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7年7月29日,北平城八年的沦陷岁月正式开始。而这一天,距离“七七事变”刚好三个星期。21个昼夜之间,北平,无可奈何花落去。
“七七”之后
1937年7月7日午夜时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打电话,诡称有日军陆军一中队夜间在卢沟桥演习,丢失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29军军部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
7月8日,日军随后下令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
同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发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同日,蒋介石电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全国备战,并令第26军孙连仲等部4个师归宋哲元指挥,支援第29军作战。
然而,箭在弦上之际,对决角力的双方却都暂时松了手。7月9日晨,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到丰台,29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接防,人数限制在300人之内。
随后几天,和谈在零星冲突中时断时续,宋哲元希望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七七事变”。
宋哲元
宋哲元曾经是抗日最坚决的将领之一。当时的29军上下,以抗日热忱闻名于全国,这与这位军长的默许不无关系。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29军凭借大刀、手榴弹和不屈的精神,以近战、夜战歼灭日军3000多人,使得29军的大刀队扬威海内外。
不过,在“七七”之后的十多天里,宋哲元却一直对日军妥协。他对日军的微妙态度起源于1933年的长城抗战,这场战争让他清楚地认识到了中日双方在战斗力上的悬殊。
在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宋哲元选择了按兵不动,并抱着和谈的希冀。7月11日晚8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与中方代表秦德纯终于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刚刚赶回天津的宋哲元长出了一口气,以为事态将就此平静下去。他还不知道,日本国内正是在此时做出了关键决定,并最终将战争推到不可逆转的浪尖。
香月清司
7月11日清晨4时30分,好战分子、日本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接到了就任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委任状。
在11日的东京,主战方占了上风,出兵华北的方案获得了通过。当天下午3时,香月召集主持驻屯军全体人员参加幕僚会议,讨论战争行动计划。在这个会议上,香月发出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做好适应对华全面作战的准备。”
7月12日,10列运载着日军的兵车分载着各种部队、附战车、汽车、弹药等,由山海关陆续向西开,至傍晚已经有5列到达天津附近。同一日,800余名日军乘战车、炮车和载重车,由通县进驻北平。卢沟桥附近的日军仍然没有按照约定撤退。
7月13日的日本,主和方又占据了上风。中央军向华北的支援引起了日本内阁和军部的注意。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暂缓国内师团的动员,采取“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
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香月清司的部署却丝毫没有停止。
在日本本土,主战的陆相彬山元带领着陆军中央部进行着“要尽快发动战争”的游说,越来越多的人被他们说服了。终于,在7月17日,日本人下了最后的决定。当日上午的五相会议上,决定了以7月19日为最后期限,和中国进行“有限期谈判”,并在19日动员本土的3个师团进入华北。
几分钟后,蒋介石收到了从日本发来、不啻于作战通牒的“有限期谈判”通电,这封挑衅意味十足的通电,促成了自“九一八”以来,国民党政府第一个口气强硬、态度明朗的政策性谈话。
在被后人称为“庐山讲话”的《蒋委员长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中,蒋介石称:“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时,战争终于不可避免,但29军已然失去了应敌的最好时机。到20日,日军作战部队全部部署到位。
北平城里
“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城里的情势一分为二。澎湃的抗日热潮与平淡的市民反应奇特地混合在一起。
