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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在人民币国际化新形势下，商业银行海外业务面临区域发展集中度较高、与人民币国际化布局契合度不高、人民币金融业务服务广度与深度有待提升等挑战。面对挑战，笔者结合人民币国际化为商业银行带来的发展机遇，在区域发展策略、金融产品创新及风险管理等方面提出建议。
人民币国际化与商业银行“走出去”形成良性互动
从政策层面看，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是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2009年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及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签订我国首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标志，人民币开启了国际化进程。然而，由于存在资本流动适度控制、汇率变化无常及人民币国际化的三难选择，2015年，我国提出“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一政策目标，并于同年实施“8·11”汇改后，外汇储备大幅下降，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因之亦做出了相应调整。此后，尽管在2016年四季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但人民币国际化仍更加强调坚持市场的自由选择，这一政策主旨也被正式写入了我国“十四五”发展规划。与此同时，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涉及各行各业，但商业银行作为金融市场主体，仍是我国践行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途径与重要力量。通过商业银行的海外布局与发展，随人民币“走出去”产生的国际贸易金融、投融资及清算等金融服务需求才能得到高效满足。
从数据层面看，商业银行在服务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其自身也借助母行本币优势获得了独特的发展空间。截至2019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共与39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3.7万亿元;境外清算机制安排已覆盖25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实现清算量合计348.17万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我国于2012年启动建设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接入直接参与者42家、间接参与者1103家，覆盖全球99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0年末，我国货物项目下人民币跨境支付金额约为4.79万亿元，占全部货物贸易金额的15%，较2017年增加46%，占比上升3个百分点。同期，境外非居民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合计达9万亿元，较2017年增加109%。无论是货币互换、清算安排，还是跨境贸易支付，均离不开商业银行的落地执行（见图1、图2）。
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我国商业银行通过承担落实双边本币互换、执行人民币清算、发展当地人民币清算参加行、提供人民币国际贸易等金融服务，“走出去”显现出一定的发展成效。据《2020年中资银行国际化报告》数据显示，已有超过40家中资银行布局海外，涉及国家及地区超过60个，海外资产规模超过2.3万亿美元，营业收入规模超过540亿美元。以我国五大国有银行为例，截至2019年末，境外营业收入约合3404亿元人民币，占全部营业收入的11%，较2013年增长2.55倍，占比增加5个百分比;但受2020年境外疫情发展影响，收入及占比均出现下降，分别约合3387亿元与10.9%。值得注意的是，据不完全统计，在上述中资银行的海外收入中，中国港澳地区贡献最高，与人民币跨境收付国别比例较为一致（见图3）。
得益于我国市场广阔，经济金融环境稳定，同时，亦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在海外发展过程中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效率显著提高，人民币海外接受程度与日俱增，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稳步提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2020年三季度數据，人民币外汇储备额约为2445.2亿美元，约合2.13万亿元人民币，较2016年四季度增长2.69倍，占比由1.08%提升至2.13%。总体上，人民币的国际化与商业银行的海外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补的良性发展循环态势（见图4）。
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商业银行海外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及新机遇
商业银行面临的新挑战
