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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南泥湾机场，一路眺望延河两岸秀丽的田园、簇新的楼群和桃杏飞红、群山绽绿的撩人景色，我又重回延安，回到暌违既久时时念兹在兹的精神故园。
一
陕北高原，山河苍莽，天旷地古，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谢子长、刘志丹就诞生在这块血沃寒凝、正气沛然的土地上。
刘志丹将军出生入死，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一心要共产”，以及体恤民情、爱护战士、深受群众拥戴的故事，见诸党的文献和民间传说，已广为人知。而他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党内生活中襟怀坦白、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屈己奉公的崇高风范和坚强党性，尤为令人敬佩。这次到志丹陵吊唁，顺路到毗邻的甘肃华池县参观了南梁革命纪念馆。纪念馆所在的荔园堡，正是当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的地方。一九三四年秋，根据党的决议，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召开，正式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二十岁的习仲勋当选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新生政权建立后，制定了开展土地革命、铲除封建所有制，发行货币、开设集市、活跃经济、减轻农民负担、予民生息，加强军事建设、开展“扩红”运动，重视文化教育、创办列宁小学和红军干部学校等“十大政策”，极大地调动了边区军民的积极性，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多年共同奋斗中，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习仲勋视刘志丹为“老大哥”，对他的才干和人品十分敬重。在纪念馆陈列大厅，看到习仲勋写的一篇回忆文章，讲到刘志丹当年遭受诬陷，临危不懼，坦然以对的往事，读之感慨深长，令人动容。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下旬，正当蒋介石调动十万军队向全国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围剿”之际，“左”倾机会主义思潮在根据地上层恶性膨胀，“左”倾路线的执行者给刘志丹等同志强加“右倾”“通敌”等莫须有罪名，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肃反”，逮捕并杀害了不少优秀干部。他们采取欺骗手段，以开会名义，要正在前线作战的刘志丹速回根据地首府瓦窑堡。当刘志丹走到安塞县真武洞时，迎面碰见从瓦窑堡过来的通信员，说有一封急件要送给第十五军团，因刘志丹就是第十五军团的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便顺手交给了他。刘志丹打开一看，原来是逮捕自己和其他人员的密令。他虽十分震惊和愤慨，但考虑大敌当前，为了不致党和红军公开分裂，不给敌人可乘之机，便不顾个人安危，神情自若地把信还给了通信员，要他直送军团部，并让告诉军团首长，说自己已去瓦窑堡了。他原打算到中央驻西北代表处申诉，不想一到瓦窑堡便被投入监狱，连妻子和五岁的女儿也被禁闭起来。所幸不久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毛泽东直接干预下，“刀下留人”，冤狱平反，被捕人员全部释放。刘志丹出狱后，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他，他除衷心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处理外，没有丝毫怨言，并在多个场合向当地干部反复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必须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诚心诚意地到各自岗位上为党工作，为人民效力。一九三六年四月，刘志丹率部东征时不幸牺牲。“有志竟成千古业，丹心一片付工农。”（续范亭）噩耗传来，军民痛悼，毛泽东深为惋惜地写道：“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党中央到达瓦窑堡时，谢子长已负伤牺牲八个多月。但毛泽东从地方党组织的文献和汇报中，从干部群众的深情言说和到处传唱的歌谣中，知道作为刘志丹生死不渝的战友，谢子长一生身先士卒，驰骋疆场，胜不矜功，败不丧志，以及全家十七人参加革命，九人牺牲的事迹，曾奋笔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撰写碑文，详述他一九二五年在北平加人共产党，“即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之道路，创农民讲习班，组织农协，领导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人民因有谢青天之称”和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清涧起义、参加渭南暴动，奔走西北、华北各地的顽强精神。一九四六年，边区政府修建的“子长陵”落成，瓦窑堡举行两万多人的移葬公祭，中央领导多人参加。西北局的挽联上写着“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
