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爱面子,你给他面子就是给他一份厚礼。有朝一日你求他办事,他自然要“给回面子”。所以说,在人际交往中,给人留面子很重要。但是,有些人说话不注意分寸,往往很伤人面子,其结果只能使自己受害匪浅。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找人办事要依赖一个“情”字,无情无缘,你就是磨破嘴跑断腿,他也不可能帮你。怎么样才能与人建立“情”,维护“情”呢?俗话说“一根烟交一个朋友,一句话失去一个朋友”,朋友好交,一根烟就能搞定,难的是该怎么样维护与朋友的感情。这可是一门不好学的学问。一句不得体的话,说不定就会使朋友颜面尽失。这样,你与朋友的关系也就到头了,有什么事你找他帮忙,估计他也不可能帮你了。
　　曾国藩在年轻的时候说话就很没有分寸,喜欢直来直去,“每每总是话过多”,而且常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不给朋友留一点情面,结果得罪了不少人。
　　其实他也很清楚自己“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与朋友的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
　　当朋友在一起切磋学问的时候,曾国藩又常常自恃才高,强言争辩,目的是“压倒他人,获取名誉”。争强好胜,一般年轻人都有这样一个特点,但曾国藩自己承认,“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也常常反省自己这种心理什么时候才能根除。
　　一次,窦兰泉来找曾国藩切磋学问,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吐,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两人观点不合,大吵起来,结果不欢而散。《日记》中说:“我与他观点不一致,反复辩诘,我自己不服气,反倒怀疑他做学问不虚心,为什么要明处责备他而在私下责备自己呢?看来是我涵养不够啊。”
　　道光二十二年一月的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拜亲访友,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说话又一不小心,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还没有散,曾国藩就“宜速归”,他简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随即又到何子贞家,跟何子贞又吵了一架。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夜晚时分又与汤鹏一同到何子贞家下围棋。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当天他在《日记》中说: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适立崖岸,谁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通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病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要语,明神及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由于曾国藩说话武断,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与欧阳兆熊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欧阳兆熊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说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啊!
　　曾国藩性格耿直,又不听人劝,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也拿他没有办法,只有岱云敢于揭破。一天,岱云找到曾国藩,两个人聊了很长时间,开始的时候曾国藩又口若悬河,讲了很多自己做不到而要求别人做到的话。岱云见曾国藩没有一点改变,只好将话揭破,点出曾国藩说话不顾他人情面的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育也。又言余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龌龊,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过生日,小珊也来了,席间曾国藩说话又冒冒失失的,这些都被父亲看到了。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面子的话。曾国藩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亲自去给好朋友小珊道歉。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与我意见不一致,仔细想来都是我的过错。如果我以往能够忠信待人,又何至于现在人人都不相信我?如果我以往能够以礼待人,又何至于现在人都说我的坏话?仔细想想,这都是我的过错。谨记于此,引以为鉴。”
　　曾国藩的父亲在北京与儿子住了一段时间,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也很挂心,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来信内容:
　　“父亲教我保身三个秘诀: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说道凡与人交往,只看到别人的短处而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就必然会与人发生口角。为人要谦逊,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对你是有益而无害的。”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劝导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三十三年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只让自己的下属出来代替自己陪客。他承认“应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学,“尤悔并生”。
　　生活中,人们总是时时、处处维护自己的面子,“人活一张脸”,为了这张脸,可以做出常理之外的事。在知道人们是如此的注重面子之后,那我们又该怎么做呢?尽量避免在公众场合使你的对手难堪,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做出任何有损他人颜面的事。做到了这些,你也就交到了真心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