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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炎症经肝纤维化病程致癌的关键节点分子及其调控机制，开辟了肝癌防治的新途径；他们研制出我国第一个以单克隆抗体为基础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肝癌检测诊断试剂盒，获批进入国内外市场，有效提高诊断准确率；他们在全球顶级医学杂志发表高水平论文181篇，多次受邀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报告，频频发出“中国声音”。
短短6年时间里，在肝癌研究领域高歌猛进、取得如此骄人“战绩”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主任王红阳教授领衔的第二军医大学“炎症促进细胞癌变的分子调控”创新研究团队。
抢占肝癌研究制高点
今年4月，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会议中心，灯光璀璨，专家云集。世界上创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第106届年会在此召开。
作为大会邀请的肝病领域唯一女专家，王红阳作了《肝癌异质性与个性化诊疗》的特邀报告，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她的团队在肝癌防治方面的创新性、系统性、集成化的研究成果。她凭借扎实的学术功底、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东方女性的典雅，赢得了现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最终促成两个国际合作项目的签订。
王红阳的报告虽然只有短短的30分钟，但为了能登上癌症研究的最高学术殿堂，她和团队准备了6年甚至更长时间。早在第二军医大学读本科的时候，王红阳就被“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等三人研究小组“要把肝病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的豪情壮志激励着，誓言未来肝病研究领域必须要有中国的一席之地。
时间的年轮回拨到2009年。一份题为《“炎症促进细胞癌变的分子调控”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申请书》出现在校领导的办公桌前，申请人的名单中包括：生物信号转导专家王红阳教授，微生物学专家戚中田教授，流行病学曹广文教授，消化病学谢渭芬教授及肝胆外科学沈锋教授、周伟平教授和病理学丛文铭教授等。
是什么让这么一支阵容庞大、实力强劲的队伍集结在一起？王红阳用“同心筑梦、力克肝癌”八个字揭示了谜底，“无论是长期合作过的专家还是新加入的青年人，没提任何条件、任何要求”。
资料显示，我国是全球肝癌发病率最高和病死数最多的国家，肝癌患者约占全球的55%。目前研究确认，原发性肝癌与肝炎病毒感染密切相关，我国80%以上的肝癌患者都有持续的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史。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肝癌的诊治技术发展得很快，尤其是外科手术水平已走在各国前列。在王红阳带领的团队看来，要想降伏肝癌这个“病魔”，光靠外科手术仍解决不了肝癌的根本问题，只有找到破解肝炎病毒致癌机理，肝癌发生、发展与转归的分子机制的“密钥”，才能让更多患者免遭痛苦。
在这方面，王红阳的团队之前已有成功的启示。他们先发现了乙肝病毒X蛋白诱导致癌的机理，进而在千余例手术后病人中验证了乙肝病毒感染严重影响病人的术后存活和肿瘤复发，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专家共识并修改了以往的治疗方案，这大大延长了肝癌患者术后生存期。
“中国是肝癌患者大国，更应该是一个肝癌研究强国”，团队中的每位成员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研究的现实意义和艰巨任务，“随着国家科技政策利好消息越来越多，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抢占国际肝癌研究的制高点，为肝病患者送去更多的福音”。
打破“盲人摸象”的研究生态
“肝癌防治的关键，在于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癌细胞好比是一头‘大象’。过去大家只看到了它的鼻头、象尾，没有看到这头‘大象’的全貌。”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王红阳表示自己的团队将打破过去“盲人摸象”“各自为战”的肝癌研究生态，在整合力量的基础上，通过共享仪器设备、信息样本资源，互通有无，形成一个环环相扣、首尾呼应的“包围圈”，死死地将肝病的炎—癌转化过程圈起来研究。