两位英烈去世八十多年，雄伟的“子长陵”“志丹陵”芳草萋萋松柏森森。肃立陵园，仰望纪念塔顶端耀眼的红星，一个庄严的叩问油然闪现：当人们的心田一旦播进信仰的种子，将会产生怎样的精神裂变，使灵魂显得如此高尚、纯洁、强大和伟岸！
二
二0一九年五月八日，周三，晴，农历己亥年四月初四。
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头条新闻：革命圣地延安所有贫困县宣布“摘帽”，二百多万老区人民整体告别绝对贫困。当天《人民日报》和各大报纸都用大号标题刊登这一喜讯，字里行间，兴奋之情难抑。
是啊，这是一个需要特别记载的日子。从改变贫困面貌、解决温饱问题到实现整体脱贫、全面小康，数十年来不只延安人民砥砺生聚自强不息，它同时也牵动着全国上下多少人的神经，令他们时时记挂，寝食不安。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主席给延安复电，希望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一九七三年六月九日，周恩来总理叮嘱延安地委、行署负责同志“要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说你们粮食翻番了，我一定再来延安。
二0一五年二月十三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主持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聚精会神抓好扶贫攻坚工作，确保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记忆的屏幕上，与这些画面叠加闪过的，还有许多普通人的身影，一些平凡的共产党员，包括安全同志。
安全，陕西绥德人，一九四。年入党，一九四五年到鲁艺学习，先后在绥德分区文工团、延安陕北行署文工团、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省京剧团工作，是党一手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文艺战士。一九六四年春，为汲取创作灵感和题材，他主动到延安县蟠龙公社纸房沟村深入生活，没想一进村竟被社员生活的极度贫困所震撼，被他们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所感染，从此一起摸爬滚打，一干二十多年，直至去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延安市工作，与老安有过几次不算深的接触。那时他五十左右年纪，身体壮实，待人热情，言谈举止带有文艺界人士惯常的爽直甚至单纯。有时来办公室聊天，谈到某些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他总觉得莫名其妙：“政府机关，公仆嘛，咋能是这样呢！”考虑到他是省上下来的干部，县团级，有时进城办事没个落脚的地方，市委在办公大院为他安排了一孔窑洞，但很少见住。有次我去蟠龙下乡，想带他一起去队上看看，他一听连连摆手，说我可不能坐你的小车，否则老乡会把我当外人看的，再说现在也没甚看头，等真搞出个样样了，会请你们去检查。此后不久我便离开市上。及至这次专门去纸房沟，听了原支部书记屈绳武等人的介绍，我才意识到过去对老安的了解何其浮泛，并对没能给予他更多帮助深为内疚。
我不知安全把生活基地选在蟠龙是否与毛主席辗转陕北时指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大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有关。而他去扎根的纸房沟，是一条离蟠龙镇尚有十多里的拐沟旮旯，全村三十八户人家，破门烂窗，沿沟散居，每家三亩地，亩产不到百斤，粮食根本不够吃，是全公社最穷的村子。把社员心力凝聚起来激发出来的，是安全因屙不出来三次洗肠仍与大家一同吃糠咽菜的行动，和“不改变面貌绝不回去，改变面貌更不会离开”的誓言。为了解决当时的困难，他一方面动员社员搓麻绳、砍锨把卖给供销社，一方面到城里搞回豆渣、麻渣，使全村通过生产自救度过严重春荒。此后，他和党支部一起，带领社员植树造林、打坝造地、修道路、架电线、发展畜牧、兴办工厂。到一九八五年，全村实现了人均两亩基本农田，千棵树、千斤粮、千元钱，村里有了汽车、拖拉机、推土机等大型农机具，还利用集體积累，统一规划、统一施工，修建了大队部、学校、党员活动室和一百八十七孔崭新的砖窑，社员全部搬进新居。一个昔日破败落后的“烂包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省地县三级命名的文明村。
“为纸房沟，老安可是把罪受扎了。”老支书屈绳武说，“他完全把老百姓的事当自家的事办，甚至顾不得身家性命。”一九七五年，安全把儿子安军也带到纸房沟插队劳动。这一年，村上决定创办机械加工厂，老安带着安军和队里的另外六名年轻人去西安学习制造技术。为期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就一直和老安的其他家人吃住在一起。老安的爱人白秉权也是西北文艺工作团走出来的著名歌唱家，不仅毫无怨言，还把自己的工作室腾让出来。建厂过程中，遇经费不足，他们又把女儿从部队复员时的安置费也贴补进去。
