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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也许，记得当年《文摘周报》报眼位置那则“寻找中国最佳梦孩”广告的人已经不多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则广告发出后，每天都有几十封信寄到黉门街79号。他们写來了自己的“梦”或“梦想”。其实做这个活动是受了国外一本畅销书的影响，那本书记录了五十个人自述的“梦境”。我们的想法是，通过征集1992年中国普通人的“梦”，评选出中国最佳梦孩，最后出一本书。老诗人孙静轩很有童心，多次表示，他就是“最佳梦孩”。
蓝马和杨黎都是有激情的人，由寻找“梦孩”为起点，又产生了打造“梦之船”的宏大构想。具体方案是，包一艘长江上的轮船，命名为“梦之船”，在船上开诗会，办画展，搞摇滚。我们把孙静轩封为“梦之船”的船长，把韩东、于坚、丁当、李亚伟、万夏等十余名青年诗人封为水手。为了获得官方支持，我们还把时任省作协副主席的吉狄马加封为大副。吉狄马加也是有童心的人，他很兴奋地给“船长”孙静轩手书了一个条幅，落款就是“大副吉狄马加”。
但是，没有钱这船下不了水。于是，蓝马又做出“长江论酒”的方案。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宜宾的“梦酒”厂应该是这艘“梦之船”的当然赞助商，他们应该有兴趣到长江上去和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和艺术家“论酒”。于是，我和杨黎乘火车到宜宾，找到了“梦酒”厂的老板。老板请我和杨黎观看了他们厂里职工表演的“红楼梦”歌舞，却并没在合同上签字。我们又坐船到重庆，企图说服长江航运局的官员，拿出一条船来让诗人和艺术家们“做梦”。但“长航”的官员很现实地拒绝了我们的“梦想”。
后来好多人问我们，“梦之船”怎么没开成？我们很尴尬。但是，若干年后，我看见一份资料，在诸多艺术门类中，有一种新兴的艺术，叫“方案艺术”。就是把一些构想和实施细则写成书面文案，但并不真正实施，是为“方案艺术”。我一下就乐了，原来我们无意中成了“方案艺术家”。但杨黎还是闷闷不乐，他说，我们本来是想要实施的。
其实，在黉门街79号，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方案艺术”。但我们确实是想要实施的，最后做成“艺术”，完全是迫于无奈。
2
我客居成都的生活，从黉门街开始。
那是1992年5月，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之后，全民创业热情得到空前释放，形形色色的公司如雨后春笋。我去北京出差，路过成都，经朋友一吹，就留了下来，合伙办起了公司，做起了跟全国人民一样的发财梦。
公司的地址就在黉门街79号。那栋楼房的房东，记得是一家国营种子公司。我们在二楼租了两间写字间。公司招牌叫BBB软工程公司，经营理念是：将你的梦，他的梦，串联起来，做成一个梦的网络。口号是：梦也是生产力。第一单业务：寻找中国最佳梦孩。
很热闹的一个年代。
就在我们租房的二楼，经常能看见一些瘦瘦高高浓妆艳抹的女孩穿着高跟鞋在走廊上咄咄咄地走来走去。原来，同在二楼租房的邻居是一家模特经纪公司。我的朋友吉木狼格将这些女孩戏称为长脚蚊，脚长手长，像蚊子一样成天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
