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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然辩证法杂志》是上海市委写作组创办的一本季刊，分十六开、大三十二开两种不同版本，每期约十五万字。从1973年6月第1期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共出版了十三期，从总第四期开始，每期销往香港数千册。
和“帮刊”《学习与批判》、《朝霞》相比较，《自然辩证法杂志》的影响似乎要小一些，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人们也较少提到它。时至今天，不少天真的读者乍一见到这本刊物，望文生义，还以为它是一本普及“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刊物。这就南辕北辙，大大违背“四人帮”的初衷了。
“四人帮”及其党羽决不做亏本的生意，所有的“帮刊”都绑在他们的战车上，向着周恩来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守旧势力”发起攻击，只不过有的比较露骨，有的比较隐蔽，有的全面开火，有的侧重在某个领域捣乱罢了。剥去画皮，揭示真相，可以明确看出，《自然辩证法杂志》打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幌子，破坏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搞乱自然科学界，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干了不少坏事，搞了不少名堂。
先来看看《自然辩证法杂志》出笼的背景。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针对“左”的路线造成的破坏，在各条战线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以拨乱反正。1972年周恩来多次就自然科学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问题作出指示，７月２日他会见回国探亲的杨振宁，开门见山就说：杨先生说我们基础科学理论太贫乏了，而且也不同国外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是看到我们的毛病了。7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籍科学家任之恭等人时，嘱咐陪同接见的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周培源在北大传达周恩来的讲话，受到广大教师的欢迎，周培源在7月20日致信给周恩来反映这一情况，周恩来接信后即于7月23日就周培源来信事批告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要求将此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正是由于受到周恩来的指示和鼓励，周培源应《人民日报》记者之约，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这篇文章批驳了“理向工靠”、“理工不分”、“以校办工厂研究代替实验课教学”、“按产品划分设置专业”等错误倾向，提出“理与工、应用与理论都必须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偏废”；“改造和建设实验室，加强实验训练”；“对基本理论的教学研究予以足够的重视”等重要主张。毫无疑问，这些主张在当时来说具有迫切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以及周培源这篇论文戳到了“四人帮”的痛处，张春桥、姚文元很快行动起来，姚文元先是不准周培源文章立即在《人民日报》发表，力图加以降温和限制，接着一边装模作样地要求《人民日报》记者带着周培源文章到上海高校去征求意见，另一边背地里又赶快密令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抢在记者到来之前，做好各种应对办法。这些办法共分两步：先是布置好和《人民日报》记者所开的座谈会，刻意制造上海高校要和周培源文章进行“商榷”的舆论假象；然后转守为攻，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办刊物公开发行，以便在今后牢牢地掌握主动权，扩大“四人帮”的舆论阵地。姚文元向朱永嘉授意道：“如果有了刊物，好处很大，看你们有没有兴趣，报一个名单给我。”姚文元还提纲挈领地概括了这场交锋的要害，他告诉朱永嘉说：“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最大的是自然辩证法”。朱永嘉对此心领神会，赶快跑到复旦大学进行布置，确定哪些教师和记者座谈，应该怎样发言。朱永嘉特地提了几个问题来讨论：“理科和工科怎样分工呵？科学理论究竟从哪里来的呵？微积分是不是三百年以后才有用呵？”以便“统一认识”，和周培源进行“商榷”。记者这一关应付过了之后，朱永嘉又趁热打铁，于10月20日和22日在康平路写作组总部接连召开了“自然辩证法问题座谈会”，朱授意部分出席座谈会的教授和科研人员发言要突出重点，最后则都要归结到：“搞自然科学理论研究，必须首先学习、研究自然辩证法，要有阵地，办刊物。”朱永嘉的导演十分成功，座谈会一结束，即把座谈会记录报给张春桥、姚文元。张、姚自然高兴，觉得收到了一箭双雕之效：一是化被动为主动，挡住了周培源的“攻势”；二是为办刊物制造了舆论。张春桥摆出倾听下情和民意的姿态，要朱永嘉告诉上海市委送报告给中央，打算在上海办刊物。报告到了中央，自然转到了“舆论总管”张春桥、姚文元手中，张春桥便于1972年10月26日批示：“可以出刊物。”姚文元也于11月9日批示：“同意春桥同志意见。”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自然辩证法杂志》便于1973年6月正式问世了。这里还得补充一点：姚文元在这过程中因为自恃上海高校会不断发表不同意见，便下令不准《人民日报》发表周培源文章，而是改在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这样做，一是缩小周培源文章的影响，表示该文不代表“中央”意图，二是鼓励上海等地继续展开“讨论”，实即进行长期的围攻。
