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同时，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传到中国，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中国的自然经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了。有人认为，西方入侵在民族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笔者持反对意见，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前提条件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结果。
　　较之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代表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因小生产者的自发分化而产生，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前提是：一方面，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被剥夺生产资料成为自由劳动者;另一方面，剥削者手中积累起大量的货币资本。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已经初步具备了这些条件。一方面，封建社会长期存在数量巨大的失业劳动力：自然灾害、各种各样的战争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广大劳动人民纷纷破产，被迫离开家乡，四处流徙，其中有少数人进入了城市。另一方面，“中國的官僚地主，特别是大地主、大官僚，采用高额地租、商业、高利贷等剥削形式及贪污、敲诈勒索等手段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我国在明清时期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其次，地主、官僚、商人投资的驱动力来自中国社会内部。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土地不但可以自由买卖，而且地租率很高。许多手工工场主，当他们积累起一定的财富之后，也往往不再经营手工业，而是到乡间买地变为地主，或设法做官使自己成为官僚地主。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官僚、地主和商人鉴于连年迭起的农民革命的冲击，不再单纯购买田地;而外国资本主义经营的新式企业获利甚巨，又强烈地吸引着他们，加上洋务派……的刺激，推动了他们把积累的钱财投入到新式企业。但同时，受到外国资本主义排挤打击，受到洋务派、封建主义的束缚，一般商人、地主担心办近代工业不能赚钱，要冒亏损倒闭的危险，不敢大胆投资……更愿投资土地和高利贷，而不愿冒危险去办工业。
　　由此可见，外国新式工业的利润诱惑，仅是吸引中国官僚、地主、商人投资的因素之一，而迫使他们不顾一切冒险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主要还是当时国内人民斗争导致的地租剥削不稳定。
　　再次，西方入侵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是有限的。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商品输出的冲击，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抵抗力。例如，农村手工纺织业不仅没有被立即摧毁，甚至还一度有所发展。中国农民并没有在外国入侵下迅速破产。
　　同样，由于自然经济被分解而扩大的商品市场也是有限的，仅仅局限于沿海地区。
　　最后，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打下基础。
　　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新兴的生产关系，代表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绝大多数被摧残了，但仍然有少数实现了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转变。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入侵之后，但其产生所依赖的社会条件是由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积累的，如劳动力、货币财富和国内市场等。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因素，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西方列强的入侵，即使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机器，造成了劳动力和国内市场等方面的变化，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西方列强的入侵，并不是要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掠夺中国的财富才是其根本目的。大量事实证明，为了把中国变成它们的经济附庸，外国资本主义利用各种手段设置障碍，极力阻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