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书坛，一时之间“尚式”之风甚嚣尘上，拼接、染色、做旧之风大行其道，加标题、添题跋等，五花八门。似乎不这样做，就不能吸引人的眼球。就如同一位佳人，脂粉气太浓，失却了与生俱来的天真烂漫的气息，已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当今社会各类艺术门类进入了“快餐文化”时代，人们浮躁的心理已不能回归到平静地体味自然书写之美的状态。
　　然而中国古代各门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自然天趣”，书法艺术也不出其外。东汉蔡邕《笔论》中云“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宋苏轼《评草书》中云“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清傅山《作字示儿孙》中更是提出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作书观点。这些美学思想的渊源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庄思想。老子《道德经》中的“大巧若拙”和《庄子》中的“既雕既琢，复归于朴”，正是这种美学思想的体现。
　　古代书论中常将书法的最高佳境称之为“逸”。“逸”本意指“放纵”，即不拘陈规，随意而行。在书论中，“逸品”说较早由唐代李嗣真《书后品》中提出，其称“钟、张、羲、献，超然逸品。”书论中的“逸品”是在“神品”的基础上，更强调天真烂漫，所谓“颓然天放”“无意取态”。“逸品”将创作过程中的“初无意”“本不求工”而获取的艺术效果具体化为一种艺术的品格和审美的典型，如历史上的二王、颜真卿、张旭、怀素、杨凝式、米芾、董其昌等人的作品。但同时人们又认识到，要创造高妙、天然、率真的作品，在“无意”“自然”的同时，又必须依赖于精熟的笔法。高度自然的创作精神与高度精熟的技法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便构成“自然天趣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无意”“天然”并不是一味的“任意”，否则，一个从未受过书法训练的儿童任意挥写的“作品”就是最美的了。而“精能之致，反造疏淡”和“熟后求生”，正说明了“无意”“天然”乃是书家在掌握技法后要追求的自由境界。“疏淡”和“生”是书家对书法艺术美更深层次的认识与创造。
　　同时，自然地书写又要建立在表情达意的基础之上。唐孙过庭《书谱》中云：“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清刘熙载《艺概》中又云“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也就是说自然的书写是书家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这也是书法艺术奥妙之所在，是“情”与“形”两者高度辩证的结合。
　　当今书坛中存在的一些刻意设计、注重形式的现象，是与中国书法所追求的审美境界格格不入的。作为一个有担当的书家，要有回归艺术审美本源的自信和勇气，不能过多注重形式、炫耀技巧，而应在掌握精熟技巧的基础上，在书法的本体和本质上下工夫，注入书家本人的主体情感，弘扬“真、善、美”的传统人文精神，强化个人风格，借古开今，创作出无愧于传统、无愧于时代的神品与逸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