二
《自然辩证法杂志》由写作组核心组成员老王（为了区别于瘦小的王知常，写作组内部也都称他为“大老王”）分管。为了确保贯彻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和主张，朱永嘉、王知常多次向老王交底：“一切只听张、姚的。”“姚是实际上的主编。”“搞理论有南派北派，京派海派，我们就是要坚持搞我们的南派、海派。”王知常甚至私下露骨地对老王说：“我们这个杂志，只搞一家之言，不搞百家争鸣。”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姚文元确实没有辜负朱永嘉、王知常一伙的盼望，他对杂志抓得很紧，每一期样稿都要送给他，除1976年所出的三期杂志未见他的回音外，前十期杂志，他几乎期期都有批语或意见。
根据姚文元的授意，《自然辩证法杂志》确定了编辑方针和主攻方向。还在杂志创刊以前，朱永嘉就向大老王明确交代：“现在科技界最大问题就是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和理论脱离实际。搞这个杂志，要突出宣传这两个问题，不去搞‘三百年后有用的东西’。”何谓“三百年后有用的东西”？此处需要略作补充。周培源在《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中说过一段话：“回顾数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数学的有些部门在发展的初期，看不出对当时的具体生产实践有何用处。微积分是在三百多年前经过长期的数学实践分别在解决行星运动问题和求曲线的切线斜率的科学实验中发明的。但它在今天已经成为解决生产问题不可缺少的数学工具。”周培源的本意是为了纠正把理论联系实际仅仅看做满足当前需要的倾向，肯定理论研究有其相对独立性。没有料到这个关于微积分的例子竟被“四人帮”概括为“三百年后有用论”，大遭挞伐，进而又成为《自然辩证法杂志》的攻击目标。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清查统计，《自然辩证法杂志》一共刊登了二百五十四篇文章，还有三十四篇资料和外论选译，所有这些文章，除了极少数（约二十篇）是采用自动来稿外，极大多数都是由杂志编辑人员根据“四人帮”总的意图进行组织，又经过“四人帮”党羽、亲信等精心审改后抛出的。这许多文章是怎样搞乱人们的思想、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呢？概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宣扬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全盘否定宇宙学、相对论、基本粒子物理学、控制论、分子生物学、摩尔根遗传学等重要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把这些统统贬之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产物”。姚文元还授意其党羽每期杂志要有一个中心，要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去“触及”，即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把人们的思想搞乱。
2. 片面强调“开门办科研”，否定科学实验的相对独立性，否定必要的理论研究，把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一律斥之为“三百年后有用的东西”，把科研机构人员和脱离实践划上等号。
3. 宣扬科技界最容易出修正主义，鼓吹在科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4. 借批“洋奴哲学”为幌子，反对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理论。
如果以上这些出之于一般的泛论，那倒也罢了，可恶的是安钉子、搞影射，直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现举几个突出的例子来说。1973年创刊号上刊出了《天文学从社会实践中来》（署名佘珊，即上海“佘山”天文台的谐音）。这篇文章初稿交给天文台的专家讨论时，有人提出文章忽视理论的作用，不符合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指示的精神，建议修改。结果修改稿送到市委写作组，王知常看到后大骂“战斗性不强”，下令增加“战斗性”内容，并特地为这篇文章拟了三个小标题：“古代天文学知识是从生产实践中产生的”，“近代天体力学理论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现代天体物理学是在社会实践需要的推动下发展的”。明白了以上所说的背景，再来看看此文何以竭力贬低“基础理论”，片面强调“社会实践”，其用心也就不言而喻了。