28路公共汽车从黉门街穿过。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这路公共汽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为我们出行都是打的，压根不坐公共汽车。也不骑自行车。这风气是怎么形成的，谁也说不清。直到有一天，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蓝马说，这不像艰苦创业的样子。于是，他率先把原先在政府机关上班骑的那辆破自行车扛了出来。而我，杨黎，吉木狼格，就在黉门街的南桥商场一人买了一辆新的自行车。我觉得骑骑车也可以，但杨黎不喜欢。他经常会踹自行车一脚，骂一句土包子。而吉木狼格，他没表示喜欢与不喜欢，反正买来的车他压根就不骑，照常打的不误，因为他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1992年的黉门街，比现在狭窄，拥挤，凌乱。但实话说，也比现在鲜活，生动，富有朝气，而且浪漫。我们经常去的一家餐馆，名字记不得了，由于老板长得胖，我们叫它胖哥餐馆。这家餐馆不仅是我们一家公司的伙食团，也是很多家类似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的伙食团。伙食团的含义，一是每天固定在这里吃，二是吃了可以不付现钱，记帐，月底一次结清。当然，也有结不清的时候。胖哥通情达理，缓些时日再结也没关系。这情况不单我们一家公司是这样，我发现，好多西装革履的公司人，平常在餐馆高谈阔论，开口都是大数目的生意经，而到月底结不了胖哥的饭钱却是司空见惯。但胖哥无疑是赚了钱的。当我们的公司倒闭，黯然撤离黉门街的时候，胖哥的餐馆依然红火，这就是明证。这情形有点像当年美国人到西部淘金，淘金的人没淘到多少金子，卖铁镐和牛仔裤的人却发了大财。后来我想，如果那时候我们够聪明，够理智，就该在黉门街开餐馆，而不是把梦串联起来做什么BBB软工程公司。
在成都，过去，可能也包括现在，很少有人将黉门街的“黉”字读正确。一般都读成“huang（黄）门街”。这又应了一句俗话：四川人生得奸，认字认半边。倒是我的舅舅，他不是成都人，却一来就读对了那个“黉（hong，红）”字。他是我们老家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
3
杨黎把我喊到成都，凭的是他信中的一句话：“改革的风吹得如此之大，如此之大……”。而我，在不明白出来干什么的情况下，只带着随身衣物就“下海”了。我们买办公桌，电脑，每人还配了一只当时最时髦的通讯工具：BP机（传呼机）。我们最先去工商注册的公司名称是“BBB公司”，但因为有规定英文字不能做公司名，未获批准。后来是工商局的人给我们取了一个名字：成都广达软工程公司。曾有人开玩笑说，是广汉和达县的合资公司，意思是，这名字很土。但是，“软工程”这三个字却难倒了许多人。递上名片，解释半天，别人也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也就是，那个“软”，究竟“软”在什么地方？对于“软工程”蓝马曾经有过长篇的界定和阐释，但其言说的深奥和晦涩，与其“前文化”诗歌理论不相上下。后来我和杨黎在实际操作中，只好很实用地告诉别人，就是做广告的。
所以，我们的办公室也有了这样一条标语：“揭开中国广告业的第二篇章”。并不是我们的口气大，而是，“改革的风如此之大……”。 我们雄心勃勃。跟着，就成立了广达诗歌分公司、广达音乐分公司和广达语言分公司。我是诗歌分公司经理，老诗人孙静轩曾经问我，诗歌公司怎么赚钱？我说，不知道。事实是，诗歌公司没赚一分钱，倒是请不少诗人吃过饭。杨黎是语言分公司经理，语言也没赚钱，倒是提出了一个“梦也是生产力”的观念。吉木狼格是音乐分公司经理，而后来，我们真的在音乐上赚了点钱，为夜明珠汽车公司做了一盒歌带，我们自己作词作曲。其中几首还拍了MTV，在四川电视台播了一周。这盒歌带的主打曲是《嗨，的士》。1992年，我们只要揣着这盒歌带打出租车，在车上放给司机听，下车的时候，都不要我们付钱。也许，“街上这么多人/各自在回家/打开车门/关上车门/一扇扇的门/都不是我的家门”这样的歌词击中了他们内心的某处要害。