此后，上海长海路、凤阳路、黑山路上挂有“第二军医大学”“炎症—癌症”等字样的实验室里常常彻夜灯火通明，王红阳及其团队以汗水为墨、数据为笔，与基因对话，默默地书写了一项项科研成果的“出生证明”。
6年间，团队先后发现一系列乙肝病毒相关肝癌的标志物；阐述了肝癌干细胞的亚群与意义，从肝癌细胞中分离得到肝癌诊断和治疗新靶标Glypican3（GPC3）基因和miR429；发现糖脂代谢紊乱促进肝癌发生发展新机制，并首次提出降糖药二甲双胍对肝癌的抑制作用及机制，为进一步探索肝癌的早期预测和靶向性治疗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让研究有实在的“味道”，让更多患者受益，王红阳和她的团队特别注重基础与临床的结合，注重科研成果的及时转化。“采用他们肝细胞核因子4α（HNF4α）诱导分化治疗肝癌的新方法之后，大多数患者普遍反映术后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教授李宗海信心满满，将继续与王红阳的团队保持协作、共同攻关，努力把GPC3抗体的治疗研究推向更广的临床，走向世界。
永不停歇的奔跑
王红阳的办公室在研究所大楼六层。笔者一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书法作品“厚德载物”。“我喜欢这四个字，它包含博大、宽厚、务实之意。”王红阳介绍道，“它代表着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人生境界。”
正是在这种乐观豁达、坚忍不屈精神的驱使下，王红阳和她的团队长期耕耘在肝癌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的漫长道路上。
研究遇到瓶颈甚至挫折时，他们没有放弃，而是在一起“头脑风暴”，虚心向前辈们求教，找出不足，相互鼓励，积极走出低谷，继续没日没夜地攻关。
资金、条件等方面受限时，他们没有放弃，而是把一分钱分成两半花，大家一起洗刷试管瓶，多人共用一台机器直至它不能再用，只为了节省点经费。
家中成员埋怨误解他们时，他们没有放弃，而是用一根根银发、一道道皱纹换回沉甸甸的奖杯与亮闪闪的军功章，送给至亲的人当作“礼物”。
“虽说攻克肝癌的道路满是荆棘。”王红阳始终坚信，“多栽树、多培养人才就可闻见前路的芬芳。”在他们眼里，科研离不开仪器设备、场地、经费等“器物”，更离不开人才。
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种。团队组建至今，先后有3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人被聘为“长江学者”、1人成为“973”首席科学家，承担国家和省部级各项科研任务几十项，所获支持经费多达数千万元，以团队成员为主体的生物信号转导研究室被记集体功一次，而王红阳并不满足于此。“有那么多的病人等着去救治，有那么多的难题等着去攻克，有那么多的挑战等着去迎接。”她说，“我们甘愿在肝癌防治这条路上永不停歇地奔跑下去。”
短短6年时间里，在肝癌研究领域高歌猛进、取得如此骄人“战绩”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主任王红阳教授领衔的第二军医大学“炎症促进细胞癌变的分子调控”创新研究团队。
抢占肝癌研究制高点
今年4月，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会议中心，灯光璀璨，专家云集。世界上创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第106届年会在此召开。
作为大会邀请的肝病领域唯一女专家，王红阳作了《肝癌异质性与个性化诊疗》的特邀报告，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她的团队在肝癌防治方面的创新性、系统性、集成化的研究成果。她凭借扎实的学术功底、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东方女性的典雅，赢得了现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最终促成两个国际合作项目的签订。
王红阳的报告虽然只有短短的30分钟，但为了能登上癌症研究的最高学术殿堂，她和团队准备了6年甚至更长时间。早在第二军医大学读本科的时候，王红阳就被“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等三人研究小组“要把肝病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的豪情壮志激励着，誓言未来肝病研究领域必须要有中国的一席之地。
时间的年轮回拨到2009年。一份题为《“炎症促进细胞癌变的分子调控”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申请书》出现在校领导的办公桌前，申请人的名单中包括：生物信号转导专家王红阳教授，微生物学专家戚中田教授，流行病学曹广文教授，消化病学谢渭芬教授及肝胆外科学沈锋教授、周伟平教授和病理学丛文铭教授等。
是什么让这么一支阵容庞大、实力强劲的队伍集结在一起？王红阳用“同心筑梦、力克肝癌”八个字揭示了谜底，“无论是长期合作过的专家还是新加入的青年人，没提任何条件、任何要求”。
