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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病床紧张的缘故,这次住院分给我的是走廊上的加床。对面就是护士站,听护士们在工作之余谈笑聊天,常常让我想起已经远离的职场。
病区负责打扫卫生的大叔是个大嗓门的热心人。热心人都是大嗓门。他一来上班,整个病区就热闹起来。他认得所有的病人, 并和他们中的大部分建立起了亲密的聊天关系。
比如他会和一个病人有这样的对话。
“今天出院对吧?”
“出院。”
“瞎说,刚住进来出哪门子的院?”
“你都说让出院啦我还敢不出院?”
大叔满意地笑得花枝乱颤。
他那粗矮强壮的身体在走廊和病房间走来走去,充满能量。他是一个幸福的人。
这几天,我的加床对面病房里的5号病床是整个病区的中心。因为这张床上的女病人出现了心脏的并发症状,连续两次濒临死亡。
第一次是在黄昏。我正在昏昏欲睡,忽然听到身边一阵忙乱的脚步声,睜开眼睛一看,护士医生们全部都在跑步,连打扫卫生的大叔都在跑步——他急慌慌地叫着:老王,拿钥匙拿钥匙!开器械间的门!挥汗如雨地帮着搬动一台又一台的器械。
扑、扑、扑,伴随着咯吱咯吱的床颤动的声音,后来又加上病人的呻吟和沉重的呼吸声,大概是在做心脏复苏。
除了这些声音,病区里静悄悄的,其他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活动,身体都不由自主地朝向5号病房。有的人干脆站起来,把自己尽量放在不碍事、又离5号病房最近的地方。
在安静中董医生那好听的女中音镇定地响起来:深呼吸,但是不要说话。不用害怕,你好多了,放轻松。
董医生给我的感觉特别像《人到中年》的陆文婷。清秀斯文,认真得一丝不苟。有一次晚上七点多她才出去吃饭,在走廊上边走边和病人微笑着抱怨:饿得我都头晕眼花啦。
让我想起陆文婷伴着眼泪咽下的那半只干烧饼。
听到董医生的声音,站在门口的大叔擦了擦头上的汗,对旁边的人小声说,应该没事啦。他的脸看起来有虔诚的光。
擦黑的时候病人的丈夫才赶到。在走廊上他和熟悉的人解释:我就出去了那一会儿就出事了,谁想到。他的脸上还挂着笑容,和整个人不服帖,是一个还没来得及摘掉的面具。
第二天早上又危险了一回。于是医生护士们又跑起步来,病人的丈夫被推到门口,他惶惶然地站着,左手握着拳头放在嘴边。后来他又被叫过去,站在病床边喊着病人的名字:冯家平,醒一醒!醒一醒!
病区的人又默默地聚拢起来。
病人中有一个七十多岁的大妈,她带上假发套的时候,就像街道上走的那种十分常见的大妈——头发稀疏,爱美又不舍得花钱,于是买了一顶廉价的假发套,随时听到小苹果就可以跳起广场舞来。她摘下假发套的时候,就像是一个道行很深的道姑,慈眉善目,摆渡众生。但其实她都不是,她只是一个很好奇的病人。两次抢救她都全神贯注地观战,有一次甚至一屁股坐在我的病床上。
第二次危机过后,病人被决定转到重症监护室去。董医生安慰病人的丈夫:转到那里病人就安全多了。你放心,我会把病人送过去,带着氧气包,尽量争取路上不出事。
病人终于被推出了病房,从我的床前缓缓地走过去。她大概五十岁的年纪,花白头发,紧闭双眼,脸上扣着氧气面罩。
头天晚上我听到她呜呜咽咽地哭过。
病人走的时候那位大妈恰巧睡着了。过了好久她忽然惊跳起来,喊着:走了?走了?
死属于每个人,“出生入死”是讲人一出生,就已经走入死道。但死对于人而言却是奇观。别人的死你无法感知。你自己的死感知却无法描述。死又是如此的耐心,不到最后一刻,即使你与它只隔着一层薄膜,它仍不会现出它的面目。
回到正常生活很久,我还常常想起那个画面。没有声音,一群沉默的人,散布在走廊的各个位置,然而他们的身体都朝向5号病床。
就像一群飞虫,在扑向明亮灯泡的瞬间,被固定在时间之流里。
病区负责打扫卫生的大叔是个大嗓门的热心人。热心人都是大嗓门。他一来上班,整个病区就热闹起来。他认得所有的病人, 并和他们中的大部分建立起了亲密的聊天关系。
比如他会和一个病人有这样的对话。
“今天出院对吧?”