我和杨黎几乎每天骑车从黉门街79号出发，满城去寻找客户。但我们常常是无功而返。到夏天的时候，烈日下跑广告的滋味让人感到绝望。我和杨黎就是在这种绝望的心情下，想过要创作一首带摇滚风味的歌曲，歌名就叫《改革的路啊为什么如此艰难？》。
4
当我和吉木狼格及他夫人杨萍扛着新买的拖把、棉被，从三瓦窑供销社出来，往望江小区的出租屋行走的时候，我们戏称，我们是最后一个“人民公社”。
1992年，我和蓝马、杨黎、吉木狼格、尚仲敏等昔日“非非诗派”的朋友合伙创办了一个公司。但在外人觉得不可理解的是，我们在“公司”的名义下，却更加强化了“公社”的属性。我们都不拿工资。吃饭是公司统一付帐，住房由公司负责租赁，打车和通讯费也是公司报销，连我们抽的香烟，也是实行每人每月一条“万宝路”的供给制。更荒诞的是，作为诗人的我们，公司成立后是否继续发表作品，也已经不是个人的事。一次某杂志的一个朋友来向杨黎约稿，当时杨黎左顾右盼地回答说，这事情得集体研究一下。这位编辑朋友自然是既惊讶又困惑，以为杨黎是在开玩笑。
公司成立不久，便在杨黎的一再鼓动下，搞了一次大招聘。这事我还和杨黎有过分歧。我说，目前公司还什么项目都没确定，招那么多人干什么？杨黎说，有了人自然就有项目了。于是，我们仅仅在《成都晚报》打了一个中缝广告，就涌来几百人应聘。由于我们的招聘广告写得很有文学和理想的色彩，相应地，来应聘的人也很精彩。有抱着小提琴和萨克斯来应聘的，有在应聘时放开嗓子唱美声和通俗歌曲的，有把自己发表的诗歌和小说带来给我们看的。一位外地跑来成都的文学青年说，看见你们几个人，就有一种找到了组织的激动。记得招聘的第二天，一个从四川大学来应聘的人，年龄和我们相仿，我们便问他，认识胡冬吗？胡冬是“莽汉”诗派的创始人，毕业于川大。那人说，与胡冬是好得不得了的朋友。我们一听就激动起来，那还考什么考？胡冬的哥们，进来就是了。
你为什么要来应聘？这是我们在招聘时首先要问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对那些回答说为了挣大钱的功利者十分反感，而对回答说是为了实现一种人生理想的人比较满意。可以想象，我们最后确定留下来的，不是性情中人（比如喝酒、下围棋、对钱无所谓），就是文学爱好者。他们进来之后，也不拿工资。非但不拿工资，每人还向公司交纳两千元，名曰入股。每个人都是老板，换句话说，人人都是“公社”的主人。
不管赚不赚钱，这样一大帮人聚在一起，确实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有个叫陈康平的，毕业于西师音乐系，后来还成了我们的朋友。他不仅在喝酒上与我们十分合拍，且时不时有一些音乐界的“粉子”（成都话，粉子即美女）来公司找他，这当然也是我们十分爱好和欢迎的事情。
5
很多朋友后来问我，当年你们几个“非非”办公司肯定很好玩吧？我说是的，有点好玩。但这只是事后觉得，当时却是很认真，很苦逼的。
我们推举了“非非”理论家蓝马做公司的总经理。别笑，你肯定已经明白了我们是在怎样做生意的。我们一天中有两顿饭吃得很长。一是午餐，在黉门街的名为“胖哥”的馆子，把整个午休的时间吃掉。我在剧团工作了十年，有睡午觉的习惯，睡不成午觉的我，其精神状态可想而知。再就是晚餐，我们要工作到晚上九点或十点，才回到望江小区杨黎租的那套房子集體进晚餐。这一般要吃到凌晨两点左右。蓝马那时候已经戒了白酒，但他喝啤酒不醉，可以一直喝下去。我经常哭丧着脸说，睡觉吧，我受不了啦。蓝马因此给我取了个外号：何压倒。即睡眠压倒一切。
