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亚洲世纪正在到来。这不仅需要中国复兴,也需要亚洲国家特别是南亚国家均衡兴起。基于政治文本比较来看,毛泽东更多地从政治角度考量南亚,即使涉及历史文化交往,也主要将南亚放在全世界的集团或阵营中予以权衡;邓小平在政治思考之外,明显增强了经济因素,倾向于从亚洲崛兴和人类发展高度对南亚作总体战略审视;而习近平在政治和经济考虑之外,看上去还加重了亚洲文明和南亚文化的视角。亚洲世纪的到来,不仅具有国际政治变革和亚洲经济强盛意义,也具有亚洲文明复兴和东方智慧崛起意味。亚洲文明振兴和东方文化复兴,应成为亚洲世纪到来的基本量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亚洲世纪正在到来。这不仅需要中国复兴,也需要亚洲国家特别是南亚国家均衡兴起。基于政治文本比较来看,毛泽东更多地从政治角度考量南亚,即使涉及历史文化交往,也主要将南亚放在全世界的集团或阵营中予以权衡;邓小平在政治思考之外,明显增强了经济因素,倾向于从亚洲崛兴和人类发展高度对南亚作总体战略审视;而习近平在政治和经济考虑之外,看上去还加重了亚洲文明和南亚文化的视角。亚洲世纪的到来,不仅具有国际政治变革和亚洲经济强盛意义,也具有亚洲文明复兴和东方智慧崛起意味。亚洲文明振兴和东方文化复兴,应成为亚洲世纪到来的基本量
其他文献
新型举国体制是面向国家和人民重大战略需求,在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综合运用政府和市场等资源配置手段,凝聚各方力量以完成既定任务的一种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它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渠道,是集体主义价值逻辑、社会主义制度逻辑、长期实践历史逻辑和“两个大局”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新型举国体制是传统举国体制在新时代的适应性转型,在领导力量和价值取向方面,二者一脉相承;在资源配置、参与主体和外部环境方面,新型举国体制则呈现市场化、多元化和开放化等鲜明特征。在国家竞争日益加剧和民族复兴胜利在望的关键时期
“克智”是彝语音译,意为“口头演说的语言精粹”,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口头传统诗歌体裁,是彝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克智”以口头论辩为传播方式,长期盛行在彝语北部方言
“符号性诠释”理念是对封闭的文本结构与开放理解之间关系问题的一次当代回应。该理念源于“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由意大利符号学家翁贝托·埃科在反思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后提出。在著作《诠释的诸种限度》中,他划分了两种诠释文本的阶段,即“语义性诠释”与“符号性诠释”阶段,并试图在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之上,把后者建构成为一种因人类认知活动而产生的普遍性诠释理念。根据皮尔斯所建构的三元符号框架,从“解释项”发展而来“最终逻辑解释项”,不但在交流过程中发挥了限制语义过度生产的实践功能,
中国古代女性的著述远少于男性,唐以前有作品传世的女作家占全部作家的比例只有1.5%。清代女性著作占整个中国古代女性著作的七成,却无一女性文集被收入以收佳作为主的《清代文集叙录》。与女性的诗作相比,她们的文章也是接近于“无”。女性诗盛文衰或有诗无文的状况由各种因素促成。一是受学识所限,女子受教时间短,得到游历和见识的机会少,难以为文。能够为文者多为世家出身且才华出众、有超常际遇者。二是女性作文受功用影响。谄媚或夸耀使得诗更重于文,而可作之文多集中于实用之体,总体水平不高,流传极少。相比之下,易代之际的女
党费制度是一项规定党费性质、表明党员资格、教育和保持党员初心使命及先进性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党费制度的百年变迁与演进是一个包含党费征收、管理、使用、报告、检查等诸多环节,显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华民族独立和伟大复兴过程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费制度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转变,明确了交纳党费是入党条件和基本义务,三个月无故不交者即应开除;确立了党费的分类收缴标准、使用范围、报告和检查制度,奠定了党费制度建设的基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费制度制定了以工资作为交纳党费的统一标准,调整了党费使用和管理的
数字经济所引发的技术创新与进步具有渗透性特征,能够改变生产要素比例与种类,逐渐替换传统落后生产要素,重构分工协作体系,提高生产力,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依托。基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视角,利用2006~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测度数字经济与区域协调发展综合水平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与空间溢出效应,相关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
1900—193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权更迭和思想激荡的特殊时代。这一时期,由日本传入的“迷信”一词,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历经三次社会建构,而个体、群体和政党依次充任三个时期的建构主体。从“迷信”话语建构的阶段性特征来看,清末新政时期是“迷信面相”的呈现阶段;五四时期是“迷信”话语的阐释阶段;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是“反迷信”的实践阶段。从“迷信”话语折射出的思想冲突来看,“中体西用”和“崇尚西化”构成知识分子认知冲突的内在逻辑,而国家权力不仅可以限定“迷信”的指涉对象,而且在舆论宣传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迷信”话
城市规模战略之争本质上是城市发展的价值导向之争。基于“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理念,从福祉视角出发探讨城市规模的发展导向问题;结合福祉理论和城市经济理论相关观点,构建城市福祉评价指标测度中国城市福祉状况,并利用2006~2018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检验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的关系,结果发现:(1)近年来,中国城市平均福祉水平不断增进,城市之间的福祉差距略有扩大;(2)城市规模通过集聚经济与拥挤效应影响城市综合福祉,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之间表现出显著的相互促进关系;(3)当期
抗疫专刊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原则,以深入分析教育期刊的特点为基础,在社会历史的背景下去思考疫情与教育的关系、疫情对教育的影响,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舆论影响。通过策划、制作抗疫专刊,获得了以下启示:专刊应以主题化经营,形成系统、立体的内容结构;以深度挖掘和专业解读吸引读者;要把握出版时机,产生强烈的宣传效应等。
秦汉时期疆域大为拓展,汉代则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中国很早就有“大一统”“华夷一统”观念。继秦始皇、汉武帝开发、经营西南,诸葛亮在平定南中后,对该地域进行了多方面治理:健全郡县制,树立中央权威;削弱夷帅大姓势力,尊重其习俗;推广内地生产技术,减轻剥削;修复道路,加强与内地的联系;等等。诸葛亮儒法融通的思想与治理西南边疆的策略,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西南各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