中美贸易摩擦及疫情等推动逆全球化趋势，或将提增美元的国际地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承压。疫情暴发初期，全球多个国家以绿色和技术壁垒等非关税措施新增投资政策，主要发达经济体持续收紧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政策。而抗疫实践及中美贸易摩擦等说明，以自主性为主的产业链布局的重要性突显，逆全球化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受到挑战。由于长期保持世界第一经济体地位，美元在国际支付结算及全球外汇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占比分别接近40%与60%，排名第一。未来，在危机下，美元或由于高流动性及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其国际地位。此外，中美之间的摩擦或有可能导致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清算渠道、美元资产的流动性及相关汇率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面临一定的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区域与商业银行海外重点区域之间的差距。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人民币跨境收付地区的去港澳集中化趋势较为显著，其他地区占比显著上升（见图5）。其中，与周边国家跨境结算同比增长18.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比增长32%。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商业银行海外重点区域仍以中国港澳、欧美及亚洲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为主，在东盟等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布局尚有欠缺。其中，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末共有11家中资银行在2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79家一级分支机构（包括19家子行、47家分行和13家代表处），该区域的覆盖率达50%，仍有近一半尚未覆盖。
境外机构人民币金融产品服务普及度有待提升。根据中国银行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调查结果显示，从结算、融资、存款、资金、投资及现钞等六大种类金融产品和服务来看，仅约有26%的受访境外金融机构可以提供5种及以上的产品服务。此外，在受访境外企业未能接受人民币结算的原因中，资金来源不足占26%，清算结算渠道不畅占10%。人民币的使用、持有和投资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人民币跨境清算与结算在独立性、安全性、效率等方面均提出了新的需求和要求。 境外机构资产业务增速显著回落，币种结构上人民币占比较低。以上述五大中资银行为例，2013～2019年境外机构资产业务环比增速呈现波动下行，2020年疫情导致境外贷款规模下降4.2%。同时，据不完全统计，境外贷款币种结构仍以美元为主，人民币占比估算在一成左右。形成上述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海外机构在美元及本地货币的负债与资产获得途径有限，而客户结构中参与我国外循环的企业与“走出去”企业占比不高是导致2020年资产规模负增长的可能因素之一（见图6）。
商业银行面临的新机遇
202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前五大贸易伙伴依次为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对上述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分别为4.74万亿元、4.5万亿元、4.06万亿元、2.2万亿元和1.97万亿元，分别增长7%、5.3%、8.8%、1.2%和0.7%。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达9.3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在我国贸易中的重要性日趋突显。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步入新阶段，商业银行海外发展迎来新机遇。
我国与东盟等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等国家的双边合作持续开展，人民币跨境支付量快速上升。王芳等人曾在《人民币区域化能促进贸易一体化吗？》一文中指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完全有条件成为主要货币。跟随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可为商业银行海外发展提供新的蓝海。
中美两国均为全球贸易的最大参与者，但与美元高达40%的全球支付结算占比相比，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领域大有可为。其中，我国作为能源、铁矿石等初级原材料净进口国，已在原油大宗商品领域积极推行人民币结算，为人民币贸易融资及跨境支付结算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与离岸人民币市场相比，境内人民币保持相对强势，有利于发挥中资银行母行优势，形成海外机构的差异化竞争地位。通过比较美元兑离岸、在岸人民币隔夜远期汇率报价可以发现，离岸报价保持在相对略低的0.5%的水平，两者走势相关性超过0.9。资金价格方面，相同期限的CNY SHIBOR与CNH HIBOR的报价分别为3.1%与3.33%。从国内1年期LPR报价水平3.85%和美元跨境融资隐含的锁汇成本看，离岸人民币跨境内向融资具有相对成本优势。因此，按照日趋完善的全口径跨境融资等资本项下人民币跨境流动政策，商业银行可以将海外机构作为桥梁，一方面可以较高投资收益发展海外资金及资产业务，另一方面可以低成本境外资金支持境内优质实体经济发展。
疫情后或进一步推升人民币资产持有意愿，为商业银行海外机构带来新业务增长点。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均出现动荡，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运行出现收缩。与此同时，得益于我国疫情控制到位与及时复工复产，我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境外持有人民币资产意愿高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总额在2020年前三个季度累计增加14%，显著高于上年同期0.7%的增幅。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20年非居民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同比增加40.1%，高出2013年至今的复合增长率约23个百分点。
商业银行借力人民币国际化优化海外发展的建议