纸房沟现任党支部书记就是那次去西安学习的七名青年中的一位。提起白秉权老师，他满脸敬重，说我们是亏欠着人家的。一九八0年前后，安全拿自己的工资和部分集资款给队上买回四匹马，经几年繁殖发展到二十多匹，办起饲养场。有一次饲养场的一头骡子不见了，老安急得团团转，几天睡不着觉，村里村外到处想辙寻找。正在这时，他爱人病重住院，发电报要他火速回家。“队上出这么大的事，咋能说走就走。”老安给家里打电话，要孩子们精心服侍，并请单位暂时关照，等队上的事处理完马上回去。对此，他爱人和孩子们好长时间都埋怨他不近人情，老安除再三道歉外，向他们解释：知道一头骡子多少钱吗，那可是队里一份贵重家当啊。
长期的艰苦操劳换来丰硕成果，也损伤了安全的健康。一九九三年七月，安全突发脑溢血在延安病逝，终年六十八岁，延安各界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遵照他生前意愿和群众请求，部分骨灰安葬于纸房沟，乡亲们自愿捐款，为他修建了陵园，竖立了塑像。成立于一九三八年，曾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高度赞扬和捐款支持的延安民众剧团，根据安全生平事迹创作了民歌剧《魂归纸房沟》，在城乡巡回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人们从这位可敬的文艺战士身上看到了什么是共产党的宗旨，以及什么叫“全心全意”“完全”“彻底”。
三
那天回到宾馆，朋友带来一本书，说是黄根品写的，没事时可以翻翻。黄根品我当然知道，做过延安市郊林场场长、地区林业局副局长，说来也算熟人。书名《树魂》，薄薄的一百八十多个页码，看上去并不起眼。出乎意料的是，当我躺在床上打开这本已被翻得很旧的书本随意浏览时，那些娓娓道来的翔实文字和文采斐然充满激情的笔调立刻抓住眼球，一个意气风发的建设年代、一种理想绽放的精彩人生展现眼底，竟让我联翩怀想，彻夜难眠。
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破坏，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因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成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一大瓶颈。为响应毛主席“绿化祖国”的号召，一九五六年三月一日至十日，共青团中央、国家林业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延安联合召开“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来自全国二十七个省（市、区）、十六个民族及部队、铁道、文教系统的一千二百零四名代表参加会议。开幕当天，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电，并作了题为《青年们：把绿化祖国的任务担当起来》的报告，贺电与报告以强烈的鼓动、感召力引起热烈反响，全场掌声雷动，一片欢呼。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来自浙江的代表黄根品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主席团递交了要求留在延安，为绿化革命圣地贡献力量的申请。大会期间，延安南关广场举行了“绿化延安动员大会”，各地代表与延安青少年近万人在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和杨家岭植树三万五千株，胡耀邦和林业部副部长罗玉川、陕西省委书记白治民等与青年们一起参加劳动。三月十日闭幕式，当大会主席宣读浙江省委同意黄根品留在延安的批复时，全场再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一群延安青年将黄根品举起来，簇拥着上了主席台。面对代表们热切赞许的目光，他只说了两句话：“从现在起，我就是一个延安人啦。我要为绿化延安奉献青春，决不辜负‘青年’这个光辉的字眼。”
这次隆重热烈、影响深远的大会引发了延安乃至全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造林运动，也开启了黄根品扎根延安二十三年，从一名热血青年成长为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人生之途。
黄根品原在杭州市园林管理处工作。从西子湖畔到黄土高原，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产生巨大落差，气候、饮食、风俗习惯等一时都难以适应。但正如他日记里写到的：“最能激发人经久不息的热情的，不是别的——那就是事业。”以往，延安山上的植被大多是灌木和荒草，每到冬季一片枯黄，见不到一点绿色。为着“让革命圣地四季常青”，他经过调研，提出从外地“冻土移植松柏”的建议，因此前从未干过，担心气候和土壤无法适应，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为用事实说服大家，他顶风冒雪，去到二百公里外的黄龙山，在工人师傅帮助下钻进深山老林，挑选了三十三棵十年以上树龄的野生油松，经细心挖掘包扎，完好保留了根部冻土，然后装上马车昼夜兼程运回延安，分别栽种在杨家岭和宝塔山用镐头开挖的一米多深的树坑里。通过一个严冬和春旱考验，这三十三棵松树不仅异地扎根，而且长势喜人。此后他们又从富县购进人工培育的油松幼苗，就地繁育，获得成功。延安的松树栽植从此年复一年，数量不断增加，面积不断扩大。 冻土移植成功，鼓舞了黄根品开拓进取的勇气，也赢得同事们的信任。从一九五九年起，他又开始引种和培育名贵树木花卉的工作。延安市区的南门外原有一块二十亩的滩地，长期闲置，在地县领导支持下被辟为林业实验基地。黄根品和同事们多年努力，先后从南方引进银杏、雪松、水杉、七叶树、合欢、皂角、红枫等名贵品种，其间的酸甜苦辣自不待言。值得一提的是，那塊地后来经简单规划设计，平整了地面，修建了温室和亭台廊道，成了延安第一个城市花园;再后来，又添置了游艺娱乐设施，成了延安第一个儿童公园。只是当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园内消闲休憩或路过南门坡听到里面传来的欢声笑语时，往往想不到这一切与那个从杭州来的身材瘦弱的技术干部有什么关系。
