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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发达经济体走出危机，根本的一条是技术革命基础上的产业革命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来说，防止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保持可持续发展，就只有坚决地推进改革——有顶层设计的改革。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确切地说，就是来自美国和欧元区国家。发达经济体国家的问题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其结构失衡的最终反映，欧债危机则是其内在矛盾在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连环爆发。
从若干基本数据不难看出2011年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的基本特点：其一，经济增长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2011年前三季度GDP增长率分别为0.4%、1.3%、2.0%。第三季度为第二次调整数据，还有可能继续调低；欧元区（17国）2011年前三季度环比增长分别为0.7%、0.2%、0.2%，第三季度比上年同期增长1.4%；日本2011年GDP前三季度累计，同比下降0.7%。美国2011年9月、10月、11月失业率分别为9.1%、9.0%、8.6%；欧元区10月份失业率为 10.3%，9月份为10.2%，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个百分点；日本季度调整后的失业率一直在4.5%上下波动。IMF将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期从年初的4.4%下调至4%，发达国家从2.5%调至1.6%，而美国则从3%调至1.5%。更悲观的预测认为，发达经济体今年的增长为0。
其二，宏观经济政策陷入逼仄和两难。在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目前几乎都达到了极限。因为利率水平都已达到或接近于零，除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几无空间。危机之后，全球普遍采用了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很快透支了财政实力。2007—2010年，全球平均政府债务从占GDP的57.6%增加到71.2%，其中发达经济体更是从73%增加到96%，预计到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会扩大到GDP的106%。这些数据正是2011年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注解。事实上，若将希腊等外围国家的负债全部加总（政府、企业、银行和居民），债务余额已经高达GDP的500%～600%，加上经济衰退，除非债务重组，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永远是噩梦。
2011年中国经济有惊无险。宏观调控初见成效，GDP增长率逐步回落，从第一季度的9.7%逐步回落到第三季度的9.1%，实现了较为平稳的“软着陆”。来势汹汹的通货膨胀已现拐点，CPI从2011年7月的6.5%逐步回落至10月份的5.5%，CPI同比涨幅形成了一条清晰的下行曲线。国际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明显下降，以国际油价为例，进入下半年以后，国际油价局势逆转，WTI油价一度跌破每桶80美元，布伦特油价也一度跌至每桶100美元下方。截至2011年12月1日，布伦特原油价格为每桶108.94美元，总体仍为下降趋势。农产品价格已经从高点逐步回落，进入第四季度，包括猪肉、鸡蛋、蔬菜等农产品价格均有不同程度回落。
有专家在展望2012年世界经济时，作出三个判断：第一，风险不在国内，而在国外；第二，风险不在当前，而在未来；第三，风险不在经济，而在政治。我基本同意这一判断，但要进一步解读。“国外”，风险最可能在哪里爆发？“未来”，大概是多长时间，中期，抑或长期？“政治”，非正常的政权更迭，抑或战争？这里，回答前两个问题。
第一，风险最可能在欧洲爆发。欧洲时局扑朔迷离。希腊债务重组已成定局，意大利、西班牙这两个南欧最大的经济体岌岌可危。在主权债务危机的背后，潜伏着银行危机。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概率显著提高。
第二，欧元区的问题中期（3～5年）要见分晓，美国则可能拖更长的时间。走出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本途径，无非是自我调整和技术革命。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可能会再经过几轮波折。当市场处于崩溃边缘的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总会达成新的协议，暂时平息市场的恐慌。但是，欧洲的自我调整，主要是福利开支的调整，其难度不难想见。如果没有伤筋动骨的调整，抑或技术革命带来的强劲增长，欧洲和美国在未来十年之内都难以有效地减少债务负担，并恢复可持续的增长。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发达经济体深知，唯有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才能拯救它们走出危机。奥巴马在竞选总统和上任以后，都积极鼓吹“绿色新政”，即包括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新能源政策和美国版气候战略。尽管，目前来看这些政策和战略收效并不显著，但其长远意义不可小觑。在欧债危机的关键时刻，欧盟公布了“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提案，规划为期7年，预计耗资约800亿欧元，试图利用科技创新促进增长，增加就业，战胜危机。这一提案在此时公之于世，其特殊意义不言而喻。纵观历史，尽管每一次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是，最终基本上都是通过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进而走出衰退和萧条的。当然，技术革命，乃至产业革命需要过程和时间。对于发达经济体，2012年无疑将继续在经济低迷中煎熬。欧盟最近将欧元区2012年的增长率从1.8%大幅下调至0.5%，经合组织（OECD）的预测则为0.2%。OECD预测美国和日本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均为2.0%。它们的失业率也都将在高位徘徊。
