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剛上任不久的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下称“马来西亚贸工部”）第二部长黄家泉在过去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频繁地往返于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作为掌管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华裔部长，他的主要职责是努力推动中马之间的经贸往来。
　　10月中旬，黄家泉再次来华，在北京，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
　　采访的前一天，中国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决定将马来西亚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调至负面。分析认为，当前马来西亚国民阵线执政压力上升，改革难度加大;金融体系出现大幅波动，稳健性逐渐下降;加上外需低迷及内需趋弱，使短期经济增速放缓。
　　当前的马来西亚局势颇为动荡。先是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因为7亿美元政治献金的贪腐丑闻而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之后，马来西亚反华势力再挑事端，外界担心种族矛盾会否进一步激化。受政治丑闻以及局势动荡的影响，国际投资者对该国经济前景产生质疑，大幅抛售马来西亚资产，致使马来西亚的股市、债市、汇市全线重挫。
　　这是黄家泉上任马来西亚贸工部部长的背景。这位华裔部长被寄望进一步加强中马之间的经贸往来以缓解马来西亚当前的经济危局。
　　当下的中马两国经贸往来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在过去的6年里，中国连续蝉联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目前，中马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已逾1000亿美元。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马来西亚，两国领导人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确定双边贸易在2017年达到1600亿美元。
　　黄家泉坦言，要完成这个目标，压力不小，“从1000亿美元到1600亿美元，其间600亿美元的增长额不会像变魔术一样突然间产生。我们必须在新的领域积极寻求增长点。”
　　TPP对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微不足道
　　我不认为中国需要担心，舆论所说的TPP对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相比整个大局的发展，已经变成微不足道，即使它有任何的不良的意图。
　　《中国经济周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刚刚达成协议，马来西亚是12个谈判国之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被排除在TPP之外，您对此怎么看？
　　黄家泉：TPP没有把中国纳入进来，当然引起很多的揣测。可是我认为，12个谈判国中有5个已经跟中国有直接的自由贸易协议，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即使中国被排除在TPP之外，最后也不会形成冲突。因为当TPP最后形成了一个体系之后，不可能只满足于12个国家之间进行互动。它还是要与其他的经济体系来进行谈判和条件交换的。最后它必须与“一带一路”互动，与欧盟互动，与东盟来互动。我认为，当中国的“一带一路”体系形成的时候，不只是TPP，很多的其他体系也必须要来跟中国谈判。因此，我不认为中国需要担心， TPP毕竟只有12个国家，虽说美国在里面，不过舆论所说的TPP对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从长远看，是会被中和掉的，相比整个大局的发展，已经变成微不足道，即使它有任何的不良的意图。
　　《中国经济周刊》： 作为谈判国之一，马来西亚一旦加入了TPP之后，其中的一些规则例如原产地原则等，是否会对中马之间的贸易造成影响和制约？
　　黄家泉：其实不会，中马毕竟是有直接自由贸易协议的。目前虽然完成谈判，但最终我们还是要拿去递交国会，如果国会通过，我们就成为一个成员国了。马来西亚希望能够成为东盟进入TPP市场的一个窗口。例如，中国的一些商家，如果要进入TPP的市场，马来西亚可以成为一个窗口，只要他满足了一些基本的需求，例如，虽然是来自中国的资金，但产品用的材料六成是马来西亚的，那就符合了马来西亚作为原产地的一个准则，也可以进入TPP市场。
　　《中国经济周刊》：TPP的目标是实现零关税，而从目前来看，在12个谈判国中，马来西亚的关税壁垒是相对较高的，一旦加入TPP之后，对于马来西亚本身国内工业的发展来讲，会不会受到一定的冲击？
　　黄家泉：这个趋势避免不了，不光是马来西亚，全世界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是，你走出去，就必须要让别人走进来。即使你会面对这样的挑战，你也必须要改变来迎接这样的一个挑战。如果这一轮马来西亚没有参与，五年或十年后，我们发现我们的货品很多都去不了TPP国家，我们再参与的时候，就没有了原创成员国那样的谈判条件，只能够原原本本接受TPP的所有条例。事实上，不单单是马来西亚，新西兰要保乳制品，美国要保他的生物制药产品，在这些方面都有很多的争论，最后他们都必须要做一些让步。尤其是美国的生物制药保护期限问题，这产生了许多其他国家不能够理解的一些情况。因为美国的牵制就产生了一些谈判的复杂性。
