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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英语词典》编撰者曾宣布“2011年度热词”是“受挤压的的中间阶层”。英国和中国的中产情况并不相同，但以同样的定义来描述中国中产们，一样合适。物价、房价、子女教育⋯⋯在诸多的现实压力面前，中国中产濒临“沦陷”，或上升，或下落
贷款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你是否不敢结婚，或不打算生儿育女？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
林丽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
这是《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一书中罗列的问题。该书作者、日本著名趋势家大前研一给出的中产标准：如果有任何一个答案为“是”，那么回答者就不算是中产。他在书中阐述了这个观点，并且指出：日本的中产阶级社会正在崩溃，M型社会已然到来。
收入赶不上物价
所谓的 M型社会，指的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富者在数字世界中，大赚全世界的钱，财富快速攀升；另一方面，随着资源的重新分配，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而下降到中下阶层，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在中间这块，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型一样。
它就像一个无形的大海啸。更多中产阶级将被淘汰，当浪潮落下，财富将被重新分配，贫穷的人更加贫穷，富裕的人更加富裕。
林丽对答案的结果并不感到惊讶，她认为自己是那个越来越贫穷的人。对于是否身处“中产”其中，她已经越来越没有信心。
1984年出生的林丽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月收入7000元，就职于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对于中产一词的定义，虽然很难寻找到精准的定义，但是在林丽和周围的朋友看来，就是等同于“消费能力较强，讲究时尚和生活品质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
中产阶层是大多数工薪阶层的理想。“橄榄型结构”的提出，也给普通工薪阶层以中产化的希望。对于这个称呼，林丽承认，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她非常向往。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她的收入已经高于不少身边的同龄人。在同学聚会的时候，甚至有朋友羡慕地称林丽已经“步入中产”。
据中国社科院2011年8月3日发布的2011版《城市蓝皮书》称，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其中北京、上海的中等收入阶层分别达到了46%和38%。而书中对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确定为1.63万元至3.73万元之间。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林丽确实已经到了“中产”那条线。但是她一点也不感到兴奋。对于她来说，尽管收入涨了，可是逐渐攀高的物价，反而令她的生活变得拮据。“看似中产的表壳，实际上是蓝领的内在。”
根据2011年12月7日在港公布的亚洲区生活费用最高城市排行榜，北京、上海、香港分列第7至第9位。负责本项调查的ECA International指出，亚洲区在过去一年内平均货品售价上升8%，而中国内地上升9%。
从前对价格一点都不敏感的林丽，突然有一天发现去超市买菜竟然花掉了一张面值一百元的钞票。而在她自己的财务记账本里，仅是“吃喝”一项几乎就能占去一半。她开始留意到生活环境的改变：水果蔬菜的价格涨了，以前喜欢吃的餐馆平均每道菜都涨了10到15元。
看着不断攀升的账单，林丽意识到自己必须作出改变。
在和朋友于星巴克进行的周末聚会中，林丽放弃了喜爱的拿铁，开始点15元特价的“当日咖啡”；在闲暇的购物时间，她开始热衷于网购甚至团购，难得一次去商场，目光也不再对准中高端服装专柜，而是改成进入人头涌动的ZARA、H&M。理由则是“价格便宜，而且时尚。”
大前研一曾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思维，即针对中下阶层的 “憧憬自由之丘”战略，这是商品营销的一个有效战略，简单说就是争取市场最大客户群——中低阶层客户的青睐，其关键在于“憧憬自由之丘”。 而“憧憬自由之丘”的意思，就是提供价格便宜，但感觉如在自由之丘（日本东京市内的高级住宅区）的商品及服务，让大多数人享受向往却承受不起的自由之丘气氛。 国际上不少品牌以这种模式经营成功，比如 ZARA和H&M的成功在于，让平价和奢华的结合成为了可能。尽管林丽对名牌十分喜爱，但她开始负担不起。而ZARA和H&M等品牌可满足她的需要，提供但平价的衣服给她。