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的形势很像2007年，当人们在担忧国内经济过热的时候，全球金融危机已经降临。但是，我们在2007年并未对外部冲击给予足够的警觉，结果到了2008年秋季就有些猝不及防。2012年应该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情况。现在提出货币政策预调微调，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下调，但政策基调仍然是保持稳定，即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组合。0.5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下调，意味着银行可贷资金增加3700亿元，有人担心，这是否会影响初见成效的商品房调控。谁也无法准确判断这笔可贷资金有多少会流入房地产商的账户，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现在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是一套“组合拳”，仅仅这个“0.5个百分点”，是不可能改变其基本走势的。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是充分考虑到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产能过剩的现实，旨在防止可能出现的通缩。
2012年，如果没有类似2008年的外部冲击，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都将相对平稳。GDP增长将比2011年的9.3％左右略低，在8.5％～9.0％之间。测算表明，8％～9％是中国经济今后一个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水平，将实际的自主增长保持在这个水平，不仅对稳定增长有利，亦将有助于结构调整。CPI将在2011年下半年逐步回落的基础上，保持在4.0％～4.5％的水平上。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目前可以接受的通胀水平。
中国经济的中长期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加快产业升级，推进实质的城市化，并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同时，有效地提供更好更多的公共服务。做到上述这些，都需要深化改革这一前提。如果说发达经济体走出危机，根本的一条是技术革命基础上的产业革命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来说，防止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保持可持续发展，就只有坚决地推进改革——有顶层设计的改革。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确切地说，就是来自美国和欧元区国家。发达经济体国家的问题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其结构失衡的最终反映，欧债危机则是其内在矛盾在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连环爆发。
从若干基本数据不难看出2011年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的基本特点：其一，经济增长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2011年前三季度GDP增长率分别为0.4%、1.3%、2.0%。第三季度为第二次调整数据，还有可能继续调低；欧元区（17国）2011年前三季度环比增长分别为0.7%、0.2%、0.2%，第三季度比上年同期增长1.4%；日本2011年GDP前三季度累计，同比下降0.7%。美国2011年9月、10月、11月失业率分别为9.1%、9.0%、8.6%；欧元区10月份失业率为 10.3%，9月份为10.2%，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个百分点；日本季度调整后的失业率一直在4.5%上下波动。IMF将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期从年初的4.4%下调至4%，发达国家从2.5%调至1.6%，而美国则从3%调至1.5%。更悲观的预测认为，发达经济体今年的增长为0。
其二，宏观经济政策陷入逼仄和两难。在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目前几乎都达到了极限。因为利率水平都已达到或接近于零，除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几无空间。危机之后，全球普遍采用了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很快透支了财政实力。2007—2010年，全球平均政府债务从占GDP的57.6%增加到71.2%，其中发达经济体更是从73%增加到96%，预计到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会扩大到GDP的106%。这些数据正是2011年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注解。事实上，若将希腊等外围国家的负债全部加总（政府、企业、银行和居民），债务余额已经高达GDP的500%～600%，加上经济衰退，除非债务重组，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永远是噩梦。