黄根品一九七八年底调任林业部“三北”防护林建设局副局长。离延前他办的最感满意的一件公务，是促成延安林校的创建。这件事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期间就定下了，一直未能落实。他利用罗玉川部长来延出差的机会，再次提出，终于在林业部和省委重视下，立项上马，于两年后建成开学，为延安的林业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在黄根品为理想奋斗的不算平坦的人生历程中，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顺境还是逆境，都曾得到一个人无私的支持、鼓励和爱护——这个人就是胡耀邦同志。一九五六年那次大会宣读的浙江省委批复，就是他亲自打电话催促协调的结果。时隔四年，他又托人从北京给黄根品捎去一本纪念册，扉页上亲笔题字：“谨将这本纪念册转赠给热爱祖国林业事业，一九五六年五省造林大会标兵，志愿留在革命圣地从事绿化工作，已经做出贡献并且定会做出更大贡献的战友和同志黄根品同志。”一九六四年，当得知黄根品身体不好时，胡耀邦让人把他接到北京亚非学生疗养院疗养。一九八四年，黄根品给胡耀邦去信，提出因身体衰弱想调回浙江，信中并讲到如果干部调动能够做到既鼓励出去，又允许回来，就会鼓励更多年轻人去支援和参加边远贫困地区的建设。信是五月二十二日从杭州发出，六月六日便接到林业部电话，说已经看到胡耀邦同志批示，正加紧办理。黄根品后来看过批示复印件，非常具体，连回去的工作安排、待遇、住房等都提出建议，并请林业部报告办理结果。胡耀邦同志逝世后，黄根品在悼念文章中深情写道：“从他身上我真正体会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青年一代的极大关注和爱护，体会到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他赢得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是很自然的。”
这是一个年轻干部与老一辈革命家、普通党员与最高领导人为共同事业深情交往、真诚相待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无论战争年代、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都不鲜见。在我看来，这也许正是我们党能够以巨大凝聚力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不断开创新局面、取得新胜利的原因之一。
与这个故事相关联的是，那次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还有一个附带收获，即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诗歌经典《回延安》。作为延安走出的诗人，贺敬之跟随胡耀邦一道去了延安，“白羊肚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延河来”“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三千六百天”都是他真实的见闻和感受。文学界同去的，还有青年作家萧也牧，他为大会写作的“少先队员献词”如一首优美的散文诗，激情澎湃，博得代表赞扬，也成了媒体宣传的一大亮点，至今常有人提起。
斗转星移，山河日新。六十多年前那次大会发出的“绿化黄土高原，控制水土流失”“让祖国河山更加美丽’’的倡议在延安已变为现实。近二十年来，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延安大力实施退耕还林和治沟造地工程，取得显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三，林草覆盖率达百分之八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连续五年都在三百天以上，昔日黄土裸露、灰尘弥漫的贫瘠山区已变作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真让人难以想象。这次回去走马观花看了六个县市，见到的同事和亲戚朋友都以延安现在的“天蓝地绿，山清水秀”深为自豪，并真心实意动员我“回来养老”，让我既欣喜，又感动。
做过安塞县和宜川县副县长的市作协主席霍爱英有过一篇《有一种绿叫延安绿——谨以此篇献给延安退耕还林20年》的文章，里面写延安绿，是“一镢一锹挖掘的绿，一山一峁织就的绿，一沟一壑连接的绿;一点一滴汇成的绿，一笔一画大写的绿，一年一月积攒的绿。”亲力亲为，深中肯綮，我自有同感，而且也像她一样深信：有了这种久久为功的毅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延安一定会以更大的作为、更出色的成就为党争光，为时代添彩。