资料显示，我国是全球肝癌发病率最高和病死数最多的国家，肝癌患者约占全球的55%。目前研究确认，原发性肝癌与肝炎病毒感染密切相关，我国80%以上的肝癌患者都有持续的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史。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肝癌的诊治技术发展得很快，尤其是外科手术水平已走在各国前列。在王红阳带领的团队看来，要想降伏肝癌这个“病魔”，光靠外科手术仍解决不了肝癌的根本问题，只有找到破解肝炎病毒致癌机理，肝癌发生、发展与转归的分子机制的“密钥”，才能让更多患者免遭痛苦。
在这方面，王红阳的团队之前已有成功的启示。他们先发现了乙肝病毒X蛋白诱导致癌的机理，进而在千余例手术后病人中验证了乙肝病毒感染严重影响病人的术后存活和肿瘤复发，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专家共识并修改了以往的治疗方案，这大大延长了肝癌患者术后生存期。
“中国是肝癌患者大国，更应该是一个肝癌研究强国”，团队中的每位成员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研究的现实意义和艰巨任务，“随着国家科技政策利好消息越来越多，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抢占国际肝癌研究的制高点，为肝病患者送去更多的福音”。
打破“盲人摸象”的研究生态
“肝癌防治的关键，在于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癌细胞好比是一头‘大象’。过去大家只看到了它的鼻头、象尾，没有看到这头‘大象’的全貌。”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王红阳表示自己的团队将打破过去“盲人摸象”“各自为战”的肝癌研究生态，在整合力量的基础上，通过共享仪器设备、信息样本资源，互通有无，形成一个环环相扣、首尾呼应的“包围圈”，死死地将肝病的炎—癌转化过程圈起来研究。
此后，上海长海路、凤阳路、黑山路上挂有“第二军医大学”“炎症—癌症”等字样的实验室里常常彻夜灯火通明，王红阳及其团队以汗水为墨、数据为笔，与基因对话，默默地书写了一项项科研成果的“出生证明”。
6年间，团队先后发现一系列乙肝病毒相关肝癌的标志物；阐述了肝癌干细胞的亚群与意义，从肝癌细胞中分离得到肝癌诊断和治疗新靶标Glypican3（GPC3）基因和miR429；发现糖脂代谢紊乱促进肝癌发生发展新机制，并首次提出降糖药二甲双胍对肝癌的抑制作用及机制，为进一步探索肝癌的早期预测和靶向性治疗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让研究有实在的“味道”，让更多患者受益，王红阳和她的团队特别注重基础与临床的结合，注重科研成果的及时转化。“采用他们肝细胞核因子4α（HNF4α）诱导分化治疗肝癌的新方法之后，大多数患者普遍反映术后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教授李宗海信心满满，将继续与王红阳的团队保持协作、共同攻关，努力把GPC3抗体的治疗研究推向更广的临床，走向世界。
永不停歇的奔跑
王红阳的办公室在研究所大楼六层。笔者一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书法作品“厚德载物”。“我喜欢这四个字，它包含博大、宽厚、务实之意。”王红阳介绍道，“它代表着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人生境界。”
正是在这种乐观豁达、坚忍不屈精神的驱使下，王红阳和她的团队长期耕耘在肝癌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的漫长道路上。
研究遇到瓶颈甚至挫折时，他们没有放弃，而是在一起“头脑风暴”，虚心向前辈们求教，找出不足，相互鼓励，积极走出低谷，继续没日没夜地攻关。
资金、条件等方面受限时，他们没有放弃，而是把一分钱分成两半花，大家一起洗刷试管瓶，多人共用一台机器直至它不能再用，只为了节省点经费。
家中成员埋怨误解他们时，他们没有放弃，而是用一根根银发、一道道皱纹换回沉甸甸的奖杯与亮闪闪的军功章，送给至亲的人当作“礼物”。
“虽说攻克肝癌的道路满是荆棘。”王红阳始终坚信，“多栽树、多培养人才就可闻见前路的芬芳。”在他们眼里，科研离不开仪器设备、场地、经费等“器物”，更离不开人才。
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种。团队组建至今，先后有3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人被聘为“长江学者”、1人成为“973”首席科学家，承担国家和省部级各项科研任务几十项，所获支持经费多达数千万元，以团队成员为主体的生物信号转导研究室被记集体功一次，而王红阳并不满足于此。“有那么多的病人等着去救治，有那么多的难题等着去攻克，有那么多的挑战等着去迎接。”她说，“我们甘愿在肝癌防治这条路上永不停歇地奔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