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曾说，使我改变除非是失去自由。监狱是人类想象中最不自由之地，然而有些时候监狱却也给了名人“自由”。监狱一方面剥夺了人身的行动自由，却从另一个角度将人从虚假、应酬、迷失自我中剥离出来。从臧天朔到高晓松、迟志强、褚时健、黄光裕等，这些文化名人、商业巨子无不因监狱生活改变，人生轨迹、性格性情出现巨大转变……
　　文化篇：
　　高晓松们的“文化禅坐”
　　代表人物：迟志强、高晓松、臧天朔等
　　最著名的“文艺犯人”莫过于歌手迟志强。1982年，24岁的演员迟志强到南京拍摄电影《月到中秋》，期间认识了一些高干子弟，一起跳贴面舞，看内部小电影，后被邻居举报。1983年10月，迟志强因“流氓罪”被判监禁4年。狱中创作的《铁窗泪》、《愁啊愁》成为当时的“悔过自新”宣教歌，传唱大江南北，甚至成为他的代表作品和事业巅峰。
　　沙俄时期的文人被监禁往往会引发价值观的再思考，2011年5月17日，因危险驾驶致4车连撞、4人轻伤被判处拘役6个月的高晓松称：“看守所中度过的漫长的184天不是一场审判，而是一次救赎。”
　　北京东城看守所内设有图书馆，可以在阅览室自由阅读。据管教民警称，高晓松服刑期间特别爱学习，似乎有“静坐常思己过”的味道，每天除了正常的思想政治学习外，还到图书馆读书看报。他在图书馆见到唯一的一套中文版《大英百科全书》时非常惊喜，每天都坚持阅读。另外，他还翻译了马尔克斯晚年的小说《昔年种柳》的片段。
　　同时，高晓松在没有琴、音响设备的情况下，创作了一首歌《如梦令》，还为崔永元的纪录片《我的抗战2》制作主题歌。
　　“人生不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狱中高晓松重新梳理了自己“声色犬马、浑然麻木”的生活，下定了决心规划自己以后的人生：“更加坚定了不做生意，不成立公司，坚定了只卖艺。因为人生已经过了一半，能够有创造力的时间也就剩十几年，我已经入行18年，我猜最多再有18年，所以60岁会去教书。再有就是对钱看淡了很多，我本来就看得很淡。我大概是我认识的人里面这岁数唯一没买房子的。买点衣服，给老婆买买包，吃吃饭，能花什么钱？这两件事都对，我出来之后更加坚定这个想法。再有我对自己说，以前所有那些傻事，即使不坐牢到了40多岁也应该改了。”
　　商业篇：
　　体制内外有别，重操旧业者多
　　代表人物：顾雏军、褚时健、管金生等
　　粗略数下最近十多年出狱的企业家或经理人，知名的就有18位。其中近年的顾雏军、李途纯、张海、黄宏生等人和早些年出来的则有褚时健、孙大午、乔赢、吴胜明等人十分受大家关注。
　　18人当中，有5人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称之为企业家，而只能说是国企高级经理人，分别是红塔集团前董事长褚时健、万国证券前总裁管金生、南方证券前总裁阚治东、三九集团前董事长赵新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前总裁陈九霖。
　　管金生选择淡出了公众视野。但他作为中国证券界“教父”级的人物，江湖地位还在，有机构向他发出邀请，他答应了。于是一边养老，一边做起财经顾问。他最近罕见的一次公开活动是在7月18日出席了一场讲述万国证券历史的新书发布会。管金生见到多位万国旧部时笑容可掬。
　　与管金生不同，阚治东选择重返资本江湖，玩转股权投资，一边是挑选华锐风电《-0.73% 资金研报》这种超级项目，一边与各省市地方政府结盟。他的个人品牌同样还在，加上熟悉体制内的游戏规则，官员们喜欢，国内外各种机构信任，可谓一拍即合。
　　5位国企经理人中的4位，出狱后或是不同程度地与体制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利用自己在体制内的余温获取资源。唯有褚时健这位出狱时已经74岁的老人，选择远离喧嚣，种起橙子，把果园视为自己一生遇到的最干净的土地。
　　剩下的13位民营企业家，出狱后的想法大多是“离政治越远越好”。孙大午走向企业幕后，甚至爱上了考古。一向张扬的健力宝前总裁张海，也刻意保持低调，几乎无人知道他的去向。天发石油创始人龚家龙曾被称为“中国民营石油第一人”。现在他仍对资源行业情有独钟，不过战场不再是国内，而是海外。他联合其他资本买下加拿大一油气公司，并兴致勃勃地描述他未来的资源王国“有石油，有钾矿，也有铀矿，甚至还有玉石”。
　　和龚家龙一样重操旧业的出狱富豪占到多数。当年赫赫有名的铁本钢铁创始人戴国芳于3年前创办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目标是“打造中国乃至世界最大镍铁生产基地”。
　　要论“正能量”，或说出狱后取得成绩大小的话，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最值得一提。在香港监狱服刑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性格——从一个原先极权、霸道、自我的企业掌门人，蜕变为懂得授权、善于分享、热衷激励的“隐形船长”。黄宏生出狱首年，在全球彩电产量萎缩的背景下，创维营收却大涨34%；他更是通过分拆上市的方式（拟将一家上市公司拆为三家），给团队内部创业的机会。最新的消息是8月6日，外界猜测良久的创维机顶盒业务分拆上市方案出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