延安人民的生活一定会更幸福，更美好。
原载《中国作家》2021年第7期
责任编辑：孙晓雪
美术插图：吴彦
一
陕北高原，山河苍莽，天旷地古，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谢子长、刘志丹就诞生在这块血沃寒凝、正气沛然的土地上。
刘志丹将军出生入死，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一心要共产”，以及体恤民情、爱护战士、深受群众拥戴的故事，见诸党的文献和民间传说，已广为人知。而他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党内生活中襟怀坦白、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屈己奉公的崇高风范和坚强党性，尤为令人敬佩。这次到志丹陵吊唁，顺路到毗邻的甘肃华池县参观了南梁革命纪念馆。纪念馆所在的荔园堡，正是当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的地方。一九三四年秋，根据党的决议，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召开，正式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二十岁的习仲勋当选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新生政权建立后，制定了开展土地革命、铲除封建所有制，发行货币、开设集市、活跃经济、减轻农民负担、予民生息，加强军事建设、开展“扩红”运动，重视文化教育、创办列宁小学和红军干部学校等“十大政策”，极大地调动了边区军民的积极性，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多年共同奋斗中，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习仲勋视刘志丹为“老大哥”，对他的才干和人品十分敬重。在纪念馆陈列大厅，看到习仲勋写的一篇回忆文章，讲到刘志丹当年遭受诬陷，临危不懼，坦然以对的往事，读之感慨深长，令人动容。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下旬，正当蒋介石调动十万军队向全国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围剿”之际，“左”倾机会主义思潮在根据地上层恶性膨胀，“左”倾路线的执行者给刘志丹等同志强加“右倾”“通敌”等莫须有罪名，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肃反”，逮捕并杀害了不少优秀干部。他们采取欺骗手段，以开会名义，要正在前线作战的刘志丹速回根据地首府瓦窑堡。当刘志丹走到安塞县真武洞时，迎面碰见从瓦窑堡过来的通信员，说有一封急件要送给第十五军团，因刘志丹就是第十五军团的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便顺手交给了他。刘志丹打开一看，原来是逮捕自己和其他人员的密令。他虽十分震惊和愤慨，但考虑大敌当前，为了不致党和红军公开分裂，不给敌人可乘之机，便不顾个人安危，神情自若地把信还给了通信员，要他直送军团部，并让告诉军团首长，说自己已去瓦窑堡了。他原打算到中央驻西北代表处申诉，不想一到瓦窑堡便被投入监狱，连妻子和五岁的女儿也被禁闭起来。所幸不久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毛泽东直接干预下，“刀下留人”，冤狱平反，被捕人员全部释放。刘志丹出狱后，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他，他除衷心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处理外，没有丝毫怨言，并在多个场合向当地干部反复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必须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诚心诚意地到各自岗位上为党工作，为人民效力。一九三六年四月，刘志丹率部东征时不幸牺牲。“有志竟成千古业，丹心一片付工农。”（续范亭）噩耗传来，军民痛悼，毛泽东深为惋惜地写道：“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党中央到达瓦窑堡时，谢子长已负伤牺牲八个多月。但毛泽东从地方党组织的文献和汇报中，从干部群众的深情言说和到处传唱的歌谣中，知道作为刘志丹生死不渝的战友，谢子长一生身先士卒，驰骋疆场，胜不矜功，败不丧志，以及全家十七人参加革命，九人牺牲的事迹，曾奋笔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撰写碑文，详述他一九二五年在北平加人共产党，“即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之道路，创农民讲习班，组织农协，领导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人民因有谢青天之称”和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清涧起义、参加渭南暴动，奔走西北、华北各地的顽强精神。一九四六年，边区政府修建的“子长陵”落成，瓦窑堡举行两万多人的移葬公祭，中央领导多人参加。西北局的挽联上写着“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