人民币国际化的本质是我国经济不断走强，国际上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商业银行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主体，以服务实体经济、尊重市场为原则，跟随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有利于在践行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同时，丰富海外发展战略内涵，克服掣肘，实现自身发展质的转变，进而达到“双赢”的目的。
跟随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优化全球布局及发展战略重点。商业银行可以双边本币互换、“一带一路”倡议、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人民币国际化主要实践及热点区域形成海外布局战略。在发展重点上，商业银行则可以根据所在国与我国经贸往来地位侧重不同的业务优先级。如：处于净出口地位的，即属于人民币净流入国，商业银行可将机构特色定位为以提供人民币资产保值增值业务为主;而处于净进口地位的，即属于人民币净流出国，则可定位为以提供清算服务及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支持为主。在开办资金支持上，母行应根据经贸往来体量、人民币跨境支付现状及预期发展目标，为海外机构提供充足的人民币营运资金支持，解决业务开办初期的流动性瓶颈。此外，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借鉴发达国家银行经验，即属地“瘦机构”，以区域中心进行业务支撑辐射，提供包括后台集中处理、贷款发放代理、资产业务转让及购买的集中询价等的业务支撑，有助于降低成本投入，形成集约化经营能力，快速提升属地金融服务能力。
着力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为当地同业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托底，夯实人民币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大参与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建设力度，降低对SWIFT清算网络的依赖，畅通离/在岸间的人民币自建清算结算渠道。根据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12月末，仅有分属工行、中行、建行及交行的五家境外中资机构（工行有两家）成为直接参与者，分布于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英国及韩国。从分布区域看，仅实现了约1/10的中资机构网点地区覆盖。各家中资银行应积极申请成为驻在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直接参与者，拓展营销当地同业以间接参与者身份加入清算网络，提供高效清算服务，提升人民币便利度。二是通过为当地同业开展人民币跨境业务提供包括流动性、资金运用渠道、具体业务指导及现金服务等在内的便利及业务支撑，培育所在国人民币兑换交易市场，丰富当地同业人民币资金来源，减少美元中间环节，降低双边本币兑换成本，最终实现对本地客户人民币业务的渗透形成推广合力。
健全人民币贸易结算及跨境投资理财等综合金融服务，形成新增长点。一是跟随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及贸易往来，推广本地人民币项下贸易金融结算产品。此外，海外机构在拓展本地业务时应注重打破路径依赖，可对参与我国外循环的属地企业先行突破，重点加大人民币贸易金融结算便利宣导，以优质的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与结算服务吸引客户。二是提供离/在岸一体化金融投资理财等中间业务服务，满足理性人民币持有者的投资及避险管理需求。海外机构可面向本地企业提供“熊猫债”“点心债”等人民币债券发行服务，拓展人民币项下远期、掉期、跨境资金池等市场风险及资金管理产品，甚至是大宗期货商品人民币结算交收工具等衍生金融服务。同时，海外机构可依托母行综合化经营优势，利用CIBM、RQFII、QFII、债券通等通道对接境内市场，提供进阶的代客或受托投资渠道及服务。三是面向个人开展人民币汇划、现金、投资等个人金融服务，提升个人持有意愿。四是加大金融科技建设应用。受疫情影响，最小社交距离及无接触办理业务被广为接受，在海外发展中可以借此机遇加大科技投入，提供线上人民币金融产品服务，弥补物理网点不足的缺陷。
牢固树立风险合规意识，强化底线思维。一是注重把握当地监管外汇及外债管理政策及目标，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稳妥开展人民币跨境业务。二是跨境人民币业务应注重服务我国总体金融政策目标。目前，我国跨境人民币收付呈现经常项目小于资本项目，经常项目处于净流出状态，资本项目处于净流入状态。为此，曾有学者提出应在国际收支可持续背景下稳步推进国际化。此外，有研究结果显示，交叉效应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渐进性和长期性，应通过广泛的贸易金融合作提高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形成资本项目输出经常项目回流的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模式。同时，我国“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应稳慎推进。因此，中资商业银行应将国家人民币国际化政策方向与自身海外发展战略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业务进行适配。三是注重加强海外机构的市场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管理，逐步降低美元资产集中度，适度提升人民币资产配比。四是加大后疫情期间各国经济走势跟踪研判。疫情管控由于疫苗的研发成功而迎来胜利的曙光，但我们仍应看到因疫苗接种速度、病毒变异等或有可能增加产生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疫情期间各国采取的金融纾困政策大多将在疫情后期逐步出清，风险底数有可能出现起伏。
总体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我國银行业走出去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仍与美元、欧元、英镑等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贸易金融结算等领域仍有较大发展潜力。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推动国家政策导向落地，借力人民币国际化优势，在主动承担人民币国际化推动职责的同时，实现海外业务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授信管理部、规划管理部，交通银行首尔分行授信管理部）