吃这么长的午餐和晚餐，有什么必要呢？我们在讨论公司的业务。每一次，对一宗业务的讨论，都可能转化为一场“语言”的讨论。我曾开玩笑说，蓝马企图建立一套“非非经济学”。我们纠缠着这些生意中的“语言问题”，其经商的步伐无疑比之真正的商人要艰难得多。事实上，那一段时间，我们根本没做成一笔像样的生意。但我们还是热衷于这种玄说和空谈。其实也不是我们所有人。一般，晚餐的时候，杨黎和吉木狼格一看蓝马喝着啤酒的架势，就躲到另一个房间下棋去了。我留在饭厅，便成了蓝马唯一的“语言交锋”对象。后来我跟杨黎抱怨说，每天都是我们几副颜色窝在一起，不出去走走，不去和更多的人交往，有什么意思呢？比如，我们为什么不去喝点咖啡呢？
1992年，成都已经有了许多酒吧和咖啡厅，但我们却从来没去过。比如蓝吧，锦水苑及一些酒店里的歌舞厅，都是感受九十年代新气象的好去处。但我们讨厌或者说害怕与陌生人结交。我们那时根本不像一群商人。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文人习气延误了许多“商机”。大家对此也不是完全没有警惕，所以才有后来新增加的一条公司规定：讨论工作问题不准用比喻。
大家开始实践这一规定。但没过多久，我们就意识到，不用比喻基本说不了话了。“非非主义”者在写作上是拒绝比喻的，但却做不到在工作讨论中放弃比喻。为什么？因为比喻可以让我们的话语显得委婉和模棱两可。我们其实都有话想说，但都不愿意直说。因为我们是朋友，不想伤朋友间的和气。还因为，我们其实都不懂市场。所以，以文学语言描述和理解市场，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后来，我做了一家夜总会的经营者。杨黎看着我一年365天都被套牢在夜总会里，就幸灾乐祸地说，这是报应，以前你不是吵着闹着想喝咖啡吗？
也许，记得当年《文摘周报》报眼位置那则“寻找中国最佳梦孩”广告的人已经不多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则广告发出后，每天都有几十封信寄到黉门街79号。他们写來了自己的“梦”或“梦想”。其实做这个活动是受了国外一本畅销书的影响，那本书记录了五十个人自述的“梦境”。我们的想法是，通过征集1992年中国普通人的“梦”，评选出中国最佳梦孩，最后出一本书。老诗人孙静轩很有童心，多次表示，他就是“最佳梦孩”。
蓝马和杨黎都是有激情的人，由寻找“梦孩”为起点，又产生了打造“梦之船”的宏大构想。具体方案是，包一艘长江上的轮船，命名为“梦之船”，在船上开诗会，办画展，搞摇滚。我们把孙静轩封为“梦之船”的船长，把韩东、于坚、丁当、李亚伟、万夏等十余名青年诗人封为水手。为了获得官方支持，我们还把时任省作协副主席的吉狄马加封为大副。吉狄马加也是有童心的人，他很兴奋地给“船长”孙静轩手书了一个条幅，落款就是“大副吉狄马加”。
但是，没有钱这船下不了水。于是，蓝马又做出“长江论酒”的方案。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宜宾的“梦酒”厂应该是这艘“梦之船”的当然赞助商，他们应该有兴趣到长江上去和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和艺术家“论酒”。于是，我和杨黎乘火车到宜宾，找到了“梦酒”厂的老板。老板请我和杨黎观看了他们厂里职工表演的“红楼梦”歌舞，却并没在合同上签字。我们又坐船到重庆，企图说服长江航运局的官员，拿出一条船来让诗人和艺术家们“做梦”。但“长航”的官员很现实地拒绝了我们的“梦想”。
后来好多人问我们，“梦之船”怎么没开成？我们很尴尬。但是，若干年后，我看见一份资料，在诸多艺术门类中，有一种新兴的艺术，叫“方案艺术”。就是把一些构想和实施细则写成书面文案，但并不真正实施，是为“方案艺术”。我一下就乐了，原来我们无意中成了“方案艺术家”。但杨黎还是闷闷不乐，他说，我们本来是想要实施的。