2011年底，林丽发现80后开始流行在网络上晒账单，林丽也把自己的账单放到网上，她发现，对许多人而言，尽管已经足够省吃俭用，但是花钱的地方还是太多了，年底再看自己的工资卡，发现这一年又没攒下钱。
以1.63万元至3.73万元为中产线，确实可以为很多普通工薪人员颁发“中产”证明。只是，这样一个标准，是否合乎中国人生活支出和消费的实际情形？对于“中国中产”们来说，除了食品支出的持续上升外，诸如医疗、教育、抚养、赡养等“必需品支出”的项目还有太多。
一个房子压垮一个中产
在今天，原地踏步就会变成中低阶层。而房价的高歌猛进，使一部分中产阶层已经开始陷落。高位运行的城市房价不仅使低收入者望房兴叹，相当一部分中等收入层同样不堪重负。高昂的房价已经将绝大多数白领过滤出中产阶级队伍。
“你别再以为，只要咬牙忍一忍，好日子还会回来，你可能已经从中产阶级沦落到‘下流社会’而不自知……”这是日本趋势专家大前研一说的一句话。
徐卓飞同意自己已经沦落到“下流社会”这個观点，网上曾有个帖子标题为“上海月收入过万生活像条狗”，在徐卓飞看来，这形容自己的现状再贴切不过。
上海男人徐卓飞是70后，工作已经十年，现在在一家金融公司任职，月收入有一万二。这是一个看似十分理想的收入，但是自从在生活里添加了“房子”这个资产，徐卓飞曾经宽裕的生活就开始不断地紧缩。
一年前，徐卓飞和相恋多年的女友筹划结婚，对于上海女人来说，房子无疑是结婚的基础，而高昂的房价则让徐卓飞身上的担子瞬时重了起来。近十年来，房价已经历几次迅猛上涨，相对于徐卓飞非常体面的收入，买房却成了一种奢侈。
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上海全市新建商品住宅供应面积为1067万平方米，与2010年相比减少了1.48%；成交均价为22012元/平方米，与2010年相比上涨了2.05%。
经久不降的房价让徐卓飞最后只能咬咬牙，于2011年初购得一个两居室的房子。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新房外加装修，要200万元。首付的100万花光了徐卓飞十年所积蓄的50万，另外50万，则是由徐卓飞的父母“添补”上的。
虽然首付解决了，可是100万的房贷还是要还。徐卓飞的生活一下子变了。他不再有作为中产阶层的优越感，房贷的压力倾倒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他很少再买名牌西服，很少和朋友出去聚餐，甚至他平时最喜欢的旅游，也从生活中排除。
2012年1月，徐卓飞收到多年来最让人痛心的“元旦礼物”。
“尊敬的客户，我行将于2012年1月1日起执行央行新利率，请适当增加月还款额，详情请咨询贷款行。”徐卓飞看着银行发来的告知短信，脑子有点懵。
2011年，央行共计3次上涨了商业贷款利率，分别为2011年2月8日、4月5日、7月6日。从今年元旦开始，对于选择“按年调整利息”的房贷老客户，各银行开始执行去年三次加息后的房贷利率。
按照规定，五年期以上的贷款，2月9日前办理的房贷，基准利率将从6.40% 上涨到7.05%，上涨0.65个百分点。
拿100万贷款30年为例计算，在2月9日前申请到房贷的购房者，还贷执行的利率为6.40% 时，一个月应该还6255元，经过三次调整7.05%后，每个月就要还6687元，也就是说，从明年开始，徐卓飞最多每个月要多还432元 ，一年就多出5184元。
烦躁焦虑的心情使一切都变得很糟糕，就在此时，徐卓飞未来的岳母却开始让他准备筹备结婚的酒席，爱讲究排场的上海岳母希望他可以定五星级酒店。“这没有好几万肯定下不來，可是现在手头上哪里还有钱？”为此，徐卓飞和女友产生了意见分歧，甚至大吵一架。
看到女友摔门而去的那一刻，徐卓飞感到非常疲惫。一个房子将要把他整个人压垮。
1月4日，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介行业委员会与百合网联合发布《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调查显示，累计近80%的受访单身女性认为男性月收入4000元以上才配谈恋爱，相比2010年的调查结果提高了10多个百分点。
《蜗居》里海萍问自己：“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和梦想都要拴在一个房子上呢？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根本来不及细想未来十年。”
子女教育让中产家庭“凹陷”
徐卓飞不敢想到更深的，是结婚后孩子的教育费用。而正在面临这个问题的中产家庭有太多太多。家长的工资跑不过孩子入学开销的增长，已经成了普遍现象。如何规划孩子的教育费用成了父母消费理财的重点。
百度和谷歌上，用“中产家庭”作为关键词能搜出几十万个网页，但能给出定义的几乎没有。国家统计局曾在2005年给出了数据，年收入6万至50万的就算中产家庭。