两位英烈去世八十多年，雄伟的“子长陵”“志丹陵”芳草萋萋松柏森森。肃立陵园，仰望纪念塔顶端耀眼的红星，一个庄严的叩问油然闪现：当人们的心田一旦播进信仰的种子，将会产生怎样的精神裂变，使灵魂显得如此高尚、纯洁、强大和伟岸！
二
二0一九年五月八日，周三，晴，农历己亥年四月初四。
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头条新闻：革命圣地延安所有贫困县宣布“摘帽”，二百多万老区人民整体告别绝对贫困。当天《人民日报》和各大报纸都用大号标题刊登这一喜讯，字里行间，兴奋之情难抑。
是啊，这是一个需要特别记载的日子。从改变贫困面貌、解决温饱问题到实现整体脱贫、全面小康，数十年来不只延安人民砥砺生聚自强不息，它同时也牵动着全国上下多少人的神经，令他们时时记挂，寝食不安。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主席给延安复电，希望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一九七三年六月九日，周恩来总理叮嘱延安地委、行署负责同志“要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说你们粮食翻番了，我一定再来延安。
二0一五年二月十三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主持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聚精会神抓好扶贫攻坚工作，确保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记忆的屏幕上，与这些画面叠加闪过的，还有许多普通人的身影，一些平凡的共产党员，包括安全同志。
安全，陕西绥德人，一九四。年入党，一九四五年到鲁艺学习，先后在绥德分区文工团、延安陕北行署文工团、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省京剧团工作，是党一手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文艺战士。一九六四年春，为汲取创作灵感和题材，他主动到延安县蟠龙公社纸房沟村深入生活，没想一进村竟被社员生活的极度贫困所震撼，被他们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所感染，从此一起摸爬滚打，一干二十多年，直至去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延安市工作，与老安有过几次不算深的接触。那时他五十左右年纪，身体壮实，待人热情，言谈举止带有文艺界人士惯常的爽直甚至单纯。有时来办公室聊天，谈到某些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他总觉得莫名其妙：“政府机关，公仆嘛，咋能是这样呢！”考虑到他是省上下来的干部，县团级，有时进城办事没个落脚的地方，市委在办公大院为他安排了一孔窑洞，但很少见住。有次我去蟠龙下乡，想带他一起去队上看看，他一听连连摆手，说我可不能坐你的小车，否则老乡会把我当外人看的，再说现在也没甚看头，等真搞出个样样了，会请你们去检查。此后不久我便离开市上。及至这次专门去纸房沟，听了原支部书记屈绳武等人的介绍，我才意识到过去对老安的了解何其浮泛，并对没能给予他更多帮助深为内疚。
我不知安全把生活基地选在蟠龙是否与毛主席辗转陕北时指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大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有关。而他去扎根的纸房沟，是一条离蟠龙镇尚有十多里的拐沟旮旯，全村三十八户人家，破门烂窗，沿沟散居，每家三亩地，亩产不到百斤，粮食根本不够吃，是全公社最穷的村子。把社员心力凝聚起来激发出来的，是安全因屙不出来三次洗肠仍与大家一同吃糠咽菜的行动，和“不改变面貌绝不回去，改变面貌更不会离开”的誓言。为了解决当时的困难，他一方面动员社员搓麻绳、砍锨把卖给供销社，一方面到城里搞回豆渣、麻渣，使全村通过生产自救度过严重春荒。此后，他和党支部一起，带领社员植树造林、打坝造地、修道路、架电线、发展畜牧、兴办工厂。到一九八五年，全村实现了人均两亩基本农田，千棵树、千斤粮、千元钱，村里有了汽车、拖拉机、推土机等大型农机具，还利用集體积累，统一规划、统一施工，修建了大队部、学校、党员活动室和一百八十七孔崭新的砖窑，社员全部搬进新居。一个昔日破败落后的“烂包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省地县三级命名的文明村。
“为纸房沟，老安可是把罪受扎了。”老支书屈绳武说，“他完全把老百姓的事当自家的事办，甚至顾不得身家性命。”一九七五年，安全把儿子安军也带到纸房沟插队劳动。这一年，村上决定创办机械加工厂，老安带着安军和队里的另外六名年轻人去西安学习制造技术。为期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就一直和老安的其他家人吃住在一起。老安的爱人白秉权也是西北文艺工作团走出来的著名歌唱家，不仅毫无怨言，还把自己的工作室腾让出来。建厂过程中，遇经费不足，他们又把女儿从部队复员时的安置费也贴补进去。