尽管北平各界救国会等20余团体共同发起捐献一万条麻袋、一万件背心的运动;尽管“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举着“慰劳团”的标语四处游行,希望29军将士保家卫国,以免北平成为第二个东三省——但还是有很多人和宋哲元一样,相信仗是打不起来的。
根据宋哲元的命令,从7月14日开始,北宁铁路列车运行正常化,北平戒严也随之解除。尽管城里一些重要的十字路口,出现了用沙包修筑的临时工事,还常见三五士兵在其内架好机枪警戒,但宋哲元已经下令严禁29军与日军发生摩擦。
直到7月23日,天津《大公报》上,范长江发表了通讯《卢沟桥畔》,一触即发的大战气氛才见诸报端。文中真实地描述了29军官兵面临的残酷现实——没有担架兵、看护队、医官、野战医院等战争时应有的设备,对于将士的死伤救护束手无策。后方的交通运输、电讯通讯等也没有做应有的布置,在日军组织了完备的铁路和汽车运输时,29军守军却全恃民夫们的毛驴和大车往返运输。
27日中午,香月清司下令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日军随即向宋哲元下达了最后通牒,要他撤出华北的军队。
当天深夜,宋哲元无路可退了。他与29军的将领一致表示,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垣共存亡。
这时,中日双方军队的注意力已经全部集中到了北平的南方。这个地方,就是南苑,29军在北平南方的大本营。如果说宛平城是北平南方大门的锁,卢沟桥是锁钥,那么南苑就是这扇大门的门枢。所以,即便丢了宛平,只要这个门枢还在,29军依然可攻可守,但一旦丢了南苑,整个大门就会轰然倒下,北平就完全变成了日军的掌中之物。
在香月清司作出的总攻计划里,整整一个主力第20师团加一个步兵联队,全部用来攻打南苑。
潘毓桂
日军在进攻南苑之前,把消息透露给了第29军。
根据当时日方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通回忆,在预定27日开始进攻南苑的前两天,香月清司授意一名下属,偷偷到一位和29军关系密切的中国要员家中,转达了日军即将发动攻击的消息。
而这个夹在日军和29军之间奔走的中间人,就是当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潘毓桂。
潘毓桂是北平城里赫赫有名的才子,伪满著名电影明星李香兰的义父。潘的另一个身份是宋哲元的知交至友。无论平时还是战时,潘毓桂始终可以自由出入29军军部,参与最高级别的会议,接触到最核心的机密。
所谓兵行诡道,怎么会在进攻前预先通知敌人呢?日方的评论认为,这正体现了香月清司是一个高明的“中国通”。
香月清司作出这个决定,首先是因为他认为南苑之战已有必胜把握。而更重要的一点是,香月认为29军属于远离国军嫡系的军阀部队,在当下的情势下不太会拼死作战。如果得知日军兵力,29军很可能会为了保存实力而自动撤离南苑。这样,日军可以兵不血刃地取得南苑要地。
潘毓桂不但完成了向29军通风报信的“任务”,更把29军反攻的全部兵力调动计划向日本人和盘托出,还指点日军在进攻南苑时要集中攻击缺乏训练的学生兵团驻地,以便事半功倍。
更可怕的是,在27日南苑激战之后,军部给佟麟阁、赵登禹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赵二人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联队长萱岛的手里,这又是潘毓桂做的好事。
凭借这两次背叛,潘毓桂从此青云直上,在华北伪政权中历任北平警察局长、天津市市长。
学生兵
7月27日深夜,南苑战事打响。首先进攻的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率先突击潘毓桂描述的守军软肋——南面的学生兵团驻地。
学生兵的设置颇有些来历。1936年12月,北平、天津、保定城里贴出布告,29军要招生。布告上说,为给29军培养初级军官,特招收有志从军的青年人,要求是18岁以上,初中毕业学历,一经考试录取,学制至少两年。课程设置很全面,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待遇也很优厚,每月津贴3元,毕业后马上成为准尉军官。
招生布告一下引来平、津、保地区青年学生的踊跃报名。最终招收了1500人,成立军事训练团。
学生兵的浴血抵抗,是日军遭遇的第一场硬仗。学生兵虽然伤亡惨重,却始终没有后退。按照日军参战官兵的回忆,整个平津,打得最惨烈的就是南苑之战。学生兵们的坚守,使南苑这道阵地在中国军队手中多保留了近半天的时间。
血战南苑
28日凌晨,日军总攻南苑。原以为可以轻取南苑的日军,在凌晨4时遭到了第一次惨败。
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所部的日军冲进南苑守军的阵地,却在阵地上纷纷踩上了地雷,损失惨重。此前日军多次对南苑侦察,都未发现这里有布雷防御,这意外的打击使日军队形大乱。
地雷的威力,加上学生兵团异常顽强的抵抗,冲入南苑的日军各自为战,失去了统一的指挥。所以,当佟麟阁率领军官教育团和特务旅一部赶来反击的时候,一木清直大队未经激烈战斗,就又被从阵地上赶了出来。
第一次攻击失败后,有些意外的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赶到前线接替了指挥。28日早8时,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日军飞机也赶来助战,没有防空经验的29军守军损失惨重,通讯系统完全被摧毁,攻击的日军迅速攻占了29军的第一线阵地,南苑阵地的外壕外墙被日军多处突破。