“出院。”
“瞎说,刚住进来出哪门子的院?”
“你都说让出院啦我还敢不出院?”
大叔满意地笑得花枝乱颤。
他那粗矮强壮的身体在走廊和病房间走来走去,充满能量。他是一个幸福的人。
这几天,我的加床对面病房里的5号病床是整个病区的中心。因为这张床上的女病人出现了心脏的并发症状,连续两次濒临死亡。
第一次是在黄昏。我正在昏昏欲睡,忽然听到身边一阵忙乱的脚步声,睜开眼睛一看,护士医生们全部都在跑步,连打扫卫生的大叔都在跑步——他急慌慌地叫着:老王,拿钥匙拿钥匙!开器械间的门!挥汗如雨地帮着搬动一台又一台的器械。
扑、扑、扑,伴随着咯吱咯吱的床颤动的声音,后来又加上病人的呻吟和沉重的呼吸声,大概是在做心脏复苏。
除了这些声音,病区里静悄悄的,其他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活动,身体都不由自主地朝向5号病房。有的人干脆站起来,把自己尽量放在不碍事、又离5号病房最近的地方。
在安静中董医生那好听的女中音镇定地响起来:深呼吸,但是不要说话。不用害怕,你好多了,放轻松。
董医生给我的感觉特别像《人到中年》的陆文婷。清秀斯文,认真得一丝不苟。有一次晚上七点多她才出去吃饭,在走廊上边走边和病人微笑着抱怨:饿得我都头晕眼花啦。
让我想起陆文婷伴着眼泪咽下的那半只干烧饼。
听到董医生的声音,站在门口的大叔擦了擦头上的汗,对旁边的人小声说,应该没事啦。他的脸看起来有虔诚的光。
擦黑的时候病人的丈夫才赶到。在走廊上他和熟悉的人解释:我就出去了那一会儿就出事了,谁想到。他的脸上还挂着笑容,和整个人不服帖,是一个还没来得及摘掉的面具。
第二天早上又危险了一回。于是医生护士们又跑起步来,病人的丈夫被推到门口,他惶惶然地站着,左手握着拳头放在嘴边。后来他又被叫过去,站在病床边喊着病人的名字:冯家平,醒一醒!醒一醒!
病区的人又默默地聚拢起来。
病人中有一个七十多岁的大妈,她带上假发套的时候,就像街道上走的那种十分常见的大妈——头发稀疏,爱美又不舍得花钱,于是买了一顶廉价的假发套,随时听到小苹果就可以跳起广场舞来。她摘下假发套的时候,就像是一个道行很深的道姑,慈眉善目,摆渡众生。但其实她都不是,她只是一个很好奇的病人。两次抢救她都全神贯注地观战,有一次甚至一屁股坐在我的病床上。
第二次危机过后,病人被决定转到重症监护室去。董医生安慰病人的丈夫:转到那里病人就安全多了。你放心,我会把病人送过去,带着氧气包,尽量争取路上不出事。
病人终于被推出了病房,从我的床前缓缓地走过去。她大概五十岁的年纪,花白头发,紧闭双眼,脸上扣着氧气面罩。
头天晚上我听到她呜呜咽咽地哭过。
病人走的时候那位大妈恰巧睡着了。过了好久她忽然惊跳起来,喊着:走了?走了?
死属于每个人,“出生入死”是讲人一出生,就已经走入死道。但死对于人而言却是奇观。别人的死你无法感知。你自己的死感知却无法描述。死又是如此的耐心,不到最后一刻,即使你与它只隔着一层薄膜,它仍不会现出它的面目。
回到正常生活很久,我还常常想起那个画面。没有声音,一群沉默的人,散布在走廊的各个位置,然而他们的身体都朝向5号病床。
就像一群飞虫,在扑向明亮灯泡的瞬间,被固定在时间之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