其实，在黉门街79号，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方案艺术”。但我们确实是想要实施的，最后做成“艺术”，完全是迫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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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客居成都的生活，从黉门街开始。
那是1992年5月，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之后，全民创业热情得到空前释放，形形色色的公司如雨后春笋。我去北京出差，路过成都，经朋友一吹，就留了下来，合伙办起了公司，做起了跟全国人民一样的发财梦。
公司的地址就在黉门街79号。那栋楼房的房东，记得是一家国营种子公司。我们在二楼租了两间写字间。公司招牌叫BBB软工程公司，经营理念是：将你的梦，他的梦，串联起来，做成一个梦的网络。口号是：梦也是生产力。第一单业务：寻找中国最佳梦孩。
很热闹的一个年代。
就在我们租房的二楼，经常能看见一些瘦瘦高高浓妆艳抹的女孩穿着高跟鞋在走廊上咄咄咄地走来走去。原来，同在二楼租房的邻居是一家模特经纪公司。我的朋友吉木狼格将这些女孩戏称为长脚蚊，脚长手长，像蚊子一样成天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
28路公共汽车从黉门街穿过。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这路公共汽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为我们出行都是打的，压根不坐公共汽车。也不骑自行车。这风气是怎么形成的，谁也说不清。直到有一天，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蓝马说，这不像艰苦创业的样子。于是，他率先把原先在政府机关上班骑的那辆破自行车扛了出来。而我，杨黎，吉木狼格，就在黉门街的南桥商场一人买了一辆新的自行车。我觉得骑骑车也可以，但杨黎不喜欢。他经常会踹自行车一脚，骂一句土包子。而吉木狼格，他没表示喜欢与不喜欢，反正买来的车他压根就不骑，照常打的不误，因为他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1992年的黉门街，比现在狭窄，拥挤，凌乱。但实话说，也比现在鲜活，生动，富有朝气，而且浪漫。我们经常去的一家餐馆，名字记不得了，由于老板长得胖，我们叫它胖哥餐馆。这家餐馆不仅是我们一家公司的伙食团，也是很多家类似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的伙食团。伙食团的含义，一是每天固定在这里吃，二是吃了可以不付现钱，记帐，月底一次结清。当然，也有结不清的时候。胖哥通情达理，缓些时日再结也没关系。这情况不单我们一家公司是这样，我发现，好多西装革履的公司人，平常在餐馆高谈阔论，开口都是大数目的生意经，而到月底结不了胖哥的饭钱却是司空见惯。但胖哥无疑是赚了钱的。当我们的公司倒闭，黯然撤离黉门街的时候，胖哥的餐馆依然红火，这就是明证。这情形有点像当年美国人到西部淘金，淘金的人没淘到多少金子，卖铁镐和牛仔裤的人却发了大财。后来我想，如果那时候我们够聪明，够理智，就该在黉门街开餐馆，而不是把梦串联起来做什么BBB软工程公司。