但是,29军的抵抗依然十分顽强,日军寸步难进,死伤甚重。
由于遭到意外顽强的抵抗,川岸下达了两条对南苑之战结果至关重要的命令——第一条是命令从承德起飞的轰炸机部队全力加强对南苑的轰炸和扫射。第二条命令,是要求日军驻扎在通县的预备队——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萱岛联队)从通县南下,自侧背的东方夹击南苑守军。
根据几位亲历者的讲述,南苑之战中29军的指挥如果用一个字描述,那就是“乱”。负责南苑防御的总指挥赵登禹对当地情况还来不及熟悉就投入了战斗,留给他的部队番号杂乱,开战后沟通不利,各自为战,混乱一片。
突围中,因为激烈的战斗,而且部队中夹杂了大量的非战斗人员,突围后向北平撤退的部队队形混乱,争先恐后,各部长官实际都已经难以掌握部队,从后来的资料看,突围中佟赵之间也失去了联系。
这时,南苑守军撤退的路线沿途,已经排布好了日军的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他们把机枪架在了道路两边的田地和村庄中,静候着退下来的南苑守军。
这又是被叛卖的结果。当时,赵登禹下达的撤退令并非擅自行事,而是根据宋哲元的命令。28日南苑遭到袭击,宋哲元料守军难以支撑,当日上午下令赵登禹率部撤离。但是,由于南苑通讯系统被摧毁,命令送达南苑时,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
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命令的内容,军队的撤退路线,早已被潘毓桂转给了日军。
下午4时,南苑撤退下来的守军在大红门一带落入日军伏击圈。南苑守军共七千多名,最后伤亡五千余人,大部分就是在这里损失的。
此前,赵登禹将军在战斗中腿部负伤,阵亡在他所乘坐的黑色道奇轿车中,因为汽车目标大,遭到日军的集中扫射,所以赵登禹死状极惨。而佟麟阁则是先被击伤落马,随后在带伤指挥部下突围时,头部再次中弹而牺牲。
这是29军平津抗战中最为惨烈的一幕,也是南苑保卫战的最后一幕。次日,宋哲元下令放弃北平,29军全线南撤。
故都沦陷
7月28日晚,大势已去。
宋哲元是在28日晚上撤退的,当晚,宋到达保定后,于30日发电报给蒋介石,称:“刻患头疼,亟宜修养”,并将29军军长职务交给冯治安代理。
兵败如山倒。
7月29日,拂晓,日军独立第11混成旅团进攻北苑与黄寺的独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部队。战至下午6时,黄寺被日军攻陷。随后,在北苑的独立第39旅旅长阮玄武投敌,北平城内的独立27旅也被日军解除武装。
这一天,北平沦陷。一天之后,天津沦陷。
八年抗战开始了。
(摘自《北京日报》2010.7.13)B②
“七七”之后
1937年7月7日午夜时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打电话,诡称有日军陆军一中队夜间在卢沟桥演习,丢失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29军军部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
7月8日,日军随后下令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
同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发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同日,蒋介石电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全国备战,并令第26军孙连仲等部4个师归宋哲元指挥,支援第29军作战。
然而,箭在弦上之际,对决角力的双方却都暂时松了手。7月9日晨,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到丰台,29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接防,人数限制在300人之内。
随后几天,和谈在零星冲突中时断时续,宋哲元希望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七七事变”。
宋哲元
宋哲元曾经是抗日最坚决的将领之一。当时的29军上下,以抗日热忱闻名于全国,这与这位军长的默许不无关系。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29军凭借大刀、手榴弹和不屈的精神,以近战、夜战歼灭日军3000多人,使得29军的大刀队扬威海内外。
不过,在“七七”之后的十多天里,宋哲元却一直对日军妥协。他对日军的微妙态度起源于1933年的长城抗战,这场战争让他清楚地认识到了中日双方在战斗力上的悬殊。
在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宋哲元选择了按兵不动,并抱着和谈的希冀。7月11日晚8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与中方代表秦德纯终于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刚刚赶回天津的宋哲元长出了一口气,以为事态将就此平静下去。他还不知道,日本国内正是在此时做出了关键决定,并最终将战争推到不可逆转的浪尖。