1973年第2期发表的《人类在战胜异常气候中前进》和《荀子〈天论〉评注》两篇文章，也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特别是1972年，世界各地气候变化异常，我国也发生大范围的南涝北旱，周总理对此十分关切，于1973年5月指示“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多多提醒各地坚持防涝抗旱措施，不要丝毫松懈”，“可以适当进口一些粮食”。就在周恩来指示后不久，姚文元便要肖木（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后调北京任王洪文秘书）给朱永嘉传话说：“气候异常问题，国外叫得很凶，是否可以从哲学上议论议论。”又说：“荀子《天论》也可以注释。”朱永嘉、王知常便根据上述授意炮制了这两篇文章，王知常在《人类在战胜异常气候中前进》中塞进了这样的话：“气候异常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如果竟有人相信气候异常将造成一个‘缺粮的时代’，恐惧莫名，惊慌失措，那就真可以说是我们祖先的不孝子孙了”。王知常还亲自为《荀子〈天论〉评注》一文加了“编者按”，然后逐段作“注”，隔几段作“评”。在“评”中王知常再次心怀叵测地说：“自然界是在不断发展着的，人类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着的。即使是在今天，人们对自然现象也还有许多地方不能认识，如近年来气候反常等情况。值得深思的是，有些人竟因此而得了气候恐惧症，叫嚷什么‘冰川’要来了，‘良好的气候’一去不返了，‘饥饿的时代’要到了，如此等等，神经就未免太脆弱了。”事后，王知常直言不讳地对别人说：“《荀子〈天论〉评注》为什么写得好，是有背景的，你们知道吗？外贸部进口了大量粮食！”姚文元对这些文章十分赞赏，还在《自然辩证法杂志》出版面世以前（第2期在1973年11月出版），就把《人类在战胜异常气候中前进》一文拿去，抢先在《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上刊出了。又有一次，“四人帮”党羽听说周恩来在接见美国基辛格时说到，犹太民族出了几位伟人，如马克思、爱因斯坦，高度评价了爱因斯坦对人类做出的贡献。他们就特地在《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第3期上刊出了《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力图贬低爱因斯坦，影射攻击周恩来。
《自然辩证法杂志》设有“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从实践中学习自然辩证法”、“儒法斗争与自然科学”、“自然史话”等专栏，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不少影响很坏的文章。为了变换花样，吸引读者注意，刊物还时不时发表一些杂文，这些杂文举起大棒，嬉笑怒骂，显得特别恶劣，现举一例，以窥其余：1974年第1期发表了《岂止是“客套”！》，该文开头写道：“不知从何年何月起，不少科学论文的后面拖出了一条尾巴：‘本文曾经某某、某某某先生指教、审阅，在此谨表感谢。’”接着便无限上纲，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在科学领域里由谁专政的问题”，耸人听闻地写道：“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面前唯唯诺诺，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认可为荣，见了学术‘权威’低三下四，见了洋‘权威’更是膝盖发软，这些看起来只是个业务上的问题，但是，从来就没有脱离政治的‘纯’业务。只讲业务，不问政治，这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政治。”“在这个问题上不保持清醒的头脑，无产阶级科学事业的大权就有旁落的危险。‘客套’事小，关系重大，还是把这一套陈腐的东西洗刷掉为好。”不必阅读全文，光看引用的这些话，就可以了解“四人帮”的腔调文风是多么可怕了。
如果说《自然辩证法杂志》在开始还是较多地采用埋钉子、放冷箭、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等伎俩，那么，到了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它就剥去了任何伪装和外套，开始赤膊上阵了。早在1975年底，姚文元就向上海市委写作组下达了批示：“当前教育战线大辩论中提出的一些论点，涉及到哲学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马克思哲学与自然科学，教育革命和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与政治。”《自然辩证法杂志》编辑部当即把姚文元的批示具体化为三个组稿重点：一是哲学指导问题，二是开门关门问题，三是教育革命是好还是糟的问题，接连在1976年（该年共出三期）刊出《科技领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提的什么纲——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等文章，成为不折不扣的“批邓”的重磅炸弹。
姚文元1974年1月在上海接见市委写作组朱永嘉、王知常等负责人时，曾不无得意地说他原来是搞文艺评论的，但是这几年文艺作品看得比较少了，科技书倒是看了不少。众所周知，姚文元本是靠在文学艺术界挥舞棍棒起家的，经过“文革”开头几年的批判斗争，文艺界已被搞得七零八落，不成气候了，而在“四人帮”眼中，科技界尚未完全“就范”，姚文元这番话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他今后的工作重点和矛头所向，《自然辩证法杂志》所以受到他的重视也就不言而喻了。遗憾的是直至今天，尚未见到有人揭露《自然辩证法杂志》的真相，笔者经过大量的调查核实，发表此文，意在抛砖引玉，引起哲学、社会科学和科技界人士的重视，把该杂志当作难得的反面教材，进行认真的审视和剖析，为发展科学技术助一臂之力。