人民币国际化与商业银行“走出去”形成良性互动
从政策层面看，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是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2009年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及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签订我国首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标志，人民币开启了国际化进程。然而，由于存在资本流动适度控制、汇率变化无常及人民币国际化的三难选择，2015年，我国提出“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一政策目标，并于同年实施“8·11”汇改后，外汇储备大幅下降，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因之亦做出了相应调整。此后，尽管在2016年四季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但人民币国际化仍更加强调坚持市场的自由选择，这一政策主旨也被正式写入了我国“十四五”发展规划。与此同时，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涉及各行各业，但商业银行作为金融市场主体，仍是我国践行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途径与重要力量。通过商业银行的海外布局与发展，随人民币“走出去”产生的国际贸易金融、投融资及清算等金融服务需求才能得到高效满足。
从数据层面看，商业银行在服务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其自身也借助母行本币优势获得了独特的发展空间。截至2019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共与39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3.7万亿元;境外清算机制安排已覆盖25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实现清算量合计348.17万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我国于2012年启动建设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接入直接参与者42家、间接参与者1103家，覆盖全球99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0年末，我国货物项目下人民币跨境支付金额约为4.79万亿元，占全部货物贸易金额的15%，较2017年增加46%，占比上升3个百分点。同期，境外非居民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合计达9万亿元，较2017年增加109%。无论是货币互换、清算安排，还是跨境贸易支付，均离不开商业银行的落地执行（见图1、图2）。
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我国商业银行通过承担落实双边本币互换、执行人民币清算、发展当地人民币清算参加行、提供人民币国际贸易等金融服务，“走出去”显现出一定的发展成效。据《2020年中资银行国际化报告》数据显示，已有超过40家中资银行布局海外，涉及国家及地区超过60个，海外资产规模超过2.3万亿美元，营业收入规模超过540亿美元。以我国五大国有银行为例，截至2019年末，境外营业收入约合3404亿元人民币，占全部营业收入的11%，较2013年增长2.55倍，占比增加5个百分比;但受2020年境外疫情发展影响，收入及占比均出现下降，分别约合3387亿元与10.9%。值得注意的是，据不完全统计，在上述中资银行的海外收入中，中国港澳地区贡献最高，与人民币跨境收付国别比例较为一致（见图3）。
得益于我国市场广阔，经济金融环境稳定，同时，亦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在海外发展过程中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效率显著提高，人民币海外接受程度与日俱增，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稳步提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2020年三季度數据，人民币外汇储备额约为2445.2亿美元，约合2.13万亿元人民币，较2016年四季度增长2.69倍，占比由1.08%提升至2.13%。总体上，人民币的国际化与商业银行的海外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补的良性发展循环态势（见图4）。
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商业银行海外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及新机遇
商业银行面临的新挑战
中美贸易摩擦及疫情等推动逆全球化趋势，或将提增美元的国际地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承压。疫情暴发初期，全球多个国家以绿色和技术壁垒等非关税措施新增投资政策，主要发达经济体持续收紧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政策。而抗疫实践及中美贸易摩擦等说明，以自主性为主的产业链布局的重要性突显，逆全球化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受到挑战。由于长期保持世界第一经济体地位，美元在国际支付结算及全球外汇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占比分别接近40%与60%，排名第一。未来，在危机下，美元或由于高流动性及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其国际地位。此外，中美之间的摩擦或有可能导致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清算渠道、美元资产的流动性及相关汇率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面临一定的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区域与商业银行海外重点区域之间的差距。