香月清司
7月11日清晨4时30分,好战分子、日本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接到了就任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委任状。
在11日的东京,主战方占了上风,出兵华北的方案获得了通过。当天下午3时,香月召集主持驻屯军全体人员参加幕僚会议,讨论战争行动计划。在这个会议上,香月发出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做好适应对华全面作战的准备。”
7月12日,10列运载着日军的兵车分载着各种部队、附战车、汽车、弹药等,由山海关陆续向西开,至傍晚已经有5列到达天津附近。同一日,800余名日军乘战车、炮车和载重车,由通县进驻北平。卢沟桥附近的日军仍然没有按照约定撤退。
7月13日的日本,主和方又占据了上风。中央军向华北的支援引起了日本内阁和军部的注意。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暂缓国内师团的动员,采取“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
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香月清司的部署却丝毫没有停止。
在日本本土,主战的陆相彬山元带领着陆军中央部进行着“要尽快发动战争”的游说,越来越多的人被他们说服了。终于,在7月17日,日本人下了最后的决定。当日上午的五相会议上,决定了以7月19日为最后期限,和中国进行“有限期谈判”,并在19日动员本土的3个师团进入华北。
几分钟后,蒋介石收到了从日本发来、不啻于作战通牒的“有限期谈判”通电,这封挑衅意味十足的通电,促成了自“九一八”以来,国民党政府第一个口气强硬、态度明朗的政策性谈话。
在被后人称为“庐山讲话”的《蒋委员长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中,蒋介石称:“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时,战争终于不可避免,但29军已然失去了应敌的最好时机。到20日,日军作战部队全部部署到位。
北平城里
“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城里的情势一分为二。澎湃的抗日热潮与平淡的市民反应奇特地混合在一起。
尽管北平各界救国会等20余团体共同发起捐献一万条麻袋、一万件背心的运动;尽管“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举着“慰劳团”的标语四处游行,希望29军将士保家卫国,以免北平成为第二个东三省——但还是有很多人和宋哲元一样,相信仗是打不起来的。
根据宋哲元的命令,从7月14日开始,北宁铁路列车运行正常化,北平戒严也随之解除。尽管城里一些重要的十字路口,出现了用沙包修筑的临时工事,还常见三五士兵在其内架好机枪警戒,但宋哲元已经下令严禁29军与日军发生摩擦。
直到7月23日,天津《大公报》上,范长江发表了通讯《卢沟桥畔》,一触即发的大战气氛才见诸报端。文中真实地描述了29军官兵面临的残酷现实——没有担架兵、看护队、医官、野战医院等战争时应有的设备,对于将士的死伤救护束手无策。后方的交通运输、电讯通讯等也没有做应有的布置,在日军组织了完备的铁路和汽车运输时,29军守军却全恃民夫们的毛驴和大车往返运输。
27日中午,香月清司下令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日军随即向宋哲元下达了最后通牒,要他撤出华北的军队。
当天深夜,宋哲元无路可退了。他与29军的将领一致表示,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垣共存亡。
这时,中日双方军队的注意力已经全部集中到了北平的南方。这个地方,就是南苑,29军在北平南方的大本营。如果说宛平城是北平南方大门的锁,卢沟桥是锁钥,那么南苑就是这扇大门的门枢。所以,即便丢了宛平,只要这个门枢还在,29军依然可攻可守,但一旦丢了南苑,整个大门就会轰然倒下,北平就完全变成了日军的掌中之物。
在香月清司作出的总攻计划里,整整一个主力第20师团加一个步兵联队,全部用来攻打南苑。
潘毓桂
日军在进攻南苑之前,把消息透露给了第29军。
根据当时日方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通回忆,在预定27日开始进攻南苑的前两天,香月清司授意一名下属,偷偷到一位和29军关系密切的中国要员家中,转达了日军即将发动攻击的消息。
而这个夹在日军和29军之间奔走的中间人,就是当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潘毓桂。
潘毓桂是北平城里赫赫有名的才子,伪满著名电影明星李香兰的义父。潘的另一个身份是宋哲元的知交至友。无论平时还是战时,潘毓桂始终可以自由出入29军军部,参与最高级别的会议,接触到最核心的机密。
所谓兵行诡道,怎么会在进攻前预先通知敌人呢?日方的评论认为,这正体现了香月清司是一个高明的“中国通”。
香月清司作出这个决定,首先是因为他认为南苑之战已有必胜把握。而更重要的一点是,香月认为29军属于远离国军嫡系的军阀部队,在当下的情势下不太会拼死作战。如果得知日军兵力,29军很可能会为了保存实力而自动撤离南苑。这样,日军可以兵不血刃地取得南苑要地。