黄青是深圳一家私企的高管，妻子是公务员，夫妇两人的月收入加起来是两万五，有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和一辆车，周末的休闲活动是打高尔夫球和去香港购物。
只是，这种充裕的中产家庭生活随着黄青的儿子开始在澳洲留学而打断。仅仅去年一年的留学费用，就高达25万人民币。“这已经比英国和美国要便宜不少。”
黄青给孩子的教育选择，在中产家庭里，其实非常普遍，他们希望孩子在更好的环境里接受更优质的教育。尽管他们一年只有不到30万的收入，除掉出国费用就所剩无几。
自2010年1月1日起，澳洲移民局公布，申请前往澳洲留学的生活费标准由原先的12000澳币/年上调至18000澳币/年。而除了愈加昂贵的生活费，让黄青感到头疼的是，汇率也在迅猛地增长。
2011年5月底，澳元兑人民币汇率突破1：6.8，这创下了29年以来的新高。留学成本无法控制，这对于黄青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股市低迷，手里存钱不多，都套在股票上。”黄青说，今年初他已经把自己和妻子的上了五年的保险退了一部分，家中那辆马自达也准备卖掉。“妻子上班有班车接送，至于我自己，搭乘公交也没有什么。”黄青话语背后所蕴含的另一层含义是：油价的高涨已经令他有点吃不消。
“现在抛去中产的标签，也是为了孩子将来能过上真正中产的日子。”黄青很清楚，自己已经和“中产”两字的定义越来越不符。
“众所周知，中产阶层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M型’社会的出现使中低收入者要么成为‘房奴’，以透支上一代的养老金、医疗金及自己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及子女养育为代价，要么长期跻身于‘蚁族’，无论哪种情况，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对个人的自我实现都是负面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李迎生说。
《牛津英语词典》编撰者曾宣布“2011年度热词”是“受挤压的中间阶层”，这个形容再贴切不过，而黄青，现在只想“松”一口气。
2011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幕时，定出了明年“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立足扩大内需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特别是提出提高中等收入比重。
“或许，这将是一个福音。”黄青和身边众多深感“沦陷”的中产阶层一样，哪怕有一根稻草，都要拼命抓住，以免自己一不小心，就会跌离这个群体。
贷款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你是否不敢结婚，或不打算生儿育女？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
林丽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
这是《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一书中罗列的问题。该书作者、日本著名趋势家大前研一给出的中产标准：如果有任何一个答案为“是”，那么回答者就不算是中产。他在书中阐述了这个观点，并且指出：日本的中产阶级社会正在崩溃，M型社会已然到来。
收入赶不上物价
所谓的 M型社会，指的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富者在数字世界中，大赚全世界的钱，财富快速攀升；另一方面，随着资源的重新分配，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而下降到中下阶层，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在中间这块，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型一样。
它就像一个无形的大海啸。更多中产阶级将被淘汰，当浪潮落下，财富将被重新分配，贫穷的人更加贫穷，富裕的人更加富裕。
林丽对答案的结果并不感到惊讶，她认为自己是那个越来越贫穷的人。对于是否身处“中产”其中，她已经越来越没有信心。
1984年出生的林丽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月收入7000元，就职于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对于中产一词的定义，虽然很难寻找到精准的定义，但是在林丽和周围的朋友看来，就是等同于“消费能力较强，讲究时尚和生活品质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