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人民币跨境收付地区的去港澳集中化趋势较为显著，其他地区占比显著上升（见图5）。其中，与周边国家跨境结算同比增长18.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比增长32%。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商业银行海外重点区域仍以中国港澳、欧美及亚洲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为主，在东盟等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布局尚有欠缺。其中，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末共有11家中资银行在2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79家一级分支机构（包括19家子行、47家分行和13家代表处），该区域的覆盖率达50%，仍有近一半尚未覆盖。
境外机构人民币金融产品服务普及度有待提升。根据中国银行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调查结果显示，从结算、融资、存款、资金、投资及现钞等六大种类金融产品和服务来看，仅约有26%的受访境外金融机构可以提供5种及以上的产品服务。此外，在受访境外企业未能接受人民币结算的原因中，资金来源不足占26%，清算结算渠道不畅占10%。人民币的使用、持有和投资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人民币跨境清算与结算在独立性、安全性、效率等方面均提出了新的需求和要求。 境外机构资产业务增速显著回落，币种结构上人民币占比较低。以上述五大中资银行为例，2013～2019年境外机构资产业务环比增速呈现波动下行，2020年疫情导致境外贷款规模下降4.2%。同时，据不完全统计，境外贷款币种结构仍以美元为主，人民币占比估算在一成左右。形成上述局面的原因主要是海外机构在美元及本地货币的负债与资产获得途径有限，而客户结构中参与我国外循环的企业与“走出去”企业占比不高是导致2020年资产规模负增长的可能因素之一（见图6）。
商业银行面临的新机遇
202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前五大贸易伙伴依次为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对上述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分别为4.74万亿元、4.5万亿元、4.06万亿元、2.2万亿元和1.97万亿元，分别增长7%、5.3%、8.8%、1.2%和0.7%。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达9.3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在我国贸易中的重要性日趋突显。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步入新阶段，商业银行海外发展迎来新机遇。
我国与东盟等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等国家的双边合作持续开展，人民币跨境支付量快速上升。王芳等人曾在《人民币区域化能促进贸易一体化吗？》一文中指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完全有条件成为主要货币。跟随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可为商业银行海外发展提供新的蓝海。
中美两国均为全球贸易的最大参与者，但与美元高达40%的全球支付结算占比相比，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领域大有可为。其中，我国作为能源、铁矿石等初级原材料净进口国，已在原油大宗商品领域积极推行人民币结算，为人民币贸易融资及跨境支付结算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与离岸人民币市场相比，境内人民币保持相对强势，有利于发挥中资银行母行优势，形成海外机构的差异化竞争地位。通过比较美元兑离岸、在岸人民币隔夜远期汇率报价可以发现，离岸报价保持在相对略低的0.5%的水平，两者走势相关性超过0.9。资金价格方面，相同期限的CNY SHIBOR与CNH HIBOR的报价分别为3.1%与3.33%。从国内1年期LPR报价水平3.85%和美元跨境融资隐含的锁汇成本看，离岸人民币跨境内向融资具有相对成本优势。因此，按照日趋完善的全口径跨境融资等资本项下人民币跨境流动政策，商业银行可以将海外机构作为桥梁，一方面可以较高投资收益发展海外资金及资产业务，另一方面可以低成本境外资金支持境内优质实体经济发展。
疫情后或进一步推升人民币资产持有意愿，为商业银行海外机构带来新业务增长点。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均出现动荡，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运行出现收缩。与此同时，得益于我国疫情控制到位与及时复工复产，我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境外持有人民币资产意愿高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总额在2020年前三个季度累计增加14%，显著高于上年同期0.7%的增幅。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20年非居民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同比增加40.1%，高出2013年至今的复合增长率约23个百分点。
商业银行借力人民币国际化优化海外发展的建议
人民币国际化的本质是我国经济不断走强，国际上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商业银行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主体，以服务实体经济、尊重市场为原则，跟随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有利于在践行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同时，丰富海外发展战略内涵，克服掣肘，实现自身发展质的转变，进而达到“双赢”的目的。