潘毓桂不但完成了向29军通风报信的“任务”,更把29军反攻的全部兵力调动计划向日本人和盘托出,还指点日军在进攻南苑时要集中攻击缺乏训练的学生兵团驻地,以便事半功倍。
更可怕的是,在27日南苑激战之后,军部给佟麟阁、赵登禹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赵二人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联队长萱岛的手里,这又是潘毓桂做的好事。
凭借这两次背叛,潘毓桂从此青云直上,在华北伪政权中历任北平警察局长、天津市市长。
学生兵
7月27日深夜,南苑战事打响。首先进攻的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率先突击潘毓桂描述的守军软肋——南面的学生兵团驻地。
学生兵的设置颇有些来历。1936年12月,北平、天津、保定城里贴出布告,29军要招生。布告上说,为给29军培养初级军官,特招收有志从军的青年人,要求是18岁以上,初中毕业学历,一经考试录取,学制至少两年。课程设置很全面,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待遇也很优厚,每月津贴3元,毕业后马上成为准尉军官。
招生布告一下引来平、津、保地区青年学生的踊跃报名。最终招收了1500人,成立军事训练团。
学生兵的浴血抵抗,是日军遭遇的第一场硬仗。学生兵虽然伤亡惨重,却始终没有后退。按照日军参战官兵的回忆,整个平津,打得最惨烈的就是南苑之战。学生兵们的坚守,使南苑这道阵地在中国军队手中多保留了近半天的时间。
血战南苑
28日凌晨,日军总攻南苑。原以为可以轻取南苑的日军,在凌晨4时遭到了第一次惨败。
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所部的日军冲进南苑守军的阵地,却在阵地上纷纷踩上了地雷,损失惨重。此前日军多次对南苑侦察,都未发现这里有布雷防御,这意外的打击使日军队形大乱。
地雷的威力,加上学生兵团异常顽强的抵抗,冲入南苑的日军各自为战,失去了统一的指挥。所以,当佟麟阁率领军官教育团和特务旅一部赶来反击的时候,一木清直大队未经激烈战斗,就又被从阵地上赶了出来。
第一次攻击失败后,有些意外的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赶到前线接替了指挥。28日早8时,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日军飞机也赶来助战,没有防空经验的29军守军损失惨重,通讯系统完全被摧毁,攻击的日军迅速攻占了29军的第一线阵地,南苑阵地的外壕外墙被日军多处突破。
但是,29军的抵抗依然十分顽强,日军寸步难进,死伤甚重。
由于遭到意外顽强的抵抗,川岸下达了两条对南苑之战结果至关重要的命令——第一条是命令从承德起飞的轰炸机部队全力加强对南苑的轰炸和扫射。第二条命令,是要求日军驻扎在通县的预备队——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萱岛联队)从通县南下,自侧背的东方夹击南苑守军。
根据几位亲历者的讲述,南苑之战中29军的指挥如果用一个字描述,那就是“乱”。负责南苑防御的总指挥赵登禹对当地情况还来不及熟悉就投入了战斗,留给他的部队番号杂乱,开战后沟通不利,各自为战,混乱一片。
突围中,因为激烈的战斗,而且部队中夹杂了大量的非战斗人员,突围后向北平撤退的部队队形混乱,争先恐后,各部长官实际都已经难以掌握部队,从后来的资料看,突围中佟赵之间也失去了联系。
这时,南苑守军撤退的路线沿途,已经排布好了日军的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他们把机枪架在了道路两边的田地和村庄中,静候着退下来的南苑守军。
这又是被叛卖的结果。当时,赵登禹下达的撤退令并非擅自行事,而是根据宋哲元的命令。28日南苑遭到袭击,宋哲元料守军难以支撑,当日上午下令赵登禹率部撤离。但是,由于南苑通讯系统被摧毁,命令送达南苑时,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
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命令的内容,军队的撤退路线,早已被潘毓桂转给了日军。
下午4时,南苑撤退下来的守军在大红门一带落入日军伏击圈。南苑守军共七千多名,最后伤亡五千余人,大部分就是在这里损失的。
此前,赵登禹将军在战斗中腿部负伤,阵亡在他所乘坐的黑色道奇轿车中,因为汽车目标大,遭到日军的集中扫射,所以赵登禹死状极惨。而佟麟阁则是先被击伤落马,随后在带伤指挥部下突围时,头部再次中弹而牺牲。
这是29军平津抗战中最为惨烈的一幕,也是南苑保卫战的最后一幕。次日,宋哲元下令放弃北平,29军全线南撤。
故都沦陷
7月28日晚,大势已去。
宋哲元是在28日晚上撤退的,当晚,宋到达保定后,于30日发电报给蒋介石,称:“刻患头疼,亟宜修养”,并将29军军长职务交给冯治安代理。
兵败如山倒。
7月29日,拂晓,日军独立第11混成旅团进攻北苑与黄寺的独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部队。战至下午6时,黄寺被日军攻陷。随后,在北苑的独立第39旅旅长阮玄武投敌,北平城内的独立27旅也被日军解除武装。
这一天,北平沦陷。一天之后,天津沦陷。
八年抗战开始了。
(摘自《北京日报》2010.7.13)B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