中产阶层是大多数工薪阶层的理想。“橄榄型结构”的提出，也给普通工薪阶层以中产化的希望。对于这个称呼，林丽承认，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她非常向往。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她的收入已经高于不少身边的同龄人。在同学聚会的时候，甚至有朋友羡慕地称林丽已经“步入中产”。
据中国社科院2011年8月3日发布的2011版《城市蓝皮书》称，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其中北京、上海的中等收入阶层分别达到了46%和38%。而书中对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确定为1.63万元至3.73万元之间。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林丽确实已经到了“中产”那条线。但是她一点也不感到兴奋。对于她来说，尽管收入涨了，可是逐渐攀高的物价，反而令她的生活变得拮据。“看似中产的表壳，实际上是蓝领的内在。”
根据2011年12月7日在港公布的亚洲区生活费用最高城市排行榜，北京、上海、香港分列第7至第9位。负责本项调查的ECA International指出，亚洲区在过去一年内平均货品售价上升8%，而中国内地上升9%。
从前对价格一点都不敏感的林丽，突然有一天发现去超市买菜竟然花掉了一张面值一百元的钞票。而在她自己的财务记账本里，仅是“吃喝”一项几乎就能占去一半。她开始留意到生活环境的改变：水果蔬菜的价格涨了，以前喜欢吃的餐馆平均每道菜都涨了10到15元。
看着不断攀升的账单，林丽意识到自己必须作出改变。
在和朋友于星巴克进行的周末聚会中，林丽放弃了喜爱的拿铁，开始点15元特价的“当日咖啡”；在闲暇的购物时间，她开始热衷于网购甚至团购，难得一次去商场，目光也不再对准中高端服装专柜，而是改成进入人头涌动的ZARA、H&M。理由则是“价格便宜，而且时尚。”
大前研一曾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思维，即针对中下阶层的 “憧憬自由之丘”战略，这是商品营销的一个有效战略，简单说就是争取市场最大客户群——中低阶层客户的青睐，其关键在于“憧憬自由之丘”。 而“憧憬自由之丘”的意思，就是提供价格便宜，但感觉如在自由之丘（日本东京市内的高级住宅区）的商品及服务，让大多数人享受向往却承受不起的自由之丘气氛。 国际上不少品牌以这种模式经营成功，比如 ZARA和H&M的成功在于，让平价和奢华的结合成为了可能。尽管林丽对名牌十分喜爱，但她开始负担不起。而ZARA和H&M等品牌可满足她的需要，提供但平价的衣服给她。
2011年底，林丽发现80后开始流行在网络上晒账单，林丽也把自己的账单放到网上，她发现，对许多人而言，尽管已经足够省吃俭用，但是花钱的地方还是太多了，年底再看自己的工资卡，发现这一年又没攒下钱。
以1.63万元至3.73万元为中产线，确实可以为很多普通工薪人员颁发“中产”证明。只是，这样一个标准，是否合乎中国人生活支出和消费的实际情形？对于“中国中产”们来说，除了食品支出的持续上升外，诸如医疗、教育、抚养、赡养等“必需品支出”的项目还有太多。
一个房子压垮一个中产
在今天，原地踏步就会变成中低阶层。而房价的高歌猛进，使一部分中产阶层已经开始陷落。高位运行的城市房价不仅使低收入者望房兴叹，相当一部分中等收入层同样不堪重负。高昂的房价已经将绝大多数白领过滤出中产阶级队伍。
“你别再以为，只要咬牙忍一忍，好日子还会回来，你可能已经从中产阶级沦落到‘下流社会’而不自知……”这是日本趋势专家大前研一说的一句话。
徐卓飞同意自己已经沦落到“下流社会”这個观点，网上曾有个帖子标题为“上海月收入过万生活像条狗”，在徐卓飞看来，这形容自己的现状再贴切不过。
上海男人徐卓飞是70后，工作已经十年，现在在一家金融公司任职，月收入有一万二。这是一个看似十分理想的收入，但是自从在生活里添加了“房子”这个资产，徐卓飞曾经宽裕的生活就开始不断地紧缩。
一年前，徐卓飞和相恋多年的女友筹划结婚，对于上海女人来说，房子无疑是结婚的基础，而高昂的房价则让徐卓飞身上的担子瞬时重了起来。近十年来，房价已经历几次迅猛上涨，相对于徐卓飞非常体面的收入，买房却成了一种奢侈。
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上海全市新建商品住宅供应面积为1067万平方米，与2010年相比减少了1.48%；成交均价为22012元/平方米，与2010年相比上涨了2.05%。
经久不降的房价让徐卓飞最后只能咬咬牙，于2011年初购得一个两居室的房子。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新房外加装修，要200万元。首付的100万花光了徐卓飞十年所积蓄的50万，另外50万，则是由徐卓飞的父母“添补”上的。
虽然首付解决了，可是100万的房贷还是要还。徐卓飞的生活一下子变了。他不再有作为中产阶层的优越感，房贷的压力倾倒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他很少再买名牌西服，很少和朋友出去聚餐，甚至他平时最喜欢的旅游，也从生活中排除。
2012年1月，徐卓飞收到多年来最让人痛心的“元旦礼物”。