《自然辩证法杂志》是上海市委写作组创办的一本季刊，分十六开、大三十二开两种不同版本，每期约十五万字。从1973年6月第1期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共出版了十三期，从总第四期开始，每期销往香港数千册。
和“帮刊”《学习与批判》、《朝霞》相比较，《自然辩证法杂志》的影响似乎要小一些，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人们也较少提到它。时至今天，不少天真的读者乍一见到这本刊物，望文生义，还以为它是一本普及“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刊物。这就南辕北辙，大大违背“四人帮”的初衷了。
“四人帮”及其党羽决不做亏本的生意，所有的“帮刊”都绑在他们的战车上，向着周恩来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守旧势力”发起攻击，只不过有的比较露骨，有的比较隐蔽，有的全面开火，有的侧重在某个领域捣乱罢了。剥去画皮，揭示真相，可以明确看出，《自然辩证法杂志》打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幌子，破坏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搞乱自然科学界，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干了不少坏事，搞了不少名堂。
先来看看《自然辩证法杂志》出笼的背景。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针对“左”的路线造成的破坏，在各条战线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以拨乱反正。1972年周恩来多次就自然科学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问题作出指示，７月２日他会见回国探亲的杨振宁，开门见山就说：杨先生说我们基础科学理论太贫乏了，而且也不同国外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是看到我们的毛病了。7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籍科学家任之恭等人时，嘱咐陪同接见的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周培源在北大传达周恩来的讲话，受到广大教师的欢迎，周培源在7月20日致信给周恩来反映这一情况，周恩来接信后即于7月23日就周培源来信事批告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要求将此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正是由于受到周恩来的指示和鼓励，周培源应《人民日报》记者之约，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这篇文章批驳了“理向工靠”、“理工不分”、“以校办工厂研究代替实验课教学”、“按产品划分设置专业”等错误倾向，提出“理与工、应用与理论都必须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偏废”；“改造和建设实验室，加强实验训练”；“对基本理论的教学研究予以足够的重视”等重要主张。毫无疑问，这些主张在当时来说具有迫切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以及周培源这篇论文戳到了“四人帮”的痛处，张春桥、姚文元很快行动起来，姚文元先是不准周培源文章立即在《人民日报》发表，力图加以降温和限制，接着一边装模作样地要求《人民日报》记者带着周培源文章到上海高校去征求意见，另一边背地里又赶快密令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抢在记者到来之前，做好各种应对办法。这些办法共分两步：先是布置好和《人民日报》记者所开的座谈会，刻意制造上海高校要和周培源文章进行“商榷”的舆论假象；然后转守为攻，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办刊物公开发行，以便在今后牢牢地掌握主动权，扩大“四人帮”的舆论阵地。姚文元向朱永嘉授意道：“如果有了刊物，好处很大，看你们有没有兴趣，报一个名单给我。”姚文元还提纲挈领地概括了这场交锋的要害，他告诉朱永嘉说：“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最大的是自然辩证法”。朱永嘉对此心领神会，赶快跑到复旦大学进行布置，确定哪些教师和记者座谈，应该怎样发言。朱永嘉特地提了几个问题来讨论：“理科和工科怎样分工呵？科学理论究竟从哪里来的呵？微积分是不是三百年以后才有用呵？”以便“统一认识”，和周培源进行“商榷”。记者这一关应付过了之后，朱永嘉又趁热打铁，于10月20日和22日在康平路写作组总部接连召开了“自然辩证法问题座谈会”，朱授意部分出席座谈会的教授和科研人员发言要突出重点，最后则都要归结到：“搞自然科学理论研究，必须首先学习、研究自然辩证法，要有阵地，办刊物。”朱永嘉的导演十分成功，座谈会一结束，即把座谈会记录报给张春桥、姚文元。张、姚自然高兴，觉得收到了一箭双雕之效：一是化被动为主动，挡住了周培源的“攻势”；二是为办刊物制造了舆论。张春桥摆出倾听下情和民意的姿态，要朱永嘉告诉上海市委送报告给中央，打算在上海办刊物。报告到了中央，自然转到了“舆论总管”张春桥、姚文元手中，张春桥便于1972年10月26日批示：“可以出刊物。”姚文元也于11月9日批示：“同意春桥同志意见。”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自然辩证法杂志》便于1973年6月正式问世了。这里还得补充一点：姚文元在这过程中因为自恃上海高校会不断发表不同意见，便下令不准《人民日报》发表周培源文章，而是改在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这样做，一是缩小周培源文章的影响，表示该文不代表“中央”意图，二是鼓励上海等地继续展开“讨论”，实即进行长期的围攻。