2011年中国经济有惊无险。宏观调控初见成效，GDP增长率逐步回落，从第一季度的9.7%逐步回落到第三季度的9.1%，实现了较为平稳的“软着陆”。来势汹汹的通货膨胀已现拐点，CPI从2011年7月的6.5%逐步回落至10月份的5.5%，CPI同比涨幅形成了一条清晰的下行曲线。国际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明显下降，以国际油价为例，进入下半年以后，国际油价局势逆转，WTI油价一度跌破每桶80美元，布伦特油价也一度跌至每桶100美元下方。截至2011年12月1日，布伦特原油价格为每桶108.94美元，总体仍为下降趋势。农产品价格已经从高点逐步回落，进入第四季度，包括猪肉、鸡蛋、蔬菜等农产品价格均有不同程度回落。
有专家在展望2012年世界经济时，作出三个判断：第一，风险不在国内，而在国外；第二，风险不在当前，而在未来；第三，风险不在经济，而在政治。我基本同意这一判断，但要进一步解读。“国外”，风险最可能在哪里爆发？“未来”，大概是多长时间，中期，抑或长期？“政治”，非正常的政权更迭，抑或战争？这里，回答前两个问题。
第一，风险最可能在欧洲爆发。欧洲时局扑朔迷离。希腊债务重组已成定局，意大利、西班牙这两个南欧最大的经济体岌岌可危。在主权债务危机的背后，潜伏着银行危机。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概率显著提高。
第二，欧元区的问题中期（3～5年）要见分晓，美国则可能拖更长的时间。走出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本途径，无非是自我调整和技术革命。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可能会再经过几轮波折。当市场处于崩溃边缘的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总会达成新的协议，暂时平息市场的恐慌。但是，欧洲的自我调整，主要是福利开支的调整，其难度不难想见。如果没有伤筋动骨的调整，抑或技术革命带来的强劲增长，欧洲和美国在未来十年之内都难以有效地减少债务负担，并恢复可持续的增长。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发达经济体深知，唯有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才能拯救它们走出危机。奥巴马在竞选总统和上任以后，都积极鼓吹“绿色新政”，即包括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新能源政策和美国版气候战略。尽管，目前来看这些政策和战略收效并不显著，但其长远意义不可小觑。在欧债危机的关键时刻，欧盟公布了“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提案，规划为期7年，预计耗资约800亿欧元，试图利用科技创新促进增长，增加就业，战胜危机。这一提案在此时公之于世，其特殊意义不言而喻。纵观历史，尽管每一次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是，最终基本上都是通过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进而走出衰退和萧条的。当然，技术革命，乃至产业革命需要过程和时间。对于发达经济体，2012年无疑将继续在经济低迷中煎熬。欧盟最近将欧元区2012年的增长率从1.8%大幅下调至0.5%，经合组织（OECD）的预测则为0.2%。OECD预测美国和日本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均为2.0%。它们的失业率也都将在高位徘徊。
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的形势很像2007年，当人们在担忧国内经济过热的时候，全球金融危机已经降临。但是，我们在2007年并未对外部冲击给予足够的警觉，结果到了2008年秋季就有些猝不及防。2012年应该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情况。现在提出货币政策预调微调，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下调，但政策基调仍然是保持稳定，即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组合。0.5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下调，意味着银行可贷资金增加3700亿元，有人担心，这是否会影响初见成效的商品房调控。谁也无法准确判断这笔可贷资金有多少会流入房地产商的账户，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现在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是一套“组合拳”，仅仅这个“0.5个百分点”，是不可能改变其基本走势的。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是充分考虑到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产能过剩的现实，旨在防止可能出现的通缩。
2012年，如果没有类似2008年的外部冲击，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都将相对平稳。GDP增长将比2011年的9.3％左右略低，在8.5％～9.0％之间。测算表明，8％～9％是中国经济今后一个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水平，将实际的自主增长保持在这个水平，不仅对稳定增长有利，亦将有助于结构调整。CPI将在2011年下半年逐步回落的基础上，保持在4.0％～4.5％的水平上。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目前可以接受的通胀水平。
中国经济的中长期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加快产业升级，推进实质的城市化，并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同时，有效地提供更好更多的公共服务。做到上述这些，都需要深化改革这一前提。如果说发达经济体走出危机，根本的一条是技术革命基础上的产业革命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来说，防止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保持可持续发展，就只有坚决地推进改革——有顶层设计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