“尊敬的客户，我行将于2012年1月1日起执行央行新利率，请适当增加月还款额，详情请咨询贷款行。”徐卓飞看着银行发来的告知短信，脑子有点懵。
2011年，央行共计3次上涨了商业贷款利率，分别为2011年2月8日、4月5日、7月6日。从今年元旦开始，对于选择“按年调整利息”的房贷老客户，各银行开始执行去年三次加息后的房贷利率。
按照规定，五年期以上的贷款，2月9日前办理的房贷，基准利率将从6.40% 上涨到7.05%，上涨0.65个百分点。
拿100万贷款30年为例计算，在2月9日前申请到房贷的购房者，还贷执行的利率为6.40% 时，一个月应该还6255元，经过三次调整7.05%后，每个月就要还6687元，也就是说，从明年开始，徐卓飞最多每个月要多还432元 ，一年就多出5184元。
烦躁焦虑的心情使一切都变得很糟糕，就在此时，徐卓飞未来的岳母却开始让他准备筹备结婚的酒席，爱讲究排场的上海岳母希望他可以定五星级酒店。“这没有好几万肯定下不來，可是现在手头上哪里还有钱？”为此，徐卓飞和女友产生了意见分歧，甚至大吵一架。
看到女友摔门而去的那一刻，徐卓飞感到非常疲惫。一个房子将要把他整个人压垮。
1月4日，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介行业委员会与百合网联合发布《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调查显示，累计近80%的受访单身女性认为男性月收入4000元以上才配谈恋爱，相比2010年的调查结果提高了10多个百分点。
《蜗居》里海萍问自己：“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和梦想都要拴在一个房子上呢？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根本来不及细想未来十年。”
子女教育让中产家庭“凹陷”
徐卓飞不敢想到更深的，是结婚后孩子的教育费用。而正在面临这个问题的中产家庭有太多太多。家长的工资跑不过孩子入学开销的增长，已经成了普遍现象。如何规划孩子的教育费用成了父母消费理财的重点。
百度和谷歌上，用“中产家庭”作为关键词能搜出几十万个网页，但能给出定义的几乎没有。国家统计局曾在2005年给出了数据，年收入6万至50万的就算中产家庭。
黄青是深圳一家私企的高管，妻子是公务员，夫妇两人的月收入加起来是两万五，有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和一辆车，周末的休闲活动是打高尔夫球和去香港购物。
只是，这种充裕的中产家庭生活随着黄青的儿子开始在澳洲留学而打断。仅仅去年一年的留学费用，就高达25万人民币。“这已经比英国和美国要便宜不少。”
黄青给孩子的教育选择，在中产家庭里，其实非常普遍，他们希望孩子在更好的环境里接受更优质的教育。尽管他们一年只有不到30万的收入，除掉出国费用就所剩无几。
自2010年1月1日起，澳洲移民局公布，申请前往澳洲留学的生活费标准由原先的12000澳币/年上调至18000澳币/年。而除了愈加昂贵的生活费，让黄青感到头疼的是，汇率也在迅猛地增长。
2011年5月底，澳元兑人民币汇率突破1：6.8，这创下了29年以来的新高。留学成本无法控制，这对于黄青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股市低迷，手里存钱不多，都套在股票上。”黄青说，今年初他已经把自己和妻子的上了五年的保险退了一部分，家中那辆马自达也准备卖掉。“妻子上班有班车接送，至于我自己，搭乘公交也没有什么。”黄青话语背后所蕴含的另一层含义是：油价的高涨已经令他有点吃不消。
“现在抛去中产的标签，也是为了孩子将来能过上真正中产的日子。”黄青很清楚，自己已经和“中产”两字的定义越来越不符。
“众所周知，中产阶层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M型’社会的出现使中低收入者要么成为‘房奴’，以透支上一代的养老金、医疗金及自己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及子女养育为代价，要么长期跻身于‘蚁族’，无论哪种情况，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对个人的自我实现都是负面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李迎生说。
《牛津英语词典》编撰者曾宣布“2011年度热词”是“受挤压的中间阶层”，这个形容再贴切不过，而黄青，现在只想“松”一口气。
2011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幕时，定出了明年“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立足扩大内需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特别是提出提高中等收入比重。
“或许，这将是一个福音。”黄青和身边众多深感“沦陷”的中产阶层一样，哪怕有一根稻草，都要拼命抓住，以免自己一不小心，就会跌离这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