纸房沟现任党支部书记就是那次去西安学习的七名青年中的一位。提起白秉权老师，他满脸敬重，说我们是亏欠着人家的。一九八0年前后，安全拿自己的工资和部分集资款给队上买回四匹马，经几年繁殖发展到二十多匹，办起饲养场。有一次饲养场的一头骡子不见了，老安急得团团转，几天睡不着觉，村里村外到处想辙寻找。正在这时，他爱人病重住院，发电报要他火速回家。“队上出这么大的事，咋能说走就走。”老安给家里打电话，要孩子们精心服侍，并请单位暂时关照，等队上的事处理完马上回去。对此，他爱人和孩子们好长时间都埋怨他不近人情，老安除再三道歉外，向他们解释：知道一头骡子多少钱吗，那可是队里一份贵重家当啊。
长期的艰苦操劳换来丰硕成果，也损伤了安全的健康。一九九三年七月，安全突发脑溢血在延安病逝，终年六十八岁，延安各界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遵照他生前意愿和群众请求，部分骨灰安葬于纸房沟，乡亲们自愿捐款，为他修建了陵园，竖立了塑像。成立于一九三八年，曾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高度赞扬和捐款支持的延安民众剧团，根据安全生平事迹创作了民歌剧《魂归纸房沟》，在城乡巡回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人们从这位可敬的文艺战士身上看到了什么是共产党的宗旨，以及什么叫“全心全意”“完全”“彻底”。
三
那天回到宾馆，朋友带来一本书，说是黄根品写的，没事时可以翻翻。黄根品我当然知道，做过延安市郊林场场长、地区林业局副局长，说来也算熟人。书名《树魂》，薄薄的一百八十多个页码，看上去并不起眼。出乎意料的是，当我躺在床上打开这本已被翻得很旧的书本随意浏览时，那些娓娓道来的翔实文字和文采斐然充满激情的笔调立刻抓住眼球，一个意气风发的建设年代、一种理想绽放的精彩人生展现眼底，竟让我联翩怀想，彻夜难眠。
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破坏，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因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成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一大瓶颈。为响应毛主席“绿化祖国”的号召，一九五六年三月一日至十日，共青团中央、国家林业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延安联合召开“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来自全国二十七个省（市、区）、十六个民族及部队、铁道、文教系统的一千二百零四名代表参加会议。开幕当天，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电，并作了题为《青年们：把绿化祖国的任务担当起来》的报告，贺电与报告以强烈的鼓动、感召力引起热烈反响，全场掌声雷动，一片欢呼。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来自浙江的代表黄根品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主席团递交了要求留在延安，为绿化革命圣地贡献力量的申请。大会期间，延安南关广场举行了“绿化延安动员大会”，各地代表与延安青少年近万人在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和杨家岭植树三万五千株，胡耀邦和林业部副部长罗玉川、陕西省委书记白治民等与青年们一起参加劳动。三月十日闭幕式，当大会主席宣读浙江省委同意黄根品留在延安的批复时，全场再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一群延安青年将黄根品举起来，簇拥着上了主席台。面对代表们热切赞许的目光，他只说了两句话：“从现在起，我就是一个延安人啦。我要为绿化延安奉献青春，决不辜负‘青年’这个光辉的字眼。”
这次隆重热烈、影响深远的大会引发了延安乃至全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造林运动，也开启了黄根品扎根延安二十三年，从一名热血青年成长为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人生之途。
黄根品原在杭州市园林管理处工作。从西子湖畔到黄土高原，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产生巨大落差，气候、饮食、风俗习惯等一时都难以适应。但正如他日记里写到的：“最能激发人经久不息的热情的，不是别的——那就是事业。”以往，延安山上的植被大多是灌木和荒草，每到冬季一片枯黄，见不到一点绿色。为着“让革命圣地四季常青”，他经过调研，提出从外地“冻土移植松柏”的建议，因此前从未干过，担心气候和土壤无法适应，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为用事实说服大家，他顶风冒雪，去到二百公里外的黄龙山，在工人师傅帮助下钻进深山老林，挑选了三十三棵十年以上树龄的野生油松，经细心挖掘包扎，完好保留了根部冻土，然后装上马车昼夜兼程运回延安，分别栽种在杨家岭和宝塔山用镐头开挖的一米多深的树坑里。通过一个严冬和春旱考验，这三十三棵松树不仅异地扎根，而且长势喜人。此后他们又从富县购进人工培育的油松幼苗，就地繁育，获得成功。延安的松树栽植从此年复一年，数量不断增加，面积不断扩大。 冻土移植成功，鼓舞了黄根品开拓进取的勇气，也赢得同事们的信任。从一九五九年起，他又开始引种和培育名贵树木花卉的工作。延安市区的南门外原有一块二十亩的滩地，长期闲置，在地县领导支持下被辟为林业实验基地。黄根品和同事们多年努力，先后从南方引进银杏、雪松、水杉、七叶树、合欢、皂角、红枫等名贵品种，其间的酸甜苦辣自不待言。值得一提的是，那塊地后来经简单规划设计，平整了地面，修建了温室和亭台廊道，成了延安第一个城市花园;再后来，又添置了游艺娱乐设施，成了延安第一个儿童公园。只是当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园内消闲休憩或路过南门坡听到里面传来的欢声笑语时，往往想不到这一切与那个从杭州来的身材瘦弱的技术干部有什么关系。
