沈从文的《八骏图》便是极力描写大学教授“阉寺性”的精神状态的作品。文章讲述了作家达士应邀青岛大学讲学期间结识了七位教授，这七位教授各有病症，他们或虚伪，或自私，或在道德的约束下压抑自我情感。在他们道貌岸然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对私藏艳诗、美女半裸画、保肾补药、对女学生的意淫等畸形变态的恋爱观，达士则以“医生”的身份自我标榜，“检查他们的健康”，“解除他们的‘意结’”，然而他自己却也在道德的禁锢下不敢发出真正的心声。
小说《有学问的人》在描绘物理学家天福先生在面对妻的女友密司周的笑容时有这样一段描写：“这笑是可以使天福先生精神振作来干一点有作有为的大事的，可是他的头脑塞填了的物理定律起了作用，不准他撒野。这有学问的人，反应定律之类，真害了他一生，看的事是倒的，把结果数起才到开始，他看出结果难于对付，就不呆下去了。”{12}这些大学教授们身处其位却不谋其职，反而用传统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科学，在他们身上反映的是旧有秩序和象征体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中的格格不入，是师道尊严在他们身上的陨落。
“到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都进入了一个‘定型化’与‘建立规范’的时期，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特别是在南京政府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以后，‘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模式，强化了思想控制，渗透了独裁精神。反映到教育方面，便是强调集权和统一，并通过教育立法和制度建设，把国民教育纳入国民党一党专制的轨道。”{13}一方面，政治的相对安定使得“政统”重新取代“学统”而居于主导地位，教育管理的完善也使大学丧失了原本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另一方面，“大学里的教授随着教育本身的体制化，也逐渐被吸纳到体制内，而日益显示出保守性的文化品格。在这种情况下，更具有独立意识、自由意志，坚持民间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就必然与体制化的大学、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教授）发生冲突”{14}。 巴金发表于1934年的小说《沉落》，讲述了当时代表国民党统治阶级立场的教授与代表独立、反抗日本建立“满洲国”的学生之间的一场思想斗争，教授从“勿抗恶”观念中表现出的对于现实的逃避与学生大胆剖析其精神“阉寺性”的做法最终导致教授价值立场的崩塌。小说反映了青年知识分子追求独立人格的进步性以及传统“阉寺性”价值观的消解。
萧乾写于一二·九革命运动后不久的短篇小说《栗子》，以悲怆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性格软弱、代表官僚资本主义价值立场的孙家麒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追求民族自由与人格独立的孙若菁两人情侣关系的破裂，小说最终以孙若菁坚定自己的价值立场而不再依附于孙家麒的信念而告终，反映了作者对于追求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理想。
总之，这一时期的大学叙事，表现了作家对这一时期大学中“尊师重道”和“师道尊严”双重价值观崩溃的体认，代表传统价值立场的“阉寺性”与代表进步思想的追求人格独立之间的激烈碰撞，使得大学只能在两种价值体系中游移不定，而以学生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群体力量的弱小使得他们最终难以重建这一时期的大学精神，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大学精神的失落。但同时也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大学叙事整体上表现为进步知识分子在追求人格独立精神的支撑下艰难前进的奋斗史。
在多重评价标准下对民国初至抗战前文学中的大学叙事的研究最终归结为此时期大学的“无根性”，而最终指引大学摆脱困境的出路则体现在对“学统”不依附于“政统”以及人格独立的追求上。
{1} 夏中义、丁东：《大学人文：第1辑·大学人文精神的信仰渊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② 陈平原：《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3} 陈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太平洋书1931年版，第270-272页。
{4} 田正平：《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文史哲》2007年第3期。
{5} 冰心：《冰心小说选》，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6} 老舍：《文博士 阳光》，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7} 郁达夫：《沉沦》自序，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
{8} 老舍：《二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84页。
{9} 老舍：《老舍文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10} 老舍：《赵子曰》，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1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小说》，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12}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3卷）小说》，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页。
{13}{14} 钱理群：《现当代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作 者：蒋 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编 辑：赵 斌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