在成都，过去，可能也包括现在，很少有人将黉门街的“黉”字读正确。一般都读成“huang（黄）门街”。这又应了一句俗话：四川人生得奸，认字认半边。倒是我的舅舅，他不是成都人，却一来就读对了那个“黉（hong，红）”字。他是我们老家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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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黎把我喊到成都，凭的是他信中的一句话：“改革的风吹得如此之大，如此之大……”。而我，在不明白出来干什么的情况下，只带着随身衣物就“下海”了。我们买办公桌，电脑，每人还配了一只当时最时髦的通讯工具：BP机（传呼机）。我们最先去工商注册的公司名称是“BBB公司”，但因为有规定英文字不能做公司名，未获批准。后来是工商局的人给我们取了一个名字：成都广达软工程公司。曾有人开玩笑说，是广汉和达县的合资公司，意思是，这名字很土。但是，“软工程”这三个字却难倒了许多人。递上名片，解释半天，别人也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也就是，那个“软”，究竟“软”在什么地方？对于“软工程”蓝马曾经有过长篇的界定和阐释，但其言说的深奥和晦涩，与其“前文化”诗歌理论不相上下。后来我和杨黎在实际操作中，只好很实用地告诉别人，就是做广告的。
所以，我们的办公室也有了这样一条标语：“揭开中国广告业的第二篇章”。并不是我们的口气大，而是，“改革的风如此之大……”。 我们雄心勃勃。跟着，就成立了广达诗歌分公司、广达音乐分公司和广达语言分公司。我是诗歌分公司经理，老诗人孙静轩曾经问我，诗歌公司怎么赚钱？我说，不知道。事实是，诗歌公司没赚一分钱，倒是请不少诗人吃过饭。杨黎是语言分公司经理，语言也没赚钱，倒是提出了一个“梦也是生产力”的观念。吉木狼格是音乐分公司经理，而后来，我们真的在音乐上赚了点钱，为夜明珠汽车公司做了一盒歌带，我们自己作词作曲。其中几首还拍了MTV，在四川电视台播了一周。这盒歌带的主打曲是《嗨，的士》。1992年，我们只要揣着这盒歌带打出租车，在车上放给司机听，下车的时候，都不要我们付钱。也许，“街上这么多人/各自在回家/打开车门/关上车门/一扇扇的门/都不是我的家门”这样的歌词击中了他们内心的某处要害。
我和杨黎几乎每天骑车从黉门街79号出发，满城去寻找客户。但我们常常是无功而返。到夏天的时候，烈日下跑广告的滋味让人感到绝望。我和杨黎就是在这种绝望的心情下，想过要创作一首带摇滚风味的歌曲，歌名就叫《改革的路啊为什么如此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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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和吉木狼格及他夫人杨萍扛着新买的拖把、棉被，从三瓦窑供销社出来，往望江小区的出租屋行走的时候，我们戏称，我们是最后一个“人民公社”。
1992年，我和蓝马、杨黎、吉木狼格、尚仲敏等昔日“非非诗派”的朋友合伙创办了一个公司。但在外人觉得不可理解的是，我们在“公司”的名义下，却更加强化了“公社”的属性。我们都不拿工资。吃饭是公司统一付帐，住房由公司负责租赁，打车和通讯费也是公司报销，连我们抽的香烟，也是实行每人每月一条“万宝路”的供给制。更荒诞的是，作为诗人的我们，公司成立后是否继续发表作品，也已经不是个人的事。一次某杂志的一个朋友来向杨黎约稿，当时杨黎左顾右盼地回答说，这事情得集体研究一下。这位编辑朋友自然是既惊讶又困惑，以为杨黎是在开玩笑。
公司成立不久，便在杨黎的一再鼓动下，搞了一次大招聘。这事我还和杨黎有过分歧。我说，目前公司还什么项目都没确定，招那么多人干什么？杨黎说，有了人自然就有项目了。于是，我们仅仅在《成都晚报》打了一个中缝广告，就涌来几百人应聘。由于我们的招聘广告写得很有文学和理想的色彩，相应地，来应聘的人也很精彩。有抱着小提琴和萨克斯来应聘的，有在应聘时放开嗓子唱美声和通俗歌曲的，有把自己发表的诗歌和小说带来给我们看的。一位外地跑来成都的文学青年说，看见你们几个人，就有一种找到了组织的激动。记得招聘的第二天，一个从四川大学来应聘的人，年龄和我们相仿，我们便问他，认识胡冬吗？胡冬是“莽汉”诗派的创始人，毕业于川大。那人说，与胡冬是好得不得了的朋友。我们一听就激动起来，那还考什么考？胡冬的哥们，进来就是了。