黄根品一九七八年底调任林业部“三北”防护林建设局副局长。离延前他办的最感满意的一件公务，是促成延安林校的创建。这件事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期间就定下了，一直未能落实。他利用罗玉川部长来延出差的机会，再次提出，终于在林业部和省委重视下，立项上马，于两年后建成开学，为延安的林业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在黄根品为理想奋斗的不算平坦的人生历程中，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顺境还是逆境，都曾得到一个人无私的支持、鼓励和爱护——这个人就是胡耀邦同志。一九五六年那次大会宣读的浙江省委批复，就是他亲自打电话催促协调的结果。时隔四年，他又托人从北京给黄根品捎去一本纪念册，扉页上亲笔题字：“谨将这本纪念册转赠给热爱祖国林业事业，一九五六年五省造林大会标兵，志愿留在革命圣地从事绿化工作，已经做出贡献并且定会做出更大贡献的战友和同志黄根品同志。”一九六四年，当得知黄根品身体不好时，胡耀邦让人把他接到北京亚非学生疗养院疗养。一九八四年，黄根品给胡耀邦去信，提出因身体衰弱想调回浙江，信中并讲到如果干部调动能够做到既鼓励出去，又允许回来，就会鼓励更多年轻人去支援和参加边远贫困地区的建设。信是五月二十二日从杭州发出，六月六日便接到林业部电话，说已经看到胡耀邦同志批示，正加紧办理。黄根品后来看过批示复印件，非常具体，连回去的工作安排、待遇、住房等都提出建议，并请林业部报告办理结果。胡耀邦同志逝世后，黄根品在悼念文章中深情写道：“从他身上我真正体会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青年一代的极大关注和爱护，体会到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他赢得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是很自然的。”
这是一个年轻干部与老一辈革命家、普通党员与最高领导人为共同事业深情交往、真诚相待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无论战争年代、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都不鲜见。在我看来，这也许正是我们党能够以巨大凝聚力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不断开创新局面、取得新胜利的原因之一。
与这个故事相关联的是，那次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还有一个附带收获，即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诗歌经典《回延安》。作为延安走出的诗人，贺敬之跟随胡耀邦一道去了延安，“白羊肚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延河来”“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三千六百天”都是他真实的见闻和感受。文学界同去的，还有青年作家萧也牧，他为大会写作的“少先队员献词”如一首优美的散文诗，激情澎湃，博得代表赞扬，也成了媒体宣传的一大亮点，至今常有人提起。
斗转星移，山河日新。六十多年前那次大会发出的“绿化黄土高原，控制水土流失”“让祖国河山更加美丽’’的倡议在延安已变为现实。近二十年来，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延安大力实施退耕还林和治沟造地工程，取得显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三，林草覆盖率达百分之八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连续五年都在三百天以上，昔日黄土裸露、灰尘弥漫的贫瘠山区已变作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真让人难以想象。这次回去走马观花看了六个县市，见到的同事和亲戚朋友都以延安现在的“天蓝地绿，山清水秀”深为自豪，并真心实意动员我“回来养老”，让我既欣喜，又感动。
做过安塞县和宜川县副县长的市作协主席霍爱英有过一篇《有一种绿叫延安绿——谨以此篇献给延安退耕还林20年》的文章，里面写延安绿，是“一镢一锹挖掘的绿，一山一峁织就的绿，一沟一壑连接的绿;一点一滴汇成的绿，一笔一画大写的绿，一年一月积攒的绿。”亲力亲为，深中肯綮，我自有同感，而且也像她一样深信：有了这种久久为功的毅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延安一定会以更大的作为、更出色的成就为党争光，为时代添彩。
延安人民的生活一定会更幸福，更美好。
原载《中国作家》2021年第7期
责任编辑：孙晓雪
美术插图：吴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