二
《自然辩证法杂志》由写作组核心组成员老王（为了区别于瘦小的王知常，写作组内部也都称他为“大老王”）分管。为了确保贯彻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和主张，朱永嘉、王知常多次向老王交底：“一切只听张、姚的。”“姚是实际上的主编。”“搞理论有南派北派，京派海派，我们就是要坚持搞我们的南派、海派。”王知常甚至私下露骨地对老王说：“我们这个杂志，只搞一家之言，不搞百家争鸣。”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姚文元确实没有辜负朱永嘉、王知常一伙的盼望，他对杂志抓得很紧，每一期样稿都要送给他，除1976年所出的三期杂志未见他的回音外，前十期杂志，他几乎期期都有批语或意见。
根据姚文元的授意，《自然辩证法杂志》确定了编辑方针和主攻方向。还在杂志创刊以前，朱永嘉就向大老王明确交代：“现在科技界最大问题就是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和理论脱离实际。搞这个杂志，要突出宣传这两个问题，不去搞‘三百年后有用的东西’。”何谓“三百年后有用的东西”？此处需要略作补充。周培源在《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中说过一段话：“回顾数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数学的有些部门在发展的初期，看不出对当时的具体生产实践有何用处。微积分是在三百多年前经过长期的数学实践分别在解决行星运动问题和求曲线的切线斜率的科学实验中发明的。但它在今天已经成为解决生产问题不可缺少的数学工具。”周培源的本意是为了纠正把理论联系实际仅仅看做满足当前需要的倾向，肯定理论研究有其相对独立性。没有料到这个关于微积分的例子竟被“四人帮”概括为“三百年后有用论”，大遭挞伐，进而又成为《自然辩证法杂志》的攻击目标。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清查统计，《自然辩证法杂志》一共刊登了二百五十四篇文章，还有三十四篇资料和外论选译，所有这些文章，除了极少数（约二十篇）是采用自动来稿外，极大多数都是由杂志编辑人员根据“四人帮”总的意图进行组织，又经过“四人帮”党羽、亲信等精心审改后抛出的。这许多文章是怎样搞乱人们的思想、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呢？概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宣扬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全盘否定宇宙学、相对论、基本粒子物理学、控制论、分子生物学、摩尔根遗传学等重要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把这些统统贬之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产物”。姚文元还授意其党羽每期杂志要有一个中心，要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去“触及”，即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把人们的思想搞乱。
2. 片面强调“开门办科研”，否定科学实验的相对独立性，否定必要的理论研究，把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一律斥之为“三百年后有用的东西”，把科研机构人员和脱离实践划上等号。
3. 宣扬科技界最容易出修正主义，鼓吹在科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4. 借批“洋奴哲学”为幌子，反对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理论。
如果以上这些出之于一般的泛论，那倒也罢了，可恶的是安钉子、搞影射，直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现举几个突出的例子来说。1973年创刊号上刊出了《天文学从社会实践中来》（署名佘珊，即上海“佘山”天文台的谐音）。这篇文章初稿交给天文台的专家讨论时，有人提出文章忽视理论的作用，不符合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指示的精神，建议修改。结果修改稿送到市委写作组，王知常看到后大骂“战斗性不强”，下令增加“战斗性”内容，并特地为这篇文章拟了三个小标题：“古代天文学知识是从生产实践中产生的”，“近代天体力学理论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现代天体物理学是在社会实践需要的推动下发展的”。明白了以上所说的背景，再来看看此文何以竭力贬低“基础理论”，片面强调“社会实践”，其用心也就不言而喻了。