你为什么要来应聘？这是我们在招聘时首先要问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对那些回答说为了挣大钱的功利者十分反感，而对回答说是为了实现一种人生理想的人比较满意。可以想象，我们最后确定留下来的，不是性情中人（比如喝酒、下围棋、对钱无所谓），就是文学爱好者。他们进来之后，也不拿工资。非但不拿工资，每人还向公司交纳两千元，名曰入股。每个人都是老板，换句话说，人人都是“公社”的主人。
不管赚不赚钱，这样一大帮人聚在一起，确实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有个叫陈康平的，毕业于西师音乐系，后来还成了我们的朋友。他不仅在喝酒上与我们十分合拍，且时不时有一些音乐界的“粉子”（成都话，粉子即美女）来公司找他，这当然也是我们十分爱好和欢迎的事情。
5
很多朋友后来问我，当年你们几个“非非”办公司肯定很好玩吧？我说是的，有点好玩。但这只是事后觉得，当时却是很认真，很苦逼的。
我们推举了“非非”理论家蓝马做公司的总经理。别笑，你肯定已经明白了我们是在怎样做生意的。我们一天中有两顿饭吃得很长。一是午餐，在黉门街的名为“胖哥”的馆子，把整个午休的时间吃掉。我在剧团工作了十年，有睡午觉的习惯，睡不成午觉的我，其精神状态可想而知。再就是晚餐，我们要工作到晚上九点或十点，才回到望江小区杨黎租的那套房子集體进晚餐。这一般要吃到凌晨两点左右。蓝马那时候已经戒了白酒，但他喝啤酒不醉，可以一直喝下去。我经常哭丧着脸说，睡觉吧，我受不了啦。蓝马因此给我取了个外号：何压倒。即睡眠压倒一切。
吃这么长的午餐和晚餐，有什么必要呢？我们在讨论公司的业务。每一次，对一宗业务的讨论，都可能转化为一场“语言”的讨论。我曾开玩笑说，蓝马企图建立一套“非非经济学”。我们纠缠着这些生意中的“语言问题”，其经商的步伐无疑比之真正的商人要艰难得多。事实上，那一段时间，我们根本没做成一笔像样的生意。但我们还是热衷于这种玄说和空谈。其实也不是我们所有人。一般，晚餐的时候，杨黎和吉木狼格一看蓝马喝着啤酒的架势，就躲到另一个房间下棋去了。我留在饭厅，便成了蓝马唯一的“语言交锋”对象。后来我跟杨黎抱怨说，每天都是我们几副颜色窝在一起，不出去走走，不去和更多的人交往，有什么意思呢？比如，我们为什么不去喝点咖啡呢？
1992年，成都已经有了许多酒吧和咖啡厅，但我们却从来没去过。比如蓝吧，锦水苑及一些酒店里的歌舞厅，都是感受九十年代新气象的好去处。但我们讨厌或者说害怕与陌生人结交。我们那时根本不像一群商人。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文人习气延误了许多“商机”。大家对此也不是完全没有警惕，所以才有后来新增加的一条公司规定：讨论工作问题不准用比喻。
大家开始实践这一规定。但没过多久，我们就意识到，不用比喻基本说不了话了。“非非主义”者在写作上是拒绝比喻的，但却做不到在工作讨论中放弃比喻。为什么？因为比喻可以让我们的话语显得委婉和模棱两可。我们其实都有话想说，但都不愿意直说。因为我们是朋友，不想伤朋友间的和气。还因为，我们其实都不懂市场。所以，以文学语言描述和理解市场，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后来，我做了一家夜总会的经营者。杨黎看着我一年365天都被套牢在夜总会里，就幸灾乐祸地说，这是报应，以前你不是吵着闹着想喝咖啡吗？