　　东盟希望和中国共建泛亚铁路
　　我们认为中国高铁的模式最合适，不光是马来西亚，全世界都这么认为。
　　《中国经济周刊》：您刚才多次谈到“一带一路”，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马来西亚是“一带一路”上很重要的一个支点国家。在经贸方面，你们采取哪些措施来对接“一带一路”战略？
　　黄家泉：2009以来，我们跟中国的贸易量一直在上升，过去两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量突破了1000亿美元，两国也签署了一个意向书，即在2017年我们之间的贸易量要达到1600亿美元，这600亿美元从哪里来？总不可能坐在那边若无其事它自己就会增加。因此，我们必须要寻找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增长点。我们最近去了趟浙江，参观了吉利汽车，吉利汽车很有意愿跟马来西亚普腾（Proton）汽车合作生产东盟汽车，进入东盟市场，东盟有6亿人口。我们用六成马来西亚的机件，四成中国的机件，组成一个东盟汽车，进入东盟市场，如果这个能够成功，就会开拓新的经济契机。 　　诸如此类，我们必须要寻求新的合作领域，原有的模式才能够突破，1600亿美元的贸易额或者更高经济的成果，才可能会实现。
　　《中国经济周刊》：阿里巴巴也在浙江，你們和阿里巴巴有没有洽谈合作？
　　黄家泉：阿里巴巴已经购买了新加坡邮政四成的股权，马来西亚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契机。阿里巴巴收购新加坡邮政股权后，它就进入了东南亚市场，把新加坡邮政变成一个物流公司。因此，我们最近也在探讨把马来西亚邮政变成一个物流公司，从以前的送信变成送货物。
　　但这个事情是不是要找阿里巴巴，我们还在研究。阿里巴巴是一个大家都必须要跟它竞争和合作的对象，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在外。但我们也有其他因素的考量，例如，它已经收购了新加坡邮政股权，是不是会跟我们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
　　《中国经济周刊》：在去年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访华时，中方表示愿积极参与马来西亚—新加坡高铁、马南部铁路建设。目前，马来西亚—新加坡高铁项目进展到了什么程度？
　　黄家泉：目前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新加坡到吉隆坡的高铁是势在必行的。我们希望可以用中国的技术。但这些都还没有完全落实的时候，我也不能够很确定地说跟哪一个国家合作，不过基本上我们认为中国高铁的模式最合适，不光是马来西亚，全世界都这么认为。因为中国的高铁技术在中国国内已经采用过，知道缺点和优点在哪里，改善了之后才拿去国外，那是可以信赖的一个高铁系统。而德国的一些高铁技术他自己的国家都没有采用过。当然，这个还有待做最后的鉴定。但我认为，在“一带一路”的体系下，不单是马来西亚，整个东盟都希望跟中国有更密切的合作，尤其是高铁的合作能够更加顺畅，使得泛亚高铁系统能够建设起来。
　　马来西亚经济健康，
　　希望扩大中国北方市场
　　目前面对一些政治困扰，也因此影响到股市、债券、货币衰弱，可马来西亚的经济贸易基础还是很坚强的。
　　《中国经济周刊》：当下马来西亚的经济，是不是处于一个比较艰难的时期？
　　黄家泉：我必须要告诉你的是，根据8月份我们的贸易数据，660亿马币出口，560亿马币进口，加起来当月的贸易量是1200亿马币，盈余是100亿马币。在马来西亚3000万人口的国家，每月1200多亿马币的贸易量是很健康的。这说明贸易数字是健康的，经济基础也是健康的。
　　可惜我们目前面对一些政治困扰，尤其是我们政治的一些纷争，使得外资对我们保留一个观望的态度，也因此影响到股市、债券、货币市场，可是马来西亚的经济贸易基础还是很坚强的。最近世界经济论坛宣布，马来西亚利商的条件还是排在144个国家的第18名，从第20名进步到第18名。
　　《中国经济周刊》：您上任之后频繁地到中国来推动中马之间的经贸合作，目前看来，成效如何？
　　黄家泉：有些出乎我意料。当我看到一些数字时，我自己也不太相信。例如，在前不久南宁召开的东盟博览会上，我带了150多个中小型企业参会，整个博览会下来，他们的贸易量达到2亿多马币（约合3亿元人民币）。他们卖的是榴莲糕、白咖啡这样的产品，你不可能想到会有2亿这样大的一个量。这不但说明中国市场大，也说明我们的产品中国人是可以接受的。但目前，只有在中国南部的福建、广东、广西的博览会上，马来西亚才受到邀请。我最近也跟中国的商务部在谈，再往北，例如浙江、上海、北京，能不能也给我们一些机会来参与。当然我们也希望邀请中国北方的一些商家到马来西亚去。
　　《中国经济周刊》：过去一年，马航失事客机事件会不会对中马之间的经贸往来会有一定的影响？
　　黄家泉：那肯定会有的。马航事件对我们影响很大，特别是中国的游客少很多。我们也真的没有料想到事件的发生。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你总不能当它没有发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样，我们把马航重组了，原有的马航结束了，一个新的马航重组起来，各方面的管理更现代化。我们必须要把信心赢回来，使中国的游客、投资者和商家对马来西亚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