跟随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优化全球布局及发展战略重点。商业银行可以双边本币互换、“一带一路”倡议、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人民币国际化主要实践及热点区域形成海外布局战略。在发展重点上，商业银行则可以根据所在国与我国经贸往来地位侧重不同的业务优先级。如：处于净出口地位的，即属于人民币净流入国，商业银行可将机构特色定位为以提供人民币资产保值增值业务为主;而处于净进口地位的，即属于人民币净流出国，则可定位为以提供清算服务及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支持为主。在开办资金支持上，母行应根据经贸往来体量、人民币跨境支付现状及预期发展目标，为海外机构提供充足的人民币营运资金支持，解决业务开办初期的流动性瓶颈。此外，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借鉴发达国家银行经验，即属地“瘦机构”，以区域中心进行业务支撑辐射，提供包括后台集中处理、贷款发放代理、资产业务转让及购买的集中询价等的业务支撑，有助于降低成本投入，形成集约化经营能力，快速提升属地金融服务能力。
着力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为当地同业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托底，夯实人民币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大参与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建设力度，降低对SWIFT清算网络的依赖，畅通离/在岸间的人民币自建清算结算渠道。根据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12月末，仅有分属工行、中行、建行及交行的五家境外中资机构（工行有两家）成为直接参与者，分布于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英国及韩国。从分布区域看，仅实现了约1/10的中资机构网点地区覆盖。各家中资银行应积极申请成为驻在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直接参与者，拓展营销当地同业以间接参与者身份加入清算网络，提供高效清算服务，提升人民币便利度。二是通过为当地同业开展人民币跨境业务提供包括流动性、资金运用渠道、具体业务指导及现金服务等在内的便利及业务支撑，培育所在国人民币兑换交易市场，丰富当地同业人民币资金来源，减少美元中间环节，降低双边本币兑换成本，最终实现对本地客户人民币业务的渗透形成推广合力。
健全人民币贸易结算及跨境投资理财等综合金融服务，形成新增长点。一是跟随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及贸易往来，推广本地人民币项下贸易金融结算产品。此外，海外机构在拓展本地业务时应注重打破路径依赖，可对参与我国外循环的属地企业先行突破，重点加大人民币贸易金融结算便利宣导，以优质的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与结算服务吸引客户。二是提供离/在岸一体化金融投资理财等中间业务服务，满足理性人民币持有者的投资及避险管理需求。海外机构可面向本地企业提供“熊猫债”“点心债”等人民币债券发行服务，拓展人民币项下远期、掉期、跨境资金池等市场风险及资金管理产品，甚至是大宗期货商品人民币结算交收工具等衍生金融服务。同时，海外机构可依托母行综合化经营优势，利用CIBM、RQFII、QFII、债券通等通道对接境内市场，提供进阶的代客或受托投资渠道及服务。三是面向个人开展人民币汇划、现金、投资等个人金融服务，提升个人持有意愿。四是加大金融科技建设应用。受疫情影响，最小社交距离及无接触办理业务被广为接受，在海外发展中可以借此机遇加大科技投入，提供线上人民币金融产品服务，弥补物理网点不足的缺陷。
牢固树立风险合规意识，强化底线思维。一是注重把握当地监管外汇及外债管理政策及目标，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稳妥开展人民币跨境业务。二是跨境人民币业务应注重服务我国总体金融政策目标。目前，我国跨境人民币收付呈现经常项目小于资本项目，经常项目处于净流出状态，资本项目处于净流入状态。为此，曾有学者提出应在国际收支可持续背景下稳步推进国际化。此外，有研究结果显示，交叉效应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渐进性和长期性，应通过广泛的贸易金融合作提高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形成资本项目输出经常项目回流的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模式。同时，我国“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应稳慎推进。因此，中资商业银行应将国家人民币国际化政策方向与自身海外发展战略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业务进行适配。三是注重加强海外机构的市场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管理，逐步降低美元资产集中度，适度提升人民币资产配比。四是加大后疫情期间各国经济走势跟踪研判。疫情管控由于疫苗的研发成功而迎来胜利的曙光，但我们仍应看到因疫苗接种速度、病毒变异等或有可能增加产生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疫情期间各国采取的金融纾困政策大多将在疫情后期逐步出清，风险底数有可能出现起伏。
总体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我國银行业走出去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仍与美元、欧元、英镑等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贸易金融结算等领域仍有较大发展潜力。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推动国家政策导向落地，借力人民币国际化优势，在主动承担人民币国际化推动职责的同时，实现海外业务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授信管理部、规划管理部，交通银行首尔分行授信管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