1973年第2期发表的《人类在战胜异常气候中前进》和《荀子〈天论〉评注》两篇文章，也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特别是1972年，世界各地气候变化异常，我国也发生大范围的南涝北旱，周总理对此十分关切，于1973年5月指示“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多多提醒各地坚持防涝抗旱措施，不要丝毫松懈”，“可以适当进口一些粮食”。就在周恩来指示后不久，姚文元便要肖木（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后调北京任王洪文秘书）给朱永嘉传话说：“气候异常问题，国外叫得很凶，是否可以从哲学上议论议论。”又说：“荀子《天论》也可以注释。”朱永嘉、王知常便根据上述授意炮制了这两篇文章，王知常在《人类在战胜异常气候中前进》中塞进了这样的话：“气候异常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如果竟有人相信气候异常将造成一个‘缺粮的时代’，恐惧莫名，惊慌失措，那就真可以说是我们祖先的不孝子孙了”。王知常还亲自为《荀子〈天论〉评注》一文加了“编者按”，然后逐段作“注”，隔几段作“评”。在“评”中王知常再次心怀叵测地说：“自然界是在不断发展着的，人类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着的。即使是在今天，人们对自然现象也还有许多地方不能认识，如近年来气候反常等情况。值得深思的是，有些人竟因此而得了气候恐惧症，叫嚷什么‘冰川’要来了，‘良好的气候’一去不返了，‘饥饿的时代’要到了，如此等等，神经就未免太脆弱了。”事后，王知常直言不讳地对别人说：“《荀子〈天论〉评注》为什么写得好，是有背景的，你们知道吗？外贸部进口了大量粮食！”姚文元对这些文章十分赞赏，还在《自然辩证法杂志》出版面世以前（第2期在1973年11月出版），就把《人类在战胜异常气候中前进》一文拿去，抢先在《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上刊出了。又有一次，“四人帮”党羽听说周恩来在接见美国基辛格时说到，犹太民族出了几位伟人，如马克思、爱因斯坦，高度评价了爱因斯坦对人类做出的贡献。他们就特地在《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第3期上刊出了《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力图贬低爱因斯坦，影射攻击周恩来。
《自然辩证法杂志》设有“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从实践中学习自然辩证法”、“儒法斗争与自然科学”、“自然史话”等专栏，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不少影响很坏的文章。为了变换花样，吸引读者注意，刊物还时不时发表一些杂文，这些杂文举起大棒，嬉笑怒骂，显得特别恶劣，现举一例，以窥其余：1974年第1期发表了《岂止是“客套”！》，该文开头写道：“不知从何年何月起，不少科学论文的后面拖出了一条尾巴：‘本文曾经某某、某某某先生指教、审阅，在此谨表感谢。’”接着便无限上纲，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在科学领域里由谁专政的问题”，耸人听闻地写道：“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面前唯唯诺诺，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认可为荣，见了学术‘权威’低三下四，见了洋‘权威’更是膝盖发软，这些看起来只是个业务上的问题，但是，从来就没有脱离政治的‘纯’业务。只讲业务，不问政治，这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政治。”“在这个问题上不保持清醒的头脑，无产阶级科学事业的大权就有旁落的危险。‘客套’事小，关系重大，还是把这一套陈腐的东西洗刷掉为好。”不必阅读全文，光看引用的这些话，就可以了解“四人帮”的腔调文风是多么可怕了。
如果说《自然辩证法杂志》在开始还是较多地采用埋钉子、放冷箭、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等伎俩，那么，到了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它就剥去了任何伪装和外套，开始赤膊上阵了。早在1975年底，姚文元就向上海市委写作组下达了批示：“当前教育战线大辩论中提出的一些论点，涉及到哲学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马克思哲学与自然科学，教育革命和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与政治。”《自然辩证法杂志》编辑部当即把姚文元的批示具体化为三个组稿重点：一是哲学指导问题，二是开门关门问题，三是教育革命是好还是糟的问题，接连在1976年（该年共出三期）刊出《科技领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提的什么纲——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等文章，成为不折不扣的“批邓”的重磅炸弹。
姚文元1974年1月在上海接见市委写作组朱永嘉、王知常等负责人时，曾不无得意地说他原来是搞文艺评论的，但是这几年文艺作品看得比较少了，科技书倒是看了不少。众所周知，姚文元本是靠在文学艺术界挥舞棍棒起家的，经过“文革”开头几年的批判斗争，文艺界已被搞得七零八落，不成气候了，而在“四人帮”眼中，科技界尚未完全“就范”，姚文元这番话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他今后的工作重点和矛头所向，《自然辩证法杂志》所以受到他的重视也就不言而喻了。遗憾的是直至今天，尚未见到有人揭露《自然辩证法杂志》的真相，笔者经过大量的调查核实，发表此文，意在抛砖引玉，引起哲学、社会科学和科技界人士的重视，把该杂志当作难得的反面教材，进行认真的审视和剖析，为发展科学技术助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